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讲述了一个战后军官与一个日本少女间的爱情故事，但这个故事又承载了太多偏见、焦躁、惶恐、厌倦。该书被《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家》等评为2003年度全美十大好书。

1947年，二战后的亚洲满目疮痍。32岁的英国军官依然选择漂泊。在日本，他遇见改变他命运的一对兄妹——本和海伦。海伦正由懵懂的少女转向成熟的女性。而这个承载了太多偏见、焦躁、惶恐、厌倦的故事，也在一段萌生的爱情，以及人类在不幸之后努力修复柔软的心灵、梦想的勇气与爱的能力中，悄悄绽放。

他们出发了。最后的通告传遍车厢，让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到处是轰隆声、汽笛声、口哨声和迟到者的尖叫声。喇叭筒里传出用美式英语和日语广播的通告，含糊难懂。火车完全离开之前，站台上的面孔向后退去，直到表情渐渐看不见。

利思坐在窗边。行进中，他的身子随着喀嚓喀嚓响的火车前进。一会儿他就看到雨不停地下着，落在东京郊区的这片焦土上，激起了一股鬼魅似的灰烬的味道，甚至在火车车厢里都能闻到。与此同时，他正在审视父亲的一张照片。艾尔德瑞德·利思右手拿着一本书——不是在读，而是看着底封上父亲的肖像。

这是那类照片中的一张，作者坐在他的办公桌那儿。照片上的人半转向镜头，左胳膊的肘部放在吸墨具上，右手张开放在膝盖上，在暂时中断工作的表演中。五官漂亮，脸上起了皱纹。明亮的眼睛，一边的眼皮低垂。紧抿着嘴唇。天庭饱满，一头略长的白发。体态宽阔但是瘦削；衣着简单、陈旧但质地很好。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时，利思曾经感到奇怪，他的父亲很少添置新装，怎么能够总是穿着很好的衣服——表面上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如同一个人永远保留着长了两天的络腮胡子。

脸上的表情不是平静而是镇定，不露声色。这个男人身旁的家具也没有提供多少线索：暗黑色的木头写字台，上面正适合放文件分类架和关闭的小抽屉。这张写字台是家庭生活氛围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他父亲的情绪紧密相关——对于孩子来说，它甚至导致这些情绪——在此之前，儿子从未以一个成人的眼光来审视过它。就那种超然的程度而言，需要经历过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才能体验，经过战时的离家、穿越世界的航程、遍及亚洲的长途旅行；经过一个潮湿的早晨和陌生的车站。

桌上没有电话，没有时钟或是日历。一碗盛开的玫瑰，夺目非凡，大概是摄影者从另一个房间里拿过来的。吸墨具上，两页手写的纸张被粗呢的袖子挡住了。笔架上的钢笔和铅笔呈扇形展开，旁边是一些新书，它们的标题，刚好可以辨认得出来，是奥立弗·利思的小说，战后的译本。一沓账单扎在一个钉状物上，一个玻璃盘的回形针，一个缟玛瑙镇纸。除了那些被私下塞进来的鲜花以外，没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色彩，也没有任何物体，由于其形状或材料，惹人想用手去动它一下。没有相片。没有什么暗示亲近或爱恋的东西。

作为成年人，儿子认为这张照片是没有爱情的。曾经出色地描写过爱情的父亲——对于自我的爱、地方的爱、女人和男人的爱——以私生活中的超脱而闻名。他的生活，以及他妻子的、他孩子的生活，是一个搬来搬去的打乱了正常秩序的故事：从满洲里到马达加斯加的那些爱情小说。最近交出去的书可能也不例外，它是战后在希腊的一个严酷的冬季的成果。书名就叫做《巴特农神殿的严寒》。

如果照片中的男人站起来并且走动走动，他的健壮的身躯看上去就会缩小，变得矮矮壮壮，腿很短。儿子的比较高大的，但恰到好处的身材，来自于他的母亲；他的黑眼睛也一样。

利思的身体一直感觉到逐渐加快的速度。他把书放在一边，让自己专注于窗外的世界：雨中的城镇被田野代替，潮湿的田野又换成一片风景画面。完整的景色不时地被突然出现的隧道或疾驶而来的列车切断。身体继续向前，思想却落在后面。身体能够很好地表现自己——走过这么多的城市、乡村、国家；这么多的遭遇，这样的艰辛和努力，在任何人的眼中，都是成就。利思的父亲自己曾经活跃在习惯性的流动性之中，不厌其烦地感受新事物，领会新形象。儿子意欲回忆起站台上的那些告别。

