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一位成就斐然的书画家，一位典雅抒情的作家，一位探究宇宙奥秘的哲人，一位诗思如天马行空的诗人，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学者……本书是作者与范曾先生长达十五年的对话实录，从范曾先生淡定的语词，深邃的思想和睿智的妙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艺术问题的真知灼见，能够间接窥见一代艺术大师的丰富情感和高贵灵魂。

第一章  我与美学  1

第二章  我与绘画  69

第三章  我与书法  125

第四章  我与诗词  151

第五章 我与文史哲  201

第六章 我看艺术家  249

首先要回答的是：何谓传统?质言之，传统就是人类的集体记忆。这记忆包罗万象。我们先放下伦理的、道德的、社会人生的不谈，先剖析一下什么是传统的美。

我们可以先追溯到人文未开之时，那是人们对美的认识的源头。那时有美学家吗?没有，只有对美富于感觉的人。其实对美的判断，那时是不会因人而异的。因为这种判断来源于大造赋予，不只是与生俱来，而且与大造的规律契合。照佛家的观念，人类对宇宙万物的感受来自眼、耳、鼻、舌、身、意：眼为所见，耳为所闻，鼻为所嗅，舌为所味，身为所感，意为所会。这些从远古、太古、玄古便作为DNA浸透着人类，苏格拉底所谓美的共同性，我想是包含在人类生命的基因里边的。这就是天生的审美。天地有好生之德，而这个德就包含着审美力的赋予。古人认为花是香的，屎是臭的，大概任何现代的前卫艺术家也不会认定花是臭的、屎是香的。毕加索画撒尿的女人，画两只眼睛挤在半边脸上的女人(美其名日“立体派”)，竭尽对女性丑化恶心之能事。可是他本人却终生保持着对美丽女性的永恒热情。按照他在画上所表现出来的美丑观，他本应当按图索骥去追逐那些天下最丑的女人，而不应当是一见美女就激情勃发的。可见在天生的审美方面，他毕加索也不得不遵循大造的规律。在这一点上，他绝对是口是心非，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再来看看美是什么。美就是造化，就是自在之物，就是亘古长存的、不假言说的自然。

正确的审美又是什么?就是摈除伪善、谬说、荒诞、矫情、扭曲、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就是回归宇宙本体的和谐、淳朴和童贞。现代美学家们费尽笔墨和口舌，聱牙佶屈，深奥晦涩，讲了无数深旨大义，其实最终还是逃不出天藏巨眼，回归到最原始、最简捷的要义上来。

谈到童贞，不禁使我想起了西方的大哲马克思，他曾满怀热情地称赞古希腊是人类健康的童年。他的挚友恩格斯则说古希腊的雕刻和19世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所达到的不可逾越的境界，是人类智慧的瑰宝。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它被礁岛参差、风物旖旎的爱奥尼亚海、爱琴海和波平如镜、一碧万顷的地中海所环绕。奥林匹斯山是古希腊传说中诸神的居所。那时，人神和谐、天地对话，庄严而公正的太阳神阿波罗光照着群山和大地，而酒神底俄尼索斯则把欢乐、激情的佳酿洒向人间。P12

对话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文体。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人类文明尚处在其“健康的童年期”(马克思赞扬古希腊文明用语)，西方的大哲柏拉图就以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与学人对话的方式，写出了他那部了不起的思想巨著《对话录》；不约而同的是，比他稍早的东方大哲孔子，也由其门生们记录整理出孔子与其门人的对话经典《论语》。如果说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那么，以记录、整理和提炼语言精华而形成的对话文体，则不啻是最直接、最精确、最清晰地传递出对话者思想精华的表达形式之一。

对话文体与文学艺术似乎特别有缘，大名鼎鼎的《歌德对话录》和《罗丹艺术论》无疑是文艺对话的巅峰之作，大凡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很少没有读过这两部对话作品的。自此之后，文学家、艺术家与美学理论家们常常选择对话文体来阐述其艺术见解，名家名作绵延不绝。而我与范曾先生的这部对话录，也正是在上述两部著名对话作品的启发下，酝酿、提纯、发展、整理而成的。这一工作断断续续大约持续了十五个年头。

