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原本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家庭中的一个。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变成如今的‘两制三地之家’,那是随着时代而变,随着中国的进步而变,是我的小小的家庭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而变。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与时俱进’。我的家庭的演变史,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缩影。”
本书写作者家的巨大变化,也写作者在“三度空间”的种种见闻。作者是纪实文学作家,他的“特长”是用一双敏锐的目光观察五光十色的社会,以丰富的细节、形象的现场感和真实的笔调“铸”成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本书便是小处见大,以小家看国家、看社会、看世界。
作者用细腻的纪实笔触,记述了他的恋爱、婚姻、家庭生活。配有多幅首次公开发表的私人家庭照片。作者有一个特殊的“一家两制三地”的家庭:他的长子一家定居于台北,长媳是台湾人,孙女出生于台北也成了“小台胞”;他的次子一家,则定居于美国旧金山“高科技王国”——硅谷。
此书富有可读性。年轻的读者可以从作者的婚恋、艰难的生活道路中得到许多启示,年长的读者可以从作者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中得到有益启迪,准备出国的读者当然可以从中汲取经验,而一般读者则可以从中美见闻,对这“三度空间”有所比较,有所了解。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定情物
如今,一进我的书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电脑之侧的墙上,挂着一帧少女的放大彩照。那少女,乌亮的一对大眼睛,一对粗黑的辫子,扎着两只红色的蝴蝶结。陌生的客人常以为那是我的女儿的照片。其实,我只有两个儿子,并无女儿。何况那照片看得出是黑白照片着色而成,显然是好多年前拍的。
那是妻花季时的倩影。这帧照片,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她送给我的。为了纪念我们的第一次相见,我把这帧照片翻拍,放大,一直挂在书房里。
她送我照片,我送她什么呢?我想了一下,送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最合适。这样,在第二天晚上,我又一次来到她家时,就带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这一回,不必劳驾沈老师陪同,因为我们已经相识。
这一回,我们有了单独长谈的机会,彼此有了深入的了解。
妻记述了我们第二次见面酌情形:
我们见面后的第二天傍晚,我刚吃好饭,还未来得及收拾盆碗,阿烈就拎着他写的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来了。这是他与我相识后的第一次见面礼。
我手捧着这套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十万个为什么》,心里万分激动。我真很难想象他在繁忙的学习之余还能写出这样的巨著。外表看上去学生气十足的他,肚子里却有那么多的学问,光是这一点就很让我佩服。
接过书我连连地祝贺他成功,为他高兴;我感谢他对我的信赖,毕竟我们才刚刚认识,他就把自己心爱的作品送给我;我也明白,这是他的期盼,他是用自己的成绩向心爱的人表示爱,也盼望着心爱的人能永远支持他的事业。喜悦之情真是难以言表。在家里略坐片刻,他提议我们是否可以出去走走,我答应了。妈妈也说,大热天的到公园去走走要比家里舒服多了。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家。
我们俩第一次去的公园就是松台山公园,因为它就设在我家附近,走过去只有七八分钟的路。公园在山上,我们拾级而上,山虽然不高,但夜风吹来令人身心愉悦。月夜树影下,我们边走边聊,跟他走在一起心里总是涌动着一股无名的热流,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他很健谈,谈学习,谈写作,谈爱好,似乎无话不谈,开始我只是静静听着。
当我问他怎么会写《十万个为什么》时,他显得很兴奋。他说他非常喜欢赤联作家伊林,是伊林写的《十万个为什么》给他很多启示。他又谈到他的编辑曹燕芳女士,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可是曹女士却如此信赖他,把写作《十万个为什么》的重担压在他肩上,使他很感激。
他又跟我说起《安徽日报》编辑佘锡朋,给予他的热情支持和信赖,他就专门为《安徽日报》开专栏。正是这些编辑的热心提携,才使他有今天的成绩,言谈中便知道他始终不忘编辑们的知遇之恩。
