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个在中国文化的选择上旁逸斜出、独辟蹊径的现代学者；一个曾经令研究者不褒则贬，观点呈严重对立态势的文化先驱；一个外表温文儒雅，其精神却可用宋人诗句“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为其生动写照的现代诗学创始者。

本书的写作立足于世界诗歌主潮的大背景，关注当下新诗创作之得失，在重新定位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对胡适新诗理论及关系诗歌形态发展的理论问题开展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该书从全新的视角诠释胡适新诗理论 的批评策略，是一本较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序 朱寿桐/1

引言/1

上编 胡适新诗理论的争议性问题/11

第一章 胡适新诗创作及理论的定位问题/13

第一节 关于定位问题的提出/13

第二节 胡适倡导新诗初衷考证/15

第三节 进化论文学史观与“取代”定位之形成/19

第四节 近年诗歌理论研究进步与“取代”定位之反省/24

第二章 胡适倡新诗时“否传统”问题/29

第一节 胡适对旧诗传统褒贬分明，并不“一概否定传统”/30

第二节 胡适积极地以旧诗之道探寻新诗之路，并非“唐宋诗词一笔抹消”/34

第三节 胡适从本能到自觉地借鉴传统，绝非“弃祖传文化精华如粪土”/36

附录 《胡适留学日记》论诗选粹/37

第三章 胡适倡新诗时“废文言”问题/54

第一节 “死了的文言”：一种偏激的话语策略/54

第二节 “废文言倡白话”：顺应历史需求之举措/55

第三节 特定时代语境：偏激话语策略之由来/59

第四章 胡适倡新诗与酬唱传统断裂问题/63

第一节 酬唱传统在现代的断裂/63

第二节 断裂原因一：科技发展及对传统不无偏激的反省/64

第三节 断裂原因二：新式教育的兴起及科举的废除/65

第五章 胡适倡新诗与新诗“末路”问题/68

第一节 说新诗“末路”/69

第二节 说新诗出路/76

下编 胡适新诗理论的建构及得失/91

第六章 胡适“作诗如作文”理论的建构/93

第一节 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概念及其理论体系构成/93

第二节 “作诗如作文”与宋诗的“以文为诗”/96

第三节 “作诗如作文”理论与近代西方诗歌主潮/101

第七章 “作诗如作文”理论在新诗初期的陌生化优势/108

第一节 以旧诗之道探寻新诗之路/108

第二节 有清醒的创新意识/109

第三节 好些现代诗说的原创权应属于胡适/112

第八章 “作诗如作文”命题的理论缺失/115

第一节 命题的本体理论缺失/116

第二节 命题的诗学依据缺失/122

第三节 命题的诗美思想缺失/126

第九章 《文学改良刍议》之新诗形态设想得失/133

第一节 关于“务去烂调套语”/133

第二节 关于“不用典”/145

第三节 关于“不讲对仗”/149

第十章 《谈新诗》之新诗形态探索得失/157

第一节 关于新诗的格式/158

第二节 关于新诗的音韵/166

第三节 关于新诗的作法/178

第十一章 胡适与学衡派的诗歌理论比较/186

第一节 两种诗学观念之最初碰撞/187

第二节 两种诗学评价之正面较量/189

第三节 两种诗歌理论之主要区别/197

第四节 两种诗歌理论之内在默契/203

附录 胡适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与发展/211

 第一讲 胡适变革传统文学观念的近现代思想资源/213

 第二讲 胡适五四时期的反“载道”/223

 第三讲 胡适五四时期的否“团圆”/236

 第四讲 胡适五四时期的倡“通变”/252

参考文献/264

后记/267

 第一节 关于定位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诗歌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或诗论家像胡适这样长期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由于胡适的积极探索，大胆尝试，以白话作诗的“神话”终于在二十世纪初的华夏大地得以实现。人们由此公认，“胡适是白话诗的开拓者和倡导者”，胡适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敢于向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旧体诗词的格律挑战”，“并把中国的诗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阶段”。但与此同时，对胡适的责难也从未停止过。