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是苏联解体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车臣是俄罗斯的政治黑洞,也是权力的祭坛。车臣,甚至也是外部势力削弱俄罗斯的阴谋,是大国争夺高加索的一个步骤。
车臣战争爆发至今已经十年过去了,至今也并没有在完全的意义上结束,而有关车臣问题仍然存在许多认识的盲点。在很长的时期内,车臣危机爆发的一些台前幕后,大约对于许多当代人来说,都将是一个谜。它涉及一些肮脏的阴谋,涉及至今仍然活跃的某些集团和个人。若是公布将会彻底推翻以往的宣传和定论,一些人将因之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即或是俄罗斯学者,我们无法获知这些致命的秘密。它对于普通人而言,具有震撼性的认识价值,而对于当事人,则宁愿其在记忆中速朽。
本书试图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国际政治理论、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解决以下主要问题:考察车臣危机的根源、实质,并做出学理分析和解释;论述车臣危机对车臣与俄罗斯的社会政治所导致的后果;分析其现状及前景。
本书全面考察了导致车臣危机爆发的各种因素,并将其明确归结为五个因素。当然,所有这几个因素并非平均发挥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上,分别起了不同作用。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车臣人的起源与早期俄罗斯——车臣关系
车臣人概况
车臣人:从蒙影中走来
大国关系中的车臣人
高加索战争前车臣的经济社会状况
伊斯兰教传入车臣及车臣的伊斯兰化
早期俄罗斯—车臣关系
第二章 沙米尔伊玛玛特(имамат)与车臣归并俄罗斯
沙米尔及其伊玛玛特(имамат)
沙米尔伊玛玛特解体及车臣归并俄罗斯
俄罗斯帝国对车臣和北高加索的管理
第三章 十月革命后车臣的政治法律地位:1917—1944
艾米尔国
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山民联合同盟(1917-1918)
山民共和国(1918-1920)
苏联时期车臣的行政建制
第四章 流放车臣人:原因、历史事实与后果
斯大林流放各民族的阶段及其背景
车臣人叛变情形严重
流放车臣人的步骤
车臣人在流放地
车臣人的平反与返乡
流放导致的严重后果
平反: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五章 车臣危机中的现实因素
车臣的经济危机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车臣政治失控
民族主义:车臣人的双刃剑
莫斯科:车臣危机的策源地
第六章 车臣危机:阶段、特点
“车臣革命”
危机各阶段
第七章 车臣危机中的伊斯兰因素
俄罗斯:伊斯兰复兴
瓦哈比派与车臣伊斯兰激进化
车臣伊斯兰激进化:实质与后果
第八章 俄罗斯人眼中的车臣人:文化差异与政治学
第九章 车臣危机与外部因素
车臣危机是西方的阴谋
高加索地区对车臣问题的态度
反俄宣传:台前与幕后
车臣分裂派的资金来源
西方、俄罗斯、伊斯兰世界:文明的冲突
第十章 车臣危机的后果
车臣:俄罗斯滑向谷底
车臣的人权状况
车臣决定俄罗斯命运?
