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畅销的阿兰·德波顿最新作品，英国热播电视节目《完美之家》的疮意源泉。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博学杂收，好学深思而又处之以平常心；他感受如普鲁斯特之纤毫毕现，文笔堪比蒙田之揖让雍容，趣味又如王尔德之风流蕴藉——而又不至堕入愤世嫉俗。他教我们懂得享受每天的平常岁月，教我们略过虱子只管恣意领略那袭华美的生命锦袍

本书是英伦第一才子最新力作，根据英国系列电视节目“完美的家”内容撰写完成。在本书中，作者着眼于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建筑，它们对我们的影响可比我们想象得要重要的多。

本书不是教科书式的西方建筑史，也不是一本建筑的鉴赏手册或装潢指南。这本德波顿积数年之功著成的最新作品从一个极其独特的角度，审视了一个我们看似熟悉、其实颇为陌生的主题：物质的建筑与我们的幸福之间的关系。人为何需要建筑？为何某种美的建筑会令你愉悦？为何这种对于建筑美的认识又会改变？建筑与人的幸福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德波顿从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足以颠覆你日常的那些有关建筑的陈词滥调，会促使你从根本上改变对建筑、进而对人生和幸福的既定态度与追求。

中文版序言(阿兰·德波顿)

一、建筑的意义

二、我们应建造何种风格的建筑?

三、会讲话的建筑

四、理想的家

五、建筑的美德

六、土地的承诺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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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造伟大建筑的雄心的疑虑从来不乏理由。建筑物很少能将建造它们所要求的种种努力体现出来。面对破产、延误、恐惧以及它们扬起的灰尘，它们一概羞答答地默不作声。那副漠不关心的面孔正是它们魅力的一种惯常的特征。只有当我们想在建造中插上一手时，我们才会陷入无尽的折磨：要说服各种材料和别的人手共同为我们的设计服务，要确保两块玻璃天衣无缝地拼合起来，确保一盏灯齐整地挂在楼梯顶上，确保锅炉一点就着，确保水泥柱子毫无怨言地嫁给房顶。

即便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建筑仍具有一种将再度迅速地分崩离析的恐怖倾向。走进一幢刚刚装修好的房子你就会感到一种先入为主的沮丧——它迫不及待地要走下坡路：谁知道墙壁多快就会出现裂纹，白色碗橱多快就会变黄，地毯多快就会弄脏。对于任何期望着建筑工人能完成他们工作的人，古代的废墟都提供了一种充满冷嘲的教训。庞培古城的住户当初想必自豪得不得了。

弗洛伊德在他一篇题为《论无常》(1916)的论文中曾忆起他跟诗人里尔克一道在白云石山散步的情景。那是个优美的夏日：鲜花盛开，颜色亮丽的蝴蝶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很高兴来到了户外(整个星期都阴雨不断)，可是他的同伴走起路来却垂着头，眼睛盯着地面，整个远足自始至终都沉默寡言。并非里尔克对身边的美景视而不见，他只是对世间万物都是多么短暂无常无法释怀。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他无法忘记“这所有的美景注定要湮灭，冬天一到它就荡然无存了，就像所有人类的美以及所有人类所创造或可能创造的美一样”。

弗洛伊德却很不以为然；对他而言，只要具有爱任何美好事物的能力，不论它有多么脆弱，都是一种精神健康的证明。不过里尔克的思维方式，虽说有些不合时宜，却清楚地表明了美的稍纵即逝、短暂无常对于那些完全痴迷于美的人士而言，是多么心有戚戚、黯然神伤。这种天性抑郁的爱美--狂能在窗帘样品下面看到虫蚀的小洞，刚看到计划就预见到破产。他们会在最后一刻取消跟房地产经纪的约会，因为意识到那幢已经出价的房子，以至于整个城市甚至人类文明本身都将毁灭坍塌，碎砖残瓦上将爬满得胜的蟑螂。为了不愿眼睁睁看着他们热爱的对象慢慢分崩离析，他们会宁肯租个房间或住在一只桶里。

在极端状态下，对建筑的狂热也可能使我们变为爱美狂和偏执狂，以博物馆警卫的警觉看着自己的房子，手里拿着块湿抹布或是海绵在每个房间里巡逻找寻污迹。这些爱美狂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小儿女的陪伴，而且在跟朋友们聚餐时只能不理会大家的谈话，为的是集中精力注意看是否有人会靠到墙上无意中在上面留个头印。