如新诗初年学衡派学者胡先辅在他的《评<尝试集>》的两万多字的洋洋大作中就把胡适的诗作、诗论贬得一文不值。新诗人穆木天在1926年更语出惊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此后大半个世纪中，对于胡适，不断地仍“有些学人在激愤地指斥其浅薄与误妄”。到了近十几年，有的学者在一些与胡适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中，干脆采取了不置一词、不加评说的“绕过”胡适的策略，折射出胡适在一部分学者心中日渐减轻的学术分量。还有的学者在近年来兴起的新诗百年探索的热潮中，由“当代诗歌失去读者”的话题，又一次将犀利的笔触指向了胡适。

胡适既是新诗的开拓者、倡导者，为何又被视作新诗的罪人?同一个历史人物，他在研究者心中的地位、分量为何如此差异悬殊?这其中，有无对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的误读成分?

误读是明显存在的。但除了误读及其他因素外，对于研究对象的定位不当也是导致评价悬殊的重要原因。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许多文学史家(包括抑扬双方)的阐释中，新诗是相对于旧诗而言的，新诗取代旧诗，意味着传统诗词的正统地位被否定乃至旧体诗词的被淘汰，新诗与旧诗之间是取代与被取代甚至是“臣服与被臣服”的关系。胡适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新诗取代旧诗正宗地位的倡导者”。笔者认为，这种定位其实并不恰当。它既经不起进一步的文献考证，也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它更适应不了中国诗歌研究发展的需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定位直接导致了对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评价的差异乃至某些误读现象的发生。

那么，怎样的描述才可以算是对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的最为恰当的定位呢?

笔者认为，以胡适为首的先驱者所发起的新诗运动，尽管所受的责难颇多，问题不少，但其贡献及意义仍应充分肯定。如与当时打破束缚，追求自由的世界诗歌主潮相呼应；承继并极大地张扬了我国自然、通俗的诗歌传统；体现了求新求变的文学本能等等。但其终极的贡献，说到底，是为多姿多彩的中国诗歌园地增加了一个在艺术体式上迥异于传统诗词但又与传统诗歌血脉相连的新的诗歌品种——中国的白话新诗。这种新诗在总体成就上虽然无法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但作为“一时代的文学”，已在事实上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华夏子民咏物抒怀的主要的诗歌样式。不少治唐诗宋词的专家学者将中国诗的主要形式分为诗、词、曲、白话诗，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对白话新诗作为一个新的诗歌品种的认可。而胡适，便是这一新的诗歌品种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有关理论的奠基者。

  P13-P15

广东是一片神奇得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高大的木棉将春天绽放得有如盛夏一般热烈，繁茂的棕榈在隆冬依然招摇着丰厚的秋实，湿漉漉的空气流传着粤讴的遗韵，古老的南音濡染着一个时代的色彩，带着依旧湿漉漉的声腔向中原进发。这里始终蓬勃着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每每加以挞伐的“重商主义”之风，然而这里却又经常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气息，涌现的学术大师至少自近代以来不遑多让于任何以文化教育见长的省份。这两种风气在许多文人的理解中原是那样地彼此相克、水火不容，但在这里却得到了如此和谐，如此协调的发展。这种和谐、协调的发展，很可能得益于此地固有的巨大的包容品性——那包容品性令人很容易联想起拥抱在深圳湾、琼州湾和北部湾之间的迷人的南海。它总是那样慈眉善目地吞纳各种流向的河川；亦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岭南大地，它能将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剑拔弩张，化解为一派永恒绿色的太息。这种包容品性既能使商人如鱼得水，也能使文人得其所哉，于是，全国各地的经商者蜂拥而来，也有一些文人学者在木棉和棕榈的感召下联袂而至。

