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运先生曾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求学，19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此后张先生在中国上海海关任职，为中国收回海关主权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即是为了纪念张福运先生为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作出卓越贡献而出版的纪念文集。

本书的出版，是为了纪念为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作出卓越贡献。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集中论述张福运先生的生平及其为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所作的努力；第二部分为张先生回忆录的中文翻译稿；第三部分精选了参加“从不平等条约到世贸组织”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外学者提交的部分有关中国海关历史及海关与中国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论文。

序言

张福运：一位爱国的改革家

国定税则委员会的作用和张福运

张福运与近代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改革

中国海关改革回忆录

不平等条约下近代关税制度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跨文化移植：晚清中国海关的制度变迁——中国海关制度史研究之一

19世纪末的子口半税制度与内地贸易——以汉口为例

近代不平等条约和中国城市发展

略论晚清海关与本国金融业的关系

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与民初关税会议

白银外流与近代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变迁，1800～1935年

清末台湾与中国大陆之贸易形态比较(1868～1894)

从不平等条约到世贸组织——关于开放、主权、国家利益的若干思考

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

近20年来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述评

附录

近20年来中国海关史研究主要论著篇目

先父张福运先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诞生于山东福山县(烟台)。若以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为始，至1943年中英两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终来划分，1890年恰为百年之中点，而先父则亲历了中国“百年国耻”的后半部分。19世纪末叶，中国适逢政治与经济乱局。资本主义列强相互倾轧，争斗正憨，抢夺贸易特权和各自在华利益。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在华势力范围，并享受治外法权。

继第一批通商口岸之后，1863年烟台也开放成为新的通商口岸。1876年签订的《烟台条约》，新增了通商口岸的数量。这些通商口岸中，许多后来都演变成为外国租界，但烟台没有。1898年后，烟台日渐衰微，而新兴的青岛(当时德国的势力范围)则担负起了山东境内绝大部分的出口贸易。

先父在后来的口述史①中，称其是在一个兼有公使馆区和贸易商人的自由港里长大的。与当时其他的家长相比，我的祖父与祖母要开明许多，他们把先父送到一所美国长老会学校就读。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接触英语。后来，他又决定接受西式教育。

改变先父命运的人

德国人在山东的统治给早年的福运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先父受庚子暗款资助，于1911年至1917年间，在哈佛大学深造。此前，他曾一度计划学习银行学、经济学和德语，但最后，他改修了国际法，因为他想知道如何抵抗德国人在山东的统治。

回忆起早年的“义和拳运动”①，先父亲切地称他们为“正义、和谐之拳”，在先父看来，“义和拳运动”的兴起盖因“德国人租借青岛，英国人强占威海卫，法国人霸据广州湾”而起。而后来的辛亥革命与义和团运动也不无干系，它是中国的耻辱，也寓示着中国人改革的愿望。对先父这一辈人来说，对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无疑是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座大山。

而先父之于义和团最为深刻的记忆则与晚清大臣王懿荣有关，先父在福山县所入之私塾即为王创办。后来，八国联军冲破了外国人避难的英国使馆，杀人北京城，吓得叶赫那拉氏和光绪帝落荒而逃，王懿荣则与他的妻子儿媳一同自杀。王既不支持义和团运动，也与他们素无瓜葛，但他以为：“皇上已然遭到凌辱，我这个臣子更无颜存世。”②

之所以谈及此事，是因为先父总是自比“儒生”，王懿荣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臣子对君王的忠诚，而这也正是先父素来所崇尚的一种儒家风范。1977年，先父第一次跟我提及儒家思想对他一生道路的影响，当时，我应邀访华，而此时距离我们1951年远离故土已有26年。我当时是美国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里惟一的一名华裔成员，苦于对自己的祖国知之不多，我于是向先父求援，让他教我一些速成的法子，以备这次祖国之行。先父教给了我两个字，他说这是指引他一生的行动指南：

仁，也就是对所有的人平等的爱；

义，也即一个人活着不能仅仅为了一己之利，而更要追求正义、公道。

他接着引用中国的一些历史故事向我阐发他对儒家伦理观的理解。他认为，中国自汉代以来，就一直用儒家思想来统治。中国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而是一个由明君用儒家伦理观来统治的人治的国度。他指出，有史以来，中国从未染指他国，就像是一个老大哥，即使在她强盛的时候，也从未侵占邻国，而是通过朝贡贸易体系来施加她对邻国的影响。这一体系意味着双重义务，弱国向中华朝贡，而中国则在这些国家遭遇麻烦的时候施予援手。