他说话很幽默,还常常说些小故事给我听,他说他第一次看见火车的时候,居然把行李丢在一边不管,跑去看火车了。他知道我在学校里当老师,问我在写黑板字时,有没有一手撑腰,一手在黑板上写字。我说没有呀,干吗要一手撑腰呢?他笑着说,他有一位老师,每次板书时,总是一手撑腰,一手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同学们给他取个外号叫“茶壶”,说着他做起了茶壶的姿势,笑得我前仰后合。可他却说,这可是一把神奇的茶壶,从壶嘴里流出的是源源不断的知识!听他说着,笑着,回忆着,就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近。
当我问他北京大学学习够忙的了,你怎么还会有时间写《十万个为什么》呢?他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去挤它,总会有的。”接着,他说起了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刚进北大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挺不错,父亲和哥哥的收入都比较高。可是过不了一学期,父亲和哥哥都被卷进反右运动,父亲和哥哥都被降职降薪,家里的经济条件一下跌入低谷。他说,暑假和寒假同学们差不多都回家探亲了,可是北京回温州路太远,没钱回家探亲。于是他就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学习,很多文章都是在这时写成的。
说起北大图书馆,他便眉飞色舞,那真是学者的天堂!他说进入北大图书馆真是如鱼得水。所以他每天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到图书馆抢位置。他还说他每天身上都背着一个书包,书包里放着纸、笔和书籍,到了图书馆把书包一放,就有了位置,然后就在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写作,中午到食堂领几个包子边啃边走,就算填饱肚皮了。下午也是在图书馆里,直至深夜才回到宿舍。
他说在北大读书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我问他在北京读书生活上是否习惯。他说刚开始那几年还好,就是在自然灾害时比较苦,那时天天都吃窝窝头。那时的窝窝头又硬又难咽,每当放假时也很想家,温州到底是鱼米之乡啊!可是路实在太远,还是留在学校里多读点书吧。他说生活上苦一点他不管了,只要图书馆里有他的座位比什么都重要,在图书馆里他整天都很充实,暑假、寒假也转眼就过去。
他说得很轻松,我听起来却很沉重,因为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听他娓娓道来,眼前不断闪现勤奋、刻苦的他,真的,就在那晚,我打心眼里喜欢上他了。
走着,谈着,累了,我们就在山顶的石凳上坐下来,俯瞰山下的夜景,憧憬着我们的未来。夜风阵阵吹过,夜深了,我们俩似乎都不愿离开……这第一次在山上的长谈,就奠定了我们爱情的基础,那天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为了纪念这块地方,我们还特地在白天再度来到这里拍照留念。
从第二天起这套书成了我和妈妈轮流看的书。我们都非常珍爱这套书。我们决定先看第二册化学分册和第四册植物分册,因为这两册是烈主笔的,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然后再继续看有他参予写作的分册。而且把先看的那一册用封皮包起来,以免在看的过程中把书弄脏。
有趣的是,妈妈不仅看了,还特别认真地照书里写的办。就说烧菜吧,平时妈妈喜欢做菠菜烧豆腐,我也很爱吃,因为不仅好吃,色彩也好看,那白玉似的豆腐,配上绿色的菠菜和红色的菠菜根,看上就叫人喜欢。可自从看了《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后,妈妈不再烧这菜了。见到同一灶间的邻居们在烧这道菜,她还提醒别人,说不能把菠菜跟豆腐一起烧,因为这样烧会生成草酸钙对人体不利。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妈妈读着《十万个为什么》,越读越欢喜,也就对这位未来的女婿不断地称赞,说他知识广博,称赞他的才华横溢。不言而喻,书对我们的爱情是起了促进作用。
看了《十万个为什么》后,从此,我们俩出去散步时就有了更多的话题。我们的谈话不光是停留在一般的谈情说爱,而更多是关于他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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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我的两制三地之家
我和妻又要飞往美国,又要去过圣诞节了。屈指算来,这是我和妻在美国度过的第五个圣诞节。
我并非基督教徒。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洋节”,总要一次次远涉重洋,到太平洋彼岸去过圣诞节?