在这样的认知中，我不仅理解了自己以及别的朋友，也理解了钟军红。如果仍按旧的行政区域将海南算作广东属地，军红是地道的广东人。重商之风长期浓重地包围着她，她却一点也不为所动，在自己的书斋中缓慢而自如地整理史料，研磨笔墨，剔尽世风的虚浮，感悟学问的沉潜，平心静气地贡献出这部厚实沉稳的著作。重要的是她并不因此而成为一个不入世潮、不识时务的孑然独立者。她以自己所选择并深深钟情的这种治学方法和生活方法，参与了南中国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的时代运作，这种“活法”本身应该被理解成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其丰赡气象的应有之意；她以自己可贵的努力加入了这一时代大合唱中的一个特别的声部，以自己的成果融进了这片神奇大地多姿多彩的一抹特别的色块。是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广东越来越引人注目，但它的吸引人处绝不会只在于金钱的颜色，火红的英雄花和高贵的棕榈树昭示着自然界的千姿百态，不也暗示着人文社会图景的色彩斑斓?许多粤地学者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钟军红的这部书，都以自己富有生命质感的嘀咻，向外界的一切有心人提出这样的暗示，这似乎也体现着岭南文化更加深邃的含义。

如果将我上面所说的话概括为好学问不分地域，我不打算否认，不过同时我想申言的是，有的学问可分性别。类似于胡适研究，哪怕是关于他的诗歌和诗论的探讨，我总觉得是特别宜于男性的话题。我拜谒过胡适的陵墓，追寻过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一些踪迹，对这位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和新文学的尝试者保持着相当的尊敬，但在浏览过胡适的不少文章和作品之后，觉得除了“两个蝴蝶儿”那样有限的几首尝试诗和纪念徐志摩的那篇著名演讲而外，他适合女性读者的文字并不是很多。特别是他倡导白话诗歌的那些文字，将一些勇敢的真知灼见加以紧张、局促而粗糙的包装，然后满怀兴致地投放到各种新文化杂志上，一面又略带世故地显现出漫不经心的神情。这样的勇敢、紧张、局促、粗糙，以及满怀兴致和漫不经心，一如他《尝试集》中的大多数篇什所呈现的一样，也如他受人关注同时也备受争议的人生，显然不怎么适合女性读者，当然也同样不适合女性研究者。钟军红颇有男性气质地选择了胡适白话诗论这样一个相当复杂的研究课题，而且通过这部专著呈现出了男性化的学术风格：有紧张的论辩，有勇猛的突破，有时也难免观点的局促与推断的粗疏，但作者始终满怀兴致地潜心钻研，每有所得又显得大大咧咧、漫不经心。这样的男性化风格，不仅与其所研究的对象十分吻合，而且使得作者轻而易举地避开了“小女子学术”的局限，显示出一般女性学者非常难得的潇洒与大气。

钟军红以她的潇洒和大气写出了一本富有张力的著作，既充满着学术论辩的紧张又包含着人生体验的舒徐，那紧张和舒徐足以令人联想到广东的仲春时节，英雄花火红的绽放嵌入了茂密的棕榈叶从容的舒展。  胡适一直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新诗倡导理论所引发的争议更是旷日持久，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免不了会进入紧张的论辩。钟军红面对着这种学术论辩没有丝毫的胆怯与不自信，她通过大量的史料引证，更通过自己对这些史料积极而富有个性的理解，总是胸有成竹地提出自己的观察和批评意见；这样的观察和批评意见几乎遍及胡适新诗倡导理论的每一个方面。她指出，胡适倡导新诗的初衷并非“取代旧诗”，而不过是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品类中增加一种可以叫做“新诗”的东西，因而胡适应该获得“新的诗歌品种的倡导者”这样的历史定位。这也应是对胡适及二十世纪初新诗的更为恰当的定位。这不仅解除了胡适“一概否定传统”的偏激论定，也确实走上了切入乃至还原历史本真的路数。如果都按照已然成势的偏激之论，胡适“一概否定传统”，“全盘西化”，何以解释他对于国学的热衷?如果在胡适等初倡者的心目中，新诗的倡导意味着是对传统诗词的否定与取代，何以解释他们一面尝试新诗的同时一面仍然写作为数并不很少的旧体诗词这一现象?钟军红的这番论辩，建立在文献考证、文学史观分析以及文学历史实践验证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确能令人信服。

