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人文日本新书》系列中的一本，该系列是一套具有丰富文化内涵与深刻人文精神的新型文化学术类图书，每册突出一个人文主题，小题精作。其体现了学术前沿、专家功力；体现了中国学者透视日本文化的独到见解。语言规范而不板滞，平易流畅，理、趣相得益彰，体例设置灵活生动，图文并茂，亲近阅读。对增进国人对异质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扩大视野，提升跨文化平等对话的能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具有深远而悠长的意义。

佛教文学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过特殊重要的作用。被中国文学遗忘的文体——愿文，在日本发展成为哀伤的抒情文学，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中国传说中主宰寿天的泰山府君，传到日本成了阴阳道中安邦护国延寿授禄的祭祀对象，在古典戏剧中，还成为了保佑樱花久开不败的功臣。

敦煌文学、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热点。本书从日本传衍的敦煌佛教文学入手，通过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透析，对敦煌佛教文学的传播和日本对之的文化接受，做出了很好的梳理和发掘，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

试论中日市民阶层的婚恋观 

从敦煌到日本海（代前言）

信念与智慧之光（引论）       

正仓院与敦煌的因缘

遣唐僧的“留唐”心态

敦煌吹来哑欧大陆的风

愿文：被文学遗忘的文体

经卷中来——敦煌佛经与日本小说

人鬼恩仇 髑髅的形象学

在生死的门坎上

助髑髅离苦与助鬼魂申冤

谋财杀兄案

哲学家髑髅和美女髑髅

半是福根 半是祸殃

奸夫盗银 推理小说的远亲

盗银的印度人善听

包公智断奸夫窃银两

家猫记

客店里的“佛菩萨”

读本中的“奸夫盗银”

水落石出的酒席宴  

甥舅共盗 犯罪文学的胚胎

埃及无头贼和他的兄弟

盗贼与孝子之间  

盗贼与中国国王的游戏  

盗贼与武士  

盗贼捉盗贼  

佛经与东亚汉文学

愿力文心——敦煌愿文与日本愿文

深藏古刹的愿文

日本愿文的源流

“福德如牛，愿如御者”

大名隐没的文僧         

为即将降生者，也为业已亡故者

死生亦大矣      

镇邦护国的咒愿

刀刻的文学——金石文中的愿文

长屋王愿文

圣武天皇愿文

《东文选》中的愿文      

嗟死叹生的挽歌        

《报凶问歌一首》的汉文序

愿文结构

愿文范本的表达方式

仿愿文  

儿女亲情的颂赞

不见孝道字眼的孝道

孝道与孝子

儒家之孝与佛家之孝的合流

忆念之恩     

《罢宴歌》与食瓜念子

丧子之痛

安魂礼魄的美文

放眼东亚说愿文

《源氏物语》中的愿文

愿文  

发愿文

咒愿文

西土开花东土香的文体

回肠荡气的永诀

愿文的“诗心”

愿文的双重性

愿文与《白氏文集》

化外典为内典

代言体抒情散文

愿文与唐宋笔记小说

愿文中的六朝唐宋俗语

伽蓝内外——敦煌文化与日本僧侣

泰山府君 阴阳道的外来神

敦煌文献中的泰山府君

泰山府君变成的赤山明神

泰山府君与阴阳道结缘

泰山府君与樱花

都状——献给泰山府君的愿文

赵顽子还是赵颜子 

求官的愿文——都状

茶酒争功 争奇文学的国际家族

从头尾争大到茶酒争高

日本渡唐高僧和茶禅

酒的文学 茶的文学

日本的《酒茶论》

梅松论

主要参考书目

出版者的话

奈良有个正仓院，研究日本文化的，没有不知道它的。

所谓正仓，其实就是一座原来属于东大寺的仓库，收藏东大寺的财宝物品。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各地各大寺皆置正仓，围墙为院，就是正仓院，而东大寺的正仓院则是唯一保存至今的一座。它收藏的文物，始于756年光明皇后向东大寺献纳的圣武天皇的遗物，在那些遗物当中，不少正是从中国传来的艺术珍品。

奈良中期圣武天皇(701～756)笃信佛教，在位时曾在全国建立国分寺与国尼寺，特别是在奈良建立了东大寺，安置大佛。光明皇后(701～760)同样笃信佛教，曾设悲田院和药物院赈济贫民。她几次向卢舍那佛奉献圣武天皇遗物，自然是为了给他祈祷冥福，所谓“寿同法界，福类虚空”之类。

