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写“食”还是论“色”，汪曾祺在对人生两大欲望的书写中，传达出他对这纷扰人世的永无止境的热爱。在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要经过一条大街和一条弯曲的巷子。他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东看西看。街道上的店铺、人物都让他感动，因为在其中有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气息。这种气息就是生活的气息。这种气息，让汪曾祺感动了一生。打开本书，相信你也能从中有所体会。

本书所选，包括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小说部分，分为三辑。第一辑“故里杂记”，所选多为汪曾祺以自己的故乡高邮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第二辑“他乡寄意”，包括汪曾祺以西南联大、五十年代下放等不同时间段的人生经历和见闻为素材的小说；第三辑“一种小说”，收入的多为汪曾祺在文体和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带有试验意味的小说。散文部分，分为五辑。第一辑“翠湖心影”，所写均是对西南联大时期生活的回忆；第二辑“自报家门”，收入汪曾祺谈论自己生平的文章；第三辑“四方食事”，为作者的美食文字；第四辑“晚翠文谈”，为汪曾祺谈论评析作家作品、文学创作的文字；最后一辑“草木春秋”，有关于草木鱼虫的、也有怀人怀事的，总的看来，都能显示汪曾祺作为“杂”家的写作特色。

序言

小说

故里杂记

 受戒／14

 大淖记事／36

 异秉／57

 徙／71

 鉴赏家／95

 八千岁／104

 薛大娘／122

他乡寄意

 鸡毛／130

 职业／140

 星期天／147

 羊舍一夕／163

 七里茶坊／194

 云致秋行状／211

一种小说

 复仇／240

 绿猫／251

 金冬心／273

 捕快张三／281

 樟柳神／285

 鹿井丹泉／292

散文

翠湖心影

 翠湖心影／296

 泡茶馆／303

 昆明的雨／312

 跑警报／316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324

 金岳霖先生／333

 新校舍／338

 七载云烟／346

自报家门

 自报家门／360

 随遇而安／372

 我的家乡／382

 《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390

 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397

 文章杂事／405

四方食事

 故乡的食物／412

 家常酒菜／427

 四方食事／433

 萝卜／441

 故乡的野菜／446

晚翠文谈

 短篇小说的本质／454

 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469

 小说的散文化／479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484

 万寿宫丁丁响／495

 宋士杰——一个独特的典型／500

草木春秋

 花园／512

 关于葡萄／522

 颜色的世界／531

 葵·薤／534

 城隍·土地·灶王爷／539

 国子监／550

国子监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陆润庠、王塘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这个地方原先是什么样子，没法知道了(也许是一片荒郊)。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八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看样子还能再活个几百年。那棵槐树，约有北方常用二号洗衣绿盆粗细，稀稀疏疏地披着几根细瘦的枝条，干枯僵直，全无一点生气，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很难断定它是否还活着。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全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国子监是学校，除了一些大树和石碑之外，主要的是一些作为大学校舍的建筑。这些建筑的规模大概是明朝的永乐所创建的(大体依据洪武帝在南京所创立的国子监，而规模似不如原来之大)，清朝又改建或修改过。其中修建最多的，是那位站在大清帝国极盛的峰顶，喜武功亦好文事的乾隆。

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殿四面开门，可以洞启。池上围以白石栏杆，四面有石桥通达。这样的格局是有许多讲究的，这里不必说它。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认为“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与稽而今与居也”(《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并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螭首)，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二月、八月里，祀孔释奠之后，乾隆来了。前面钟楼里撞钟，鼓楼里擂鼓，殿前四个大香炉里烧着檀香，他走人讲台，坐上宝座，讲《大学》或《孝经》一章，叫王公大臣和国子监的学生跪在石池的桥边听着，这个盛典，叫做“临雍”。

这“临雍”的盛典，道光、嘉庆年间，似乎还举行过，到了光绪，据我那朋友老董说，就根本没有这档子事了。大殿里一年难得打扫两回，月牙河(老董管辟雍殿四边的池子叫做四个“月牙河”)里整年是干的，只有在夏天大雨之后，各处的雨水一齐奔到这里面来。这水是死水，那光景是不难想象的。

然而辟雍殿确实是个美丽的、独特的建筑。北京有名的建筑，除了天安门、天坛祈年殿那个蓝色的圆顶、九梁十八柱的故宫角楼，应该数到这顶四方的大花轿。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本来应该是教室，但清朝另于国子监斜对门盖了一些房子作为学生住宿进修之所，叫做“南学”(北方戏文动辄说“到南学去攻书”，指的即是这个地方)，六堂作为考场时似更多些。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六堂之中原来排列着一套世界上最重的书，这书一页有三四尺宽，七八尺长，一尺许厚，重不知几千斤。这是一套石刻的十三经，是一个老书生蒋衡一手写出来的。据老董说，这是他默出来的！他把这套书献给皇帝，皇帝接受了。P550-552