先父在他后来的口述史中援引19世纪末中国帮助越南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以及后来帮助朝鲜抵御日本人人侵的例子，来证明中国人通常秉公行事，而非利益驱动。这两次战争中国均告失败①。其中后者还引发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因此蒙受了奇耻大辱，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以及辽东半岛、澎湖列岛永久地割让给了日本，而朝鲜则在实际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也因此被迫赔款2亿两白银，并追加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后经俄、法、德组织的所谓三方调停，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中国的赔款却增加了3000万两白银。

负笈北美

甲午战争燃起了国人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仇恨，民众对根本性改革和现代化的呼声也因此变得更为迫切。义和团运动虽风起云涌，但最终为国际势力所镇压，洋人攻占北京并索赔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与此同时，甲午战争触发了另一意义上的改革，尽管这是一场迟到的改革。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从而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统治。

庚子赔款却促成了后来的庚款奖学金，这无疑是种瓜得豆，先父也因此得以求学哈佛。事情还得从美国说起。庚子赔款中，美国占7％强，约合白银3300万两。190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减免并取消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战争赔款，得到了国会的批准。国会于是授权总统将战争赔款由3300万两减为1700万两，并将余款退还给中国，用于中国学生留美学习之所需。

利用庚款筹建的清华大学，其目的就是为即将留美的中国学生提供预科教育。1910年，清华招收首批学员，8 000余名学子报考，最终仅录取143人。先父获悉这一考试消息较晚，因此只参加了1910年的第二场考试并被录取，1911年，他抵达哈佛。之后，每年均有50余名清华毕业生被选派往美国进一步的深造。

学生时代的先父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歧视，西方人之所以待中国不公平，是因为中国的官员对国际法，以及西方的风俗习惯知之甚少。”①先父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接受西式教育就是为了想办法恢复中国主权，建立一个新的中华。

在当时，中国有这样一批新式青年，他们在美国或者日本接受教育，试图学习并运用西方的制度来帮助中国摆脱外国统治，重建新中华，而先父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到1914年，共有900多名中国学生受庚款资助，留学美国，至1919年，庚款资助的访美学者超过了1 000名。其中，绝大部分都就读于技术性极强的，或是代表了当时最高技术水准的学科。这些学子满怀威尔逊民主主义的理想回到了祖国，他们坚信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该有自己平等的一席之地。但作为中国人，他们也深知，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统一，恢复国家主权。

先父作为第一个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中国人，一直希望有一天会用西方的法律来恢复国人对海关的控制权，并重新实现关税自主。与此同时，在信念中，他对华人智慧的认可和儒家文化优越性的肯定也从未动摇过。虽然身为一名律师，他却深信，与法治的社会相比，由奉行理学的明君统治的社会并不见得不高明②。做一个知理明义之人乃先父毕生追求之目标，为此，他一直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得失之上⑧。

华盛顿会议

先父第一次真正使用他所学到的西方法律知识是在1921年。当时，他以中国代表团秘书的身份参加了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是“国际限制海军军备会议”，是由当时的英、日、美三个海上强国所提出来的一次裁军会议。1921年11月1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海上霸主云集华盛顿。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就扼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达成共识，同时，也要“平抑中国对凡尔赛协议执行的不满，遏止日本人的海上扩张，并承诺一旦中国政局取得稳定即修订相关条约。”①

据先父口述，中国当时即要求列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让中国恢复关税自主，并取消列强在华治外法权②。这次会议签署了三项协定，确定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规定了所有国家均得以相同条件对华进行贸易③。

——《山东条约》(1922年2月4日)。日本政府同意从山东撤军，并将德国在青岛所有的利益和胶济铁路一并归还给中国。  ——《九国公约》(1922年2月6日)。包括四强在内，外加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9国签约方签署了对华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并承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九国公约》(1922年2月6日)。为满足中国政府财政的需要，9国同意延长中国边际贸易管控的期限，并建立一个专门的国际机构，来讨论中国的关税政策。

1922年，先父如期归国，以为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收获颇丰，但遗憾的是，这几个条约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1931年，日军入侵满洲，建立溥仪傀儡政权，次年又入侵上海，对此，签约国只是对日本进行了道义劝告，但毫无成效，日本人依旧我行我素。P1-5

本书的出版，首先是为了纪念为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作出卓越贡献、但在中国海关历史研究中却鲜有提及的张福运先生。

