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当红军，奔赴前线，一路写作不辍；周扬读了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流过眼泪；毛泽东书写《临江仙》词赠丁玲；宗教和政治权力结合就一定是祸害；周扬借反右派之势，先把丁玲打成大右派；在打倒丁玲的同时打倒了冯雪峰；丁玲晚年陷入怪圈之谜；丁玲与毛泽东关系始末……

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宗派的形成及其对革命文学事业乃至于整个革命事业的消极作用，或日负面影响，最初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左联时期”其实，在“左联”成立以前，就已经有了宗派。那时候，刨造社，后来还有太阳社，他们联合在一起，围攻鲁迅先生，就是宗派主义作祟的最初表现，也就是所谓滥觞。

一 经历各异，殊途同归／1

二 “左联”初期的战友情谊／11

三 延安岁月互相支持／25

1．丁玲早于周扬到达陕北并筹建中国文艺协会／25

2．丁玲当红军，奔赴前线，一路写作不辍／28

3．毛泽东书写《临江仙》词赠丁玲，丁玲编写《红军长征记》／31

4．丁玲组建并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33

5．周扬寄希望于丁玲等创办的《战地》／37

6．“鲁艺”院长周扬大力支持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41

7．周扬读了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流过眼泪”，并把它置于《解放区短编小说选》首位／42

8．周扬的沉默，未尝不是对丁玲的支持／47

四 丁玲和周扬在解放战争中／50

1．周扬很关心并安排丁玲的工作／50

2．周扬为何怨怼丁玲／51

3．周扬坚决挽留丁玲同他一道工作／55

4．莫斯科的掌声和中国作协机关的议论／59

五 怎么打出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63

1．宗派和权力结合就一定是祸害／64

2．“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是怎样打出来的／67

六 丁玲的申辩／84

七 张际春为组长的调查小组／9l

1．调查小组的成立／91

2．调查小组的结论及其改写／92

3．周扬向丁玲表示歉意／93

4．丁玲同儿子谈自己的所谓问题和与周扬的关系／94

八 周扬借反右派斗争之势……／102

1．先把丁玲打成大右派／102

2．在打倒丁玲的同时打倒冯雪峰／104

3．“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首当其冲的是所谓“丁玲的人”／111

九 以张际春为组长，专门复查丁玲的历史／145

1．专门小组的成立和新《结论》没有得到中央批复／145

2．周扬不再同意已经上报中央的关于丁玲历史的新《结论》／146

3．反右派斗争补课，李之琏和黎辛等遭殃／149

十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和《文艺报》的“再批判”专栏／157

1．如此这般的“大辩论”／157

2．提前说说周扬后来对《大辩论》的态度／164

3．“再批判”规模的宏大和持久／165

十一 丁玲主动去北大荒劳动改造，中宣部开具的“介绍信”／170

1．1958年的春节和清明／170

2．中宣部给丁玲开具的“介绍信”／175

3．“文革”前，周扬也关心过在汤原农场的丁玲／179

十二 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和丁玲的反驳／188

1．《周扬笑谈历史功过》／189

2．丁玲的反驳／192

3．周扬与丁玲，是谁堵塞了交谈的通道／195

4．周扬领导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200

5．周扬拒绝中央组织部关于恢复丁玲党组织生活的建议／204

十三 中共中央批准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207

1．《通知》及其发出前后／207

2．周扬怎样对待《通知》／211

3．周扬把延安“抢救”运动中关于丁玲的材料留给后人，意欲何为／21 5

十四 历史结论问题给丁玲造成的痛苦和党给她的最大幸福——谈丁玲《党给了我新的生命》／217

后记——驳所谓的周扬执行“阳谋”论／226

附录

丁玲同志生平／231

周扬同志生平／235

一、拨乱反正的历史结论必须坚持——中国丁玲研究会针对《百年潮》杂志发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纪要(涂绍钧整理)／239

二、丁玲晚年陷入怪圈之谜／张永泉——《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辨析／272

三、丁玲与毛泽东关系始末／294

四、丁玲生平大事记／339

丁玲比周扬大三岁，生于1904年10月12日；周扬生于1907年11月7日，这是温济泽根据周扬的家谱订正的。丁玲是湖南省临澧县人，周扬是湖南省益阳县人。临澧和益阳都在湖南省的西北部，丁玲和周扬甚至可以称作“小老乡”。尽管如此，假设她和他都是贫苦的农家子女，很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其命运大抵会是这样：前者—辈子围着锅台转，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妇，传宗接代的产婆，足不出户是她的生活常规，根本不可能领受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从而成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后者嘛，背向青天面朝黄土，终年劳碌而难得温饱，哪有机会跑到长沙和上海等地上学读书，甚至闯荡到日本国去寻找已经到了那里的入党介绍人，以求恢复自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组织关系。

