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在存在主义大师与女权运动先驱之间不灭的爱情之火。

他们是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情侣之一。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两位感情奔放、思想开放的学术巨匠之间的关系曾经背负累累骂名，特别是他们与年轻的奥尔加·科萨切维茨及其他人之间不光彩的纠缠引发了人们无休无止的争论。

除了上述尘封的历史真相，在本书中，读者还能够看到“鄙视一切世俗荣誉”的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惊世之举，以及萨特和波伏瓦是如何勇敢地投身于世界反战运动之中的。

他们的作品对现代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但是说起波伏瓦和萨特，人们更多地想到的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故事是伟大的——而这正是波伏瓦和萨特想要的结局。

相隔这么久，作者已经不再关注萨特和波伏瓦的成功或失败。作者感兴趣的是事实，而事实是不适合归类的。作者们对这段关系的了解大多得自波伏瓦。作者时常想知道：萨特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的情人和朋友们呢?

这不是一本萨特和波伏瓦的传记。作者写出这本书，只是想让大家公正地看待他们的作品、政治主张和他们相当丰富的生活中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段关系的故事。作者想从近处描绘他们那些亲密的时刻。不管作者们是否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它都无疑是一段伟大的故事。这也正是萨特和波伏瓦对自己生命的期望。

前言

第一章 携手之初

1929年

第二章 约定

1929年10月～1932年9月

第三章 奥尔加·科萨切维茨

1932年10月～1937年4月

第四章 战争在即

1937年5月～1939年9月

第五章 硝烟弥漫

1939年9月～1941年3月

第六章 沦陷的巴黎

1941年3月～1944年9月

第七章 名声鹊起

1944年11月～1947年1月

第八章 瓦班西亚街，爵士乐，好心的扎祖

1947年1月～1950年夏

第九章 似水明眸

1951年2月～1954年12月

第十章 放逐在家

1955年8月～1962年2月

第十一章 不眠之夜，伏特加和眼泪

1962年6月～1966年11月

第十二章 悲惨的结局，全新的开始

1966年11月～1971年5月

第十三章 告别仪式

1971年5月～1986年4月

让-保罗·萨特已经留意她好几个月了。21岁的她，是那一年索邦大学准备参加哲学科目教师资格考试的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是竞争最激烈的国家教师考试。她曾在课堂上大家讨论莱布尼兹时发过言，萨特被她深深吸引住了：她的美貌，她的聪慧，她沙哑的声音，还有她迅疾的语速。

他的朋友勒内·马耶从春季就开始向她献殷勤了。勒内。马耶已是有妇之夫，但他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似乎很投缘。他们一起去国家图书馆为考试做准备，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还常常一起共进午餐。萨特一直想通过他认识波伏瓦，但这位朋友把波伏瓦翼护得严严实实。一天下午，这两个小伙子在卢森堡公园闲逛，看到波伏瓦小姐正绕过水塘走来。她独自一人，而且显然看见他们了，但马耶宁愿装做没看到她，也不愿介绍她与萨特认识。

五月初，她消失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萨特与马耶正坐在索邦大学报告厅外面的窗台上，面对着一条曲折而悠长的游廊，这时，她出现了：黑色的裙子，一顶带绉纱的小黑帽。马耶向她走去，热切地握住她的手，问她为何穿着孝服，但他还是没有把她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

于是，萨特开始主动出击。在听沉闷的报告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常常根据自己对某个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看法，粗粗勾勒一些滑稽的图画，以此自娱自乐。他画了一张嘲讽意味特别明显的，在上面写下：“送给西蒙娜‘德’波伏瓦小姐，为了纪念对莱布尼兹的阐释。”他托马耶把这幅画转交波伏瓦，马耶照做了。

萨特还给他的两个朋友勒内·马耶和保罗·尼赞出了个主意。他们正要一起为口语考试做准备，而西蒙娜·德·波伏瓦对莱布尼兹很熟悉而且显然非常聪明，如果能邀请她一起学习不是更好?