张福运先生1890年生于山东福山(今烟台)，早年在家乡私塾受教，12岁时入美国长老会教士创办的烟台毓璜顶英文学馆(简称英文馆)学习。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预备班，次年由庚款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又继续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于1917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后回国。先生先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国际法。后又入北京政府交通部和外交部工作，历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等职，曾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参加华盛顿“国际限制海军备会议”。1922年至1925年间任交通大学校长。1927年1月，张福运应其哈佛同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之邀，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首任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具体实施恢复关税自主权及改革海关行政管理体制的工作。在恢复关税自主及海关行政管理改革初见成效后，张先生因不满宋子文的处事方式，于1932年辞去了关务署署长的职务，转至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先生在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担任特别助理，在美国代表宋子文具体负责公司所有业务。此后，先生又担任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法律与经济委员会代表，并曾与1945年6月随宋子文赴前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抗战胜利后，先生再度被任命为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并兼任苏浙皖区敌伪财产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国民政府崩溃前夕，先生不堪特务机构的骚扰，再次辞去关务署署长之职。辞职后，先生并未追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在美国国务院的资助下，来到美国，供职于亚洲学会，直至退休。退休后，先生在旧金山寓所静心颐养天年。1983年于旧金山寓所中逝世，享年93岁。

先生一生，曾在北京和南京两届政府中历任要职，亲身参与了近代中国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但先生最引为自豪的则是具体实施恢复中国关税主权和改革中国海关行政管理体系。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之后，昏聩的满清政府即拱手让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随后，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海关关税税率的制定、征收及分发运用大权全都一一落入外人之手。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因而，从19世纪末期起，中国人民就开始为恢复关税自主、收复海关行政管理权而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收回关税自主权成为中国近代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使命。1925年五卅运动后，北京政府和英美等12国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谈判修改关税税则，虽基本达成了允许中国增加关税税率的初步协议，但因时局动荡无法实施。北伐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宣告关税自主，并于财政部下设立关务署，负责接收和管理海关事宜。1928年6月，建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发表“改订新约”的对外宣言，关税自主为其两项主要内容之一。国民政府把关税会议时各国承认的七级税则公布为国定税则，并声明白1929年2月1日起实行。

收复关税自主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的原则虽已制定，但如何具体实施这一主权，并切实控制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大权，却并非易事。首先，尽管在华列强都知道，中国恢复关税自主已成定局，但各国在华使节均竭力试图影响新的关税税则的制定，尽可能使新税则有利于各自国家的利益。此外，多年以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及所有海关高级行政管理职务一直清一色地由外人担任。在他们的管理下，中国海关成了一个游离于中国政府之外的“国中之国”。更为麻烦的是，中国政府的大部分收入都依赖于海关所提供的关税，国民政府成立伊始，更不敢轻易打破海关的正常运行，以免影响关税收入。如何既将海关行政大权从外人手中收回，又不干扰其正常运行，以便在中国政府控制下的海关能顺利实施重新制定的关税税则为国家提供更多税收，这一重任于是落在了新成立的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张福运身上。

作为中国恢复关税自主的具体执行者，张先生殚精竭虑，厥功尽职，经数年努力，首先于1928年7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随后，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到1930年，日本也终于同意签订了《中日关税协议》。至此，中国完全收复了关税自主权。此后，国民政府又数次提高了关税税率。与此同时，张福运先生又采取措施，改革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不影响中国海关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将一向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中国海关从一个独立王国，转变为中国政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本书所收三篇文章及张先生自撰回忆录有专门论述，此处不赘。

当时的报纸在报道张福运辞去关务署署长的消息时，对其在关务署任上的工作颇多赞扬。《申报》的报道即认为，“财政部关务署张署长在职四年余……对于海关行政竭力整顿，开源节流，多所规划。其特殊成绩尤在收回海关自主权及提高华员地位，使与洋员平等待遇”。遗憾的是，尽管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有关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的论著比比皆是，但对于主持与列强谈判，制定新的关税税则，恢复中国政府对海关行政管理的控制的张福运先生，却很少提及。