破落的地主阶级家庭，有如鼓倒架不倒，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出身于这种家庭的丁玲和周扬，都能够从小就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自由阅读的方便，为他们尔后闯荡世界，参加革命，举步文坛，创造了起码的条件。进入青年阶段之始，丁玲靠着寡母当小学教员的薪水，供她上了长沙市的周南女子中学——这是一所私立的中等学校，学费比较贵；周扬则靠岳丈家的帮助，到长沙读中学的时候，竟由发妻吴女士“陪读”。在婚姻大事上，周扬比丁玲幸运得多。丁玲刚刚呱呱坠地，外祖母、住在常德县城的余太守夫人便包办了她的婚姻，把她许给了她的表哥当媳妇。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乳名小菡，“丁玲”是她1922年进入上海平民女校之后，在废姓改名的思潮中自己取的姓名，第一次对外使用是1925年春末，她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写信向鲁迅先生求助。鲁迅先生收读此信时，正好有一个名叫荆有麟的人在他身边，此人是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辑，他认为从丁玲此信的笔迹看，是沈从文写的。鲁迅先生生气了，认为男人冒用女人的名字给他写信，便决定不予理睬。到了1927年，丁玲发表小说处女作《梦珂》的时候，用的就是“丁玲”署名，从此，丁玲便成了她终生的姓名，很多人都不知道或不大在意她的原名。

周扬原名周运宜，字起应。他的名字似乎不像“丁玲”那样有故事。

丁玲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的时候，由于校方无理解聘进步教员陈启民(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新民学会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等，和一些同学以退学表示抗议，于1921年暑假过后转校到岳云中学。岳云中学男女学生兼收，这在湖南当时的教育界是一个创举。1921年寒假，丁玲回到母亲任教的常德县城，邂逅了在“五·四”运动中引导她的头面人物、桃源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王剑虹。王剑虹是从上海来常德走亲戚的。她约丁玲去上海，说陈独秀和李达等著名共产党人要创办平民女校，半工半读，将来可以从事革命工作和妇女运动。而王剑虹认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女士。王会悟可不简单咧，中国共产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她参与了会务工作，当特务发现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开成立大会，便捣乱破坏，是王会悟女士跑到嘉兴南湖，租了一条大船，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得以顺利进行。王剑虹和王会悟已经成了好朋友，还在上海《妇女之声》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丁玲听了，怦然心动，跃跃欲试，不在乎即将到手的岳云中学的毕业文凭。

母亲蒋慕唐先生，原名余曼贞，是余太守最小的女儿，备受宠爱，从小便享有读书识字、写诗填词和自由阅读的权利。曾经随母亲和兄姊到父亲在云南楚雄、普洱等地的任所长住过，见多识广。女儿丁玲不足四周岁的时候，即1908年的春天，丁玲的父亲、余曼贞的夫君蒋保黔只有32岁就早逝了!同年秋天，遗腹的胎儿出生，竟是个儿子!余曼贞为撑起蒋家的门户，干脆改姓夫君的姓，名胜眉，字慕唐，表明她决心胜过须眉男子，羡慕唐朝妇女能同男子一样干大事情。她给儿子起名大，给女儿改名为伟。儿女都是蒋家的宗字辈，平常就把宗字省掉，一女一儿，伟而大之。1918年，儿子蒋大因感冒引发肺炎，她工作太忙，误了儿子的治疗，结果撒手人寰。蒋慕唐半生当中遭受了丧夫丧子两大打击，几乎垮了下去。只因为还有个女儿，她才挺了过来。儿子夭殇的时候，她的一个瞎眼姐姐，赶来痛哭道：“要是冰之死了还好一点，怎么会是大死了呢!?”那时候，丁玲正站在这位瞎子姨妈面前，哭得泪人一个，蒋慕唐先生忙把女儿揽入怀里，哭喊着：“怎么能死呢!也是我身上的一块肉咧……”

丁玲早就想解除同表哥的婚约。外祖母余太守夫人虽然过世十多年了，但她老人家的包办婚姻仍旧是有效的。丁玲之所以产生解除婚约的念头，主要是因为三舅父——未来的公公，已经由维新派头面人物变成了劣绅、恶霸，他在外面的作为，丁玲知道得不很多，但她从小寄居在他家，看见他虐待丫环的丑行，有一次竞把丫环们关在屋里，命令她们只穿一条小裤衩，任由他鞭打，最后，竞把丫环轰到堂屋里过夜!丫环们冻得发抖。小小年纪的丁玲，只得冒着风险给丫环们送衣服。更有甚者，他还强奸过丫环。一个丫环被他弄得怀孕了，他竟把人家轰走了事!而她未来的婆婆——三舅妈，则是个王熙凤式的恶婆娘。小时候，住在他们家，这位三舅妈经常指桑骂槐，借骂猫狗以骂人，发泄她对丁玲母女的不满。

