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人文日本新书》系列中的一本，该系列是一套具有丰富文化内涵与深刻人文精神的新型文化学术类图书，每册突出一个人文主题，小题精作。其体现了学术前沿、专家功力；体现了中国学者透视日本文化的独到见解。语言规范而不板滞，平易流畅，理、趣相得益彰，体例设置灵活生动，图文并茂，亲近阅读。对增进国人对异质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扩大视野，提升跨文化平等对话的能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具有深远而悠长的意义。

井原西鹤是日本古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江户文学的成熟，是与他的“浮世草子”文学分不开的。西鹤一生的小说创作大多取材于町人现实生活，表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某种准近代意识。他主张町人自强不息，积累财富，创业发展，刻画了一系列日本町人理想化的生动形象。“浮世草子”文学是日本封建社会体制日益衰微和町人以资本强势走上历史舞台的一面镜子。

本书通过对“浮世草子”的深入解读和阐释，并与“三言二拍”中的婚恋题材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揭示遮蔽于町人生活之下的精神特质，展现出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町人生命中的僭越性、“癫狂性”反抗性，力图证明正是这些精神素质构成了日本近代化动因的内核。

引言

第一章 性爱的狂欢：对井原西鹤“好色物”的总体解读

井原西鹤的生平与创作简述

町人婚恋行为的历史背景及变迁

西鹤笔下町人婚恋行为的诸类型

第二章 婚恋意识的协奏曲：井原西鹤“好色物”中的美学理念

町人婚恋意识中的性、爱、情、死

粹：、“好色”文学的审美精神

“好色物”中町人婚恋意识的理想化

西鹤的女性观及其笔下的女性美 

第三章 想象与阐释：井原西鹤“好色物”的哲学文化

世之介论：对现世的僭越        

爱痴癫狂的释义            

逃向苍天：对世之介出海逸游的想象性阐释

町人生命：日本近代化的动因 

第四章 异质与落差：“三言二拍”与“好色物”比较研究    

“三言二拍”的婚恋观与“好色物”的可比性     

作家命运与文学观念

圆熟与生鲜：文学表现上的差异

结束语 婚恋观、生命观与中日近代文化的不同命运

出版者的话

町人，作为日本民族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主要存在于明治维新前的“近世”历史上，即江户时代(1603—1868)。早在13世纪的镰仓时代，出现了“城下町”，町人作为“城下町”内生存活动的一个阶层开始初步形成。到了16世纪末的“织丰时代”，特别是丰臣秀吉统治的后期，町人身份、职份通过幕府法令得以确立。在法律上，町人与武士、农民区分开，形成了独立的阶层。德川幕府建立后，为巩固幕藩体制，进一步强化丰臣秀吉时代的“身份统制”政策，对町人阶层给予了更加严格和明确的限定。由于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独享”的权利和相对自由，町人活力进发，町人阶层开始快速成长、成熟，并在17世纪中叶后呈现全面兴盛的势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下町”的扩展，町人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町人是职人(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总称，实际上二者也无法划分清楚。当然，提到町人时，多数情况下还是指商人，而且商人从事的行当也多种多样，他们也不全都居住在城市，也包括居住在农村和渔村开作坊和经商的。后来，町人的成分变得复杂多样，差别也越来越大，既有三井、鸿池这样拥有强大财力和特权的豪族，也有(因无财产继承权)被排挤出家族的次子、三子，以及从农村流浪到城里的‘困顿者’所谓‘町人’，在广义上通常指中世初期至明治维新以前居住于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狭义上则专指近世的‘城下町’内居住的町人……此外，在近世社会从事医生、文化艺术、教育、演艺等的城市居民，即除幕藩体制下的行政官员和领取幕府俸禄的武士以外的‘城镇居民’……视其为町人阶级的延伸部分”，广义上的町人，就延伸并包括了城市中除上层权贵和统治阶层之外的全部居民——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的城市“市民”群体。

德川幕府一方面通过法律和政治伦理严格规定了町人的身份、职份和社会等级地位，似乎是构成了对町人发展的束缚和框制；而另一方面，作为幕府总体控制政策之一部分的“锁国”政策，却同时为町人作为一个阶段的成长、壮大并最终冲破封建政治规范创造了绝佳的历史条件。

