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纪录了山西新军概况以及一些文献资料,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山西新军这支革命队伍。这支队伍是山西省出现的一支新型的抗日革命武装，它名义上归属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山西军队系统，实际上一直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省出现的一支新型的抗日革命武装，它名义上归属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山西军队系统，实际上一直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山西新军包括“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武装自卫旅”、“暂编第一师”、“政治保卫旅”及“保安旅”等五个部分，共有9个旅50个团，总兵力7万余人。山西新军一成立，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军。同时，部队内部又存在着革命进步力量同少数反共顽固旧军官争压领导权的斗争，它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复杂和曲折的。

一、山西新军历史综述

二、文献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节录)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节录)

 (1935年12月27日) 

 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节录)

 (1936年4月10日)

 毛泽东致晋绥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函

 (1936年5月25日)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宣言

 (1936年9月18日)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纲领

 (1936年9月)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争斗

 (1937年8月)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

 (1937年8月1日)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第一届全省代表大会宣言

 (1937年9月27日)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宣言

 (1937年9月)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

 (1937年9月) 

 周恩来、刘少奇关于山西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1937年9月20日)

 朱德、彭德怀关于阎锡山决定以决死队为骨干组织新军情况致毛泽东电

 (1937年9月30日)

 周恩来、杨尚昆关于支持与发展山西左派力量问题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1937年10月18日) 

 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

 (1937年11月6日)

 周恩来关于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电

 (1937车11月13日) 

 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关于注意与薄一波部决死一纵队联络问题致朱德等电

 (1937年12月15日) 

 敌后抗战的开端(节录)

 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关于阎锡山拟定之游击区域及兵力区分问题致朱德等电

 (1938年1月14日)

 程子华关于战委会各游击队活动地区及内部情况致毛泽东等电

 (1938年2月28日)

 朱德、彭德怀、朱瑞提议恢复决死队党的组织的活动致中央书记处等电

 (1938年3月28日)

 刘少奇关于中共中央北方局解散决死队内党的组织问题复朱德、彭德怀、朱瑞电

 (1938年3月30日)

 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关于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致陈光、罗荣桓、杨尚昆电

 (1938年4月2日) 

 朱德、彭德怀关于粉碎敌人对晋西北六路围攻的战况致阎锡山等电

 (1938年4月9日) 

 朱德、彭德怀关于基本粉碎敌人对晋东南九路围攻后东路军的部署致曾万钟等电

 (1938年4月20日)

 朱德、彭德怀关于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情况致朱瑞等电

 (1938年4月23日)

 朱德、彭德怀关于东路军战况致毛泽东等电

 (1938年5月) 

 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在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后晋东南工作问题致邓小平等电

 (1938年5月4日) 

 贺龙、肖克、关向应关于晋西北情况的报告

 (1938年5月13日)

 毛泽东等关于山西旧派的反动活动和党的对策致贺龙等电

 (1938年5月14日)

 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在牺盟及其他一切群众团体的

 领导机关与政府中之党员均须组织党团致朱瑞电

 (1938年6月)

 杨尚昆关于晋西南党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况向刘少奇的报告(节录)

 (1938年6月3日)

 杨尚昆关于阎锡山的动态及巩固山西统战工作的意见

 (1938年6月28日)

 刘少奇关于山西工作问题复杨尚昆信(节录)

 (1938年6月28日)

 赵林、罗贵波关于阎锡山决定取消战委会及我之对策致刘少奇电

 (1938年6月30日)

 加强决死队的建设

 (1938年7月)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应从各方面进行巩固动委会工作致程子华电

 (1938年7月4日)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关于巩固山西统战工作致杨尚昆等电

 (1938年7月5日)

 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关于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中应注意事项的指示致朱德、彭德怀、朱瑞电

 (1938年7月16日)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情报

 (1938年7月27日)

 刘少奇给朱瑞并晋冀豫省委的指示信(节录)

 (1938年8月18日)

