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李东东同志的散文集，共收入4篇回忆文章和3篇赋文，文字记写真实，朴实简约，了无雕饰然从容大气，透着理性光芒又不失情趣。书中记录了作者从十年浩劫至改革开放后，上山下乡、参军入伍、地方挂职、出访国外的人生经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共和国几十年曲折而辉煌的风雨历程。

北京是作者人生的原点，《远离北京的地方》是这位共和国同代人特殊而多彩的人生记录。

四组纪实性散文《我也曾是一个兵》，《在湘西北的日子里》，《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既独立成篇，又前后呼应，以不凡的气度、平实的风格和生动的文笔，记录了作者从十年浩劫至改革开放后，上山下乡、参军入伍、地方挂职、出访国外的人生经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共和国几十年曲折而辉煌的风雨历程，同时展现出一个当代女性独特的气质、才情与风貌。

壹【我也曾是一个兵】

 我的从军路

 第一个军礼

 黎明的号声

 风雨西小楼

 微妙的差别

 小兵的骄傲

 小小藏书室

 政委的小院

 智者的启迪

 漫漫回家路

贰【在湘西北的日子里】

 我的开场白

 地方选举“头一回”

 “上山下乡”第二次

 旅游兴市话旅游

 书记也要抓经济

 办好自己份内事

 送往迎来都是客

 酸菜鱼，油菜地

 “驻京大使”还得当

叁【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

 悲壮上征途

 落户黑家堡

 老镢的学问

 一年两顿面

 八十里赶集

 茫茫雪原

 牧羊故事

 险些光荣

 笑话两则

 生存空间

肆【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借题之由

 机会难得

 列车上的“蓝眼睛”

 资本雄厚须胆大

 俄罗斯人也改革

 “阿里达斯”和“倩倩”

 买卖做得挺有趣

 乘风破浪金角湾

 食品燃料今与昔

 祸福相倚

 满载而归

伍【赋三篇】

 张家界赋

 宁夏赋

 党校小赋

跋【念奴娇】

我的从军路

1983年，我在《经济日报》从事农村报道时，在去吉林四平采访的火车上，曾偶遇一位极能说笑的东北同行。记得当时他一口一个“大革命”时他如何如何，他的父母同学如何如何。一开始，我听得有点茫然。“大革命”，应该是指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如果他父母资格老，可能是“大革命”时的老干部，那他本人的年龄怎么可能沾得上“大革命”的边儿呢？听着听着，不由得笑了：他说的“大革命”，乃是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乐滋滋地沿用这东北口音的“大革命”。

我之从军，与我的一家在“大革命”中的命运紧密相连。我的父亲李庄、母亲赵培蓝，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父亲李庄，抗战初期在太行山参加革命，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先后在《民族革命》半月刊、《胜利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太行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工作。中共中央从陕北转战到西柏坡后，决定恢复党中央机关报(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时，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即予停刊)，将华北《人民日报》升格，改组为中央机关报，我父亲由华北《人民日报》编委进入组建班子，历任。《人民日报》记者、总编室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父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采写了大量被广为传诵的著名战地通讯。如《为七百万人民请命》、《被人们欢呼“万岁”的一部队》、《任弼时同志二三事》、《复仇的火焰》、《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等等。《为七百万人民请命》刊登于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号一版，受到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的表扬。《任弼时同志二三事》一文，几十年来一直被选人语文教科书。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受命担任中、英、法三国记者国际采访团的领队，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就进入朝鲜，多次出入汉城，深入到朝鲜半岛南部采访，是中国新闻工作者抗美援朝战地采访的第一人。可以说，父亲工作与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把一生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

我属于那种“生在红旗下，长在幸福中”的毛泽东时代的新一辈。父母为我起的名字，就打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的烙印。生于北京，长于父母身边，就读于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北京育英学校，1964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我一帆风顺地走到15岁，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这场灾难把我和姐姐哥哥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上山下乡，我们根本不知道广大农村和农民兄弟是怎么回事，还以为全中国都和首都北京一样，以为天南地北的人过的都是一样的日子。