钟军红在充分论辩的基础上，发现了胡适新诗倡导理论的“通变，”体性，认为这是新诗运动乃至文学革命运动能够取得速胜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具体地说，胡适倡导“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以传统的通变观论证了旧文学之变与新文学之起的历史必然性，为人们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而且，根据这种进化色彩浓厚的通变观，关于新旧文学此起彼落的认知就不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问题，而是时势的选择，历史的需要：古老的旧文学无法掩饰其种种不合时宜的弊端，而年轻的新文学虽难免有稚嫩的表现却应时而生，应势而起，故能取得迅速的胜利。

本书面对的胡适及其新诗倡导理论是一个既复杂又为人所熟知的对象，有关这一对象的各个方面都存有各种比较权威的结论，这就意味着追求任何学术的突破都必须进行紧张的论辩。钟军红觉得应该为胡适及其新诗倡导理论的所谓偏激性辩护，于是紧张地进入“偏激话语”历史的论证，断言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策略”。将偏激的言论作历史“策略”的理解，不仅新鲜别致，也符合胡适当年的心态和历史事实。重要的是作者善于在引经据典的语境下展开这种建设性的论辩，显露出踏实而良好的学术作风。例如胡适“作诗须得如作文”的理论，一般认为是西方近代诗歌思潮冲击的结果，有人曾言之凿凿地论证过受庞德的意象派理论的影响，而钟军红认为，这种理论的灵感主要还来自于宋代“以文为诗”观念的启迪。这些学术论辩既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又体现出鲜明的突破勇气。

钟军红在书中所显露出来的学术突破勇气相信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对胡适新诗倡导理论的一系列论析和判断都能够力破陈说，坦陈己见，从而全书都鼓荡着创新的锐气和求异的精神，在迭出的新见中炫示着勇毅的自信。特别是她敢于从胡适新诗倡导的历史影响引申出对新诗“末路”问题的发言，实在是大胆真诚而精彩斐然的一笔，足见其学术追求和学术风格的丈夫气概。新诗的前途与出路是困扰着新诗评论界的一大难题，即使是那些在诗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诗评家，触及到这样的问题也往往谨言慎论，小心翼翼。尽管钟军红在接触到这个问题时也“有些战战兢兢，迟迟不敢动笔”，但她终于还是欣然命笔，写下了关于中国新诗可能发展路径的畅想、推断和辨析。她从胡适对新诗倡导的攻略和功效中获取了一般评论家所缺少的底力和魄力，旗帜鲜明地向诗坛上存在已久的那种否定新诗、诘难新诗倡导者的论调亮出自己的否定态度，认为新诗倡导者在这方面并无谬误，新诗依然会有着良好的前途。新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遭遇到的某种尴尬，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部分诗人自以为是，将诗歌创作视为高不可攀的灵魂游戏，不重视诗的传播，缺少平常心也有关系。于是，诗的创作便在诗人自我世界的蜷曲中趋于萎缩。这种局面的形成，实际上导源于新诗人特别是当代诗人违背了初倡者的意愿，而不是胡适等人倡导新诗本身有什么过错。在此议论的基础上，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实例说明，新诗倘若能接续本民族“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的传统，在“诗的有意识的传唱”方面下工夫，就必然能够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