记得那是在1985年的秋天吧，我在一次采访中初识范曾先生。那时他刚刚从北京调到天津南开大学筹建东方艺术系，年方46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才华横溢，誉满中华。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那天几乎是交谈不足十分钟就已为其独具的魅力所倾倒。我当时担任《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恰好主管高等教育的报道。这一工作上的契机，就如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对话平台。可以说，没有这个平台，我就不可能有这么多机会与范曾先生接触交往，进而建立起日渐深厚的友情；范曾先生也不可能把我这个普普通通的新闻记者纳入自己的交游范围，先是作为值得信赖的对话者，进而引为可以推心置腹的挚友。是的，我深信，在我与范曾先生之间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从相识到相知，十多年如一日，无论是朝夕相处还是多年睽违，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隔天涯，我们的对话从未中断，我们的心灵始终相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是一种人格上的互相信任。正因为有了这一切，才使我们的对话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观点交流而升华为一种心灵的沟通与互动。读者从我们的对话中，不仅能够直接了解范曾先生对一般文学艺术问题的真知灼见，而且能够间接窥见一代艺术大师的丰富情感和高贵灵魂。

与范曾先生长达十五年的对话，贮存在数百盘录音带中，贮存在数十个笔记本中。它们被我视为珍宝，每每于夜深人静时一遍遍地翻阅和复听，其思想的深邃和语词的淡定，常能使我在浮躁的世风中立定精神；其风发的诗情和睿智的妙悟，更常常使我在孤寂中平添精神的动力。它们跟随着我一次次迁徙，从海河之滨来到岭南边陲。如今，早期的录音带音质已渐弱化，一些笔记本的纸页也日渐泛黄。但是，我和范曾先生却总感到我们的对话依然尚未完成，好多话题依然没有谈足谈透，甚至还没有谈到。我们的对话好像永远处于正在进行时。近些年，范曾先生时而北京时而巴黎，往返东西，离多聚少；而我则滞身鹏城，编务繁杂，难得北上之机。地域的分隔使我们的对话远不如在2O世纪8O年代若干年里那么连续那么系统那么深入。不过，时空上的距离并没有阻隔我们观念上的交流，相反，每次见面彼此都更加感到一种分享精神成果的强烈渴望——记得1999年夏天，范曾先生与夫人楠莉大姐来深圳小住，虽然日程十分紧张，他却推掉了大部分活动，关起门来与我谈文论艺品诗读画，从白天一直聊到深夜，始终是兴致勃勃，宏论滔滔，妙语如珠，意犹未尽，最后甚至希望我住进他下榻的宾馆，以便翌日继续畅谈，只因我家小女转天要上课，我才不得不抱憾而返。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情形近十年中曾发生过不下五六次。当我整理历年来的对话录音时，我发现，尽管9O年代以来我们的对话频率有所减少，系统性连续性不如80年代，但话题的新鲜性和深刻性却大大提高，而且信息含量和理论浓度均超过以往。这不仅说明我们的对话质量并没有因空间的阻隔而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也昭示着范曾先生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也在不断超越旧我，与时俱进。从这本对话录中，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范曾先生对许多艺术论题的见解，确实是逐步递进逐步深入的。这无疑是给有志于范曾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追溯其艺术思想发展演变脉络的典型范本。

遥想当年，在与范曾先生初步拟订对话提纲之时，我是把他当做一位成就斐然的人物画家来定位的。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其实是对范曾先生的一种误读——他岂止是位画家，从他的思维深度和广度来看，他更像一位探究宇宙奥秘的哲人；从他的澎湃激情和天纵文采来看，他无疑是一位诗思如天马行空的诗人；从他那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缜密的远见卓识来看，他俨然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学者；而从他典雅抒情的文风与举重若轻的行文来看，他又是一位可与任何重量级散文高手比肩而立的作家……

