沈家本是深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本书作者以传记的形式，记录了这位法学大家的生平经历，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法学发展的历程。

沈家本字子惇，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即公元1840年8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归安县（即今湖州市属）的一个书香之家。归安古称吴兴，北濒太湖，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著名的渔米之乡。明清之际，这里人才辈出，该地域的文人士风显然对沈家本青少年时期的致学及后来的仕途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沈家本的父亲沈丙莹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同年补官刑部陕西司主事，在刑部一待就是十二年，虽然律例娴熟，可是升迁并不顺畅，始终不过司员而已。其后外放贵州任地方官，终因不善逢迎而罢官归里。

同治四（1865）年，沈家本乡试中举，时年二十五岁，可谓青春得意。但其后近二十年的时光里却三科会试不第，因而便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时文八股之上，屡败屡试，终于在光绪九（1883）年得中进士，时家本已年届四十三岁，只能说是大器晚成了。

沈家本考取进士以前，已在刑部任候补郎中多年。金榜题名以后，历任刑部郎中、刑部奉天司主稿兼秋审处坐办、律例馆帮办提调、协理提调、管理提调，专力于案牍奏谳之学，"以律鸣于时"，是当时著名的律学专家。光绪十九（1893）年冬外放天津知府，光绪二十三（1897）年夏又调任保定知府。光绪二十六（1900）年，家本升署直隶按察使。这一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庚子拳变（即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据保定，沈家本亦被拘押近四个月之久。

光绪二十七（1901）年十月，劫后还都，沈家本出任刑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实为刑部当家"堂官"，主持部务，开始了沈家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次（1902）年春，清廷下令参照西式法律修订新律，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举荐下，沈家本出面负责具体的策划实施。此后的10年里，家本先后与伍廷芳、俞廉三等联手主持修订了十余部新式法律或法律草案，同时还他主持或参与了清末删改旧律、司法体制改革、翻译各国法律、筹建新式法律教育及与立法相关的出国考察和国内调查等项事务，堪称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代表和化身。

1913（民国二）年6月9日，沈家本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第二章 青年时代

第三章 科考和刑曹生涯

第四章 天津和保定任上

第五章 执掌刑部

第六章 奉命修律

第七章 翻译各国法律和法学著作

第八章 改造旧律

第九章 首任大理院正卿

第十章 修订法律大臣

第十一章 考察日本法制

第十二章 聘请日本法学专家

第十三章 主持民商事习惯凋查

第十四章 制定近代意义上的诉讼法

第十五章 创设律师和陪审制度

第十六章 制定《大清新刑律》

第十七章 礼法论争

第十八章 近代民商法体系的创设

第十九章 近代狱政制度的创设

第二十章 创建、主持京师法律学堂

第二十一章 北京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

第二十二章 整理旧稿

第二十三章 袁世凯的法律顾问

第二十四章 博古通今的法制冰人

沈家本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从六月初八日到达贵州以后，沈家本在其父铜仁知府任所一面帮助其父料理府中事宜，一面认真准备科考，并陶醉于山城铜仁的旖旎风光中。

然而，好景不长。沈丙莹从安顺府到达铜仁府后，正值铜仁邻郡思州府属之路溪教发动起义。他越境作战，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先大夫权贵州之铜仁府事，地邻思州府属之路溪。教匪谋于路溪，举旗起事。先大夫调知之，预为备。贼至，亲乘城守御，炮毙其悍酋。贼退，聚路溪。复亲率团勇，越境攻之，贼散走，次弟擒获著名匪首数十人，事遂定。”但是，就在他镇压路溪教军起义以后，当时的贵州贵东道道员韩超，路经铜仁，“有所希望于先大夫”。然而，沈丙莹因正忙于筹兵筹饷，没有给韩超送礼，韩超为此怀恨于心。

韩超，字南溪，直隶昌黎人，道光时即发贵州为官。在战事频频的贵州，起家于武职的韩超，回到省城贵阳即官运亨通，署贵州按察使。韩超当权以后，沈丙莹的铜仁知府一职，即由韩超门生王云所取代。“王云者，湘中小吏，以资得官，曾以四百金执挚于韩门下者也。”十二月，韩超由臬司(即按察使)权巡抚事，“先大夫返省闲居”。就这样，“疆吏攘其功以与私人，先生(指沈丙莹)若未尝有劳焉，旋以劾去”。

官场如此险恶，黔局如此混乱，沈丙莹在只身前往贵州的同时，打发家人离开铜仁。就这样，沈家本在滞留铜仁半年以后，即于十二月初八，踏上了前往湖南长沙的漫漫长路。十二月二十五日，护着母亲，带着弟妹，历经兵荒马乱的沈家本，终于进入长沙。

在长沙住所东茅巷彭宅，沈家本一面随时探听贵州的消息，一边则“放怀且读古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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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颉、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硅、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赘、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万 斌

                   2003年春于杭州

在接受写作本书的稿约以后，原本打算采用纯文学的写作方法，向读者讲述近百年以前有关沈家本的24组“故事”，以组合成全书24章。但是，也许是曾经受法史学研究严格训练之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法制冰人——沈家本传》，显然还带有明显“史料学派”的痕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我不知道，我所付出的加倍辛劳是否使本书增添了些许首肯度?

后人显然记住了中国法制现代化之父——沈家本。早在1940年，沈钧儒先生(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就曾倡议举办沈家本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终因战乱等原因而未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峡两岸更是分别举行过多次沈家本纪念活动。先是海峡两岸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召开了沈家本法律思想学术研讨会，以纪念沈家本诞辰150周年和152周年，后于沈家本逝世90周年之际(2003年)，中国政法大学与湖州市人民政府又联合举办了一次“沈家本与中国法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法学大家李贵连先生，则更是身体力行，先后撰著出版了《沈家本年谱初编》、《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沈家本年谱长编》、《沈家本传》和《沈家本评传》等著作，使沈家本由一个几十年问不大为人们所提起的“蒙尘古董”，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人物。

有机会为一个在中国近代法史上最为重要的浙籍法学家作传，自然是身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的责任和荣幸，但漫长的写作过程，其实也是我再受教育的过程。直到本书搁笔，我最深的感受还是如黄静嘉先生所云：“当年，沈氏面对过时的义理及旧势力之阻挠，所表现之道德之勇气及坚毅，以及其卓越的吸收新知取精用宏之能力，其高瞻远瞩及超前立法”，确实足以令后人“深思和效法”!

本书的写作曾得到北京大学法学院李贵连教授、台湾联合律师事务所所长黄静嘉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孙笑侠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越文化研究所所长卢敦基研究员和恩师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王立民教授的帮助，更得益于沈家本后裔、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沈厚铎教授仙人指路般的点拨。沈教授还慷慨地向本人提供了诸多珍稀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并衷心祝愿他们健康、快乐、长寿!

                          陈柳裕

                        2005年10月25日

沈家本是深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杨鸿烈

当代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的法律体制，前民国时代的法律体制，从宏观上看基本上仍维持在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所奠定的大框架之内。

                         ——苏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