他专用一个简陋的车厢隔间。它是锁着的，他有一把钥匙。里面很干净，窗子被清洗过。火车的其他车厢里塞满了饥饿而衣衫褴褛的日本人。不过胜利者们旅行得倒很轻松愉快，穿着他们的外国军装，一副不可侵犯的样子。车头和车尾，男人、女人和婴儿被征服者挤在坚硬的板凳上和肮脏的走廊中，忍受着一片乌烟瘴气。人身上散发出水蒸气，令人毛骨悚然的厕所里传来恶臭。艾尔德瑞德·利思叹息着，不过仍然为独处一室而心存感激，并将他的行李散放在对面的座位上。透过窗户看了一会儿亚洲的风景，他从他的帆布袋里拿出另一本更厚重的书来。

1947年的那个春天，利思三十二岁。他并不认为自己还年轻。他同时代的其他人也一样，大概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他们生下来就知道世界大战。在勤于思考的儿童时代，如同在充满幻想和经常旅行的学生时代一样，心中的愿望就是成长：长大并且远离。他在大学里学习出色，结交朋友，崭露头角。接着是被死灰复燃的战争所逼迫的参军。那以后，让时间倒流，重拾青春，抓紧松弛的环节，是没有机会了。大量的死亡之后，整合生活的必要性，变得紧迫而又沉重。

追溯到过去，他的祖先，尽管是实实在在的专业人士，然而行为怪癖。他的祖父被亲戚们嘲笑为一个半吊子穷鬼，晚年通过发明一项简单的机械制作程序从此发迹，让所有的人都哑口无言。艾尔德瑞德的父亲当初是一个地质学家，他年轻时在一些高地——不丹、高加索山脉——所作的勘测调查，首先发表成为清晰易懂的论文，继这些论文后不久，又写出明快刺激的短篇故事。随后而写成的小说带有淡淡的浪漫色彩，为他带来独立和名气。他放弃了地质学，尽管如此，对这最初的行当依然了如指掌，在各种各样的叙述中处处以权威的口吻进行介绍：东格陵兰岛的侏罗纪岩石、远方群岛的熔岩层；这些在情节结构中都起到它们应起的作用。奥立弗·利思在诺福克的房子里挂着一幅画，年轻的地质学家迈着一双短腿在冰川积层上搜寻。一幅神气活现然而笨拙的画像，就像本杰明·罗伯特·海顿画的肖像画。

利思的母亲是苏格兰后裔，出生于伦敦。他们有一些红脸蛋的亲戚，相处得非常和睦。一座精美高大的石头房子，靠近因弗内斯，那里天寒地冻，在二战前，是堂兄弟姐妹夏天聚会的地方。艾尔德瑞德过去不是家中惟一的孩子：一个妹妹小时候死于白喉。从那以后，他的母亲就带着儿子，开始陪伴或跟随她的丈夫旅行。

自此就一直在旅行，儿子想着，越过窗口看着日本那被战火蹂躏过的海岸。两年前，战争结束前，他曾经打算为他自己建造一个固定的地点，某种中心，也许可以从那里启程——在那时，这个决定好像完全是他自己要作出的。没想到，如今却在一个绝对远离任何类似于家的地方，他感到好奇，带着漫不经心的态度，不知下一个使故事改变的境况是什么。

出于独立的习性，他习惯于自己的心境，并不介意偶然有一点点宿命论。他自己也有一些名气，和他父亲的完全不同，也完全不是刻意追求而来的。

他到达时已近黄昏。火车晚点很多，不过被派来接他的一个澳大利亚士兵正在临时搭成的站台上等着：“利思少校?”

“你等了很久了吧?”

“没有关系。”他们走下灯光昏暗的木头阶梯。一辆吉普车停在砂石地上。“我带了一本书。”

他们把旅行用品摔到车上，爬上车。在一条失修的路上，行人们在薄暮中蹬着自行车，他们绕开大的坑坑洼洼，小心地骑过那些小的。他们呼吸着尘土，透过灰尘，闻到了大海的气息。

利思问道：“你读的是什么书?”