在那些遗物中，很多都鲜明地显示出那个时代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密切关系。遗物中包括药物60种，从动植物类药物到矿物类药物，都是根据唐代新的本草学书《新修本草》搜集来的，其中大部分是从唐或者通过新罗的转口贸易购买到的。现存的金银花盘，精致而秀美，从制作与上面的铭文“宇字号二号盘一面”来看，可以断定是唐人制造的。明确可以确定为唐制品的，还有精细的银壶等等。根据当时的账目《献物帐》记载，还有金刚智三藏的袈裟，王羲之、王献之和欧阳询的真迹，可惜今已不存。还有乐器阮咸(简称阮)、投壶用的壶及矢、双六(即双陆，亦称双鹿)等等，都清楚地说明当时奈良宫廷和贵族是怎样醉心于唐人的生活方式。这些东西，带来的当然不只是一种娱乐或者游戏，也带来了一种新的人生情趣，一种新的视野，新的价值观。那阮咸上的隐士博弈图，那投壶上的狮子祥云文样，那凤凰形的冠饰残片，或许都是带着人们发现的惊喜和珍爱来到这个岛国的，或许里面正隐藏着为寻找与识别它们而辗转奔波的人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从那些琵琶、筝、箫、笙、横笛里，我们仿佛听到了来自遥远的丝绸之路的旋律。吉田精一的《世界中的日本文学》一书曾经谈到，在正仓院文物中，有亚西利亚的箜篌、东罗马的雕花玻璃、萨桑王朝(226～650)波斯的漆胡瓶、印度的五色龙齿等等。里面的一幅屏风画——树下美人图，其构思表现出波斯、印度以及中亚细亚诸国共同的特点。所以吉田精一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也是七八世纪全亚洲世界性文化的缩影。只要看一看这幅《树下美人图》和法隆寺壁画的飞天，那时日本的佛教艺术如何追随那来自大漠的风潮，便不难推想了。

日本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而又保持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似乎成为一种通常见解。然而事实上，与其把这种吸收看成是民族生就的天性，不如说是其应对内外文化压力选择进取的结果。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开国与锁国也时有交替，对外吸纳的主张与内敛固守的策略常在交锋。

不过，奈良时代的君臣积极选择了背靠西土改变自身的艰险之路，大唐则充当了转运欧亚大陆文化的驿站。正仓院的那些宝物，或是从唐携回，远涉沧波；或是从新罗购来，辗转诸岛，沾濡着不同民族的汗水，传播着不同文化的丰韵。奈良中期是吸纳进来的中国文化在朝野渐次绽开奇葩的时期。最早的汉诗总集《怀风藻》和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便都是在此不久编撰的。双六本是流行于古代中国的一种博戏，而《万叶集》中便有咏唱双六的和歌。正是这种国际文化交流的氛围，滋养了大放光彩的奈良文化。……P3-4

从敦煌到日本海

十多年前听一位福冈大学教授讲过的一句话，至今记得清楚。他说他的父亲告诉他，他家的祖上是项羽的部下，楚汉相争之后来到日本。这句话是否可靠，当然很难确考。但是，日本史书上记载有所谓“汉人”“新汉人”，他们都是很早便远渡沧波，来到东瀛，与当地人共同创造了辉煌的文化。

这几年的考古，一再把日本拥有汉字的历史往前推进，最近又发现了公元三世纪前后书写的一个“久”字。那些到日本的大陆人或者朝鲜半岛的人，也就是所谓“归化人”，通过自己的记忆或者带过来的汉字书籍，把汉字文化传过去，是很有可能的。这些人当中，自然少有官僚学者，他们可能原来是渔夫、农夫、工匠或者兵士，带过去最多的，可能就是像后来的《千字文》《蒙求》这样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书，不仅自己有用，而且子孙有用，装在脑子里带过来的，恐怕也是以这样的东西为多。

后来到了遣隋使、遣唐使时代，日本人通过书籍接受中国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学习中国文化成为政府行为。《旧唐书》里面说他们回去的时候，“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也就是把所得的钱币，都花来买了书。从他们的成员中有些是留学僧来看，买回的书中一定有不少是佛经与向一般民众宣传佛教的佛教文学。

