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全书语言生动，比喻深刻，论证有力，文章气势雄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本书选取了《孟子》的大部分篇章，加以注释，并配有现代汉语的译文。笔者参考了赵岐、朱熹、焦循、杨伯峻等人的解释，注释力求简要明了，译文则力求贴近原文，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孟子》读本。

在中国，“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这位有远见的母亲真是没有白费心思，她的儿子孟轲终于在中国历史上久享盛誉，与儒学始祖孔子一道被称为“孔孟”，孟子本人也被尊为“亚圣。”在这部近三万五千字的著作中，作者构建了完整、庞大的孟学体系。千百年来，无数学者把这一庞大的学说体系条分缕析，或以注疏、章旨形式，或以旁通、体认等名目，指出孟学所蕴含的价值。

前言

卷一 梁惠王上

卷二 梁惠王下

卷三 公孙丑上

卷四 公孙丑下

卷五 滕文公上

卷六 滕文公下

卷七 离娄上

卷八 离娄下

卷九 万章上

卷十 万章下

卷十一 告子上

卷十二 告子下

卷十三 尽心上

卷十四 尽心下

卷一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①。王日：“叟②不远千里而来，亦③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日：“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日，‘何以利吾国?’大夫④日，‘何以利吾家?’士庶人⑤日，‘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⑥，弑⑦其君者，必千乘之家⑧；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⑨。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注释】

①梁惠王，即魏惠王(公元前400一公元前319)，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武侯子，公元前369一公元前319年在位。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开凿鸿沟，自称为王，国势强大。

②叟，古代对老人的称呼。

③亦，这里是语助词，无意义。

④大夫，古代对有官职者的称呼。

⑤士，古代一般指读书人。庶人，这里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秦汉以后泛指平民百姓。

⑥乘，古代称一车四马为一乘。万乘之国，就是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在当时是大国，后面“千乘之国”就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当时是中等国家。

⑦弑，古代把以下杀上，以卑杀尊叫做弑。

⑧家，古代指有封邑的卿大夫，其封邑之内可以有兵车。千乘之家，指封邑内有千辆兵车的卿大夫。

⑨餍(yan)，满足。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使我的国家获利吗?”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有仁义也就行了。大王您说，‘怎样才能使我的国家获利?’大夫说，‘怎样才能使我的家获利?’士人和农民也说，‘怎样才能使我自己获利呢?’在上位者和在下位者交相寻求获利，那么国家就很危险了。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大夫取得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封邑，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大夫取得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封邑，大夫的家业不能算是不多的了。如果以义为后，以利为先，那么大夫不夺取国君的地位，他是小会满足的。没有仁义之人而遗弁他的父母的，没有仁义之人而不先考虑他的国君的。大王您讲仁义也就行了，何必讲利呢?”P1-2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国人。在今天山东的邹城市有孟府、孟庙等古迹，孟子的故乡就在那里。关于孟子的生平，后人所知甚少。司马迁撰写《史记》，把孟子和荀子放在一起，作有《孟子荀卿列传》，对于孟子的介绍只有一百多字。司马迁生活于西汉初年，对孟子的生平事迹已经所知不多。西汉时的《韩诗外传》有孟母“断织”的故事，《列女传》有“孟母三迁”的故事，都广为流传，可知孟子儿时得益于母亲的教导。现在我们一般都说孟子字子舆，字子舆的说法最早见于晋代傅玄的《傅子》，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孟子字子舆。今人杨伯峻认为孟子字子舆的说法是后人编造出来的，不足为信。关于孟子的生卒年有好几种说法，比较通行的是约生于前372年，卒于前289年(《辞海》即采此说)。关于孟子的老师，历史上有人认为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但是从生活年代上来看，子思要早于孟子，二人在时间上不可能有交叉，所以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还是较为合理的。战国时代天下纷争，各国君主对士较为重视，游说之士往来各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孟子》一书中，我们可知孟子有弟子多人，他曾带领弟子游历过齐、宋、滕、魏等国，所到之处，受到各国君主的礼遇，在齐国做过客卿。孟子一生积极推行自己的主张，但到最后也没能实行，大约七十多岁以后，他回乡著书，不再游历。

孟子的言行和主张主要记载在《孟子》一书中。关于《孟子》的成书，司马迁《史记》中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但是前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认为是孟子亲自作的；有人认为是孟子死后，弟子们记述而成的。现在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孟子》一书是孟子晚年和弟子们一起撰著的，主要作者是孟子，而且在孟子生前就已完成。