以一种健旺的精神拒不赋予几个偶然的污点以真正的意义是令人愉快的。不过，爱美狂们也迫使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幸福有时候是否并不在于有没有一个指痕，在某些情境下美和丑是否并非只有一线之隔，单单一个痕迹是否并不能毁掉一面墙，一处错笔是否并不能毁了一幅风景画。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敏感的心灵以一种戏剧化的诚实为我们在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中指明真正的对立：比如，对优美建筑的依恋与对多子多福、关爱有加的家庭生活的追求。

古代智者们建议我们不要将我们的期望值建立在任何有朝一日可能被熔岩吞没或被飓风掀翻，可能被巧克力污迹毁掉或是易吸葡萄酒渍的东西之上，实在称得上聪明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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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在创造幸福的能力方面——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建筑端赖于此——也极不稳定，这又是其复杂性的表现。一幢迷人的房子有时可能会使昂扬的情绪更上层楼，可在很多情况下哪怕是最宜人的环境也无法驱散我们的悲伤或厌世。

哪怕我们正站立的楼面是由天涯海角的采石场进口的石料砌就，哪怕精雕细琢的窗框漆成凝神静气的灰色，我们仍可能感到焦虑和妒忌。我们内心的节拍器可能对工人们费心劳力建造的喷泉或培育的一列整齐对称的橡树毫无感应。我们在一幢杰弗里·巴瓦或路易斯·卡恩设计的房子里也会陷入小气的口角并以离婚的威胁而告终。房子会邀请我们以我们自觉无力唤起的情绪进入其间。最高贵的建筑有时候也不如一次午睡或一片阿司匹林对我们更管用。

那些耗费终生的精力力图创造建筑之美的人士只会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他们的努力不过是徒劳。约翰·罗斯金在对威尼斯的建筑进行过一番巨细靡遗的研究后，在一阵抑郁的彻悟中他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没有几个威尼斯人似乎因他们居住的这个城市而得到提升，而这也许堪称世上最美丽的城市画卷。沿着圣马可教堂(罗斯金在《威尼斯的石头》中将其描述为“一本国教祈祷书，一本巨大的插图本弥撒书，用雪花石膏而非羊皮纸装订，用斑岩柱子而非珠宝装饰，里里外外用珐琅和黄金的字母写就”)一路下去，他们泡在咖啡馆里，看报，晒日光浴，相互斗嘴和扒窃，而高居于教堂的屋顶，“基督和天使的塑像正俯视着他们”，只可惜谁都不会在意。

建筑因为赋有一种既不可靠又经常是无以名之的力量，它将总是拙劣地跟对人类资源的实利主义要求相竞争。要想证明拆毁并重建一条鄙陋而又耐用的街道物有所值该有多么困难。在面对更加切实的各项需要时，不得不为了矫正一根扭曲的路灯柱子或是重装一个不相搭配的窗框而进行辩护该是多么尴尬。美丽的建筑丝毫不具备一种疫苗或是一碗米饭那种毫不含糊的益处。其建造与否由是也决不会成为政治上的主导事件，因为即便整个人造世界通过不懈的努力和牺牲都能以圣马可广场为摹本，堪与其比肩，即便我们剩余的人生都在圆厅别墅或是“玻璃天堂屋”中度过，我们仍经常难免精神沮丧。

P8-12

阿兰·德波顿

假如我们对建筑的外观根本无所谓的话倒真是省了心，可很不幸，我们事实上极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美”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们情绪的变化。当我们称赞一把椅子或是一幢房子“美，，时，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喜欢这把椅子或这幢房子向我们暗示出来的那种生活方式。它具有一种吸引我们的“性情”：假如它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人的话，正是个我们喜欢的人。假如我们不论身处何处，是廉价的汽车旅馆还是堂皇的宫殿，都能保持类似情绪的话事情也就好办了(想想如果我们不再需要重新装修我们的住房的话该省下多少钱)，可不幸的是我们极易受到从我们周遭的环境中散发出来的那些电码般隐含信息的影响。这也就能解释我们为什么对建筑和家庭装潢会如此热中了：这些东西能帮我们确定我们是何许人也。

自然，建筑只靠一己之力并不总能使我们心满意足。证据就是哪怕身处田园牧歌的环境中我们仍可能心生不满。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建筑只是向我们暗示出某种情绪，我们的内心如果太过纷扰的话就可能对其视而不见。建筑的功效就好比是天气：单是阳光明媚的一个好天就足以改变我们的精神状态——有些人为了距离阳光充足的气候更近一些会宁肯付出巨大的牺牲；可另一方面，如果你正麻烦多多(比如正深受爱情或职业问题的困扰)，那么不论天多么蓝，建筑多么伟大，都无法使你展颜，一笑。也正因此，你很难将建筑提升为一个需优先考虑的政治问题：它丝毫不具备清洁的饮用水或安全的食品供应那种斩钉截铁的优势地位。可是它仍然至关重要。