有了汉字，有了书，那么也就掀开了通过语言文字展开的精神畅游的历史。在那前后日本人可能谁也没有到过印度，即使有，也会很少很少。但是却有很多人的想象，早已经横渡沧海，穿越沙漠，甚至拜谒了佛祖。不仅如此，文学世界打开的幻想天地，能使本来不存在的西方净土和天宫地府，也深深影响远在日本海彼岸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观察现实的目光。

奈良时代皇室和贵族中流行《文选》，平安时代后来又流行《白氏文集》，这些都是纯文学。不过，从唐归来的人们也带回了像《游仙窟》这样的通俗文学。他们中也有人有机会接触民众，再如果有人能像玄奘那样对不同民族的传说有兴趣的话，也会带回不见于典籍的故事。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以抄本流传的，今天学者们将之称为“唐抄本”。

民间文学、佛教文学、通俗文学，这些都是敦煌文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部分，也是奈良、平安时代抄本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

郑阿财先生也谈到过这样的意思，他说：“唐代的敦煌的材料，它是下阶层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中国很少流传，而在我们周边的国家会流传。因为当时日本‘唐化运动’以后到中国来，留学生带走的正是民间最流行的。正像今天很多留学生来到这里学习的时候，他拿到的是当时最流行的东西，带走以后在我们这里已经不流行了，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日本很多的书保存的就是与敦煌有关的。”(《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一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9月)

也就是说，敦煌石窟封存的东西，在日本也有存在，过去由于它们分散在寺院、图书寮、文库以及个人手里，不大引人瞩目，处于实际上的睡眠状态。又由于近代汉字文化遭到冷遇，它们不大落入主流学术家的眼里，它们与敦煌文学固有的因缘，也就成为密封的珠宝，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有趣的是，那些在中国被现代学者称为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东西，到了日本，有些地位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中国下阶层能看懂的东西，到了日本，就只有皇室贵族或者他们中学过很多汉字的人才能看懂。他们看了，还要模仿，在模仿中创造。这样原本属于中国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因素，就进入到日本那一时代的“纯文学”里了。像《万叶集》当中出现与《王梵志诗》相近的作品，吸收《游仙窟》构思和表现手法的作品，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中世日本的僧侣，阅读《孔子论》(即《孔子项橐相问书》)，也需要较高的汉文修养。尽管在那个时代，纯文学与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界限不是那么分明，像敦煌文学中的有些作品，曾经给日本的作家以影响，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日出日落，照亮过多少越海者的冥想；潮来潮去，沸腾过多少爱书人的情思。将中日两国这些资料放在一起，中国中古文学、日本上代文学和中古文学，各自的特色显得更鲜亮，两者的关联也就更清晰。

任继愈先生说过： “敦煌学是世界范围的学术。”柴剑虹先生也说，敦煌文明是世界文明的象征。同时，敦煌文学中有些很有趣的作品，而且其中有属于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东西，很值得珍视。譬如尊老敬老、重视生命、看重家庭、崇尚智慧等，这些都是现代也不能缺少的。敦煌文学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揭开了久被遗忘的文化交流史的秘密，而且它代表的不同文化相互尊重汲取的精神，也是属于现代和未来的。

日本流传的文献，不仅可以用于考证敦煌文学资料，在文献学上有独特的价值，而且是中日比较文学中需要加强研究的重要方面。

远从奈良时代起，日本作家便不断阅读中国传来的文学作品，积极吸收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其结果，日本不仅以中国刻本、抄本与所谓“和刻本”(即日本刻本)等形式，保存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中国久已散逸的作品)，而且中国文学还以被引用、被模仿、被改编(所谓“翻案”)等方式，进入到日本文学当中。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学文献，或被原样保留，或被部分改变，或作了脱胎换骨的巨大改变，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存续了中国文学的某些要素。从日本文学方面来说，吸收中国文学意味着表现力的拓展，而从中国文学方面来说，则使汉文学获得了在另一种文化中传播与发展的机运。

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在域外最大的资料库。

敦煌文学文献内容丰富多彩，它使中国学者对以往忽视的俗文学和佛教文学刮目相看，进而从语言、文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有些便可以引入到对日本奈良、平安时代文学的研究中来。另一方面，敦煌发现的手抄本，许多虽然在我国已经失传，但在历史上却产生过相当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当时曾跨越大海，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流传到那里的文学资料，没有因历史久远而消亡。它们以各种形式，还在传存和发展。