记得四年前，我的一位朋友介绍张之香女士与我相识时，告诉我张女士是国民政府财政部第一任关务署署长张福运先生的女儿，并希望我能提供有关张先生在中国收复关税自主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所做工作的论文。说来惭愧，尽管自1979年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起，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已有20多年，但张福运先生的名字听在耳中却似乎颇为生疏。只记得在撰写《旧中国的资源委员会》及《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两本专著时，曾注意到张先生的名字，因为先生曾在战后敌伪产业接收管理委员会及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工作，但从未将先生的名字与中国海关发展历史联系在一起。惭愧之余，在与张之香女士晤面前，我遂向国内外几位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朋友请教有关先生的事迹，令我更为吃惊的是，对先生名字及事迹知之不多的学者似乎并非我一个。在我问过的学者中，包括几个专攻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学者，除了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久保亨教授之外，十有八九不知道张福运先生的名字，更别提熟悉张先生与中国海关的关系。于是我又查阅了不少有关海关史研究的书籍。尽管有关中国海关历史研究的论著比比皆是，但至少在我查阅的1949年后发表的中文论著中，从未有将张福运先生与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论述。

为纪念张福运先生在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所作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与美中教育基金会合作，于2005年召开了“从不平等条约到世贸组织”国际学术讨论会，30余名中外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本书绝大部分文章即选自参加这一学术讨论会的中外学者所提交的论文。本书的出版，就是希望能将这一尘封已久的史实重新展现给世人。一方面让世人了解张先生对中国恢复关税自主和海关行政管理权所作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为中国海关史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集中论述张福运先生的生平及其为中国恢复关税自主所作的努力。第一篇是张先生的女儿张之香女士对其父亲一生生活和成就的回忆，生动地描述了父亲向往知识，喜欢读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性格，展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品质。张先生位居要津，在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中均历任要职，但从不迷信权力，更没想过当大官，甚至从未加入过国民党。日本京都大学久保亨教授和我的文章则分别论述了张福运作为关务署署长和国定税则委员会主席期间，为中国恢复关税自主和收回海关行政管理权所作的努力。久保亨先生认为，与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相比，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是相当稳定的。而维持政府财政的实际工作的是财政部所属的技术官僚，张先生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该文论述了张福运任职期间，在国定税则委员会所做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其在制定关税政策中的重要作用。我的文章则介绍了张先生在财政部关务署署长期间为恢复中国政府对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由于他的努力，国民政府得以在保持海关与以往一样有效运转的同时，使得在洋员的牢牢控制下成了“国中之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转变为一个听命于国民政府的技术机构。

第二部分为张先生回忆录的中文翻译稿。张先生于1949年由美国国务院资助赴美后，一直在美国亚洲学会工作。退休后，张先生有意撰写一本自传，将自己的一生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以供后人参考。由于恢复海关自主权和改革海关内部经营管理体制为先生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引以自豪的工作，先生首先撰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部分。原拟以后再逐步撰写其他部分，可惜一直未能如愿。后来，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之请，先生将已经完稿的这部分回忆录及相关的档案资料，一并送交费正清教授参考。费正清教授逝世后，其夫人将其遗留文件档案一并送交哈佛大学的哈佛一燕京图书馆保存，其中也包括张先生给费正清先生的文件。由于这些文件被置于“费正清给燕京图书馆的礼物”的总目录中，很少有人知道。在我去燕京图书馆查阅之前，似乎尚无人查阅过这些文件。

这里也顺便介绍一下这批档案资料的情况。张先生的档案集中置放于一个大纸板箱中，大约有各类文件600余页，分为6个卷宗。第一个卷宗里是张先生所写回忆录的副本。原文是英文，收录于本书的即为该回忆录的中文译本。第二个卷宗里是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度与张先生、费正清先生之间的往来信函。李度在信中高度评价张先生对改革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所作的贡献，并向费正清教授提议，将张福运先生的回忆录列入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与此同时，李度也对回忆录中的某些事实提出了一些疑问。张先生则根据自己的记忆与其探讨。第三个卷宗里有许多张先生与宋子文之间的英文往来信函。所有这些信函都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第四个卷宗里是有关任命易纨士及梅乐和为海关总税务司和副总税务司的讨论及宋子文的决定。第五个卷宗是有关易纨士1928年2月到南京与宋子文会面的文件以及国民政府接受其辞职后有关他薪水问题的交涉文件。第六个卷宗是张先生任关务署署长期间与改革海关行政有关的许多文件，大部分为中文。其中包括接受易纨士辞职的批文，任命梅乐和为总税务司的任命状，改进海关职员福利的批示，接收北京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等等。此外，纸箱中还有两盘录音带，标明录于1975年4月15日。因时间关系，我并未仔细阅读所有文件。但显然，这批文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兴趣的学者可以与哈佛一燕京图书馆联系查阅。