那么中国现今的建筑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二十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西方最主流的现代建筑师都认为努力赋予建筑以民族的特性是荒唐可笑的。他们无意创造可以归之为“墨西哥式”、“瑞士式”或“苏格兰式”的建筑作品。他们渴望一种如今称之为“国际风格”的东西，此种风格似乎正适合一个每天都因交通和信息革命而被压缩得越来越小的世界。他们希望他们的建筑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内罗毕，在悉尼还是里约热内卢都一式一样，因此他们避免采用那些只有极少数地域才能出产的珍贵材料，而是大量应用混凝土、钢铁或是玻璃之类，就连那些相对来说能引发联想和地域色彩的石头或黏土，他们都敬而远之。这些建筑师瞩望的是一个地域特色从他们的职业中完全消失不见的理性时代，就像他们在工业和产品设计领域已经做到的那样。不管怎么说，毕竟不存在民族风格的现代桥梁、电动剃须刀或是雨伞这样的东西。维也纳建筑师阿道夫·洛斯曾打过个比方：要求特别属于奥地利式的建筑就好比要求特别属于奥地利样式的自行车或电话机一样荒唐透顶。假如说科学和艺术是普适性的，那干吗要求建筑具有地域的不同?像亚特兰大和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中的现代商务区就正是这些现代主义者梦想的缩影，你单从这些区域的建筑来判断绝对搞不清自己到了哪个国家。

然而在我们自己的旅行当中，我们却认识到，别的国家的建筑中最有吸引力的却正是区别于它的邻国的那些东西。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立即就被那些风格上的不同所吸引。在一个高速公路的加油站，我的目光紧紧盯住的是加油站那木质的覆层或是家商店前立面中一块黑乎乎的粗糙石块。踏入个全新国家的兴奋正是跟这些细枝末节紧密相连的，它们之于一幢建筑正如鞋子之于一个人：会意外而又强烈地透露出与众不同的性格。我在它们身上发见了民族特性的蛛丝马迹，激发你四处旅行的关键因素正在于此。它们正是与众不同的中国式幸福的许诺。这样的情感并非源于对民俗式异国情调的天真向往，而是来自一种希望：不同国土之间的真正差别应该在建筑层面上得到适当的表达。我期待那些能助我意识到我此刻正在此地而非彼地的路标、屋顶、窗户和整幢建筑。

然而，大多数中国当代的建筑却并不倾向于展现当地的地域特性。冷漠的写字楼支配着城市的地平线，它们呆板的外观无声地嘲弄着你为了来到这里所经历的千山万水。即便在相对而言的住宅区里，建筑也完全缺乏任何地域特征。在地产商兴建的新兴开发区内，每幢房子所采用的材料和外观几乎跟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部分一般无二。你在中国的建筑中却极少能发见中国的特征。

不过，对地域风格的渴望得到了确认后，马上就有个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这种地域风格具体应该是什么模样。这个问题在别的国家曾以某些准神秘主义的方式得到过回答，就仿佛是说一个国家的边界线是以某种客观的方式划定的一样，认为建筑应该对某些不辩自明的个性作出解读，并被动地予以反映。

可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曾专有过或始终锁定于一种风格。一个国家的建筑特性就像这个国家整体的民族特性一样，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动地由其国土决定的。历史、文化、气候和地理都会提供一个广阔的范围以供建筑选择与之产生回应的可能的主题。因此，争论的焦点就并非在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格应该就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够表现为什么。建筑师拥有选择的特权，可自由地选择当地精神中那些他乐于相信的侧面予以表现。一种称得上有所传承的中国建筑或许应该是一种能够体现其所处时代与地域的某些最珍贵的价值观以及最高的雄心壮志的建筑——一幢可视作一种可行之理想体现的建筑。

一切设计与建筑作品，从议会大厦到一把叉子或一个茶杯，都在向我们讲述一种最适合在其内部或围绕其周围展开的特定生活。它们告诉我们某些它们鼓励其所有者具有并坚持下去的特定情绪。在为我们保暖及在机械的意义上帮助我们的同时，它们还提出一种敦请，促使我们成为特别的某种人。它们讲述的是某些特定种类的幸福。因此，将某幢中国的建筑描述为“美”的，其含义也就并非限于纯粹的美学喜好；它还暗示出你受到这幢建筑通过其屋顶、门把手、窗框、楼梯和家具促成的那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吸引。“美”的感受是个标志，它意味着我们邂逅了一种能够体现我们理想中的优质生活的物质表现。

