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 “精品工程”项目，曾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书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本书试图从深层文化视角，透视并反思日本侵华战争，史论结合地研究“笔部队”配合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的各种“文化战”。该书以大量第一手材料触目惊心地剖析了“笔部队”的侵华文学，揭示了这其实是日本开辟的“第二侵华战场”，使人震惊，也给人留下了许多反思与回味。

在侵华战争中，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形成了一支以笔为枪的特殊部队——“笔部队”。他们有的应征入伍，成为侵华部队的一员；有的作为“从军作家”开往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在其所炮制的侵华文学中，或煽动战争狂热，把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略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写他们如何愚昧野蛮；或歪曲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文坛进行干预浸透，对沦陷区民众施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本书对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做了深入的研究与批判，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完整而又简明扼要的日本侵华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它对于我们了解鲜为人知的“笔部队”及其所作所为，对于弄清日本文学与军国主义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军国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前言/1

第一章 日本文坛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策”的形成/6

第二章 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24

第三章 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及其“大陆开拓文学”/45

第四章 日本殖民作家所谓“满州文学”/64

第五章 “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83

第六章 “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107

第七章 日本的侵华诗歌/131

第九章 石川达三的真话与谎言/171

第十章 炮制侵华文学的“国民英雄”火野苇平/188

第十一章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210

第十二章 “亚细亚主义”、“大东亚主义”及其御用文学/237

第十三章 日本有“反抗文学”吗？/260

第十四章 日本战后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278

附录：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以日本士兵形象为中心/300

主要参考文献/317

后记/320

再版后记/323

一、福泽谕吉：“文明战胜野蛮”

明治维新以后，最早关注中国问题，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做出自己的独特分析的，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一1901)。作为文学家，福泽谕吉为创造日本近代的平易畅达、富于宣传效果的评论、政论和随笔散文等诸种文体，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以这样的文体，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他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和现状所做的分析，他那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意识的中国观，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于日本历届政府对华侵略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中国的看法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中国观的终结，并为日本近代的中国观奠定了基调。

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1875)一书中，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思想基础，把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档次。他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最野蛮的国家。”在这里，福泽谕吉还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了同一个档次上，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但是，要知道，在古代，除了极个别的人(如江户时期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文学家们大都对中国充满着友好、景仰之情。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前，日本的近代启蒙还是以中国为榜样的。福泽谕吉之前，日本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是文明国。福泽谕吉则明确地从文明理论上把中国的“文明”档次降了下来，为他的文明理论的进一步展开做了铺垫。那就是，首先，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学习西洋并谋求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从而成为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文明”国家，这也就是他后来提出的“脱亚入欧”；其次，日本现在有了“文明开化”的觉悟和条件，而中国没有，所以，虽然日本和中国一样属于“半开化”的文明，但日本的文明在这关键的一点上还是要高于中国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他的根据是：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是一个天皇的“至尊”与武士幕府政权的“至强”相配合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达不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比中国容易。”(《文明论概略》)而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就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把中国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了。

就这样，福泽谕吉把中国几千年来在东亚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否定了。那么，现在应由谁来做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中心呢，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正在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国家”，因此自然应该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亚洲的“盟主”。他明确提出，在“亚洲东方，任此首魁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论与朝鲜的交往》)于是，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等国家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干预朝鲜事务，并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主张和西方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割取中国的台湾和福建省的一半。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他甚至画好了一张“支那帝国分割图”。他积极鼓动对中国清政府开战。当日本在“日清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胜利之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他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是官民一致取得的胜利，啊，……多么高兴，多么感谢，我简直不知怎么说才好。我活到今天，才能看到如此光荣的事情。以前死去的同志朋友真是不幸。啊，我多么想让他们看到今天的胜利，每念及此我都要掉泪。”他把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下同中国作战的，因此，在他看来，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福泽谕吉关于“文明”、“进化”的理论，关于武力侵略中国的主张，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象征”的北一辉，在其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中，明确写着：“中国、印度七亿同胞，若无我日本之扶持与帮助，实无自立之途。”他认为，为了把欧美“非法独占的大量领土”夺取过来，日本“有发动战争的权利”。其思想主张与福泽谕吉具有明显的联系。

  P5-P9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他们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及中国人如何愚昧和野蛮；或歪曲描写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这就是活跃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把派往侵华前线从军采访的作家们称为“笔部队”。现在看来，“笔部队”这个词非常恰切地表明了这支以笔为枪的特殊部队的作用和性质。实际上，不仅是到侵华战场从军的作家是“笔部队”，凡是以文笔的方式、以文学活动的方式参与、协助侵略战争的文学家，都可以归为“笔部队”。在侵华战争中，“笔部队”和“枪部队”(武装部队)，形成了上下呼应、“官民一致”、软硬屠刀、文武两道的军国主义战时体制。本书的标题——《“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笔部队”这个词的。