钟军红上述这些充满着学术论辩的紧张感的突破，往往都能与她学术陈述的舒徐自在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鲜明的学术个性。当她表述“诗的有意识的传唱”这样的学术见解时，她的内听觉一定充满着《千年等一回》、《历史的天空》等流行歌曲优美的旋律，那行云流水般款款流淌的歌词频频挑动着她的诗性的向往，这样一种丰沛的感兴，坚定了她“诗的有意识的传唱”的信念。她在对九十年前胡适理论的遥远回应中，应能感受到理念的灵动和情绪的翕张。于是，她有了关于新诗传统批评的动力，有了关于新诗倡导者功过是非判断的识力，有了关于新诗前途探索与未来推论的魄力。这本书在这些个“力”的推动下越发显得意趣饱满，诗趣盎然。

“定位批评”的学术定位使得钟军红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充分调动了她的审美认知和人生感兴，使她能以一种诗性的领悟环抱胡适的新诗倡导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状貌，作为思想和学术成果显现出来的因而就不仅仅是思想本身，还有与思想相关的生命的丰富与精彩。由此，认真的读者应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作者会把这样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定位为一种“批评”——在习惯和语感上，“批评”常与严格的学术有所区分。然而“批评”又常常意味着挣脱学术理念的自由，以日常的体验乃至生命的感悟融入理念的阐述。钟军红无论是在胡适的引领下进入历史论辩的语境之中，还是从这种语境中走出进入现实的观察和未来的畅想，都不愿放弃介入日常体验与生命感悟这样一种自由，都希望融进审美认知和人生感兴。这是一种生命写作。前些年“身体写作”风靡一时，有入曾精辟地提出：女作家固然在用“身体”写作，男作家却未尝不是在用“生命”写作。几易寒暑，竟有沧桑之变，男作家用“身体”写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钟军红却很有男子气地实践着生命写作。

作者舒徐自如、从容自若的学术风格还在于，她于紧张的论辩中时时表现出公允的平和，在为胡适辩护的同时也常常指出胡适的历史局限，在论证新诗倡导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常分析出这种理论的先天缺陷。虽然这样做有时会使得她的论述成掣肘之局，但所体现的学术的公正会为她和她的书赢得更理想的声誉。

是的，对于一个学者，学术声誉是相当重要的。钟军红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勇猛的突破中时时体现着认真与谨慎。她将这部书称为对胡适新诗尝试理论的“定位批评”，也正体现着这样的认真和谨慎。联想到历史上的胡适，连笑容都透露出认真和谨慎的神情，不由得不赞叹：钟军红确实吃透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这样的风格作为前导，即便是为学经商都“居之不易”的广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都可能变得如鱼得水。

就在提笔写这篇序文的前几天，我来到了暨南大学。这后几句话，显然不是对钟军红说的。感谢军红在她珍贵的书页中借我这几片，让我老实不客气地用来写下几句聊以自勉的文字。

  朱寿桐

2004年7月11日至19日

  于广州一南京一西安旅次

几年前，我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源地北京大学访学。

当我徜徉于北大图书馆的书的海洋，我意外地发现，在新诗问世已近百年的今天，偌大的北大图书馆，竟然找不到一本专论胡适新诗理论的著作。

于是，我设想，在不久的将来的一天，在北大图书馆的书架上，有无可能会搁上一本这样的著作?

于是，我在北大的日子里，以及我已经离开北大回到广州的日子里，只要不是上课和工作，我的时间都花在与胡适的心灵交流上。

于是，也果真有了自己这本不揣浅陋而撰出的小书。

只是我没想到的是，自己假设的“不久的一天”的真正到来，竟已是在离开北大整整五年之后!

书中有部分章节，已先后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胡适研究丛刊》、《学术研究》、《河北学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多篇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导师陈平原先生和学界长辈田本相、耿云志诸先生的指教，得到了许多朋友、亲人的鼓励，朱寿桐先生还花费时间为拙作写序。本书的出版，更得到了任教学校与出版社的支持。尤其是责任编辑王海波女士，以她的聪颖和认真，为确保本书的质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献上我最诚挚的谢意!

钟军红

  2004年12月19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