张先生回忆录中也对其亲身参与的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有所记录和评论，由于历史原因，其中有些看法可能与今日的观点有异。为保证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全文照译，未作任何删节。读者引用时，当自行斟酌。

第三部分精选了参加“从不平等条约到世贸组织”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外学者提交的部分有关中国海关历史及海关与中国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论文。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的论文概述了近代中国关税制度形成的全过程，深入地分析了以片面协定关税制度为核心，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和子口税制为配套的近代中国关税制度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逐渐加深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所产生的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厦门大学戴一峰教授的论文，以中国海关制度从清初的封建制度到近代的洋关制度为个案，阐述了西方现代制度在中国的“跨文化移植”对近代中国制度变迁与创新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影响，讨论了推动近代中国海关进行制定变迁的要素，这一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以及这一制度变迁留下的历史启示。日本一桥大学的城山智子教授分析了优惠外商的子口半税制度对19世纪后期中国经济的影响。她根据海关档案，以汉口为例，分析了中外商人利用子口半税制度进行交易的情景，显示了通商港口与内地市场之间的密切经济联系。  其他几篇文章则论述了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李一翔与徐华以海关税款的汇解和存放为主线，分析了晚清海关与本国金融业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了晚清海关与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钱庄和票号联系密切，却与作为现代金融企业的中国新式银行疏远的原因，指出了晚期海关与本国金融业之间关系的本质。陆兴龙教授分析了开埠以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即条约口岸，传统城市及自开商埠——及其特征。台湾“中央研究院”林满红教授利用海关资料及贸易与发展理论比较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在1860年至1894年间的贸易形态。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使得台湾与大陆均分别扩展了贸易领域，但是这一)中击并未造成两地生产方式的大幅度改变，只造成两地在原生产方式下的经济扩张，民族工业并未受到严重破坏，以农为本的经济色彩也依然浓厚。南开大学王玉茹和燕红忠探讨了1864年至1941年间这100多年间中国白银外流的具体情况，以及在白银外流的压力下，中国货币金融体系从银两与制钱并行到银本位，再到货币统一与信用货币的确立的全过程。上海社会科学院樊卫国评述了1917～1918年间北京政府修改关税事件对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的影响。张忠民研究员则论证了150年前中国在列强炮口下被迫开放的前提下，不平等条约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中国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的不满以及修正和废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历史进步。作者并进一步分析了当今中国在确保主权的前提下加入世贸组织，从而主动向世界开放与150年前中国被动开放之间的根本区别。

征得厦门大学戴一峰教授和佳宏伟先生的同意，我们还收录了这两位学者所撰写的评述国内外中国海关史研究的文章。戴一峰教授主要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外有关中国海关史研究的论著。佳宏伟教授则评述了近20年来的中国海关史研究状况。这两篇文章可使读者对近年来的中国海关史研究状况一目了然。郑明洁则收集了近20年来国内外有关海关史研究的主要论著，编为索引，以方便读者参考。

本书的出版首先应归功于美中教育基金会主席张之香女士。张之香女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又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和平工作队、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等机构工作多年，在25年的政府公职生涯中，张之香担任过美国参议院选举委员会少数族裔首席顾问、联邦咨询局非洲和中东局助理主任等职。1989年张之香被任命为美国驻尼泊尔特命全权大使，成为美国的第一位亚裔女大使。80年代时，在美国众多驻外大使中，华裔及女性均不多见，张女士以华裔更兼女性，荣任美国驻外大使，更可谓凤毛麟角。退休后，张之香十分热心于促进美国人更进一步了解中国，消除两国人民间的心理距离，立志要在中美之间架设一座友谊的桥梁。早在1988年，法学在国内尚是百废待兴，“中国法”在美国更是无人知晓之时，张之香女士便在哈佛大学捐资设立了“张福运法学教育基金”，以纪念自己的父亲，同时推动“对中国法的研究”。近年来，张女士曾受聘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和学术机构担任特邀研究员，组织了许多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创建了美中教育基金会。近年来，该基金会在美中两国和中国两岸三地间举办了各类研讨会，积极推进中美文化交流事业。

此外，本书的出版也得益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人，尤其是张忠民和陆兴龙研究员的努力及参加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学者的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在他看来，学识比什么都重要。他向往知识，喜欢读书。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性格决定命运，而他的性格就是要做义事。先父毕生致力于中国海关的改革和关税自主，因为这两桩是义事。在接受费正清的一次录音采访中，他这样说道：“很简单，中国只是在主张她应得的权利。”

——张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