六月中旬，笔试结束，距口语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了。马耶准备去诺曼底陪伴妻子，要离开十天。萨特告诉他，他想在他们结伴学习之前认识波伏瓦小姐。萨特想约她去一间茶室，从索邦大学出来，穿过卢森堡公园，走五分钟就到了。马耶替他带了口信，但他也跟波伏瓦说，他担心萨特会趁自己不在的时候把波伏瓦抢走。他说：“我不想让任何人妨碍我最珍贵的感情。”之前他说起萨特时总是带着赞许的口吻，但是牵扯上女人，他一点也不相信萨特。

在那个约好的下午，萨特在茶室里等待着，一边看书一边抽着烟斗。当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姑娘走到他面前时，他呆住了，那姑娘说她叫赫兰妮’德’波伏瓦，她的姐姐不能来赴约了。萨特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萨特?”这个被人们称为普佩蒂的女孩子显得有点羞怯：“因为……你戴着眼镜。”萨特指着坐在另外一个角落里的人说，他也戴着眼镜呀。

萨特知道西蒙娜·德·波伏瓦为什么爽约，也能猜出她是如何向妹妹描述他的。他猜对了。波伏瓦告诉普佩蒂，她肯定能一眼就认出萨特。他特别矮，戴着眼镜，而且“奇丑”。

萨特很绅士，带普佩蒂去看了美国新片(《海员恋人》(A Girl in Every Port)。他们相谈甚欢。普佩蒂回到家后告诉她姐姐，让一保罗·萨特根本不像刻薄的马耶所描述的那样。

这个开端并不是个吉兆。萨特不能忍受被女人拒绝。一生之中，他始终对母亲耿耿于怀，因为她在萨特11岁时改嫁了，萨特认为这是母亲对他的背叛。接着，他12岁时曾在拉罗谢尔受过伤，成为生命中的小小意外。

让一保罗15个月时，父亲让一巴普蒂斯特·萨特就去世了。24岁的安妮一玛丽把她的小“波罗”裹起来，回了巴黎父母家。她属于施韦泽血统，一个来自阿尔萨斯的新教家族(著名的阿尔伯特·施韦泽是她的堂兄)，她长得又高又苗条，像所有施韦泽家族的人一样。从外形上看，保罗就是他父亲的微缩版。而当他两岁时，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保罗成了他外祖父家的小王子，被妈妈、外祖母和外祖父当做掌上明珠一般呵护、溺爱着。在那个族长制的家族中，统治者是身形瘦长、长着胡子、专横傲慢的查尔斯·施韦泽，安妮一玛丽觉得自己就像保罗的姐姐。她在花销方面依赖着父母，而父母也对她相当迁就。他们的房子有三间卧室：外祖父一间，外祖母一间，还有一个他们称之为“孩子们的房间”，由安妮和她的儿子同住。P1-2

他们安息于同一座墓穴，他们的名字永远相连，就像阿伯拉尔和艾洛伊斯。他们是人世间的传奇夫妇之一。他们总是一同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一保罗·萨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作为积极倡导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萨特和波伏瓦名声鹊起。他们的创作领域非常宽广：剧本，小说，哲学论文，游记，自传，论文集，传记，还有新闻报道。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心》(Nausea)，是法国当代小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十部戏剧在巴黎演出季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的哲学论文《存在与虚无》(Being andNothingness)和《辩证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Dfalecffcal Reason)轰动一时。人们一般认为大部头传记作品<圣热内>(Saint Genet)和《家族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57》(The Famfly Idiot：Gustave Flaubert 1821-1857)是他的主要作品，但更值得铭记的也许是他的自传作品《词语》(Words)，也正是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说起波伏瓦，人们常常会想到她开天辟地的女权主义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以及她的小说《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它们精妙绝伦地重现了战后的氛围，以及她的回忆。

她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波伏瓦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她的生活。除了四卷回忆录之外，她还记述了她在美国的游踪(《美国纪行》，America Day by Day)她的中国之行(《长征》，The Long March)，她母亲的死(《安详的辞世》，A Very Easy Death)，以及萨特的晚年生活(《别了，萨特》，Adieux：A Farewell to Sartre)，还有两本自传体小说，《女宾》(She Came to Stay)和《名士风流》。在某种意义上，波伏瓦不仅是萨特的伴侣，也是他的传记作者，他的忠实信徒。她不仅写自己的生活，也写他的。萨特给了她力量。作为存在主义者，他们坚信个体的存在只是小于或等于其行为的总和，并且他们甘愿以身示之，供子孙后代评判。

他们对绝对有着共同的渴望。“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在每件事情上都取得成功，”萨特说，“但你必须勇于尝试每一件事。”波伏瓦最喜欢的一句1968年的学生口号就是分秒必争”。他们两个都是终生的叛逆者。作为学生，他们也许并没有在法国教育体制下作出辉煌的成就，他们背弃学院式的刻板僵化和中产阶级的谨小慎微，并且蔑视任何哪怕只有一丝陈旧气息的东西。