军事手段的相对性
车臣与恐怖主义
当代俄罗斯的车臣回忆
第十一章 车臣的现状与前景
俄罗斯重新控制车臣
卡迪罗夫、马斯哈多夫及其他
恐怖升级:别斯兰人质事件
俄罗斯:别斯兰之后
车臣的前景
第十二章 大国在高加索的争夺:现状与前景
车臣在高加索的链条上
高加索:大国角逐的前沿
外高加索国家概观
外高加索三国的地缘政治现状
问题与前景
第十三章 高加索统一:构想、实践及前景
高加索统一:思想及其历史回顾
一体化的现实需求
“高加索邦联”运动与高加索统一的方案
高加索统一:现实性及其前景
车臣大事记
参考文献
后记
高加索战争前车臣的经济社会状况
在任何地方,自然地理条件都决定着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面貌,而对于车臣先民们的经济或社会活动来说,地理因素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高加索地区的地形分为平原、山区、高山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车臣人在平原地区从事农业耕作,而在山地则放牧。16到18世纪,瓦依那赫人主要从事放牧和农业。平原和山麓的自然条件适于种植,并且可以稳定地获得较好的收成。山地和平原借助一些器具进行人工灌溉。由于土地奇缺,山民们还必须垦荒,有时候大小“不超过一顶斗篷大小”。车臣人养牛、马、兔,车臣山民主要放牧,然后用肉、油脂、骨头与平原居民换取粮食和手工艺品。车臣人还从天然或人工的油井里开采石油,用于医治皮肤病、润滑车轮,或者运到俄罗斯市场上出卖。到18世纪末期,农业成为车臣平原地区的主要经济形式。平原车臣人播种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十分丰富,包括小麦、大麦、黍、玉米、黑麦、烟草、大麻等等,甚至还有蔬菜和瓜果:黄瓜、南瓜、西瓜和洋葱。但是,农业并非车臣人经济活动的全部,在一些地方,畜牧业占主导地位。资料表明:19世纪40年代,仅仅是捷列克河上游地区的一些车臣人就有20多万只羊,平均每家有100多只。平原地区的车臣人向库梅克人进贡绵羊,而且他们的主要食物是肉食,可见,车臣人的经济活动是农业和牧业并重,相互补充,而在具体的地方则有所偏重。农业是车臣人较为熟悉的和擅长的领域,而且收获较有保障,但畜牧业就是另一回事情。车臣境内森林茂密,没有优良牧场,发展畜牧业受到制约。
大约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车臣人从高加索山脉北坡移居到松日河与捷列克河之间、古杰尔梅斯与佛尔坦戈河之间的地区,开始了新的经济活动。这里的自然条件不同于山区,而车臣人就是这样赶着羊群来到了平原。至少在移居的初期,畜牧业是车臣人的主要经济部门。有研究者指出,来到平原的车臣人将畜牧业作为必需的生存手段,首先从事畜牧业。山脚下的地理条件要求车臣人采用新的耕作方法,而习惯于山地条件的车臣人掌握新的耕作方法还需要时间。此外,山麓的土地是生地,需要长期开发才能播种收获。直到19世纪初期,车臣平原的土地状况仍旧不适合种植农作物。高加索战争的参加者回忆说,在从格罗兹尼到沙米尔官邸的广大地区,遍布密密麻麻、难以通行的森林,这些地区是典型的硫磺地,不适合种植。为了养活牲畜,也为了防范偷窃牲畜等现实威胁,车臣人结成一些小型农庄,但是车臣人的农业生产技术还是非常之低。苏联时期的历史学家的结论是:到19世纪上半期,车臣人的经济活动仍旧以牧业为主要特色,而农业和牧业并存。车臣人始终没有将自己的经济活动彻底转向农业,直到高加索战争之后,车臣社会才出现了商品货币关系。
由于经济活动形式的变化,车臣人的社会组织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在车臣山区,一直存在着由几个相邻村社组成的所谓“自由社会”。在车臣乃至北高加索地区,最典型的社会组织方式就是所谓的泰普结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宗法制的社会集团;泰普之下则是若干个大小家庭。车臣社会还盛行血亲复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实际上是适应了当时极为低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通过泰普组织,保护因生产力低下而导致的脆弱的经济。此外,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的话,那也许就是北高加索山民中盛行的“掠夺经济”:不同泰普、不同民族之间互相攻掠,抢夺牛羊财物,而且在山民社会中,观念上并不以为耻辱;而那些从事掠夺常常有所斩获者,往往被同族人视为英雄——确实,他们是一些以此为荣为乐的好汉。车臣人在小范围内,通常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建立起了有效的组织,但是总体看却是四分五裂,又身处许多具有攻击性的民族或部落,如库梅克人、诺盖人、卡巴尔达人中间,随时会遭受侵害。为此吃过许多苦头:曾经有一段时间,来自车臣邻族的骑士好汉将掠夺、打劫车臣人视为一个真正的节日处在这种生存环境下,车臣人开始认同这种弱肉强食的哲学。19世纪上半期,随着经济发展,“自由社会”内部发生了分化。村社首领、宗教人士、军事领袖等组成了车臣社会的上层,他们经济上富足优越,可以自由分配财富,社会地位显赫,但是渴望更加优裕的生活,并且以血亲关系为拖累,希图摆脱。还有一些普通平民,靠勤恳劳作为生;此外,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陷入贫困的成员,从而就会导致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组织的变化。
