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关注，使近年来中印比较研究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2005年8月22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封面文章里出现了一个由一位印度学者创造的全新单词——CHINDIA，并将其传遍全球。各国有关中国一印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也频频举行。例如，远的且不说，2006年7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的预备会议，就以中印人口与增长、中印贸易和投资为题展开了专题研讨。最近我还应邀担任了欧共体资助项目“中国、印度、越南的卫生决策一决定因素与相关关系的研究”专家组成员。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目前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将近世界人口总量的40％，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印两国对世界的重要性。两个大国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印度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印度在吸引世界服务业转移方面的进展和软件产业的迅速复兴，以及这两个大国未来发展的无限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原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于2006年5月24日应邀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在未来50-100年内，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的工业化七国中多数将出局，影响未来世界的国家将是美国、中国、印度、俄国、巴西等大国。

序言

导论

第一篇 中印复兴自然资源与历史背景比较篇

第一节 中国的自然资源环境

第二节 印度的自然资源环境

第三节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之路

第四节 印度走向现代化的艰难之路

第二篇 中印综合国力发展比较篇

第一节 新中国经济发展概况

第二节 印度经济发展概况

第三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结构

第四节 印度的经济改革

第五节 印度经济改革的启示

第三篇 中印工业和能源比较篇

第一节 新中国工业发展之路及其优势

第二节 印度独立后的工业发展之路及其优势

第三节 中国能源现状与发展趋势

第四节 印度能源现状与发展趋势

第四篇 中印农业、农村与农民发展对比篇

第一节 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发展问题

第二节 中国农业的制度与政策

第三节 印度农业的发展

第五篇 中印信息产业与信息化比较篇

第一节 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现状

第二节 印度信息产业发展现状

第三节 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道路与管理模式

第四节 印度的信息产业发展道路与管理模式

第六篇 中印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篇

第一节 各具特色的中印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节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三节 印度的养老保险制度

第四节 中印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

第五节 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

第六节 印度的医疗保险制度

第七节 中印医疗保险制度的比较

第七篇 中印文化宗教比较篇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明概述

第二节 印度古代文明概述

第三节 中国的古代宗教及其道德观

第四节 印度的古代宗教及其道德观

第八篇 中印民族复兴指导思想比较篇

第一节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人物与思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 

第二节 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指导人物与思想——甘地与甘地主义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后的建国与强国指导思想

第四节 印度独立后建国强国的指导思想

第九篇 制约中印复兴的主要因素比较

第一节 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贫困问题”

第二节 制约印度复兴的主要因素

第十篇 中印国际地位与外交战略比较篇

第一节 中国的外交及其战略

第二节 印度的外交及其战略

第三节 中国人如何看印度复兴

第四节 印度人如何看中国复兴

自从20世纪中叶印度获得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无论是在中印两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围绕对中印两个新兴国家进行比较而展开的研究和争论始终绵延不断。进入21世纪，随着中印两个大国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日趋增强，相关的比较研究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点。本书主要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切入，通过严谨的实证考察，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研究和印度研究的最新成果，将其并列推出，并加以阐述、比较和分析，希望能够为中印比较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厚实的资料基础和扎实的研究基础。

一、为什么中印比较研究经久不衰

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两大典型模式，中印两国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无论对两国自身，还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对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均具有重要的历史、现实、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正是全球范围对中印两国的比较研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大批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赢得了民族解放，建立了主权国家，大步登上了国际舞台。目前，发展中国家已占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分之二左右。它们对内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艰巨任务，对外面临着在全球化大潮中维护、拓展国家利益等新问题。如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部族)、宗教、领土等争端，如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如何正确处理南北关系和南南合作等问题，是包括中印两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努力发展自身，争取早日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的进程中，有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功，有的则屡屡受挫；有的进展迅速，实现了“起飞”，有的则在原地徘徊，甚至走了回头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自然希望借鉴先行者的经验教训，于是努力研究哪一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更适合于自己。

在人口总量、领土面积、历史底蕴、经济规模及对全球的影响力等方面，中印同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两国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模式自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类似方向标的作用和效应。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进程中的战略、法律、政策、规则、进退、得失、是非、成败，等等，都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抑或教训，使人们总希望在对照比较中判断中印孰优孰劣、孰是孰非。结果，一些争论不休的难题一直困扰着很多政治家和学者：中印两国谁更能代表发展中国家?哪一个发展道路和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可行性?这些争论，成为中印比较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始终热而不衰的重要驱动力。

