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元典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所集中体现的原创性精神。这种典籍因其首创性及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在该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的指针,我们把它们称为“文化元典”。本书为“中国人文讲演丛书”中的一本,从汉字、术语、先哲启示、和谐之道、封建观等几方面来阐述中国的元典文化,论述精辟,字字入理,彰显大家风范。
“中国人文讲演丛书”以学术的普及为旨归,以思想的撒播为内涵,以学术的讲演为形式,搭建人文平台,再现国内一流学者的学术讲演现场。本书为该丛书中的一本,选录了冯天瑜先生对当代中国元典文化的十六个评论稿。
作为汉语古典词的“经济”,是“经”与“济”的合成词,其构词法为联合结构。
“经”本为名词,甲骨文、金文均为织机中由卷纱棍和绞纱棒横撑的多条直线的象形,像纺织的纵线,与横线“纬”对应,《说文·系部》释曰:“织从(纵)丝也。”段玉裁注:“经文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经”又通“径”,初见《周易》,指阡陌(田间小路),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典艺》谓:“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经”后转为动词,含“治”义,常与“纶”联用(“纶”指用丝编成的绳,引申为有条理义),如《周易·屯卦·象传》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这些句式中的“经纶”作“治理”、“匡济”解。此外,“经”还与“略”组成“经略”,与“制”组成“经制”,意近“管辖”、“治理”。总之,作为动词的“经”,义与“治”同,《周礼·天官·大宰》谓:“以经邦国。”《淮南子·原道训》谓:“有经天下之气。”这里的“经国”、“经天下”,意即“治国”、“治天下”,又称“经世”。“经世”连用,首见于《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这里的“经世”,据王先谦、章太炎考证,庄子的本意是纪世、世纪编年,却被援儒人庄的后儒释为治世、救世,这与儒家的人世主义有关,并不切合道家的出世理念。而在儒术占主导的时代,“经世”正是以治世、救世这些儒家意旨得以流传、广为运用的。
“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济从水旁,可释为“渡”,意为渡水。济又引申为拯济、救济之意,可组成“济民”一词,如《尚书》有“以济兆民”一类句式。
“经世”与“济民”联合成“经世济民”、“经世济俗”等词组,如晋人葛洪(约281—341)的《抱朴子·明本》说:“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该书还有“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的句式。隋唐以来,“经世济民”之类渐为流行语,《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中记载有唐高祖李渊(566—635)颁布的文告中有“经邦济世”短语出现。此类短语还成了命名的源泉,远者如唐太宗李世民(599—649)的名字,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其名摘自“经世安民”,近人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重要参加者蔡济民(1886—1919),其名更直取“经世济民”的后二字。
“经济”一词,作为“经世济俗”、“经世济民”的缩语,首见于西晋。《晋书·长沙王传》载,“八王之乱”间,长沙王司马义(277—304)致书其弟成都王司马颖(279—306),称他们兄弟“同产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晋书·殷浩传》载,东晋简文帝(371—372年在位)做落王时致殷浩书,评价殷浩(?—356)曰:“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晋书·纪瞻传》载,东晋元帝褒奖纪瞻的诏书称:“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袁郊《甘泽谣·陶岘》称:“岘之文学,可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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