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95年，今年是一个喜庆年。在这十年中，研究所鼎力推动汉语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同类学术机构无法替代的角色，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工作特点。十年来，研究所充分自觉地发挥着学术平台的功能，努力联络、沟通国内外、东西方、教内外、多学科的学者，相互交流，共同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为了纪念建所十周年，研究所精选了近年来的优秀文章，汇辑成书出版，以飨读者。本书所选的文章围绕着信仰与社会这一主题。

本书内容包括孙毅“论克尔恺郭尔复调叙述文体的哲学意义”、陈佐人“帕利坎与他的《教义发展史》”、梁寿华“超然信仰的社会实效性”、关启文“宗教在现代社会必然衰退吗?”、潘贝颀“高母羡《辩正教真传实录》初步诠释”、法雷尔“超越奥古斯丁的神义论”、米特凯“奥卡姆的政治理论”等。

杨念群  “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的理论与组织基础

孙毅  论克尔恺郭尔复调叙述文体的哲学意义

陈佐人  帕利坎与他的《教义发展史》

梁寿华  超然信仰的社会实效性

关启文  宗教在现代社会必然衰退吗? 

潘贝颀  高母羡《辩正教真传实录》初步诠释

法雷尔  超越奥古斯丁的神义论(陈建洪译)

米特凯  奥卡姆的政治理论(朱雁冰译)

陈榆  “成形中”的基督

王晓朝  从拉丁神学的成长看基督教学者在文化转

型中的地位

章雪富  Ousia，Homoousia和Hypostasis

黄慧贞  从西方“妇女宗教精神”运动到亚洲基督徒

妇女神学的反省

姚西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要派

顾卫民、郑寅达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罗马教廷与意德法西斯

政权的关系

张洪胜  评Peter Beyer的《宗教与全球化》

张庆熊  读孙小平《“逻各斯”译为“道”》

中国的社会福音派虽然直接承受了美国社会福音思潮的影响，在某些理论如宗教与平民之关系方面确能寻到双方共鸣之点，但是中国社会福音派所面临的本土问题毕竟与美式的“社会福音派”有很大不同。美国社会福音派的崛起直接遭遇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成熟阶段的劳资分化与经济动荡问题，而中国基督教面对的则是远为复杂与多面的挑战。中国基督徒既要缓解内心因反教风潮导致的民族主义与普世教义之间引起的内在紧张，又要处理在世俗社会中如何使基督教重新定位的问题；既要在复杂的中国政教传统的缝隙中挣扎求存，又要在多变的政治漩涡中持守灵性的生命，其生存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中国基督徒而言，“社会福音”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关键步骤首先是在中国本土的语境下如何再塑基督形象，其次才是基督教在中国基层社会如何重新定位。耶稣到底是一种莫可名状的神启化身抑或只是平民中以悲悯之心共处的一员，正是社会福音派所劈面遭遇的问题。饶申布士曾批评传统神学把上帝属灵化和抽象化的错误，他重塑耶稣形象的方法是区分所谓“祭司的宗教”和“先知的宗教”。“先知的宗教”直接把耶稣等同于富有社会行动之责任的宗教改革家，而不是高悬于众生之上的刻板守旧的职业宣道者。“先知”启迪的直接后果，在于有形地创生出活泼的生活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慰藉与安抚，个人信仰必须有形化、践履化，这一平民倾向一经引入就立刻被中国基督徒语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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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95年，今年是一个喜庆年。在这十年中，研究所鼎力推动汉语学术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舞台上扮演了一个同类学术机构无法替代的角色，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工作特点。十年来，研究所充分自觉地发挥着学术平台的功能，努力联络、沟通国内外、东西方、教内外、多学科的学者，相互交流，共同研究，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为了纪念建所十周年，我们精选研究所近年来的优秀文章，汇辑成书出版，以飨读者。