士兵用空出来的手在地板上摸索。“我女朋友寄来的书。”

同样的照片：奥立弗，利思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书的封面上，白色的标题、深蓝色的天空，和被雪包围住的雅典卫城。

利思从军用雨衣的口袋里掏出他自己的书。  “我太惊讶了。”

他们笑起来，从卡其色军服的单调乏味中变得活跃起来。驾驶员可能才二十岁：结实的身体，单纯快活的面孔。灰色的眼睛分得很开，十分机警。“你们是亲戚?”

“我的父亲。”

“这真叫我吃惊。”

现在他们已经靠近海边，沿着被废弃的铁轨路基开着。颠簸摇晃有可能会撞碎胸腔。你仅仅能够看见海岸的一个弧形的轮廓，离开被毁坏了的码头很远很远：小山丘上灯光稀疏，树木为陡峭的岛屿的剪影镶上了一道黑色的轮廓，就像书法的笔画。摆在眼前的现实，战时毁坏了的海港和倾覆了的船舶，还完全清晰可见。那一年里，这种情景几乎可能存在于地球上的任何地方。

驾驶员一直盯着前面的道路。“你自己写作吗?”

“没那么有影响。”

“永远也不会嫌晚。”

这个小伙子显然认为他的乘客已经过了开窍的阶段。他们年龄相差十几岁，这决定了他们被战争分隔开来。年轻的士兵在枪声已经停息的时候被征召入伍，他与这位上级和睦相处——彬彬有礼，战友般地几乎没有敬礼或是叫长官，不再拘泥于繁文缛节。而且在直觉上，他们也分享着胜利者的不安：发现他们自己很不合时宜，置身于离开广岛不到几英里的地方。

“你在这里干得怎么样?”这个男人嗓音低沉，如果要用颜色来说明它的话，应该是深蓝色的；或者是高档专卖店里的人称之为紫红色的那种。

“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不值班的时候除了喝酒，没有很多事情可做。没有女人，都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为我们干事的人太多，于是也不允许我们经常外出。这种占领时期的游戏整个让人无所事事。”

夜色降临了，不加掩饰地泼洒在官方明亮灯光照耀的桥墩上。岗哨指给他们一个木头的栈桥。当他们从吉普车上下来时，一阵刺骨的寒风将军官敞开的外衣吹得鼓起来。现在他听见海涛并且闻到了大海的气息，裂开的厚木板下，隐约可见它的黑色波浪起伏。透过一个棚屋的门道，看见一张金属的桌子和一架战地用的电话，一个盛着茶的洋铁皮杯子：那沉闷凹陷的屋子，在军旅生活中，被权充作家。两个澳大利亚海军的士兵检查他的身份证件，带着点漠不关心，被打搅的怠惰中露出些许敌意。他们瞥了一眼他军装上的彩色绶带。一部小发电机除了发出嘈杂声外，还散发出一阵阵烧焦的味道。有个人说：“留心电线。”

就在这些人慢腾腾地磨蹭着的时候，栈桥的尽头处，一艘汽艇的锚泊灯轻轻拍打着反光的波浪，粗糙的原木下面流动的水中，不但充满了新鲜的炫耀着胜利的垃圾，而且还漂浮着石油、焦油和被倾覆过来的轮船的碎片。在这个内陆地的那一边——尽管没有为陆地所包围——是海洋。在中国，整整两年间，利思在河上、湖上、运河上坐小船、渡轮、驳船和舢板。海洋很少出现在他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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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七十二岁的美国女作家雪莉·哈泽德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大火》(The Great Fire)。2003年11月19日晚，在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的马里欧特·玛奎斯饭店，美国全国图书奖颁奖典礼和晚餐会聚集了美国文学出版界的精英。雪莉·哈泽德的《大火》从大约三百八十本小说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并且一举赢得2003年美国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奖。颁奖典礼上，评审委员会主席安东尼娅·纳尔逊说:“阅读伟大的小说就像恋爱”，希望读者“现在也会爱上今年全国图书奖小说奖获得者雪莉·哈泽德的《大火》”。这部小说同时还获得2004年澳大利亚的迈尔斯·富兰克林奖。