二、中印两国的不同经历和国情

实质上，尽管中印两国有许多共同点，但两国又有着不同的历史经历和国情。

普拉西战争后，莫卧尔王朝走向覆灭，此后印度成为在一个宗主国——英国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经过近二百年的殖民统治，英国在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英式体系和制度，培养和训练了一支现代文武官员队伍。同时，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很快波及印度，使印度近代历史进程与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始终紧密相连，印度的经济模式也一直被视为西方模式的亚洲样板。由于印度是整个英帝国殖民体系中的老大，又地处英国与远东和南太平洋航路的中点，扼欧洲、中东、南亚、非洲、东南亚、东亚、澳洲之间的交通要冲，因而成为英帝国在南亚周边，乃至远东、南太平洋进行殖民扩张的桥头堡。无论是在旧中国上海的公共租界，还是在非洲的英属歹直民地，都能看到为英帝国服务的印度官员和警察。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遭受了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却从来没有沦为某个宗主国的殖民地。即使攻入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和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没能征服中国人民。因此，除了香港、澳门和若干租界外，中国从整体而言并无印度那种作为一个宗主国的殖民地的经历，与西方政治制度、殖民体系、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也远没有印度那样密切。这种不同的历史经历，对两国后来的发展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947年，印度从英国人递过来的银盘上接受了独立的权杖。独立前夕，尼赫鲁总理于1947年8月14日晚对全国作了辞藻华丽的绅士式英文演讲，其中充满了承上启下的责任感。独立后的印度几乎全盘继承了英帝国的国家管理系统，连学校教材的文字也延续至今，经济发展上更一时难以走出英国模式的羁绊。同时，英国人也留下了沉重的地缘政治包袱，如克什米尔争端、麦克马洪线等，导致印度与邻国纠纷不断，对印度独立后的发展构成长期的制约。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则用暴力手段打烂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高呼的13号充满着破旧立新的激情。正是在这种精神指引下，中国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画出全新的图画，走上了一条完全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的曲折的发展道路，结果屡屡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但这也有利于创新和开拓能力的充分发挥。于是，我们看到了建国初期的高速发展和进步，看到了1958—1959年的“三面红旗”及其造成的负面后果，看到了十年文革浩劫带来的徘徊和倒退，也看到了邓小平指引下的全面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腾飞、繁荣富强。与此同时，印度则在原有的基础上谨慎而又缓慢地向前迈步，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在有的时期(如中国文革时期)、有些方面(如信息产业的软件业)甚至赶上或超过了中国。不过，在进入21世纪之时，从整体来看，印度在许多方面仍落后于中国。

由此可见，由于不同的历史经历和国情，中印两国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中印两种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似乎不应刻意追求孰优孰劣、孰是孰非，而更应注重研究孰长孰短，以利于两种模式和道路在竞争中互相取长补短，达到共赢共荣、共同发展的目的。中印比较研究的四大领域五十多年来的中印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大领域。一是关于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该领域的比较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涉及到对印度式议会民主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价值判断，因此不仅具有操作层面的意义，而且每每触动了两国政界最敏感的神经。这一比较的基本命题是：两国政治体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还是保障，是提高还是降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将中国式“集权体制”与印度式“民主体制”相比，哪一个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这一命题本身潜藏着一个不正确的假设前提，即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坐标，实际上对不同个体选择了同样的坐标。更何况，一国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与其历史积淀、文化素质、经济基础、思维方式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能简单地归功于或归罪于政治体制。回顾两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发展和政局演变，西方宪政模式不能照搬到中国已成为共识，而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照套到印度也是需要重新认识的。印度宪政自尼赫鲁去世后的多次“打滑”与空转，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印度因领导人突遭暗杀而屡屡导致政局动荡等等现象，不仅反映了西式体制与印度社会的摩擦，而且凸显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已促使人们从更深的层次探索这个问题。俗话说，鞋大脚小与鞋小脚大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显然，探索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的组织和管理模式，构建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现代文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东方政治模式，是中印政治体制比较研究领域中应该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二是对于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冷战结束后，尤其是随着印度自由化改革的开展，中印比较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经济方面。尽管中印曾经同为国有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但两国迄今的改革道路却有着极大的差异。虽然对印度改革的起点仍有争议，但大规模改革无疑是在1991年启动的。印度经济改革的主要突破点和成功领域是信息产业，即利用本国充裕的人力资本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从产业链的顶端寻找大规模经济改革所需的启动资金，属于典型的内源式增长。鉴于公营经济的大面积亏损、国民储蓄率的低下、海外印裔和印侨对国内投资相对较少、其他外资进入面临的制度约束过于繁杂等不利因素，印度当时的这一举措与其说是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不如说是迫不得已的应急之举。当这一政策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之后，印度的改革和发展才逐步走上了正轨。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改革的切入点恰恰是产业链最底端的农业。虽然同样面临国有经济的低效和亏损，但国民储蓄率的快速上升、外国投资和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投资的惊人增长，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而印度在这些方面仍然相形见绌。如今，人们对中印改革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已鲜有质疑，因此经济领域的比较研究逐渐转向如下几个具体的命题：第一是印度能否成功地跨过工业经济扩张阶段，直接通过知识经济，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创立一种特殊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第二是中国的工业化扩张模式是否是必须的，因为它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相应地，印度能否效仿?第三是中国能否成功地从“加工厂”转变为创新型国家?第四是印度的发展能否持续。目前对这些问题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需要我们继续认真研究。