在我们的脑海里，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总是与自由一词联系在一起。萨特说：“人的自由受到了束缚。”他的自由哲学论并不是理论化的象牙塔，而是可以行诸生活的。作为存在主义者，他和波伏瓦拒绝了一切形式的“人类天性”。作为哲学家，他们向所有社会惯例挑战。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的爱情。他们随心所欲地行走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编织着他们的关系。

他们没有结婚，也从未住在一起。他们公开拥有其他的情人，并且常常跟彼此的情人成为朋友，有时还共用情人。他们早已达成了协议(第三者们并不知道)：他们对其他人的爱是“次要的”，而他们之间的爱却是“绝对的”。

终其一生，萨特和波伏瓦都在与伦理道德问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是如何充分运用了自己的自由权利?起先，他们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关注个体自由。后来，他们对这段早期经历非常不满意，认为那是浮躁的年轻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他们开始关注历史。1945年，他们创办了<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这份刊物对法国、欧洲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知识分子中”兢兢业业地创作”并积极投身政治的公众人物。

他们从未忘记他们需要作出选择，也从未忘记自由是与责任并存的。他们不断讨论这些问题。哪一种可行的举动更可靠7如果采取了这一种行为而不是那一种，会有怎样的结果?作为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热情倡导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两人都勇敢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萨特有关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作品使他成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代言人。而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则勾画出现代妇女运动的雏形。

在他们携手走过的日子里，他们无时无刻不致力于写作。这是个一生的约定，他们用生命的每一分钟来履行。他们约定要告诉对方“所有的事情”，包括最微小的细节。将生活诉诸笔端也许是他们最奢侈的快乐。正如萨特的小说《恶心》中罗昆丁所说的那样：“要想让最陈旧的事件变得新奇，你就必须……重新叙述。”窥探对方生活时的满足感，和叙述自己生活时的惬意，没有人知道萨特和波伏瓦更喜欢哪一种。

这两种感觉都透露着萨特所谓的“传记式的直觉”——“叙述式的生活才是鲜活的生活”。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从后代的视角梦想自己将来的生活了。萨特写道：“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年轻的萨特，就像人们说起年轻的柏辽兹或年轻的歌德一样。”波伏瓦想象着人们为给她作传而苦思冥想，就像她给埃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传一样。“我想让读我传记的人们觉得它动人且非同寻常。”

他们不仅想创造神话，还坚持述说真相。在他们看来，隐私这个概念是资产阶级伪善的遗留物。为什么要保守秘密?他们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任务就是探究表面现象下的真相，探测一种体验的深度，揭穿虚构和神话，把毫无伪饰的真相传达给读者。

他们常说，他们愿意把私生活的真实面貌公之于众。“我不会毁掉关于我的私生活的信件和文件，”萨特说，“如果这意味着我对后代来说……是透明的……那就更好了。我觉得应该用透明来替代保密。”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愿意在性生活方面更公开一些，他们顾虑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事可能会牵涉其他人。

波伏瓦70岁的时候，德国女权主义者艾丽斯·施瓦泽问她是不是还有自传里没有写到的事情，如果现在她愿意的话，可以告诉她。波伏瓦回答道：“是的。我已经毫无保留、有条不紊地描述了自己的性生活。毫不掺假的一点是，站在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我乐于把我自己的性生活告诉其他女人们，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也是公众的事。当时我没有写到这一点，因为我没有足够重视这件事，也没有重视个人保持诚实的必要性。我不大可能把这些写出来了，因为说这样的话不仅会对我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到我周围的某些人。”

波伏瓦的自传里有省略，但也说了很多——足以振奋一代读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教书以来，萨特和波伏瓦就非常看重他们对年轻人的表率作用。他们喜欢教书，也很乐意影响年轻人的思想。他们与很多年轻人结下了长久的友谊。他们俩都喜欢激励后进，萨特称这些后进为“助手”。1958年，波伏瓦的自传问世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实验突进的那些年里，无数年轻人都纷纷效仿萨特和波伏瓦的开放关系。  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读到波伏瓦的自传时，无比欣喜——可以说是沉醉其中。她似乎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不都想要一个智慧的伴侣，来分享我们的工作、思想和偶尔的灵感吗?每个人不是都想在巴黎咖啡馆的杯盘碰撞声和嘈杂人声中写作，与关系复杂但彼此友好因而无比融洽的小旅行团一起去罗马消夏吗?如果每个人都能拥有自由和稳定、绯闻和承诺，那么谁还想要一夫一妻制呢?