孟子继孔子之后继续阐述儒家学说，他对孔子极为推崇，引用孔子弟子的话，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自己也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在《孟子》的最后一章中，孟子把孔子与尧、舜、禹、汤、文王等儒家圣人并举，表现出他对孔子的重视，并且隐然以大道继承者自居。孟子的这一番话，开启了唐宋以后儒家道统的先声。孟子在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学说，比如孔子提出“仁”，孟子则“仁义”并称，进而提出“仁政”的政治主张。

孟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他的“民本”思想。他提出了“民贵君轻”论，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最重要的是百姓，而不是君主。甚至说：“君有大过，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告子下》)当时有人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孟子反驳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孟子的这些言论甚至引起了后世封建帝王的恼火。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下令把《孟子》中有关重民、仁政的言论删去八十多条，所删文句不准作为考试题目，并且将孟子牌位搬出孔庙。从民本思想出发，孟子反复告诫君主要推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让百姓有固定产业，从事农业劳动，丰衣足食。

孟子在人性论方面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善的。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认为仁、义、礼、智等是人所固有的，人所要做的就是推求他的善性，扩充他的善性。孟子的“性善论”是他“仁政说”的哲学基础，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孟子在文学批评方面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一个是“以意逆志”。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意思是说不要因为个别字词而误解一句话，不要因为一句话而误解全篇，要从全篇的主旨出发来探求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他举例说：“《云汉》之诗日：‘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同上)如果拘泥于字面意思，那周朝就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了，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另一条原则是“知人论世”。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要想理解作品，首先要了解作者，了解他的生平、思想，这就是“知人”；还要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这就是“论世”。“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成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是人们进行文学阅读和研究的基本方法。

孟子在思想上受孔子影响，文章风格也与《论语》相近。《孟子》以语录和对话为主，和《论语》相比，《孟子》的对话更趋向于长篇大论。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游说之风盛行，学者往往高谈阔论、互相辩难。孟子在当时就以雄辩著称，他的弟子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他自己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孟子掌握有高超的论辩技巧，无论是宣讲道理还是与人论辩，往往能够层层推进、引人人彀、欲擒故纵、反复辩难，直至取得最佳效果。所以孟子文章具有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特点，给人以豪放不羁、酣畅淋漓之感。唐宋以后，古文家对孟子的文章极为重视。韩愈称赞“孟子醇乎醇者也”，在文章风格方面受到孟子的影响；柳宗元提出“参之孟荀以畅其文”的主张；苏洵喜好《孟子》，曾端坐读之七八年，文章深受孟子影响。《孟子》是先秦散文的杰出代表，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在汉代是诸子中的一家，《汉书·艺文志》把它放人《诸子略》中，汉代有专门传习《孟子》的“传记博士”。到唐代以后，《孟子》地位被逐渐抬高。南宋时朱熹把《孟子》和《大学》、《中庸》、《论语》合到一起，称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从此，孟子地位大大提高，《孟子》也成为“十三经”中的一种。元朝皇帝把孟子封为“亚圣”，配享孔庙。明清两代实行科举考试，规定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孟子》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孟子》虽然列入经书较晚，但历代对《孟子》的注疏、解说仍然数量众多。现存《孟子》的最早注本是东汉人赵岐的《孟子章句》。赵岐的注释较为简单明了，较少附会。由于他的年代较早，在注中保存了一些已经佚失的文献资料，很有研究价值。赵岐的注，为后人所推崇，至今仍然是阅读《孟子》的比较好的注本。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是流行最广的《孟子》注本，朱熹的注旨在阐释儒家义理，对词语、名物、典章制度等的解释较为简要切实，所以今天看来价值仍然很大。《孟子》有题为北宋孙爽根据赵岐注所作的“疏”，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所收《孟子注疏》就是赵岐注，孙爽疏，但后人对孙爽的疏评价不高。清代经学家焦循花费很大精力作了《孟子正义》，此书以赵岐注为基础，广泛吸取了清代学者研究《孟子》的成果，对《孟子》的词语、名物、义理等都有详细解说，是清人研究《孟子》的集大成之作。今人杨伯峻著有《孟子译注》，注释较为简要，译文能够体贴《孟子》原意，是初学者的较好读本。

本书选取了《孟子》的大部分篇章，加以注释，并配有现代汉语的译文。笔者参考了赵岐、朱熹、焦循、杨伯峻等人的解释，注释力求简要明了，译文则力求贴近原文，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孟子》读本。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其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