宗教人士与世俗政治人物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宗教界人士在社会中享有很高威望,主管着信徒的精神生活,裁决诉讼,等等,希望建立教法以维持社会秩序;而汗和别克则竭力保留习惯法来组织社会生活。同时,汗与别克之间以及各“自由社会”成员间经常因财产、土地发生纠纷。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甚至发展为武装冲突,因而就出现了政治危机。随着危机状况的不断发展,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社会就需要一个统一、稳固的政权来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结束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否则社会就会在无休止的冲突中毁灭。同时,来自北方的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也正在持续其征服进程,逐渐向北高加索地区推进,这对于北高加索各部落是一个现实威胁。俄罗斯威胁成为一个催化剂,外敌当前,北高加索各个部落统一和联合的趋势加快。在与俄罗斯敌人的斗争过程中,北高加索各部落萌发民族意识,逐渐形成民族。P9-11
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位于高加索山脉北侧,与格鲁吉亚隔山为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万。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区,近年来在世界各类报刊媒体上,“车臣”一词可说是曝光最为频繁的字眼之一: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俄罗斯政府为了避免国家的分裂,出动数十万军队对车臣先后发动了两次战争,以伤亡数万人的代价,虽然消灭了非法武装的主体,但那里的斗争至今没有平息,局势依然动荡不安。更为使人痛心的是恐怖事件层出不穷,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活动猖獗,袭击俄军哨所,炸毁军车……每每伤及无辜。其中较为重大的事件就有:2002年8月,俄军一架米一26直升机被车臣武装分子击落,造成100多名军人丧生;2002年10月23日,数十名车臣武装分子在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剧院将800多名正在观看演出的观众和演职人员劫为人质。130名人质不幸丧生;2003年12月6日,俄罗斯南部接近车臣地区的一列行驶中的客运火车发生炸弹爆炸案,至少40人死亡,150人受伤;2004年2月,莫斯科地铁爆炸,造成39人死亡;5月9日胜利日庆祝活动中,车臣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再次制造恐怖爆炸事件,车臣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卡迪罗夫和俄高加索联合集群司令巴拉罗夫被炸身亡……就在今年(2005年)10月,约150名车臣武装分子对俄罗斯南部城市纳尔奇克的军警机构发动闪电袭击,并与安全部队发生枪战,造成至少12名平民死亡,64人受伤……
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恐怖事件,无法不引起世人的揪心。人们关注车臣问题,不仅是好奇,而是出于对那里所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伤及大量无辜百姓的人文关怀;是对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的重新组合对世界局势发展影响的重新思考;更是试图吸收和汲取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我想,这就是侯艾君博士这本《车臣始末》著作出版的现实意义。
可以从多个方面、多种角度分析车臣问题,如关于车臣问题的现状、车臣问题的前景等等。本书作者的重点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结合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国际政治理论、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考察车臣危机的根源、实质;论述车臣危机对车臣地区、俄罗斯社会政治所导致的后果;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现状及前景。
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导致车臣危机的根源。
第一,历史根源。作者从19世纪沙米尔建立教权国家以及反抗俄罗斯侵略的历史,揭示了车臣与俄罗斯的历史恩怨;30年代不考虑车臣人民的传统习俗和固有生活方式,强制集体化破坏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招致当地人的反抗;1944年将整个车臣民族流放、之后又为其平反、允许其返回,产生许多遗留问题,导致消极后果……这是导致今天车臣危机的深刻的历史根源。
对这一点,当今许多史学家也,都是注意到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车臣民族的“离心”倾向这个结论上,而是注意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车臣民族在十月革命归并苏维埃政权后,由于社会经济所取得的重大发展而具有的“向心”倾向。在苏联时期,车臣民族进步迅速。车臣初步建立起包括石油开采、石油加工等在内的工业体系;文化教育迅速发展,建立了许多学校、研究所。使大多数车臣人摆脱了文盲状态,1920年到1940年,识字率从O.8%上升为85%,社会生活也得到长足发展。这是一种辩证分析的态度。