所谓敦煌文学，不仅仅指敦煌地区或者敦煌人创作的文学。由于唐代敦煌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敦煌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其他地区历代文学作品。我们今天所说的敦煌文学，就是指敦煌石室发现的那些作品。这些资料重见天日，使得中日文学交流史乃至东亚文化关系史中长期被遗忘被忽略的重要方面，有了展示于世人的可能性；同时，那些在日本传存的部分，又可以与敦煌发现的部分，相互对照，以重现它们的本来面目。

为了便于探讨，我们对那些传存在日本的敦煌文学，按照与敦煌保存的原本的距离，姑且可以划分为五级。

首先，是那些以抄本或者刻本的形式保存的本子，它们和敦煌发现的本子最为接近。例如在日本发现的《孔子论》，和敦煌的《孔子项橐相问书》出于同一系统，日本的上野本《孝子传》、李暹注《千字文注》以及《蒙求注》等，都与敦煌发现的本子颇为相近。不妨把它们看作是敦煌本子的“分身”。日本的这些抄本，很多都是在奈良时代便由遣唐留学僧或留学生带回，而后辗转传抄，它们比敦煌的本子幸运的是，历经一千多年还较好地保存了下来，有相当长的被阅读史。

第二级，是日本文学文献中引用或者引述的敦煌文学资料。自奈良时代以来，日本文学特别是佛教文学，在作品中多引用中国的故事诗文，其中便包括一些今天在中国已经失传的文学资料。例如平安时代的佛教文学总集《今昔物语集》中引述了《孔子项橐相问书》中的部分内容，中世的佛教故事集《注好选》《宝物集》等书中引述了我国失传的《孝子传》故事，在日本的文献注释书、辞书以及类书引用的典故中，也有一些与敦煌文学相关的内容。这里不排除引用者或者引述者可能对原来的材料删节或者改写的可能，但是整体上仍然较多保存着原本的面貌。我们姑且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敦煌文学的“影子”。

第三级，是根据敦煌文学改写(日语称为“翻案”)或创作的作品。例如《日本灵异记》中的描写髑髅报恩的故事，便是利用了句道兴《搜神记》中的侯光侯霍故事的构思，改编成发生在日本某地的故事。据日本学者研究，奈良时代以遣唐使随员身份到过中国的《万叶集》歌人山上忆良有名的《贫穷问答歌》，便与王梵志的诗歌《贫穷田舍汉》在情感构思乃至语言上都颇多相似处。曾在中国学习的弘法大师空海也写过《九想观诗》等作品，他的作品被有的日本学者称作“日本文化的母胎”。这些作品有的是以敦煌文学或者与敦煌文学极为相近的文学为蓝本，在题材、素材或者语言上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虽然它们写的已是日本的生活和日本人的事情，但在整体上利用的还是来自中国的形式，内容上也多“复写”的部分。我们姑且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敦煌文学的“化身”。

第四级，是由敦煌文学的文体发展起来的日本文学。最突出的例子是愿文。愿文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无人提及，黄征、昊伟《敦煌愿文集》的出版，才使许多人重新关注起这一文体。而在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竟多有第一流汉学者撰写的众多作品保存下来。就是在中国这种文体被冷落之后，传入日本的这种文体也还在独自发展，甚至今天的有些法事活动中还沿用着诵读愿文的仪式。虽然某一时期其中哀伤的抒情成分被大为扩展，但在形式上还保留着古老愿文的写作原则。这些愿文由于更多显示出日本文学特色，可以看作是敦煌愿文的“亲戚”。

第五级，是敦煌文学的精神影响。这是指体现在敦煌文学中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在日本文化和文学中被转化的情况。日本《风土记》逸文中记载的“天人羽衣”传说，与句道兴《搜神记》中的“田章天女”故事属于同一类型，逸文作者将这样的民间故事记录下来，有本身来自中国的神仙思想影响在起作用，而这类故事的存在，也显示了神仙思想在民间传播有别于贵族社会的特点。到江户时代谣曲中的《羽衣》更在这个古老传说中注入了浓厚的“神佛习合”观念。另一个例子是泰山府君形象在日本的嬗变。敦煌文书中的《太山经》残卷等，说明了泰山府君信仰在六朝和唐代社会存在的普遍性，而日本阴阳道更把泰山府君作为延长万物寿命，保佑个人官职提升乃至能为国家消灾免祸的神灵，发展起来所谓“泰山府君祭”和“天曹地府祭”。这些现象的出现，已不是某一部敦煌文学作品影响的结果。与此相关的都状等文学，只能算是敦煌文学的“苗裔”。

