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的是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拱廊研究计划》的几篇完成稿。在这几篇完成稿中，他用自己独特的叙述风格对波德莱尔诗歌进行了诠释，同时又敏锐地发现了拱廊在空间上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新变化。通过本书，你可以了解到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人与自身异化所做的斗争。

本书是瓦尔特·本雅明德“拱廊研究计划”的几篇完成稿。德国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本雅明受拉贡小说的启发，决定通过对大城市异化景观——巴黎拱廊的研究，来展现19世界“资本文化盛事”的风景。在这几篇完成稿中，他用自己独特的叙述风格对波德莱尔诗歌进行了诠释，同时又敏锐地发现了拱廊在空间上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新变化。通过本书，你可以了解到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人与自身异化所做的斗争。

译者前言

巴黎，19世纪的首都（1935年提纲）

巴黎，19世纪的首都（1939年提纲）

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

一、 波希米亚人

二、 闲逛者

三、 现代主义

附录

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

附录

波德莱尔论丹蒂

奥斯曼的活动属于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主义的一部分。路易·拿破仑鼓励金融投资；在巴黎，投机活动达到了高潮。奥斯曼推行的拆迁征地引发了欺诈投机的浪潮。在资产阶级和奥尔良反对派的推动下，最高法院的多次裁决使奥斯曼的拆迁改建工程增加了金融风险。奧斯曼试图在巴黎实行紧急状况，以此维护他的独断专行。1864年，他在国民议会讲话时发泄了他对那些飘泊不定的城市居民的仇恨。这部分居民由于他的改建计划而不断增多。房租的上涨把无产阶级赶到了郊区。巴黎的“城区”由此失去了它们特有的面貌。“红色地带”由此形成。奧斯曼自称是“拆毀艺术家”。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使命感，后来在回忆

P052录里也强调这一点。中央市场被视为奥斯曼最成功的建筑一一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征兆。人们一直说，在奥斯曼之后，“城市之岛”这个城市的摇篮只剩下一座教堂，一个公共建筑和一个兵营。雨果和梅里美提示我们，奥斯曼的改建工程在巴黎人看来是拿破仑帝国主义的一个纪念碑。这个城市的居民不再有家园感，而是开始意识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质。马克西姆，迪康的鸿篇巨制《巴黎》就产生于这种醒悟意识。梅里翁的铜版画(1850年前后)成为旧巴黎的死亡面具。

奥斯曼计划的真正目的是确保这个城市能够免子内战。他希望使巴黎永远不可能再修筑街垒。怀着同样的目的，路易·菲利浦早已推行木板路面。但是，二月革命时，街垒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恩格斯研究过街垒战的战术。奥斯曼力图从两个方面来阻止这种战斗。拓宽街道将使修筑街垒成为不可能，新修的街道将使军营以最短距离通向工人住宅区。当时人们把这一举措称为“战略性美化工程”。

P053

本书收录的是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拱廊研究计划》的几篇完成稿。

本雅明的名字在中国人文知识界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关于他的《拱廊研究计划》可能还需要向读者做些简单的交代。

拱廊研究计划(德文：Das Passagen—Werk；英文：The Arcades Project)是本雅明对巴黎工9世纪一种城市景观的研究。拱廊是覆盖了玻璃顶棚的商业步行街，又译为拱廊街，是现代大型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的前身。巴黎的拱廊始建于18世纪末。进入19世纪，拱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拱廊集先进的建筑成就与繁荣的商业展示于一身，成为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巴黎最重要的景观之一。本雅明的拱廊研究是以巴黎拱廊为中心展开的一项批判性文化研究。

这项研究计划的缘起是这样的，1925年，一条著名拱廊“歌剧院拱廊(街)”被拆毀。这件事刺激了超现实主义作家阿拉贡。阿拉贡以歌剧院拱廊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巴黎的乡下人》。1927年，旅居巴黎的本雅明读到这部小说，受到触动。用他的说法：现代人的欢乐与其说在于“一见钟情”(love at first sight)，不如说在于“最后一瞥之恋”(love at last sight)。巴黎的拱廊在19世纪被视为现代性的成就和象征(本雅明称之为“19世纪最重要的建筑”)，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被抛弃，成为让人凭吊的“古代性”废墟。拱廊拆毀所引起的失落感，让本雅明敏感地意识到现代性的非永恒特征、变动不居性。

在当时的语境中，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本雅明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和战后的经济萧条后，带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卢卡奇语)。在女友拉西斯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很自然地将20世纪视为资本主义的“末世”(列宁说的“最后阶段”)。因此，他产生了通过巴黎拱廊这样一个大都市异化景观来研究19世纪“资本主义盛世”(highcapitalism)的计划，即巴黎拱廊研究计划。当然，他是“通过现在研究过去”，他所选择的过去因素是遗留到现在的。他真正关注的是“盛世”如何导致了“末世”(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等等)的到来。

《拱廊研究计划》既是关于一座城市的研究，也是关于一个时代的研究。本雅明自己明确地说：“正如关于巴洛克的著作(指他的专著《德国悲剧的起源》)是从德国的角度研究17世纪，这部著作将从法国的角度揭示工9世纪。”他的计划是，用大量的材料建造一个“具有秘密联系的世界”，编纂一部关于一个时代的“魔法百科全书”，揭示一个时代的“辩证意象”。