一幢理想的现代中国建筑的品质可以比之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令人倾慕的中国人的品质。斯里兰卡建筑师杰弗里·巴瓦曾表示他希望自己祖国的建筑能够体现他那个时代最开明的斯里兰卡人的见解和态度：它应该既能充分意识到这个国家殖民地历史的负担和特权，又不被这些东西所压倒；它应该敏于采用现代的科技而又能保持一种跟传统与信仰的关联。确实正是这样一种当代理想化的斯里兰卡人的形象，激发巴瓦在科伦城市郊筑就了议会岛建筑群。这组建筑是当地与国际、历史与现代的综合体，屋顶采用的是前殖民时期佛教圣地康提的寺院与皇宫的宝盖顶形式，而内部则成功地综合了僧伽罗、佛教和西方特色。巴瓦的建筑不但为国家的立法机关提供了一个家，而且向我们这些外国人展示了一个现代斯里兰卡公民可能呈现的迷人形象。

要我来建议中国的新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是决无可能的——而且非常冒昧无礼。不过，有一点似乎还是可以肯定的：你只有在弄清楚了中国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她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之后，才有可能来讨论中国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

2006年12月初干伦敦

《幸福的建筑》是英伦才子作家阿兰·德波顿2006年出版的新书。拙译的中文版已经摆在这里，本不必再哕嗦什么，不过在翻译过程中有一种愈来愈强的感受，不吐不快，想跟读者交代一声。这绝非一本《西方建筑××讲》或是《××家居廊》，也不是一本教科书式的西方建筑史，或教你如何欣赏建筑的鉴赏手册，更不是你可以拿来指导你新家装修的实用指南。德波顿的雄心或者说野心绝不止于此。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才子和通才，在此之前，他已经用自己的著作打通了诸多领域：爱情、文学、哲学、旅行、人对自己的认识等等。经过数年的准备，他终于开讲建筑了，而一旦涉足这一领域，他就想通过自己的博识和深思一举解决这个领域的根本问题，即建筑对人到底有何重要意义，跟人的幸福又有什么相干?枝节的、知识性或技术性的问题只有在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之后才能找到自己的合法性、具备自身的重要性，所以他根本不会或者说不屑纠缠于这些问题。因此，他从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深度来探讨人为什么需要建筑，为什么认为某种建筑是美的，为什么这种对于建筑美的认识会改变；归根结底建筑与人的幸福到底有什么关联。德波顿毫不回避这些最根本最难缠的问题，他以自己的睿智和学识勇敢地一一做出了解答。他探讨建筑问题的角度与做出的解答会整个颠覆你日常接受的那些有关建筑的陈词滥调，会促使你从根本上改变对建筑，进而对人生和幸福的既定态度与追求。

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4年4月推出的“德波顿作品系列”囊括了当时这位才子作家的全部作品，并于2004年5月邀请作者访华。当时译者作为陪同之一，在各项活动间隙跟德波顿也有过一些交流。不过英伦才子是真正的英国绅士，“nice”得不得了，事后想想，恐十白他当时的很多话都不过是客气，当不得真的。我曾没话找话问起他以后的写作计划，他说打算写一本有关建筑的书，我于是继续没话找话问他对上海和北京(我们出版社的同事曾带他看过了紫禁城)的建筑做何评价，他回答挺喜欢上海现代化的高楼(他指名要住金贸大厦的君悦酒店)，然后话锋一转说他很不喜欢伦敦二战后建的很多廉价丑陋的房屋。如今终于读到他论建筑的书后才明白他当初根本就“不过是客气”，他根本就不喜欢如今这些毫无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水泥森林。译完全书后我还曾心生一点小遗憾：他怎么在书中对中国之行中看到的中国建筑不置一词呢7再一想，他一是行程太过匆忙，来不及细细考量周遭的建筑细节，再则，显见的也是他对如今的中国建筑(起码是)不太满意吧。跟我客气一句没什么，像“立言”这样的大事哪能随便敷衍?而且，德波顿特意为中译本写了序言，也算正式有了个交代。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心的读者在读过他这本建筑专论后，自然会大为提高自己对建筑的鉴别品位，自然会对周遭的建筑和环境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倒是这本并不以“实用”为目的的著作自然而然的实用副产品了。

才子文章渊而且博，旁征博引，体大思精，多的是优雅严密的英文长句，中文的翻译是否妥帖尚祈读书界方家批评指正。

冯 涛

2006年岁末

德波顿的礼物引发我们的思考：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可能给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