大量炮制“侵华文学”(即所谓的“战争文学”)，是“笔部队”的主要“业绩”，也是日本文学家“协力”侵华战争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在本书中对“笔部队”的揭露和批判，是以“侵华文学”为中心来进行的。我所说的“侵华文学”，指的就是以侵华战争为背景、为题材，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诚然，“侵华文学”这个概念并不能统括二战期间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全部的日本文学，它只是其中的—个部分，但却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在日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文学史著作在谈到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文学的时候，常常一带而过。更有一些当事的文学家和后来的研究者对战争时期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讳莫如深，甚至掩盖、歪曲历史。几十年来，日本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对战争时期的日本文学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往往把研究对象笼统地称为“战争文学”。所谓“战争文学”看起来倒是一个颇为客观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却很难表明日本“战争文学”的军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性质，因此它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一定的暖昧性。在世界文学中，一切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都可以称作“战争文学”。反侵略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可以称为“战争文学”，鼓吹侵略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学也可以称为“战争文学”。早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侵华文学正在泛滥的时候，日本就有文学评论家、研究者把那些文学称为“战争文学”，以此来证明日本文学和现代世界文学中的“战争文学”是一回事。在战后，更有的作家(如火野苇平)把自己同世界文学史上的“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如托尔斯泰、雷马克等)相提并论，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撑腰、辩解。看来，在日本，“战争文学”不仅是个概念问题，而且也包含着对研究对象的态度和看法。鉴于那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特殊性质，我不使用“战争文学”这个暖昧的概念，而把此种文学称为“侵华文学”。

把日本文学家的那些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篇章称为“文学”，读者也许难以接受。诚然，“文学”应该是真、善、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侵华文学不仅不配称作“文学”，而且还是对文学的滥用和对文学的亵渎。但是，本书要告诉读者的是：假、恶、丑的文学也同样存在，而且可能会成为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文学的主流。日本的“侵华文学”就是一个例证。

“笔部队”及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侵华文学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战魂”和“军魂”就包含在其中，日本人对华侵略的思想“理念”、对华侵略的狂热情绪，就包含在其中。我们要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膨胀的过程，要从日本人的意识深处追究侵华战争的深层根源，要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就必须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因此，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地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围。

但是，在我国，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四十年代初，我国出版了张十方先生撰写的《战时日本文坛》和欧阳梓川先生编的文集《日本文场考察》两本书。这两本小册子，是当时中国文坛对日本的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成果。但囿于当时的条件，对日本侵华文学的考察只能是粗略的(两本书加在一起总共只有六七万字，内容上也互有重叠)。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除了近来为数寥寥的几篇文章以外，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在侵华战争中起了那么巨大作用，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却远远未能反映实际情形。本书的意图就是要填补这方面的空缺，站在当代中国人的立场上，对日本侵华文学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和批判。

日本侵华文学长期充斥文坛，数量巨大，仅在1937年至1945年间，光单行本就出版了一千种以上。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更是不计其数。对侵华文学的研究必须基于原始的文献资料，而且必须消化、鉴别和利用这些文献资料。但是，我在本书中不打算一般化地罗列这些材料，而是采用以点带面、连点成线的方法，对侵华文学中的重要的文学活动，对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的个例进行重点分析解剖。不但要对侵华文学进行揭露和批判，还要回答诸如下列一些问题：日本作家如何看待侵华战争?为什么几乎所有的日本文学家都成了“战争协力者”?日本文学及文学家在军国主义的形成和侵华战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日本文学家负有什么样的战争责任?他们又如何认识自己的责任?日本侵华士兵的形象、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在日本侵华文学中如何被塑造?如何从日本的侵华文学看日本文学的某些本质特征?等等。与此同时，还对侵华文学的发展演变的线索予以清楚的勾勒。也就是说，把“史”和“论”结合起来。因此，单从每一章看，它是对日本侵华文学的某个专题的研究，而把全书各章贯通起来看，它又是一部较完整的日本的侵华文学史。