一、梦见沈从文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日夜，汪曾祺做了个奇怪的梦，在梦里，他见到了已经去世的沈从文先生，“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在梦中，汪曾祺没觉得先生已经死了，只觉得他一如既往，对自己的教诲——“文字，还是得贴紧生活。用写评论的语言写小说，不成”，虽无多少深文大义，“但是很中肯”。

四点二十，汪曾祺的梦醒了，但梦中的一切那样清楚而有条理，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三日清晨，他写下了《梦见沈从文先生》。

四十年代身处西南联大，汪曾祺遇见的名师自不在少数，沈从文却是其中他书写得最多的一位。抛开师生相处形成的私人情感，沈从文到底教给汪曾祺什么，让他多年之后，在梦中仍像小学生般恭敬聆听老师的教诲？

沈从文不是很擅长讲课的老师，他的方言腔重，说话声音又低，虽然汪曾祺不曾明说，我们也可以想见那课堂效果应该是颇能“催眠”的。沈从文上课所说的话汪曾祺几乎全忘了，他说是因为自己不记笔记的缘故，然而有一句话，他终生记得，也终生受益：

“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是句普通平白不过的话，在汪曾祺看来，所包含的意思却有多层：比如人物永远是主要的，环境、抒情、议论都不能与之游离；作者的“心”要紧贴人物；叙述语言要和人物协调。而这些，被汪曾祺视为“小说学的精髓”。

举个例子，汪曾祺读沈从文的《萧萧》，注意到老师在写这个乡下童养媳时，从来不用城里人的语言，他不用“天真”、“浑浑噩噩”来描述萧萧，只是说“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

和汪曾祺一个班的同学们，可能早就让这句话从耳边滑去了。以“人物”为中心，汪曾祺在对老师的诠释中带出的也是自己的小说学的核心内涵。他从来不让小说中的人物为自己代言，不去刻意地拔高他们。他同情自己笔下的人物，却不会人为改变他们应得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真实地活着。这样的写法，看似简单，要对抗的却是另一套流行多年的小说学，在那套话语的统治下，多少作家，写了一辈子，笔下没有一个真实而“活”着的人。

从沈先生那里，汪曾祺学会了怎样处理语言，这是做一个“好”作家的关键。他在沈从文的语言找到这么一句：“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荡大气中，有稻草香味，有烂熟了的山果气味，有甲虫类气味，有泥土气味。”没有哪个作家写到过甲虫气味，汪曾祺说到这一点，对老师总是充满钦佩。

从沈先生那里，汪曾祺找到了自己所承袭的小传统。他谈到废名、谈到萧红的《呼兰河传》、谈到沈从文的小说，再谈到自己的散文化小说。这是一条在文学史上若隐若现的河流，然而汪曾祺觉得它是富有生命力的活水，在“汪汪地向前流去”。

从沈先生那里，汪曾祺还学会了怎样诗意地抒情，这种诗意的抒情又怎样和作家对“乡土”的热爱联系在一起。沈从文创造了他的“边城”世界；汪曾祺也创造了自己的“高邮”水乡。从某个角度看，他们都在“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那条河串起了无数的故事、风景和人生，他们都想做那河岸边的诗人。

直到晚年，汪曾祺还带一点孩子气地宣布，自己是沈从文的“得意高徒”。

这也许是他给自己的最高评价。

二、七载云烟

汪曾祺在云南，准确点儿说，主要是在昆明住了七年：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年。这七年中的大半时间，他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度过的。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字不在少数，他对联大的情感似乎是历久弥新，有趣的是，一直念着母校好处的汪曾祺，当年却因为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不好意思去飞虎队报到当翻译，违反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必须为军队服务的规定，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严格来说，他只是西南联大的肄业生。

这却一点都不损害汪曾祺对母校的感情。

看汪曾祺的回忆，西南联大是一个怪人、怪事空前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绰号“二十世纪目睹之怪现状”的同学，有在敌人炸弹来袭时留守学校、只为了炖冰糖莲子的怪人，有打着无锡腔把词念一遍就算讲解完毕的先生，有养了只大公鸡和自己同桌吃饭的哲学家……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成立的，八年时间，学校的设备、条件当然无法与和平时期相比，教授学生生活清贫困苦，有人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汪曾祺的回答是：“自由”。

只有“自由”的校风，才能容得下这么多特立独行的人，也只有这样“宽容”的学校，才出得了汪曾祺这样的作家。

西南联大的学风，“宽容、坦荡、率真”，简单六个字，汪曾祺推崇了一辈子。他说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这所联大，就是因为听说三所大学特别是北大，学风相当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他就是冲着这“吊儿郎当”来的。