三是对军事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回望半个世纪以来的两国军事发展战略，印度几乎从未被中国视为主要威胁。相反，印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军事战略与其说主要是针对巴基斯坦的，不如说是针对中国的。当印度觉得难以与中国匹敌之时，一些反华谋士们便提出了联苏反华或联美遏中的主张。不过自尊心很强的印度领导人并不愿意成为苏联或美国大棋盘上的小卒，因此这类反华联盟的构想时隐时现，从来没有成为具有国际法意义的现实，只是有时在中国引起了“被包围”的警觉。需要指出，中印巴三角关系并未因冷战终结而彻底改变，印度对中巴关系的顾虑也从未有过丝毫减弱。印度最终引爆了核弹，随之而来的是巴方的核弹引爆。中印巴关系第一次置于三个有核国家的基础上，从而发生了质变。实际上，对中印两国飞机、舰艇、核弹头数目和导弹射程的机械比较本身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最值得比较的倒是两国对对方军事意图，对外部，特别是周边战略环境的认知和判断，及据此制定的大事发展大战略。目前中印两军的交流已经展开，这有利于双方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以逐步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

四是关于文化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印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而且一直为两国学界所津津乐道。支离破碎的古印度向强大的汉帝国输出了宗教文化，而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几乎从没有大规模进入印度，这实际上折射出两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印度文化往往能与政治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相对独立地传播，而中国文化则与政治理念、政治现实紧密相连。两国学界对文化领域的比较研究从未出现过孰优孰劣的论争，是中印比较研究中最为平和的领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自然经济板块，本质相同的生产方式孕育着内涵相近的文化产品和精神需求，诸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与中国的宗法制度、印度的梵化与中国的科举等。在印度历史上，雅利安人的入侵、穆斯林的入驻和英国强加的殖民统治都未能彻底改变印度文明，根本原因在于印度的土地制度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产方式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因此传统文化得以延续，而农业经济显著的分散性对印度文化的渗透始终存在，使各种文化，包括外来文化能在多元社会中各自生存发展。尽管国情不同，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轨迹。不过，两国独立以来的文化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出现了极大差异。中国文化在以往半个多世纪中的演进经历了几次剧烈的调整，从建国初的全盘意识形态化到文革中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否定，从改革开放之初对西方文化的过于热衷到今日传统文化的复兴，文化取向的变化归根到底源于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模式的曲折探索。但从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对现代文化的追求显然高于对回归传统的诉求，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传统生产方式衰落、教育迅速发展和城市化加速的结果，也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入世的一面。印度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其改革本身没有经历中国改革之初的共同升腾阶段，社会便很快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从而使社会的“断裂”比中国来得更早，并强化了传统的垂直流动相对较弱的态势，从而使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对西方文化的热衷与广大贫苦民众和弱势群体中再次掀起宗教狂热的局面并行不悖。目前，两国学术界对中印文化的比较仍然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比较，而对以往半个多世纪文化发展的比较研究非常薄弱，并且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P1-6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目前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将近世界人口总量的40％，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中印两国对世界的重要性。两个大国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印度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印度在吸引世界服务业转移方面的进展和软件产业的迅速复兴，以及这两个大国未来发展的无限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原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于2006年5月24日应邀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认为在未来50-100年内，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的工业化七国中多数将出局，影响未来世界的国家将是美国、中国、印度、俄国、巴西等大国。

世界各国的关注，使近年来中印比较研究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2005年8月22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封面文章里出现了一个由一位印度学者创造的全新单词——CHINDIA，并将其传遍全球。各国有关中国一印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也频频举行。例如，远的且不说，2006年7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的预备会议，就以中印人口与增长、中印贸易和投资为题展开了专题研讨。最近我还应邀担任了欧共体资助项目“中国、印度、越南的卫生决策一决定因素与相关关系的研究”专家组成员。