德川幕府初创时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由于在“织丰时代”基督教在日本国内迅速传播，不仅普通民众中信教者日益增加，就是某些谋求通过基督教扩大与葡萄牙人贸易的大名中，也有人信了教，成为“基督教大名”，个别传教士的活动甚至同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结合在一起，这使德川幕府将军决定“强化对基督教的统制”。同时，由于欧洲人(葡萄牙和西班牙)总是喜欢将海外贸易与基督教传教活动结合在一起进行，这些又与部分大名试图摆脱幕府控制的活动内外配合，确实构成了对江户时代初期封建政权、国家体制的威胁。为了抵制基督教，掌控对外贸易，进而控制地方领主势力，钳制人民的思想，保证幕府统治长治久安，德川幕府发布“锁国令”，从而使日本进入了锁国时期。锁国令始于1633年，又后于1634年、1635年、1636年、1639年相继颁布，主要内容有三点：禁止日本人出航海外；禁止基督教；限制外国商船的贸易，在外国商船中，禁止西班牙、葡萄牙人前来(即最热衷于将贸易与传教结合的两个国家)，对中国商船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则只限于在长崎进行贸易。

锁国令表面上是“攘外”的，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安内”，是为了维持幕府政体，“是维护强本弱末的幕藩体制的政策”。所谓“强本弱末”，就是强化作为“本”的幕府的实力和统治，削弱作为封建体制之末的诸藩，特别是西部“外样大名”的势力，“这是保证幕府平安无事地控制大名的政策”。具体的办法主要是没收大名们的大型商船，禁止其再造大船从事对外贸易，幕府同时对生丝等主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这样，幕府就通过锁国、禁教、“强本弱末”等政策，从精神信仰和经济贸易活动两个方面强化了对地方大名以及全国民众的控制，在江户最初的几十年里，稳固了其政治上的统治权。

从町入的角度看，锁国政策限制了对外贸易，却使日本“倾注合力建立自给自足的体制”，生丝、纺织品等原来主要靠进口来维持的日用品，逐渐由国内生产来替代了。这样不仅促进了日本国内的农业、养殖业和手工业发展，更重要的是，与“自给自足”相配套，形成了“内循环”的国内贸易体系，而撑起这个内贸体系的正是新兴的町人阶层。

另一方面，在外贸上，幕府加以严控，只保留少数几个通道，与外界进行商贸往来，保持政治、外交、文化方面的联系。虽实行了主要商品的专卖制度，但幕府不可能直接地长期从事专卖贸易，而将专卖贸易的权能“特许”给一些特定的大商人，给他们颁发特定商人的专卖凭证，这样就促成了江户初期一批特权豪商的产生，他们成为上层町人的一部分。

同时，幕府的政治统治方式，如“参觐交替”制，也使江户、京都、大阪等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在财政支持、生活服务等多方面，地方诸侯和幕府本身对町人的依赖都大大加剧了，而町人正好也要倚重统治者的权势来发展产业、积累财富，这样，两者就结成了互为倚重、不可分割的关系，町人实际上已成了除武士阶层之外与权贵阶层关系最紧密的一群人，而他们在经济、思想、文化、生活上的相对自由度显然是超过武士阶罢的。这样，德川幕府初期实施的一系列稳定统治政策的最大受益者，除了幕府自身外。便是日本的町人阶层了。正是凭借这样的天赐良机，町人阶层迅速壮大。逐渐掌控了日本的内外贸易，进而左右了日本国家的经济命脉。……P11-13

“人文日本新书”序

王晓平

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不论是说古代，还是近现代，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今天，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开始了更加频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在许多文化领域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同-而大异。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地球村内，比邻而居。如何看待对方，如何与对方相处，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因为对方在变，自己也在变。由于相邻，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

还有一点，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试想，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同样，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而各自的人文，却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将它夸大而且忽视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

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两国的非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增长很多见识。

对于我们邻国的丈化，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

研究日本，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价值体系、社会结构、文化特征等，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例如杂种文化论、优等生文化论、换装文化论、换车文化论、日本文明论、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例如卫星文化论、非卫星文化论、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同母文化论、异母文化论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仅靠这样的判断，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是很值得怀疑的。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一句话，用我们自己的眼晴把日本文化看清楚，用我们自己的话把它说个明白，研究出深度，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种研究，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但是从总体上，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圈子，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凝眸中国，守住本土情怀，是今天日本人文研究的生命线。而我国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义理、辞章、考据之学的优厚积累，则是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内掘进的推动力。