即便对于当今大肆渲染的流放车臣民族事件,作者也不囿于固有结论,而是对该一事件作了仔细考察,从而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指出这一事件事出有因。在卫国战争前后,苏联领导人把曾经投敌叛国的车臣人、不仅是车臣人,也包括叛国的俄罗斯人流放。但车臣人几乎是整个民族被流放,这是苏联领导人的责任,作者也对此进行了分析。所以,作者认为,虽然历史因素具有导致车臣走向分裂的前提,但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却来自现实。因为“历史上的消极因素可以通过现实中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得当的政策加以扭转和纠正”,这个结论颇有见地。
第二,现实因素。本书认为,现实因素才是引发车臣危机的直接原因。作者明确指出:“车臣危机的公开爆发,首先源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由于他主张的不受限制的“公开性”,对车臣历史的片面解释使苏共置于被审判、谴责的地位;车臣各种政治反对派的公开涌现极大地削弱了车臣共.和国党政机构的权威性;车臣分裂派领袖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利用苏联解体进程中的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社会的混乱无序状况,挑战俄罗斯中央的主权。所以,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带来的消极后果激发了车臣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膨胀,影响了车臣社会政治进程。’
作者还指出,另一现实因素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联盟国家主权的削弱。戈尔巴乔夫在欲与各加盟共和国共同签署“新联盟”的条约中,由于给予自治共和国与加盟共和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而煽动起了民族分裂情绪;而当时身为俄罗斯联邦首脑的叶利钦则对各自治共和国允诺“你们想要多少主权,就可以拿多少”,实质上是对苏联宪法的致命一击,使原本摇摇欲坠的联盟国家雪上加霜。
此外,俄罗斯当局在两次车臣战争中指挥不当、应对乏力等等情况,也是造成今日车臣民族矛盾尖锐的现实因素。
第三,外部因素。尽管内因是车臣危机的决定性原因,但绝不可忽视外部因素——主要指西方国家在其中的作用。作者特别分析了西方国家的“西化战略”。指出:西方情报部门的意图是:弓l爆“车臣革命”的“民族炸弹”,从而在北高加索地区引发连锁反应。表现在:促使车臣民族矛盾激化、为反对派提供资金、甚至直接出面庇护分裂分子,等等。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车臣问题之所以呈现出如此复杂的局面,与大国在高加索地区的争夺紧密相关。
之外,作者在书中还分析了影响车臣危机的宗教、文化差异等等因素,向读者全方位地揭示了车臣危机产生、发展的根源。
在此基础上,作者预示了解决车臣危机的前景:俄罗斯民族和车臣民族都需要走出车臣问题的死胡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残酷的民族对抗对双方都没有益处。作者指出:“杜达耶夫等车臣分裂分子导致的后果是悲剧性的。车臣民族并没有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相反,却变成少数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手中的筹码,并在民族冲突中蒙受巨大损失,元气大伤。”车臣民族的前景决不是如分裂分子所鼓吹的“与俄罗斯血战到底”,“恐怖袭击这种自杀式方式不仅为车臣人招致恶名,也导致玉石俱焚”;同时俄罗斯当局在解决车臣问题上政策也应当更为灵活。作者指出:“只有实现车臣民族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性和解才是解决车臣问题的唯一出路。”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利用他在吉尔吉斯斯坦留学期间所搜集的资料写作而成。作者用功甚勤,治学严谨。所以,本书无论在学术深度上、资料运用上都达到一定水准,值得一读。
这本专著是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年;如果从开始撰写学位论文算起,已经过去了五年;而对车臣危机产生兴趣并不断关注,则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这是我的第一部专著,如果将其视为一项工程,那么,可以说,其图纸、材料、装饰等都是由自己独立完成的,这件工作极大地满足了我的个人兴趣。写作以及出版过程中的艰辛和曲折,不足为外人道。此刻,我可以说,我对所有这些都表示由衷的感激和赞叹。造就我们的,恰恰是那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历练。对于生命中一切的丰饶与苦难,都应该表示感恩,这是我们普通人也应该具备的德行。
此时此刻,我只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谢。
感谢导师。对我的写作悉心指导,牵挂我的成长、成熟。
感谢同事、朋友们。
感谢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最终成型付出心血。
感谢所有这些智慧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