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全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的遭遇。顺着这一思路延伸一下：当你拥有幸福家庭、拥有呵护庇佑你的父母时，你并不在意它的宝贵，甚至可能觉得理所当然；而当你失去它，或者承受它带给你的变故和苦难时，便会格外觉得沉重与艰难。1966年夏天，在一片“造反有理”的红色浪潮中，我浑然不觉地过了15岁生日，那无形的压力，像风起于青萍之末，仅仅开了个头。 “大革命”还没正式开始的1966年春天，父亲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仟，正在值夜班。在奉命删节转载为“文革”造势的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引起毛泽东的震怒，老人家对《人民日报》由来已久的不满更加溢于言表。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康生为此大发雷霆，责令《人民日报))就删改社论问题作深刻检查。父亲的职务和工作被立刻调整，开始作起永远通不过的检查，成为“文革”的头一批牺牲者之一。作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他虽然始终在努力理解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指示，但也始终对这一运动有着自己的看法，一直不曾投靠或屈从于张春桥、姚文元之流，那么，在以“文化革命”为标志，以夺取新闻舆论权为先声的浪潮中，他的命运和由之而来的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所幸，《人民日报》毕竟是有着革命根据地传统的党的新闻机构，或许是民主氛围加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大革命”期间，基本上文斗而没武斗，游楼而没游街，触及灵魂而没伤及皮肉。这样，我们一家便没有悲惨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但却实实在在地“四分五裂”了——那时，我姐姐去了内蒙古插队，我哥哥去了云南插队，我去了延安插队；当我们的父母都在北京时，这个家是“四分”，若父母中一个人去了干校，这个家便“五裂”了。 “大革命”浪潮中一个首当其冲并四分五裂的家庭，这个家庭中i执行了“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走资派”的子女，连留下一个在北京当工人都不可能，连去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格都没有，怎么又能当得成兵呢？须知，参军入伍，在“大革命”年代是最高的政治待遇和最好的去处啊！

这里，就得讲点辩证法了；这里，就反映出事件的偶然性与趋势的必然性了。1970年秋，“大革命”已进行了四年多，林彪一伙的权势和声势，从1969年党的九大达到高峰，开始显露盛极而衰的迹象。当时中央高层内幕斗争，我们当然无从知道，但党内特别是军内老干部对林彪集团倒行逆施的不满，我和我的命运相同的同学们，特别是军队干部子女，常常从不同渠道获得信息，互相交流。

军队老干部的境遇普遍好于地方，不像我父亲这样的地方干部，尤其是新闻文化系统的干部，一打就倒，一倒就检讨。这种不同，依我看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是军队不能乱，野战军不搞“文化大革命”，官还是官，兵还是兵。再一个，军队干部多数出身赤贫，经得起“查三代”，不少人还有战功，敢跟造反派摆资格、拍桌子。而我父亲这样识文断字的文化干部，多数出身在“成分高”的家庭，一被批斗，先自气馁，虔诚地按照当时的党内生活通行的原则，顺着家庭出身检查阶级根源去了。

在1970年秋冬那段动荡的岁月里，军队老干部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帮助他们的被打倒的地方干部老战友，其中一个主要方式，就是把落难的战友的落难的子女送进部队。P6-9

历次全国人大、政协大会即通常说的“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除了在人民大会堂及驻地开会讨论，还有频繁的会外活动：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联络关系、建立友谊，当然这一切都是为各自所代表的地方争取“名利”。我已连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将“两会”称之为“名利场”并不算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个“名利场”的特点越来越显著，如果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不趁此机会运用自己的能量为自己的选区扬名，为自己选区的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反而算失职了。而要能扬名获利，就离不开传媒。于是，各大媒体的记者就活跃在“两会”的会内会外。 《中国改革报》的记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我知道东东同志是报社负责人，不是驻会记者，但我在几处小型聚会时见过她的身影。她善于倾听，也就是说她会和蔼可亲地、机敏地用一两句话引导谈话对象的话题，并能敏锐地把握谈话者的谈话要点。她的话不多，而我从她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每次与谈话对象的交谈都有所收获。那时她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女人不寻常”，但我还不知道她能写。

后来，她调到宁夏党委工作，成了我的领导。既然是我的领导，就须到宁夏文联讲话。她同样是和蔼可亲的，同样是机敏的，没有官话套话，既说且听，经过几次会议，我叉发现她不仅会听还’会说。尤其是有一次我随她到北京为宁夏做宣传，在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这种高层次文化场合，面对主持人、记者和教师学生的发问，她也能即席侃侃而谈，显示出作为一个宣传官员的干练。虽然这也需要有较高的学养，但我仍然没有发现她还能写。