团聚,是人生的幸事,家庭的节日。我一家七口,以“二、二、三”的“比例”,分住在上海、旧金山、台北这“三度空间”:我和妻在祖国大陆,次子和次媳在大洋彼岸——美国,长子、长媳和孙女在海峡彼岸——台湾。
我的家是“两制三地之家”,难得一聚。圣诞节是美国的“春节”。孩子们在圣诞节放长假,因此圣诞节也就成了全家最佳的团聚之日。正因为这样,我总是选择在圣诞节前夕飞往美国。
在祖国大陆,由于子女出国,出现许多“一家两制”家庭,而像我家这样的包括海峡彼岸在内的“两制三地之家’,并不多见。
我的家,原本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家庭中的一个。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变成如今的“两制三地之家”,那是随着时代而变,随着中国的进步而变,是我的小小的家庭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而变。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与时俱进”。
我的家庭的演变史,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缩影:
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那一年我结婚了,小家庭就安在上海。
1967年,长子在上海出生。
三年之后,次子在上海出生。从此,我的小家庭成了四口之家。
我的小家庭在艰难中度过了十年“文革”。在”文革”初期,我家也曾分为三地:我在杭州湾畔的“上海电影‘五·七’干校”,妻带着长子在上海,而次子则暂时寄住温州老家。后来,次子回到上海,生活在妻身边,而我则带长子在“五·七”干校。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家庭的命运。我从“臭老九”变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而我的两个儿子也相继从上海的重点中学进入大学。
开放的国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出国潮在中国澎湃。1990年,长子第一个迈出国门。那是他在上海念完大学之后,通过GRE考试(研究生英语考试),获得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研究生。他在美国宾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工作。
1992年,次子也通过GRE考试,获得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研究生。他在美国特拉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工作。
1993年圣诞节前,我和妻来到美国,先是住在洛杉矶内兄家,然后飞往美国东部,和两个尚在求学的儿子在特拉华大学团聚。那天,正好是圣诞节。
两个儿子先后被美国公司所聘用:长子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任职,而次子则成为美国“AT&T公司的白领。
那时候,我曾经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家一半在美国》。确实,一家四口,我和妻在中国,两个儿子在美国,怎么不是“我的家一半在美国”?
两个儿子在美国相继跳槽。从1996年起,他们先后被美国新公司派回中国工作。这样,我们全家总是在春节的时候,团聚在上海。
两个儿子在中国工作了几年,在1999年又先后被美国公司调回美国本部工作。两个儿子相继结婚,从此,我的家从一家四口增加到一家六口。
小儿子在美国硅谷工作,定居在旧金山东湾。他先是在那里租公寓,后来在那里买了房子。 长子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高科技公司工作。不久,他被美国公司派往台北,在那里他筹建了台湾分公司,担任副总裁兼总经理。
我的长媳与我的长子相识于美国。长媳出生于台北,上小学时随母亲到了美国,从此在旧金山长大,后来毕业于旧金山的柏克利大学。她原本在美国工作多年。长子调往台北,她也一起回到台北。如今,长子在台湾已经工作六年,在台北买了房子,从此定居在台北。
于是,“我的家一半在美国”,变成了“两制三地之家”。
2000年、2001年、2002年,我和妻三度在圣诞节的时候前往美国,全家在那里聚会。即便是2001年美国爆发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我仍坚持去美国,还特地赶往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现场采访,写出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
2003年,我和妻前往台北看望长子、长媳,也就没有去美国。
2004年的圣诞节又要到来,全家约定在美国团聚。
这一回的团聚,我的家增添了一个小成员——2004年7月,小孙女品郁在台北降生,成为一位“小台胞”。由于长媳是美国籍,按照美国的规定,我的小孙女也是美国籍,出生之后不久就拿到了美国护照。护照上贴着小孙女出生两周时的照片。这本美国护照的有效期是九年。到了她九岁的时候,再拍新的照片,换用新的美国护照。
长子和长媳带着女儿到美国过圣诞节。这样,我和妻在美国第一次见到小孙女,见到我们家的第三代。一家七口,在美国大团圆。
长媳的母亲、哥哥也在旧金山。这样,我们与亲家又一次团聚。
我和妻在2005年1月返回上海。
平常,只有我和妻在上海,是一个“空巢家庭”。我们企盼着热热闹闹、充满亲情的大团圆之日……
2006年的春节,我和妻改在海南岛度过。长子一家从台北飞到海口,与我们团圆。
我在“三度空间”中生活,拓宽了我的视野,活跃了我的思维。在旅途中,我不时把我的所见所闻“敲”进我的手提电脑。我曾经出版过关于美国、关于台湾的长篇行走文学以及摄影选集,但是并没有专门写过我这个特殊的“两制三地之家”。在时代文艺出版社的鼓励下,我终于完成这本新著“三度空间”——《我的私人生活》。
顺便提一句,妻也拥有一台电脑,在闲暇时,常喜欢把各种各样的回忆也“敲”进电脑。她的所思所忆,大都是关于婚姻与家庭,正是《我的私人生活》的内容。于是,我在写作《我的私人生活》时,引用了她的一些回忆。
《我的私人生活》写我的家的巨大变化,也写我在“三度空间”的种种见闻。我是纪实文学作家。我的“特长”是用一双敏锐的目光观察五光十色的社会,以丰富的细节、形象的现场感和真实的笔调“铸”成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本《我的私人生活》,便是小处见大,以小家看国家、看社会、看世界。
哦,容我细细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