同时，今天我们发展经济的大丈章，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硬国力”和“软国力”有很大关系。不断应时而变，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在今天，研究域外文化，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拿来主义”，为了“洋为中用”，因为我们不能“拿来”，或者暂时不能“拿来”，不能为我所用的，有些也需要我们去跟它打交道。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更敏锐的洞察力、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仅期望有“人文日本”，而且更期望有“人文印度”、“人文阿拉伯”等等。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这样，像“人文日本译丛”这样的选题，相信也在期待之中。来自外部的“单边主义”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锁进不锁出的新“锁国心态”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不适应征”，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从学者个人来说，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雅俗界线模糊、生活节奏加快、信息需求猛增，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学术著作，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走进大众中间。在把学术书写“正”之外，再要求写短，写得耐读，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像日本的很多事情，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哪怕把足够真实充分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

我们希望，收入这套丛书的每一单册，能够不炒旧饭，小题精做，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就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

甲申年五月

(2004年7月)

通过中日两国市民——商人阶级婚恋观的互相比照，我们领略了日本江户时代町人绚丽动人的生命风姿，也进一步体晤了中国市民商人在强大的封建宗法礼教中苦苦挣扎的情状。通过比较，也多少透见了两种文化不同的素质与风格。婚恋观是世俗生活中伦理价值观的中心，而伦理观及相关的思想文化又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呈现、负载这文明的，完成这个社会生活的，又是具体的人，历史的人，或者说，是民族的生命形态。冯梦龙、凌濛初和井原西鹤用以表现中日近世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生活境遇下商人——市民婚恋观的这些人物，如杜十娘、秦重、蒋兴哥、世之介、阿夏、阿万、清十郎等等，是那么的鲜活和生动，以至于我们会将他们当作生活中的活人看待。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各有其现实的原型，“他们”就是生活中的人在文学上的投影。“他们”因为有这样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因而也就历史地呈现了两个民族不同的生命形态、生命特质，或者说生命观。我们通过秦重、杜十娘、“花魁”瑶琴、富家女周胜仙执着伦理归宿、现世生活理想的生命历程，通过世之价、源五兵卫、阿夏、清十郎追寻“粹”的境界和超越现实生活、伦理规范的“幻美”理想的生命风姿，看到的正是两个民族迥然不同的生命形态和生命观。而这不同的生命观，是与近代以来两个民族不同的历史命运紧密地关联着的，或者说，中日近代化的不同历史过程和命运，正是这种生命观的实践结果。必须承认一点，由于岛国的独特环境风土和文化传承，尽管受到了印度佛教、中国儒学与禅学的长期影响，但日本文明与传统，与以中、印为代表的东方大陆文明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日本文明和民族自他们摆脱了原始状态的第一步起，就表现出一股强烈地向外扩散、突破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是一种民族生命力。世之介身上的那股生命力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虽然不能同意梅棹忠夫关于日本近代化是“内源性”的观点，但还是要承认，正是这种不断生长和强大的生命张力，具体说，就是世之介、一代女、源五兵卫、阿万们通过婚恋行为体现出的那种生命的突破性、僭越性、破坏性、创造性以及永不厌足性，使日本民族在面临内忧外患和生死攸关的挑战时，能够一致地、迅速地作出应急反应，能够在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浪潮撞破日本国门的关键时刻，集结起全民族的合力，调整自己的步律，紧随西方步伐和世界潮流，在短短几十年内使日本成为东方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晋级世界列强行列，也使古老的日本文明具备了近现代性，表现出强大的生机和适应能力。而中国近代的命运则完全不同了。“三言二拍”出现了新型市民、商人的“胚芽”，但这些从生活中来的人物还是太保守了，春情萌动的周胜仙不可能发出“我要男人”的呼号，只是在心中叨念“若是我嫁得一个这般子弟，可知好哩”，这是伦理化的生命意识，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绝难超越于传统世俗伦理之外，基本上是在传统之内转圈圈，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生命观中十足的保守性、因循性和惰性，拥有这样生命观的老大民族和老大帝国，势必以其保守、畏怯和愚蠢的傲慢对应列强的挑战和滚滚向前的世界大潮，必然是反应迟钝、调整缓慢、被动挨打(当然，民族生命力的衰微主要是封建统治的漫长与酷烈造成的，直到“五四”时期封建文化被彻底批判和否定后，民族生命才真正走上了复苏的大道。)因此自1840年至今，我们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使自己的文明真正地调过头来，调整好方向。以上，只是关于婚恋观、生命观与民族命运的一点陋见，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而要做深入的研究，则已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应留给另外的课题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