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讯和交通等信息手段十分落后的古代社会，学术文化的传播一般是通过士人来直接实现的。中华民族学术文化融合、发展的每一页，都凝聚着他们的辛劳。但他们的命运又往往取决于大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又总是坎坷曲折，充满荆棘。本书通过对中古江淮之间士人流动与文化交流的透视，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生动而又包含几多辛酸的图画。

这部题为《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的书稿编校整理大体告一段落，即将交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作者，需要将自己写作该书的立意、主要内容及相关感受略作说明。

近十多年来，在历史学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比较受到重视。在这些领域中，学人们又特别注意将社会文化现象与特定的地域或人群、社会集团、社会阶层联系起来，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综合性考察。这样的学术思路的转换，不仅使人们对许多历史现象获得了新的解释，而且大大地拓展了学术空间，“发现”了许多新的学术课题。每每地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视角独到的论文，在书店里看到选题别致的学术著作，作为个中之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这一时代学术思潮的涌动。

当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任何所谓的新论，甚至所谓的新思潮、新方法，都有其历史的承继与归依。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上述学术现象固然是“新变”，但若追溯至20世纪30～40年代，则是对陈寅恪、汤用彤等学术大师研究路径及取向的一种“回归”。

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一分子，我与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学者一样，在不断观察学术风尚变化的同时，思考和调整着自己的研究课题。作为一名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我最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历时性发展与变化)，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分布与差异)。一般说来，人们对前者比较重视，而对后者则易于忽略。对地域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古时代而言，以地域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体历史时期的内在特点决定着我们必须凸显这种“地域”视角和意识。

确实，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从来与地域因素不可分离。地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便造成了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化。历史越古老，时代越久远，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便越明显。古人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观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

不过，在强调文化的地域性的同时，必须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我们应当注意寻找不同区域间的或隐或显的联系。从“长时段”和“整体性”的历史进程来看，不同地域间文化的独立发展是与人类社会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联系的。随着某一地区或多个地区的社会或文化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不同地区的文化便会逐渐发生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不同的文化区域必然存在着“互动”——无论是冲突，还是融通——的现象。

在通讯和交通等联系手段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沟通不同地域间文化交流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人员往来。人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载体。某一地区人口的膨胀或社会的动乱往往会造成人口的迁移，而不同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则必然造成异质文化的交流。士人是精神文明、学术文化的结晶，士人的流动必然形成学术文化与思想的传播。这样，随着不同地域士人间的接触，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因现实利益、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学术风尚等因素引起的各种冲突和交融。

中古时代，中国可以分划为许多个经济、文化区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所谓碣石以北、关中、关东和江南的粗线条的划分，其中又可划为许多个小区域。秦汉时代，人们更关注东、西间的“互动”。降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即所谓“中古”时代，南北之间的长期分裂与文化交流问题渐成主题。当时，江南地区出现了“地域自觉”的诸多深刻的社会变化。这既是江南地区自身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致，更与当时中原文化的传播相关。汉末六朝时代，北方长期动荡，陷于五胡十六国和北朝的纷争之中，中土士民大量南迁，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深入的文化传播。这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主旋律”。

有鉴于此，本书共有十二篇专论，以汉唐之间为中心，分别考叙了两汉时期、汉末、孙吴与蜀汉时期、两晋之际、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士人群体的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史实，力图大体勾勒出一条南北文化“互动”的线索。之所以选择这几个时间段，主要在于其间皆处于中古时代南北方分合与文化交流的关键时刻。就地域而言，主要考察以江淮、江东等地域为中心的士人群体的发展与流动，揭示他们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个别时代虽有逸出这一地域的情况，但仍可归纳在“南北流动”的框架内。

由于民族观念和文化意识等因素的影响，有关东晋以后的“正史”记载都以江南政权为所谓“正统”。这固然是一种“偏见”，但客观地说，在学术文化与思想理论水平上，江南地区在总体上要高出北方。从以上诸篇专论所揭示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以东晋立国江东为界，南北之间的人员流动与地域文化交流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秦汉、魏(西)晋，南方虽有间歇性的割据或相对独立的发展，但社会发展进展比较迟缓，在学术文化上主要接受北方文化的哺育。一旦北方王朝在军事上统一南方政权，南方地区的士人不仅在政治上沦为“亡国之余”，受到歧视，而且在文化甚至生活习尚诸方面也受到侮辱；他们对统一国家的文化虽有所“反馈”，但主要还是吸收和接受。南北朝隋唐之际，情况则有不同。尽管在军事上仍是北方占有优势并最终统一南方，但南方地区的士人北迁所造成的南学北输，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新的统一国家的文化基础。有识者早就指出，隋、唐之武力胜于南方，但南方的学术文化则“征服”了隋唐统治者。历史的变化竞如此深刻。从此，由江南士人所承载的文化，绝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文化遗产，而且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

以上所述，是我近十多年来经常思考的问题。当初的认识虽不像现在这样清晰，但毕竟有一些基本的理解。通过深入地研究一些具体问题，逐步加深了理解，提高了认识，从而获得了某些“自觉”。

至于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方法，上面已谈及，主要是通过对中古时代江淮地域间土人流迁与文化交流有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人物、群体的个案研究，凸显这些具有坐标意义的“点”，进而力图将这些“点”联结成“线”，找出规律；通过以“点”为核心的辐射，展示一个或多个“侧面”。个案研究的好处在于：可以比较深入、精致，在细节上把握比较准确。相反，章节分明的系统史著，必然面面俱到，缺乏学术的深度与个性。问题在于，我所选择的“点”是否具有关键性，是否具有“坐标”的意义。否则，如果点找得不准，据之而描绘出的线索与平面，必然是不准确的或变形的。想到这里，我又不免忐忑不安。

当然，我之所以采取这种专题研究方式，也有其客观因素。一是相关史料记载不系统，经常存在长时段的空白；二是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二者直接相关，而这二者又都与南北分合的历史背景相关，在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则相对沉寂。因此，我这样做，确实有不得已处。

这样说，并不是要巧妙地回避本书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自己觉得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明显缺陷：首先，作为一部史论，在一个宏大的题目下，我仅做了几例个案的考论，尽管我有意识地从全局和总体过程去把握，但毕竟自觉不自觉地沉浸于细节的考证，从而淡化、削弱了对整体的照应，难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即便在细节研究中，相关考叙也未必都经得起推敲。其次，在研究中，我主要关注“士人流动”与“学术文化交流”，运用最多的是传世文献资料，而对当时民间人口流迁与社会文化传播的背景则少有论及，对相关的考古材料也没有广泛利用。第三，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分专题集中研究几个“关节点”，尽管各篇侧重点有别，但毕竟存在联系，致使相近章节中某些内容和资料存在重复现象。凡此种种，我诚恳地期待着来自读者诸君善意的学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