西南联大的自由和宽容成全了汪曾祺，他可以在上课时间随意地泡茶馆，看书、写作、完成自己的考试卷，对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发生兴趣；他可以任意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旁听，也可以独自一人“乱七八糟”地看书。

联大的老师们，教给汪曾祺的与其说是具体的知识，不如说是一种为人为学的风采。汪曾祺的笔下，那些学识渊博也各有怪癖的先生们，每一个都值得他好好来写一写。联大的老师重报告而轻考试，他们爱惜并尽可能地激发学生们的才气，他们不怕学生的“新”与“怪”，只担心平庸。尤其是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它的民主自由风，在联大诸多院系中格外浓重。

“开放”，是汪曾祺形容联大中文系精神时曾用到的一个浏。他说那时还没有这个词，但确有这个事实。在学风上，联大的“开放”促成了汪曾祺初学写作时的格调，他能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中汲取多方营养，这是汪曾祺的幸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时，曾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的阿索林。……我读了一些伏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

汪曾祺初学写作时期的作品明显受到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实验意味浓厚。其实不止是他，他的老师辈作家在西南联大开放的校园文化中，都在经历着写作生涯中的“转型”。诗人冯至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中探讨着纯粹艺术形式和超越性的哲理命题；小说家沈从文在《看虹录》中进行着更为繁复的文体实验；诗人卞之琳转而探索散文化小说的叙事和文体。

成熟作家的转型与初学写作者的实验，都需要文化氛围、文化信息的开放，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教师构成、学术氛围、教学理念……为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

难怪多年之后，回忆起西南联大，汪曾祺坚持认为，母校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行云流水，水流云在”。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在联大的特殊气氛中“泡”出来的作家。

三、另一种美学

一九五○到一九五八年，是汪曾祺和民间文学结缘的八年。  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担任编辑，参编的刊物包括《北京文艺》、《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汪曾祺说：“民间故事里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鲜和韵律的精巧使我惊奇不止。”

民间文学之外，汪曾祺常常提到的是两个作家，他们的名字，常常和“民间”联系在一起。

一个是老舍，当时北京市文联的主席。汪曾祺在写这位以前的领导时，提到一个细节，老舍当北京市人民代表，有一年他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因为那年北京芝麻酱缺货。真正了解“民间”的老舍，明白“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这是小事，也是大事。

一个是赵树理，非常富于农民式幽默的作家。赵树理的幽默在汪曾祺看来，不是存心逗乐，也非尖刻伤人，是温和而有善意的。他和“民间”的关系，也是借用一件小事来说。当时的作家下乡都是穿得像个农民或是村干部，以便于接近人民。只有赵树理因为怕冷，穿着件水獭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的‘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

汪曾祺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很难说清。也许是对真正的“民间”、对无声的“人民”，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感和关注。而老师沈从文的教导“贴到人物写”，在汪曾祺懂得关注“民间”之后，才真正在他的作品中得以实现。

汪曾祺自己的总结是，他从民间文学那里，学到了至少两点东西：一是语言的朴素、简捷和明快；二是结构上的平易自然，在叙述方法上致力于内在的节奏感。对比年轻时那个“洋”味颇足的汪曾祺，在民间文学中“涵泳”过的汪曾祺终于确立了自己的语言风格。文人味十足的书面语言掺人民间生动的口语，使得汪曾祺的语言以纯净、活泼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八十年代的创作中，早期那些大胆的实验手法被消融于无形，不能不说是一种得益自民间文学的返璞归真。

很多时候，汪曾祺笔下的“民间”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和光辉，“民间”那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也许就来自于此。他在《大淖记事》中写锡匠们的游行队伍，是沉默而严肃的，就是二十来人，在汪曾祺的笔下却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巧云喂受了重伤的十一子尿碱汤，不知道为了什么，自己也尝了一口，这是让汪曾祺自己也为之流泪的细节。

汪曾祺的民间意识让他能够发掘底层民众的“人性”和“人情”之美，也让他用另一种眼光来审视生活。即便是最普通的世俗生活，在此关照下，也有它独特的魅力。汪曾祺是文人气息浓厚的作家，同时也是世俗气息浓厚的作家。

这一点也不矛盾，汪曾祺带来的世俗是“审美化”的世俗，在最日常的吃食、风俗、玩物中他发掘“雅”趣，发掘别一种美感。所以寻常酒菜、各地小吃、家乡风物、市井小民，在他的笔下获得无穷滋味。

也是对民间的关注，使得汪曾祺在写作时采用了“平视”的视角。他相信：“作者的责任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尽量把这一点生活说得有意思一些。现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逐渐在泯除。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说得更明白一些，不是写小说，而是谈生活。