发现她的文学创作才华，是读到她的《宁夏赋》的时候。现在的作家都不愿用骈赋的形式写散文，字少，稿酬既少难度叉大。尽管现代化了的文赋已不像古代律赋那样要求严格，用韵比较自由，可是它总是从古代俳赋、骈赋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基本上要继承一定的格式：参差的句式要以四、六言为主，字词要精炼，意象要高度浓缩，因而必须反复推敲，惜字如金，同时音调要铿锵，通篇语言文字须有节奏感和韵律。而在《宁夏赋》中，东东表现了她对汉语驾轻就熟的功力，掌握了文赋夹议述理、叙事写景融为一体的特点。这就使我投之以青眼了。

不久，我叉读到东东的白话体散文。应该说，能让我读下去并感觉到阅读的愉快的是她的文笔。东东没有像今天众多时尚散文家那样，去媚俗地追求唯美主义，她不用华丽的辞藻刻意把文章打扮得炫然闪烁。她显然走的是平实的路子，如涓涓细流，雨打芭蕉，玉盘倾珠，推心置腹。当我读到这样的话： “人们都说时间会磨平一切，这种意思，也没少记述在古今中外的圣贤之书里。但是对此要有真正的体会，则一定是自己经历了，并且在很久以后，心情平复的时候。今天，当我回忆当年的一切，感到那么幼稚、有趣、有意思，可这轻轻的‘有意思’三个字，所涵盖的那五年岁月，对于‘大革命’中一个父亲受冲击的干部子女，当时，却常常感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我也曾是一个兵》)我就感到从文字中有扑面而来的沧桑。在她的白话文散文中，几乎所有的词都没有意象，而是直指，但词组合成句，再组合成篇时，就能让读者觉得有言外之意。和她的文赋体的散文一样，引杜牧在《答庄充书》中的话为标准： “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丈愈鄙。”因为她的“意全胜”，所以她的“辞愈朴”，不言而喻，这种朴素的文字正在于她“意全胜”。

文学作品除了作者力图表达的思想感情，更应表现出语言文字的节奏感和韵律。文学创作者应该在遣词造句时注意整个句子、乃至整个段落、乃至整篇文章的乐感。书本上的语言看似无声无色，而这无声无色的文字因汉语词汇的丰富是完全可以铺排出鲜活灵动、流光溢彩、有声有色的文章的。读者感受到阅读的愉快，正在于此。东东大概特别钟爱古文，或说是受的古文教育较深，提起笔来就自然而然地从笔端流露出古文的可朗诵性，即语言自身的乐感。所以，我读东东的白话体散文，和读她的文赋体散文同样会感受到听觉的享受，她文章中的乐感不是花腔女高音式的，她总是娓娓道来，让读者像在暑日的凉棚下伴着一壶绿茶听朗诵，沁人心脾。

当今文坛女性作家异军突起。其实，自古以来女性诗人作家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学正因为有这些女诗人女作家才多姿多彩。可是现在因媒体的炒作，女诗人女作家的作品似乎除其内容外还有另一层意义，并冠以种种“雅称”。我读东东的散文时，恰巧有家报纸的文学副刊要我谈谈对“小女人散文”的看法，我不由得就将她的散文与目前流行的其他女作家的散文做了比较。这种比较没有一点贬抑其他女作家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同为女人，东东在她的散文中表现了其他女作家的作品里少见的一种气度。当然，同为女作家，各有各的气度，所以我这里用了“一种”。这是一种什么气度呢?不是通常我们读到的旖旎，不是细如发丝，不是柔情似水，更不是拿家常琐事来大做文章(诚然，这类散文中也有写得相当不错的)，我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词语给予定位，姑且按“小女人散文”的说法来说，我觉得东东的散文就应该算是一种“大女人散文”吧。这个“大”不是“强”的意思，正如写“小女人散文”的女作家也不弱。其“大”，大在她的视野和心胸，大在描述上有历史的纵深感。从收在这部集子中的篇章来看，她插过队，当过兵，上过学，编过报纸，如今从政，应该说她的经历和中国一般的中年男女相仿，并无特别出奇之处，但她表现了其他人少有的敏感，也表现出一般人没有的勤于思考和善于思考。

2003年8月作于银川

癸未盛夏，喜读东东纪实散文集，深爱其文秀色天成，了无雕饰，如海不扬波，剑不露锋，另有一番境界。遂作长短句以代跋。

一枝纤笔，

便挥出半纪风云开阖。

信手点染，

舒长卷、惊看波澜壮阔。

大漠孤烟，

军旅晓角，

万里关山月。

豪情似海，

胸中万象罗列。

休叹咏絮才绝，

论经文纬武，

今能胜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