趁着去上海上学的机会，一定要解除同表哥的婚约!丁玲约表哥一起去向三舅父三舅母说，以为这样容易达到目的。不料，表哥忸忸怩怩，一声不吭，使丁玲认为他不像个男子汉，更加坚定了她解除婚约的决心。P1-4

修改《丁玲和周扬的恩怨》出稿之前，偶然从一家杂志上看到一篇不算太长也不算很短、，不算太大也不算很小的醒目文章，其主旨是想方设法说明：周扬同志1957年6月6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的讲话，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并向‘丁一玲表示歉意是一个“阴谋”，是忠实地，雷厉风行地执行毛泽东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指示。

什么叫“阴谋”?很多人都知道：这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有人认为反行派斗一争是阴谋的一个回答：不是阴谋是阳谋。也就是先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整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种坏作风，叫人们大鸣大放，然后择其所言将其划为右派分子。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我记得在听录音的时候，没有听到划分右派与非右派的六条标准，到《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的时候，猛然发现了它!我怀疑自己听录音报告的时候，思想不集中，漏掉了这个极为重要的内容。然而，很多同学都有我这种反应。于是，我们悄悄地议论过：如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这六条标准，那么，很多鸣放的人在畅所欲言之前一定会掂量掂量的，而不至于无所顾忌。“阳谋”到底是不是“阳谋”，真成了一个恼人的大难题。

周扬1957年6月6日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的讲话，是不是“阳谋”?丁玲在他和作协党组两位副书记即邵荃麟和刘白羽相继讲话，并承认关于“反党集团”的事实没有经过核对就向中央报告是不对的之后，所提的三个问题，同“右派向党进攻”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说是中了周扬所执行的“阳谋”?非要这么生拉硬扯，那么请问：此前，以张际春为组长的调查小组的成立及其调查研究，是否也是在执行“阴谋”呢?要知道，这个调查小组成立的时候，在它进行调查研究，终于否定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存在的时候，根本没有“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这么一回事。那时候，党和政府的工作都是在正常进行的。这个调查小组的成员，还有人健在，他们会接受自己也参与了“阳谋”的实施这个说法吗?在拨乱反正时期，他们都为此事写了不少回忆文字，早已公诸人间，其中有无同“阳谋”有干系的内容?没读过他们这些回忆文字者，可以读读；读后忘了的，可以复习复习，以解答他们是否参与了“阳谋”的问题。

6月6日之后的第50天，即1957年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周扬首先讲话，他似乎忘了他在6月6日的讲话，而且忘得干干净净。他说：“现在我以两种身份参加，一、前年会议的直接主持者；二、代表中宣部”，“对于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从而把丁玲打成大右派。这哪里是在执行“阳谋”!明明是在借反右派斗争之势，把自己心目中的对手置于死地!事实证明，全国99％以上的右派都是错划的，划丁玲为有派更是错误的，因为她根本没有“向党进攻”，她在6月6日党组扩大会上所提的三条意见，天经地义。不但如此，当《文汇报》记者采访她，要求她谈淡“丁、陈反党集团”事，她是以“无可奉告”打发的。何来什么“向党进攻”，连影子都没有!打她为右派的人，不是捕风捉影，而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他整丁玲，不是贯彻执行“阳谋”，而是借反右派斗争之势，以达到一箭数雕的目的：翦除异己，对威望高于他者斩草除根；掩盖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错误，从而变错误为一贯正确；通过把“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变成“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右派反党集团”，掩盖他曾经攻击过鲁迅的历史错误。他强加给丁玲的种种罪名和极大苦难，尤其是他在开除丁玲党籍之际所说的“以后，不会有人称你为同志了，你该怎么想”，更不是执行“阴谋”的结果，而是他自己的人性和本能的一部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张扬。

对于丁玲冤案，毛泽东同志有过错，当然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决不能把别人该负的责任也推给他。毛主席的过错，我以为主要是他违背了自，三为全党立下的规矩：凡事都必须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丁玲问题上，他把这个规矩忘得一干二净，最有条件进行调查研究而不作起码的调查。周扬的责任则是利用毛泽东的这个错误，往死里整治丁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用执行“阳谋”为他辩护，效果是会适得其反的。

丁玲冤案的平反昭雪，是在毛泽东逝世两年多之后开始进行的。这时候，毛泽东再也不能特别关心和培养周扬，《临终嘱咐》之类的文字也没有落在周扬手里。而丁玲冤案的平反昭雪，竟耗时长达6年!在这6年当中，周扬的表演，书中已经述及，不必重复。至于周扬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地阻挠，我觉得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张永泉同志的文章——《丁玲晚年陷入怪圈之谜——<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辨析》，很出色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衷心感谢他允许我将他的这篇大作附录在这本拙著之中!

200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