侵华文学史，就是日本文学的罪责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就是日本侵华文学的一份“罪案”。整理这么一份“罪案”非常必要和重要。不立这么一份“罪案”，其罪责就有被忽视、被忘却的可能。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战后，日本许多人，特别是许多政客官僚悍然为军国主义招魂，动辄大放厥词，掩饰侵华罪行，甚至美化侵略战争。他们一方面在国际压力下不得不作形式上的“反省”，另一方面又在每年夏天摩肩接踵地到作为军国主义之象征的靖国神社参拜。同时，日本文学界的军国主义势力也蠢蠢欲动。文学家中有人在兜售《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如林房雄)，有人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如石原慎太郎)。1998年5月，歌颂战争犯子东条英机的电影《自尊》又粉墨登场。这些都表明，对日军侵华历史的追究和清算还远远没有完成，它仍然是日本人民、也是中国人民的长期而又艰巨的课题。本书的研究，就是这个重大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俗话说“以史为鉴”。将日本侵华文学加以研究整理，以此警世，以此做人，这就是本书写作的根本宗旨。

从学科领域上说，本书所研究的是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上，战争与文学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战争常常决定着、改变着一个时期、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的面貌。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日本的“侵华文学”自然也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日本文学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因此，本书也是战争与文学关系研究、日本文学与中国的关系研究的一个尝试。

1997年7月，我给《北京社会科学》杂志投寄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这是当时我正在撰写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的一节。编辑部许树森先生对文章非常赞赏，决定临时调整已安排好的版面，将该文尽快刊出。该文在8月份的第3期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我做了电话采访，并将该文译成英文。译文连同采访录音片段，在9月18日和9月25日两次对外广播。

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响，促使我把这个方面的研究作为下一步的新的研究课题。当时(1997年8月)，我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已全部完成并寄交出版社，我决定接下来写一部新的著作，题目暂定为《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并很快投入了资料收集和撰写工作。

在这个课题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仍然采用论文式写作法，即把每一章节的内容都作为学术论文来写，写完后陆续发表。有关的论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在读者中再次引起了反响。如，我在《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发表了《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一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将该文译成英文，并在7月9日播出；《新华文摘》1998年第9期对该文做了摘发。5月，该文在南京获“全国东方文学第3届学术评奖”论文一等奖；6月，《北京日报》理论部的李乔、李君红两位编辑联名来信，认为对于日本侵华文学还是“鲜为人知”，“很有必要把这些内容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并说“我们是代表日报四五十万读者向您约稿”。我应约给《北京日报》写了题为《“笔部队”——日寇侵华的一支特殊部队》的文章，《北京日报》7月20日予以发表，并加了“编者按”。文章刊出两三天后，我陆续收到了多封读者的来信。其中，抗日老战士屈保坤先生在信中，以他的亲身经历印证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史实；北京航天工业总公司的黄美超先生在来信中说：“这篇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从另一个侧面看到日寇之凶残诡诈。这个侧面，尚鲜为人知，极有必要大加揭露……过去，人们对日寇之认识，几乎一律地只知其军事侵略，飞机、大炮、屠刀和铁蹄。而对其软屠刀——笔部队，竟一无所知。这是莫大的遗憾。你率先揭露日寇的软屠刀，警醒国人，警醒世界，我认为，这真是功德无量。”黄先生还建议我将论题集中在日本侵华文学，并单独成书。

本课题的研究就是这样，始终得到了媒体和各界读者的关怀。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打算写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两部分，并将两者置于比较文学的框架中。后来，光日本的侵华文学部分就写出了20余万字。所以最终决定以日本的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为中心，书名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至于中国的抗日文学研究的部分，也决定扩充内容，研究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结束后百余年问的中国的国难文学，书名暂定为《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作为本书的姊妹篇，单独成书，计划在近几年内完成。

在本书的选题和写作过程中，我深深认识到，在我国，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学术研究来宏扬爱国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希望通过本书与《中国近现代国难文学史》的写作，把文学史的研究与时代、与社会密切结合起来，与国耻、国难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使学术研究直面未来的21世纪的挑战。虽然我个人写的一两本书，作用微不足道，但我愿意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

为了使读者对书中内容有些直观感受，特安排了35幅历史资料性图片。又在正文之后附了一篇文章，即我在上面提到的《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它是孕育本书的母胎，特附在书后以志纪念，对正文的内容也算是个补充。

最后，我感谢为本书的有关章节提供发表园地的诸家报刊，如《北京社会科学》、《北京日报》、《日本学刊》、《抗日战争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国外文学》等；感谢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许树森先生，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及李建平先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丁云先、李姝香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张健、张宁先生，北师大出版社的常汝吉、马新国、傅德林先生等。感谢郭志刚先生审读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提供的资料服务。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办公室将本书列为“九五”重点研究项目和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精品工程”丛书项目并给予资助。

 王向远

1998年12月11日于北京志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