当然，这五级文学的存在，并不限于敦煌文学。

从清代末年，我国学者便到日本访书，像《游仙窟》、“三言二拍”这样的书便都是从那时起“访”回来的。这都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级的情况。后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对日本文学中的中国文学的第二、三、四、五级的情况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然而，深入到日本文学内部去找中国失传的文学资料，却还没有人系统去做；在此基础上，要再进一步挖掘比较文学的价值，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当然，以前日中两国都已经有学者就相关文献做过许多考证工作，但明确提出这一课题，专门来做研究，就有希望使点滴零星的考证，变成集中的有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是在前人做的访书工作的基础上，来做在日本文学中“访文”的工作的。

敦煌文学，对日本人来说，自然是一种外来文学。看一种文学如何接受外来文学，恰恰可以反衬出它本身特有的侧面。

研究方法服从于课题的需要。由于我们面对的材料，主要是写本，辨讹匡补之类的工作必不可免。这样的研究，必然是融考证、鉴赏和比较于一炉，结合语言、文学和宗教研究的综合性研究。

敦煌文学，特别是其中的俗文学，以及写进佛经的民间文学，套用今天的说法，只能算“大众文学”。有关它们的研究成果，也不应该只为专家学者所独享，它们被携出国门之后，是怎样被改变了命运，也不只是专家感兴趣的问题。

它们本来并不是远离生活的，使用的语言也很平易，只是由于语言的变迁，有些今人已不熟悉，但是加上些注释，便不难懂。行文排列方式反映叙述的态度和速度，旧的排列方式少分段或者不分段，已经不符合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只要做些调整，一般读者就可以接受。耐下心来读下去，便知道其实并不难。我还有心在向一般读者介绍敦煌文学方面，做一点尝试。

这部《日本传衍的敦煌文学》准备分《唐土的种粒》《远传的衣钵》和《密封的文缘》三册，各自侧重从故事、佛教文学和诗文来谈日本文学与敦煌文学。也就是分别讲述来自西土大唐的原本在变文等里面的故事的种子，是怎样在日本文学中生根开花的；与敦煌佛教文学相类似的东西，在日本文化中怎样被扩衍发展和变形的；从日本早期文学特别是汉诗文与敦煌文学的对照中，可以揭示出九世纪以前中日文学交流的那些奥秘。传衍，传播延续扩衍之谓也。

由于本书引用的资料，特别是日本古代文学的资料，一般读者很难一下找齐放在一起阅读，我采用了全文或者大部分收进来的办法，该翻译的就翻译，该校点的就校点，为的是使读者一书在手，便知原委。

所谓文学交流，就是通过语言文字转达来进行精神的接触，因而，撇开语言文字，文学交流便无从谈起。愿我们能通过原文或者译文，更深入地品味文学的妙味，也更准确地把握中日文学的精髓。

王晓羊

甲申年五月

(2004年7月)

继“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十卷本)推出之后，自2002年9月始，这套“人文日本新书”的出版工程又在全体编委充满激情而又务实稳健的工作中，张弛有致地推进。

中日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30年，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合作往来日益密切，在中国全面启动向小康社会迈进，向现代化迈进的今天，关注人文日本，增进国人对异质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扩大视野，提升跨文化平等对话的能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具有深远而悠长的意义。

“人文日本新书”是一套具有丰富文化内涵与深刻人文精神的新型文化学术类图书。

丛书整体框架

梅之辑 侧重于中日文化文学关系

樱之辑 侧重于文学

松之辑 侧重于宗教风俗历史

竹之辑 侧重于艺术

每辑6～10册，每册字数10-15万。每册突出一个人文主题，小题精作。

丛书期待品质

大家气度 体现学术前沿、专家功力。

独到眼光 体现中国学者透视日本文化的独到见解。

原典透析 精读原典、言而有据。

青之有趣 语言规范而不板滞，平易流畅，理、趣相得益彰。

可观可点 体例设置灵活生动，图文并茂，亲近阅读。

着眼未来 着眼和平、发展，愿“人文日本新书”走近读者。贴近读者，满足读者不同层面的阅读需求。

甲申·六月(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