众所周知，萨特与波伏瓦之间的关系比他们与其他任何人的关系都重要——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过，波伏瓦也在自传里这样写过。年轻的姑娘们都梦想着能像波伏瓦那样大胆、勇敢、自由。1974年，吉纳维夫·伊德特采访萨特时曾问道，跟女人在一起时，你是否会有意识地表现出“男子气概”?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萨特深思熟虑之后回答：“跟海狸在一起时不一定。”(他常常把波伏瓦称为“海狸”。)

1976年11月，我在波伏瓦的住所里采访了她，她住在蒙帕纳斯公墓对面的斯库尔彻大街。当时我是个研究生，正在写一篇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存在主义者的自传”的博士论文，我深深陷入了这个女人的生活。波伏瓦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也很崇拜她。我问了一些关于她和萨特的尖锐的问题——坦诚，嫉妒，第三者，对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标准。波伏瓦坚持说她和萨特之间不存在嫉妒，至于对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标准，她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易于处理男女之间的关系，因为鉴于女人所处的从属地位，男人离开她们时会觉得很愧疚。她回答我的问题时，根本不假思索也没有任何犹豫，就像事先打好了草稿一样。当她送我出门的时候，我明白她自己仍无法将现实生活与梦幻场景分开，这让我感到一阵悲哀。

萨特去世于1980年；波伏瓦去世于1986年。他们没有销毁他们的信件和日记，而且明确表示自己死后这些东西可以出版。几年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集问世了。读者们为之震惊、为之眩晕。事实上，这两个提倡坦诚的人一直以来都在对一群感情冲动的年轻姑娘说谎。(萨特称之为“小虚构”、“半真相”和“全谎话”。)还有波伏瓦，终其一生都公开否认与女人恋爱过，但她却在信中描述她与年轻姑娘做爱的那些欢愉的夜晚!我们很纳闷，萨特怎么可以如此漠然而冷静地写自己如何占有了最后一位女朋友的贞操?他们为何如此贬损那些跟他们上过床的姑娘?同时，他们也比我们预想的敏感得多。他们热衷于分享彼此日常生活中哪十白最微小的细节——雨的味道，黑暗中车头灯的颜色，或者在火车上无意问听来的一段幽默对话，说实话这真的很可爱。

近年来，一些关于萨特和波伏瓦的错综复杂的秘密不断被披露于世。1997年，波伏瓦写给纳尔逊·阿尔格雷的情书出版，令世人震惊。2004年，她与雅克一劳伦特·博斯特的通信集出版，又一次令世人跌破眼镜。这个狂热而富于感性的女人，就是他们曾经以为自己了解的那个西蒙娜·德·波伏瓦吗?如果她真是这样的女人，又到底为何一直缠着萨特?一位评论家疑惑地说：“她如此富有活力、热情、智慧和生机，怎么能跟这个戴眼镜的家伙住在一起，忍受他金属一样的声音、皱皱巴巴的蓝西装，他还总是被虾蟹的幻觉、同性恋倾向、树根、黏滑的物体以及海德格尔的柑橘酱困扰。”

当今社会正飞速发展着。这几十年里，很少有人关注萨特和波伏瓦，然而现在，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他们蔑视传统的勇气和胆量。他们努力实践一种自由和责任的生命哲理，而且为人们开启了很多扇门。也许他们有时候违背了自己的哲学，但不管他们有哪些不足，很少有人比他们生活得更富有激情。谁会想到法国最著名的新派哲学家伯纳德一亨利·勒维会写一本情书一样的《萨特：20世纪的哲学家>(Sartre：The Philosopher of the Twentfeth Century)?他指出，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

我也觉得有必要重温过去。与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经主观地评判萨特与波伏瓦关系的成功之处与失败之处。著名的萨特研究学者米歇尔·康塔特曾表示，他的个人生活受他的存在主义导师影响很大。他这样描述萨特与波伏瓦关系所面临的风险：“如果波伏瓦和萨特是成功的，那么我们也是正确的，而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只能怪罪自己。但是如果他们失败了而且隐瞒自己的失败，那么他们就是招摇撞骗者和言行不一者。”

相隔这么久，我已经不再关注萨特和波伏瓦的成功或失败。我感兴趣的是事实，而事实是不适合归类的。我们对这段关系的了解大多得自波伏瓦。我时常想知道：萨特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的情人和朋友们呢?  这不是一本萨特和波伏瓦的传记。我写出这本书，只是想让大家公正地看待他们的作品、政治主张和他们相当丰富的生活中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段关系的故事。我想从近处描绘他们那些亲密的时刻。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它都无疑是一段伟大的故事。这也正是萨特和波伏瓦对自己生命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