然而在对话的过程中，最令我感佩的倒是范曾先生的另外一种才能，那就是他作为演说家的驾驭语言的才能。事实上，早在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就曾播放过范曾先生对青年学子的演讲录像，尔后，我又多次亲聆他的报告会，对此本来是早已深谙熟知的。但尽管如此，我在面对面的交谈中，依然时常被范曾先生的语言火花所点燃，从而生发出令自己也感到惊奇的提问——这样的对话，实在过瘾——每一次对话都可能碰撞出心智的火花，每一次交流都会获得超出预期的回报，这难道不是一种人生难得的智慧飨宴吗?我暗自庆幸自己曾经独自享用过如此丰盛的飨宴，我每每贪婪地期待着新的飨宴——这，恰恰是我能够坚持十余年不曾间断不愿间断甚至不肯间断这一精神飨宴的最直接最内在的原因。我从不讳言这样一个事实：在与范曾先生的长期对话中，我是最大受益者!

我曾对范曾先生讲，我这个人生不逢时，正赶上“文革”十年浩劫，失去了正常的读书机会， 自然也没上过大学。但同时，我又是一个不幸年代的幸运儿，因为我从18岁跻身于报海，记者的职业使我得到了许多同代人未必都能得到的求学问道的良机——也就是说，我能够有机会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顶级智者进行对话。而在这些曾经与我进行过各种对话的智者中，范曾先生无疑是与我对话时间最长、使我获益最多、也最令我感念的一位良师——是的，我从这场旷日持久的对话中，学到了太多的知识，获取了太多的学养，得到了太多的启迪。回首漫漫人生路，我从一个普通的记者，渐渐地被人们称做“学者型记者”；从一个文字匠变成了一个散文作者；从一个对艺术知之甚少的门外汉变成了一个艺术史论工作者……正是在与智者的一次次心智交会中，我的目光变得深邃，思维变得敏锐，心胸变得开阔，视野变得高远；正是在与大师们的一次次观念碰撞中，我得以拾级而上，变无知为有知，变浅薄为深沉，变浮躁为淡定，变自卑为冲融——这哪里是在进行一场文化艺术的对话，分明是一位独具卓识的长者在对一个晚辈耳提面命，一位诲人不倦的良师在给一个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我俨然是范曾先生的一个特殊的“入室弟子”，我所得到的教益实际上早已超过了一般课堂上的学子。

为此，我要给范曾先生深深地鞠一个躬，对先生十多年来的指教，衷心地道一声：谢谢!

我相信，二百年前的爱克尔曼和一百年前的葛赛尔在完成他们各自的对话名著之际，也应当是以如此虔诚的心态，向歌德和罗丹表示他们的感激和谢意的。

记录和整理范曾先生的谈话录音，是一件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单是从数百盘录音带中提炼、筛选出精彩的论点，并将其编辑到相关的章节和段落中去，就非易事。更何况，这些录音带分属于十几个年头，谈话的时空不断变换，外在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也常常是时过境迁，对话时的兴奋点和聚焦点自然会随着环境的转变而转变，要准确地追寻到当时的语境，描摹出当时的对话状态，则更难。好在对话是以“实况录音”的形式记录的，所有语气和情感的起伏变化，都被贮存在声音元素中。我只要“追忆”出当时的大环境，重新“复原”彼时彼地的对话氛围，就有可能比较准确地“再现”范曾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和高谈阔论。我不敢说我已经做到了准确的“再现”，但我确实已经尽了力。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我所采取的办法是先设定若干个大的论题，然后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将一段段摘自各个时期的精彩对话，依照内容的逻辑关系重新编织起来，使之形成内在的系列和章节。这种编辑方法的好处是方便读者阅读，条理清晰，脉络分明；但其不足则是不得不打乱谈话的具体时间和先后顺序，常常是不同时间的对话被编织在同一个论题里。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方法，另一个原因是，这本对话录还只是一个精选本，只有采用这种编辑体例，才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尽可能多的内容而又节约篇幅。我相信，如果完整地将我与范曾先生的全部对话内容都整理出来，那至少需要上百万字的篇幅，然而这在眼下还无法做到，主要是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将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从声音转录为文字。即便是诸位已经看到的这些文字，相当一部分也是多亏了内子李瑾的帮忙，才得以同诸位见面的。在此，也顺便对她表示谢意。

侯 军2002年5月3日一8月18日于深圳寄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