汪曾祺笔下，大半是小人物。他也会像赵树理那样，在他们的平凡人生中看到喜感十足的情节，那个把烧饼往桌上一拍的八千岁，《异秉》中别有心事的上茅房的小伙计，人生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时候，但即便如此，汪曾祺的小人物还是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他们的生活不曾也不会被汪曾祺篡改。

用他自己的话说，民间文学使得汪曾祺取得一种新的美感经验，一种新的审美教育。他的文学，因此也成就了另一种美学风格。

四、“食、色，性也”

食、色，性也。  也许正因如此，这两大题材文人墨客从来写不厌，可是要将这最基本的人性写出彩来，却不是容易的事。食、色，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和世俗气息的欲望，大概是缺少直面这欲望的勇气，很多人在书写它们时躲躲藏藏，汪曾祺却能写得豁达、明亮、干净，有一种健康的美感。

先来说食。汪曾祺好美食，他从不讳言自己这点小小的人生享受。汪曾祺不厌其烦地书写各种吃食，有的平凡低廉如家常咸菜或街头小吃，他也能写出风情万种。许是因为那些普通吃食的背后，都有他无法抹去的人生记忆和情感。就像联大校园外的那些小吃摊，与他的青春记忆不可分割；或是家乡咸菜慈姑汤的鲜美，和家乡的雪一起在乡思深处静静飘落。

汪曾祺喜欢谈吃，也喜欢拿吃来说事。他最引以为傲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是自己不能吃的，比如苦瓜，之前是不吃的，西南联大的一个同学因为他吹牛说没有不吃的东西，整了一桌苦瓜菜请他：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汪曾祺咬咬牙，全吃。从此，他就吃苦瓜了。吃苦瓜有什么好炫耀的？

然而汪曾祺却觉得苦瓜是和文学创作有关的：首先要承认它是一道菜，作家应该什么都尝一点，不能偏食；苦瓜有各色吃法，文学作品的评论也大可见仁见智；苦瓜有些像瓜又有些像葫芦，有些作品在风格上也是四不像，但不妨碍它的成功。

汪曾祺在散文中饶有兴味地考察食物的缘起，他花了颇长的篇幅去探究古时的“葵”和“薤”到底是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人吃的苋菜和蓖头就是汉代古诗中常见的葵薤。这小小的发现让汪曾祺欣喜不已。草木鱼虫，在他看来，都是和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了解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是在了解历史、文化乃至我们自己。

一个对草木鱼虫有兴趣的人，对人、对人生必然有广泛的兴趣。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必备素质。

再来说色。性欲是汪曾祺不会回避的话题。在他看来，这种与生俱来的欲望应该是健康的，也因此是美丽的。例如《一辈古人》中的薛大娘，靠五十了，干净利落，她喜欢药店的管事蒲三，就一点也不掩饰地和他发生关系。汪曾祺对她的评价是：“薛大娘的道德观念和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完全不同。”

汪曾祺这样喜欢这个角色，又为她专门写了一篇小说《薛大娘》，结尾的时候称她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这又让人想起他的老师沈从文，同样也喜欢描写不压抑、不扭曲、自然健康的性爱。在他们看来，健全的性爱是自然人性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这种健康美丽人性的向往，促使汪曾祺改写了家乡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鹿井丹泉。使这个看似鄙俗的故事在他的笔下变得优美异常。宗教的信仰和禁锢，在自然健康的人欲面前，失去了意义。汪曾祺的神庙中，供奉的不是神性，而是人性。

不论是写“食”还是论“色”，汪曾祺在对人生两大欲望的书写中，传达出他对这纷扰人世的永无止境的热爱。在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提到放学回家的路上，他要经过一条大街和一条弯曲的巷子。他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东看西看。街道上的店铺、人物都让他感动，因为在其中有一种辛苦、笃实、轻甜、微苦的气息。

这种气息就是生活的气息。

这种气息，让汪曾祺感动了一生。

关于本书：本书所选，包括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小说部分，分为三辑。第一辑“故里杂记”，所选多为汪曾祺以自己的故乡高邮为背景创作的小说；第二辑“他乡寄意”，包括汪曾祺以西南联大、五十年代下放等不同时间段的人生经历和见闻为素材的小说；第三辑“一种小说”，收入的多为汪曾祺在文体和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带有试验意味的小说。

散文部分，分为五辑。第一辑“翠湖心影”，所写均是对西南联大时期生活的回忆；第二辑“自报家门”，收入汪曾祺谈论自己生平的文章；第三辑“四方食事”，为作者的美食文字；第四辑“晚翠文谈”，为汪曾祺谈论评析作家作品、文学创作的文字；最后一辑“草木春秋”，有关于草木鱼虫的、也有怀人怀事的，总的看来，都能显示汪曾祺作为“杂”家的写作特色。

各辑的辑名，均取自汪曾祺自己的文章题目或文集名。

杨早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