雪莉·哈泽德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创作。196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坠落悬崖》(Cliffs of Fall and Other Stories)，随后又出版了四部小说:《假日之夜》(The Evening of the Holiday，1966)、《玻璃房子里的人》(People in Glass Houses， 1967)、《正午的海湾》(The Bay of Noon，1970)以及《维纳斯的转变》(The Transit of Venus，1980);此外还有四部非小说类的作品:《理想的挫败》(Defeat of an Ideal，1973)、《澳大利亚人的成长》(Coming of Age in Australia， 1985)、《真实的面目》(Countenance of Truth，1990)以及《回忆卡普里岛上的格林》(Greene on Capri:A Memoir，2000)。其中，《维纳斯的转变》获得1981年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被认为是雪莉·哈泽德最才华横溢的小说。从她上个世纪创作的小说《维纳斯的转变》到本世纪初出版的《大火》，其间足足经过了二十三年的时间。

丰富的人生阅历是雪莉·哈泽德成功的因素之一。她出生在澳大利亚，是外交官的女儿，曾跟随着父母走南闯北，周游世界。1947年至1948年，在香港居住。十六岁时，曾任职于英国情报部门，涉及中国的解放战争，并且和一位三十多岁的英国军人恋爱，她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她后来对媒体描述她父母的做法为“屠杀”。随后，她在新西兰、欧洲和美国居住过。1952年到1962年间，她是联合国的雇员，离开联合国以后，专门从事写作，现在是美国公民，生活在纽约和意大利的卡普里岛两地。生活的积累，反映在她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情节、时代、背景之中。《大火》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小说的主人公，三十二岁的艾尔德瑞德·利思是英国人，著名作家的儿子，一个负过伤，进过战俘营，立过功，授过勋的战争英雄。奥立弗·利思事业上很成功，却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父子之间感情淡漠，直到他的晚年，父子关系才有所改善。因此，艾尔德瑞德在战争结束后，仍然选择了漂泊的生活，接受一位法国将军的提议，用两年的时间，去东方进行调查，见证并记述战争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影响和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造成的后果。在日本，艾尔德瑞德·利思遇见了改变他的命运的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对年轻的兄妹——聪明绝顶的本尼迪克特和海伦。不幸的是，哥哥得了不治之症。他们的父母德雷斯高尔准将和夫人专横、虚伪、自私而冷酷，把生病的儿子视作沉重的负担，推卸给他们的女儿。相依为命的兄妹俩与艾尔德瑞德·利思一见如故，将他当作英雄般崇拜和信赖。年仅十七岁的海伦爱上了艾尔德瑞德，艾尔德瑞德也对这个美丽单纯的少女产生了感情。然而年龄的差距却对他们的爱情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对艾尔德瑞德有成见的德雷斯高尔夫妇断然反对，残酷地将本尼迪克特独自送往美国加州治病，将海伦带往新西兰。爱莫能助的艾尔德瑞德因父亲的去世而不得不立即返回英国。最后，本尼迪克特孤身病死他乡，几经周折，艾尔德瑞德和海伦终成眷属。

如果说艾尔德瑞德和海伦的爱情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的话，那么艾尔德瑞德和彼得·埃克斯利的友情则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副线。彼得·埃克斯利是澳大利亚人。他的父亲是律师，因而希望儿子也成为律师，继承父业。彼得按照父母的意愿学习法律，并且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可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位艺术史家。怀着这个梦想，他离家来到欧洲，却被卷入了战争。他与艾尔德瑞德在军队里相识，并因两人都携带着同样的一本书而结为好友。后来，艾尔德瑞德在战火中救过他的命，并一起住过战俘营。两人的友情也更加深厚，那是一种“长期休戚相关，他们男性特有的志同道合的关系”。战后彼得到了香港，调查战争罪犯的案子。艾尔德瑞德特地绕道中国，前去香港与他见面。两人就彼此的生活、感情和未来进行了数次畅谈，并相约在日本再会面。可是世事难料，彼得因为抢救一个贫穷的中国小孩感染了小儿麻痹症，导致了终身残废。

小说的背景主要是日本和香港。对于前者，小说中除了提及一些城市，如吴市、广岛、横滨、东京等，实际上着墨不多。相反，作者对于香港的描绘，则笔墨酣畅，欲罢不休。那一条条街道，一家家店铺，一幢幢建筑物，从山上到海边，从总督府到贫民窟，婚庆丧葬，喜怒哀乐，真实地展现出来。显而易见，这是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