论及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环境与现在有什么不同，用“十年巨变”这四个字来描述想来不会有人反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已经驰入快车道。据有关专家分析：1999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居108个国家的第64位，中国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差距在缩小。如果保持1990—2000、年平均发展速度不变，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大约在2015年前后将达到：100％。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澳门和台湾等6个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已经超过世界平均值，达到或超过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香港和澳门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北京、天津、上海和台湾处于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过渡期，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4个地区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成熟期，黑龙江等15个地区处于发展期，安徽等9个地区处于起步期。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十多年以前，中国人还在为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进行激烈的争论，而现在人们希望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便更好地融入整个国际大家庭，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的一切还在围绕着经济活动转，其他方面遭到忽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活动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要一起抓，要“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十多年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坐拥科学的地位，而哲学和人文学科很难取得应有的地位，而现在它们的处境有了重大的改变，政府已经提到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完成转型的过程。经济、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和中国社会带来的生机，也使人们面对陌生的生存环境，面临较以往更大的机遇、挑战和风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竞争机制的引入，在人们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的同时，也使人们感受到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现代化不仅带来了人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个人自由度的增大必定会产生精神需求的多样化，信仰追求的多样化。追求适合自身需要的精神生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关注终极实在和超越自我，这是人类普遍的精神指向。正是这种精神需求使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人的终极关怀问题、人的有限性问题、人的自身认同问题，以及人的生死及死后归宿问题等等，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中国人也不能例外。即使中国完全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这些问题也会以较尖锐的形式和面貌出现。

现时代中国民众精神需要的日益增长，就是进一步推进和加强汉语学术研究的合理性所在。研究所在以往处境下取得的研究成果(翻译、交流、创作)对于发展与促进中国内地学界的学术研究，乃至于促进一般的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它虽然不像中国上世纪90年代若干次重大思想讨论——后现代、人文精神、市民社会、全球化、自由主义、社会公正、经济伦理、思想创新——那样显赫，但它的影响将更加深远，因为它直指人类的共有精神价值，直指人心。

从整个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球化问题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重点，“在解释世界各地影响深远的很多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方面，全球化已成为强而有力的指导观念。有关全球化过程与影响的辩论，更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进行。学者们普遍同意，经济国际化的趋势与大众消费全球化的潮流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国际企业精英文化”、“全球通俗文化”、“全球学术精英文化”、“通俗宗教文化”这四种文化全球化现象同时发生，彼此息息相关，而且跟本土文化互动。①

在这样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大趋势下，中国学术界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关系。“实际上‘全球化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对于人类当前状况的特征表达，尽管并非没有问题。在这方面，许多学科在有关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性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事实上，要想描绘全球性的整体轮廓而不把它置于(用当前的术语说)这一系列主题中，并不是完全可能的。同理，我们也不可能忽视与全球性有关的本土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关于全球化以及最近几十年来所谓现代性的相关问题的论争中，这二者经常被(尽管是非常简单化地)看作是相对的。”①

在全球化大趋势下的中国学术研究应当摒弃全球性与本土性根本对立的观点，它将把Globalization(全球化)这个词当作背景描述用语，而用全球性(Glohility)和本土性之统一来展望中国学术的未来。中国学术界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应主张用“全球文化取代本土文化”，也不应主张用“本土文化强力排斥全球文化”，它的主张接近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互动所产生的“全球一致的文化跟特定的本土文化融合”。简言之，中国学术界应当超越以往僵硬的东西方文化的两分与对立。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东西方文明之间，仍旧存在着许多隔膜与误解、冲突与仇恨。如何使冲突变和谐，从对抗到对话，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因为许多误解与冲突、友谊或融洽，都已经由历史中的交流与文化积淀造成，异域形象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约五百年来，欧洲和这片被世人称为西方的非现实的星云占据了世界的舞台，今日被美国这个超级星座操纵的西方，就像一片异常强大的星群，将其变幻不定的光芒投身在它的周围，遮蔽了人类历史的各个领域，不给其他演员施展的余地。”②然而，不管是西方的中国形象还是中国的西方形象，都不仅是对异域文明程度不等的真实反映，而且也是本土文化根据自身的传统模式进行重组、重写，渗透着本土情感与观念的创造物。因此，异域形象，既有真实，也有虚构；既能反映异域文明，也能表现本土文化精神。要想破除这幅被东西双方歪曲了的世界图像，仍需东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