从1927年开始，到1940年本雅明自杀身亡，《拱廊研究计划》延续了十几年。它是本雅明最后十几年所守护的一个阵地。在法西斯的威胁日益迫近之时，可以说，正是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本雅明不愿离开法国和欧洲，以至付出了生命。

这项研究没有完成，但是本雅明留下了一份恢弘的思想学术遗产。他留下了两个箱子的手稿，其中主要是《拱廊研究计划》的笔记，包括摘录的资料、随时记录下的思考以及片片断断的初稿。后人将这些笔记和提纲整理后，编成德文版的本雅明文集第5卷(该卷标题：Das Passagerl—Werk，1982年)。英译本《拱廊研究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于1999年出版。德文版和英文版的正文部分都有900页之多。

严格地说，《拱廊研究计划》的完成稿只有两篇提纲和两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而这几篇完成稿都是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敦促下完成的。

两篇提纲是两份申请资助的研究计划。本雅明于1934年成为已迁至纽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1935年提纲是他向社会研究所提交的研究计划。这个提纲最初的标题是《巴黎拱廊：一个辩证的意象》；定稿时更名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该项研究获得批准，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个资助项目。1939年的同名提纲是应社会研究所负责人马克斯·霍克海默的要求在1935年提纲的基础上改写的，目的是争取一个美国人的经济赞助。

两篇关于波德莱尔的论文是《拱廊研究计划》的直接成果。读者可以看到，1935年提纲的第5章是“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1937年，本雅明接受霍克海默的建议：“首先写研究计划的这一部分”，写一篇“用唯物主义观点论述波德莱尔的文章”。经过一年的研究，本雅明发现这一章可以扩展为一部专著。他把这部专著定名为《夏尔·波德莱尔：资本主义盛世的抒情诗人》，并且得意地声称，《拱廊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都汇聚在这里面；这是一部浓缩的《拱廊研究》。按照他的设想，这部专著将由三部分组成。但是他实际上只完成了第二部分《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

由于社会研究所对《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很不满意，本雅明被迫做了全面修改。1939年，新论文《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获得社会研究所的认可，发表于当年《社会研究杂志》第8卷。

按照本雅明自己的说法，《拱廊研究计划》是他后期“全部斗争和全部思想的舞台”。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都与《拱廊研究计划》相关，例如著名论文《超现实主义一一欧洲知识分子的最新写照》、《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

本雅明说，作品一旦诞生就有了不受作者控制的独立生命，会受到不同读者、注释者、翻译者等等的千差万别的读解。一部伟大的作品会有辉煌的后续生命。这个说法也可以用到他自己的作品上。自20世纪5。年代中期起，本雅明的作品就具有了这种新的后续生命。自1989年张旭东与魏文生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问世起，这种后续生命也在中文世界展开，同样呈现了斑斓的色彩。可以预料，对本雅明的兴趣还会在中国读者中延续下去。

本雅明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抒情诗人和无产阶级具有共同的被边缘化的命运。这触发了我对当代中国的联想。在诗歌已经逐渐远离现代人生活的今天，我读到的最震撼人心的抒情诗歌乃是打工诗人的诗篇。莫非现代的(城市的)抒情诗就是这种转型期特有的异化情感的抒发方式?

本书的翻译酝酿了多年，受到许多人的启发和鼓励。首先，我要感谢张旭东。1989年，我的妻子获赠他与魏文生的译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本雅明的作品，开始对本雅明发生浓厚的兴趣。对照英文译本来看，本雅明的论著将学术、思想和文学冶于一炉，深邃而华丽；张魏译本文采飞扬，才气横溢，与原作精神正相契合。但该译本有些晦涩诡异之处，值得商榷。在对一个修订本的漫长期待中，在朋友的敦促下，我最终下决心自己动手交出一个新译本。这个新译本增添了两篇译文。考虑到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计划的初衷和已完成稿各篇的标题，这个译本定名为《巴黎，19世纪的首都》。这项译事不仅缘起子张魏译本的启示，而且也于张魏译本多有借鉴。因此，这个译本也是对张魏译本的一个致敬。

在此我还想向翻译界老前辈钱春绮先生表达敬意。本书多处引用波德莱尔《恶之花》的诗篇。在翻译过程中，我参考了钱先生翻译的《恶之花》。钱先生的译文准确典雅，对照原文来阅读钱先生的译作，于我是一个学习的享受。因此，有关诗句大都采用钱先生的译作，只是在个别地方，因语境的考虑做了修改。

本书译自英文。1935年提纲和1939年提纲译自《Thw Arcades Project》(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和《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译自《CharlesBaudClaire：A Lyric Projec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新左派出版社1973年版)。

几年来，上海人民出版社施宏俊先生、三联书店舒炜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候选人张历君和郭诗咏、北京师范大学曹卫东教授都对这个翻译计划给予鼓励。上海师范大学薛毅先生盛情相邀，将本书列为都市文化研究译丛的第一本。薛毅先生、张历君先生、徐洋先生、美国朋友葛艺豪先生等对译文提供了宝贵意见。北京大学博士崇明和博士生周立红在巴黎学习期间给予了资料上的支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吴书勇先生与我合作多年，对本书的贡献尤为重要。在此谨向这里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朋友，向给予我支持的家人表示感谢。

刘北成

2005年春节

2006年4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