小说描写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作者以艾尔德瑞德·利思为线索，生动地表现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生活中的亲情、爱情和友情，以及人们在战后的那种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心态，努力去寻找自己在和平时期的角色定位和生命本质，寻找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因而，顾名思义，这场“大火”实质上就是战争的毁灭的火焰，它要比伦敦的大火更大。二战的战火遍及欧洲、亚洲、非洲，使得生灵涂炭，烧毁了多少幸福的家庭和美好的人生。“东京郊区的一片焦土”、“正在重建成千上万的胶合板的房屋”的广岛、伦敦街头、“断墙残壁上方露出烧焦的树干”、“空荡荡的，由于战火无情的摧毁”。加德纳教授和他的日本太太的凄美的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意大利姑娘瑞梦妲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失去儿子的奥罗拉、战争寡妇弗里达、奥黛丽的炸断了腿的兄弟、迪克的丢掉了脚的父亲，举不胜举。海伦感叹道:“多么凄惨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凄惨的故事吗?”不过，作者的着眼点更多的是战后，是和平年代，是活下来的人如何在战火燃烧过的一片废墟之上如何重建生活的问题。“随着大量的死亡之后，整合生活的必要性，变得紧迫而又沉重”。正如雪莉·哈泽德在全国图书奖颁奖典礼上指出的:“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问题”，而不是“沉溺于解释”。这个问题，主人公艾尔德瑞德·利思和很多人探讨过，他深深地体会到:“从他的时代让他投身于其中的蔓延的战火开始，经过多次地预期死亡的发生以后，他发现了对于完整的生活的渴望。”小说以一句发自肺腑而又意味深长的话结尾:“很多人已经死去。但是她没有死，他没有死;还没有。”

雪莉·哈泽德的写作风格是严谨的。文笔老练、冷静、克制。故事情节在她笔下舒缓地展开，巧妙而又合乎情理地把几个主要人物命运的转折点扭结在一起，将情节一步步地推向高潮。景物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体会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融入故事情节之中。比如东京郊外雨中的压抑、香港街头夏日夜晚的烦躁、伦敦城内荒凉破败的触目惊心、澳大利亚海岸被遗忘的悲凉。作者善于运用语言技巧。行文讲究，句式繁杂，从句很多，运用省略、标点符号使句子中断，造成一种错位的感觉。作者还运用谐音双关来加强语言的效果。小说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幽默的色彩。比如在达·席尔瓦先生的婚礼上，“一位神父用卡巴莱低吟歌手的嗓音恳求上帝。拉丁文听来好像有点古怪，不过拉丁文有许多国籍”。新娘的头上，“面纱团在一起，好像蚊帐一样”。再比如，艾尔德瑞德·利思回到伦敦以后，奥罗拉用丘鹬，他的母亲用松鸡来款待他，“英格兰靠它的鸟儿过日子”。

雪莉·哈泽德在美国全国图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具有这令人惊奇的语言”，“我们应该热爱它、养育它、欣赏它。”尽管这样做是需要花费一些精力和时间的，然而是值得的。

2002年世界笔会暨福克纳奖和英国橘子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安·帕切特(Ann Patchett)说:“我希望一系列的词汇，诸如‘才华横溢’、‘光彩夺目’等等，我们把它们留着，仅仅用于一些最难得的场合，因此，当我告诉你，《大火》就是‘才华横溢’、‘光彩夺目’时，你就会知道这是绝对真实的。这是一本值得等待二十年的书。”

最后，我要感谢迪斯尼环球出版集团的马彪先生和唐斯先生(Terry Downes)，以及我的好友珍妮佛·狄维佐(Jennifer Devizio)，感谢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给我的帮助。感谢州立蒙特克莱尔大学(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慷慨地给予我学术假。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母亲对我的辛勤付出。

胡苏晓于南京         

2004年冬

阅读伟大的小说就像恋爱。两个亲密无间的人并排躺在黑暗中窃窃私语。脸在发烫，心在跳动。相信读者能与《大火》坠入爱河。

——美国全国图书奖评委会

她的小说中交织着众多层面的情感、领悟与体验……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在建立或摧毁着我们希望生存于其中的那个世界。

——《纽约客》

在这部质朴而华美的作品里,几乎从每一行文字里都能感受到美。

——《芝加哥论坛报》

这本书值得等待20年

——2002年世界笔会暨福克纳奖得主安·帕切特(Ann Patchett)

《大火》犹如滑过读者视野的彗星,在消失前迅速地牢牢攫住所有的注意力和情感,拖出的彗尾是人们对主人公幸福的期盼,同样在将信将疑中,读者期待彗星的再次回归。

——《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