我作为一个经济学人，对印度的真正关注始于几年前。2002年我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原计划与几位印度学者开展中印比较研究，后来由于印度学者因故推迟访问时问，使原定计划未能实现。但是这个当时未能实现的计划却引起了我对中印比较研究的浓厚兴趣。虽然许多人感兴趣的是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模式哪一个更优越的问题，我本人更感兴趣的不是孰优孰劣的简单结论，而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使我有机会较多接触印度和印度学者的是我从2001年起担任亚洲学者基金(Asian Scholarship Foundation)理事会的理事。亚洲学者基金是一个注册在泰国的非营利组织，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对访问研究项目的资助，推动亚洲学者在亚洲各国间的交流。目前基金会的理事会共有11位理事，其中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各有2位。该基金会每年资助约30位亚洲学者到另一个亚洲国家访问6-9个月。在接受资助的亚洲学者中，中国学者和印度学者是最大的人群。在理事会中，我有幸结识了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所长乌贝罗伊(Patricia Uberoi)教授。我们自然就谈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中印比较研究和双方在中印比较研究方面的合作。这类合作的成果之一，是2006年4月我院组织了一个“中印能源合作对话代表团”一行7人出访印度，参加由印度中国研究所与塔塔能源研究(Tata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一起主办的“印中能源合作对话(India—China Energy Dialogue)”学术活动。

原来我们还初步计划由中印两国学者合作写一本中印比较的书，由中国学者写中国的专题，印度学者写印度的专题，然后由两国学者共同作各个专题的比较。但是Uberoi教授更倾向于作某一专题的深入研究，而不是作广角的多专题的研究。但是在我们这里，由潘光教授和王德华教授策划的书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还是由我院的学者为主先写一本书，作为我院中印比较研究的开场之作。我深知目前书中的作者对印度的了解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但是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我国深入开展中印比较研究的抛砖引玉之作，引起在这一领域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我还希望今后从事中印比较研究的学者，如本书的作者那样不限于从事国际关系或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而是有更多的在各个不同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参与到中印比较研究的学者队伍中来。

根据联合国2003年发布的世界人口预测(中方案)，到21世纪30年代，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头号人口大国，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比中国多1．7亿。21世纪将见证中国和印度两个最大的国家和文明古国再次复兴。中国学者和公众应该更多地了解印度。最后，我希望这本书能为有兴趣了解印度的读者提供一些有帮助的信息，并通过阅读，对中印两国的各自特点及短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左学金

2006年7月8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编辑本书的缘由，左学金研究员和潘光研究员在前言和引言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课题组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在中印友好年，希望加强中印友谊，增进中印相互信任，使两国真正实现中印大同(CHINDIA)增砖添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承节教授说：近几年，中印比较研究成了世界和中国媒体的热门题目。这表明两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两国人民在自身发展中都有一种了解对方，以对方实践为借鉴的愿望。但是，进行比较时，应避免一些误区，需注意避免四大误区：以比高低为目的；以简单地设指标为要务；满足宏观鸟瞰和带着零和博弈心态比较。

编辑本书时对中印复兴应怎样比较，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和潘光研究员在序言和导轮中也说得很清楚了，应该指出的是，本书能够问世，主要是左学金研究员的组织与领导，从课题的提出到修改审定编书提纲，而且还亲自撰写了前言、第六篇并负责书稿审定；本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各位同仁具体分工是：欧亚所长、研究员潘光，引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家哲，第一篇和第八篇；经济所研究员沈开艳和刘社建副研究员，第一篇第一、二节和第二篇；欧亚所副所长余建华研究员，第三篇第三、四节；科研处王振研究员和吴扬研究员，第四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胡苏云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肖严华助理研究员参加第六篇撰写；哲学所周山研究员，第七篇第一、三节；宗教所晏可佳研究员，第七篇第二、四节；亚太所王海良研究员，第九篇第一节；欧亚所姚勤副研究员，第十篇第一节；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胡志勇副研究员，第十篇第二节，他们为本书贡献了力作。其余各章节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中亚研究所所长王德华研究员所写。还要感谢谭中先生贡献了第三篇第一、二节。最后，由张家哲和我负责统的稿。

我们还要感谢宣传部给予慷慨的资助，感谢王荣华院长和黄仁伟副院长的鼎力支持，还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对于出版本书的赞助。此外，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深感对印度和中国的研究都很不够，因此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不吝指正。

王德华

2006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