 程子华关于阎及郭挺一等对战委会已开始进攻和我们的方针及对郭的估计致毛泽东、胡服电

 (1938年8月20日)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关于对阎锡山取战动委会的态度与对新旧派方针致彭德怀等电

 (1938年8月22日)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1938年11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阎锡山召开宜川会议

 情况的通报

 (1939年5月13日)

 中共中央对山西局势变化的方针致朱德等电

 (1939年5月13日)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中央积极拉拢阎锡山反共情况的通报

 (1939年5月14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山西统战工作的指示

 (1939年6月1日) 

 杨尚昆同志关于山西时局与统战问题的一封信

 (1939年6月) 

 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关于作战指导原则及作战区域划分的命令

 (1939年7月6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一战线的指示

 (1939年8月6日) 

 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关于坚决打击顽固分子巩固续范亭部致赵林等电

 (1939年8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阎锡山右转后我们对策的指示

 (1939年8月10日)

 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关于决死队坚持路西战局致安子文、薄一波电

 (1939年8月27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

 (1939年9月21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

 (1939年10月7日)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

 (1939年10月10日) 

 为巩固团结加强进步抗战到底的宣言

 (1939年10月15日) 

 郭挺一等工卫旅领导干部就决死四纵队反动顽固军官非法扣押政工干部致梁化之、阎锡山电

 (1939年10月22日) 

 彭德怀为反对投降妥协召开新军新派党内外会议的情况致朱德等电

 (1939年11月6日)

 薄一波致梁化之电

 (1939年11月6日)

 戎子和致梁化之电

 (1939年11月10日)

 民族革命青年团扩大干部会议关于开展反顽固

 分子斗争的决定

 (1939年11月12日)

 张文昂、韩钧致梁化之、刘岱峰电

 (1939年11月13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分局书记彭真关于我们必须与新派续部密切配合打击旧派及续部现不应来边区致赵林、罗贵波并报北局、中央电

 (1939年11月1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西反投降斗争的指示

 (1939年11月19日)

 雷任民致梁化之、阎锡山电

 (1939年11月23日)

 张文昂、韩钧等致梁化之、陈耀三、刘岱峰电

 (1939年12月1日)

 林枫关于山西新旧军冲突请示对策致毛泽东等电

 (1939年12月4日)

 张一琦致梁化之、刘岱峰、民青常委会电

 (1939年12月5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和我们的

 方针致朱德等电

 (1939年12月6日)

 颜天明、董天知致梁化之电

 (1939年12月6日)

 张一琦、李一夫致梁化之、刘岱峰电

 (1939年12月6日)

 张文昂致梁化之、阎锡山电

 (1939年12月6日)

 雷任民、刘玉衡致刘岱峰、阎锡山电

 (1939年12月6日)

 张文昂、韩钧致梁化之、阎锡山电

 (1939年12月7日)

 韩钧致阎锡山电

 (1939年12月7日)

 薄一波致梁化之电

 (1939年12月7日)

 王玉波致梁化之、阎锡山电

 (1939年12月7日)

 阎锡山“剿除”决死二纵队之命令

 (1939年12月7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晋西南事件之估计与方针

 (1939年12月9日)

 张韶方致梁化之、阎锡山电

 (1939年12月9日)

 王世英给延安并转杨尚昆、林枫的请示报告

 (1939年12月11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巩固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的

 方针致赵林等电

 (1939年12月12日) 

 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第对新、旧军磨擦估计及我们的部署致罗贵波等电

 (1939年12月13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分局书记彭真对新旧派之方针致赵林、罗贵波并报中央、北局电

 (1939年12月14日) 

 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关于二·五旅(独七旅)事件后的工作布置

 (1939年12月14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联络杨爱源、赵戴文，坚决打击王靖国、陈长捷等给朱德等电

 (1939年12月16日) 

 彭绍辉、罗贵波关于妥协投降之估计与我对突然事变之工作布置致中共中央及北方分局电——据各方材料对晋西北与晋绥妥协投降形势之估计

 (1939年12月18日) 

 戎子和、董天知致梁化之、刘岱峰、牛荫冠电

 (1939年12月19日)

 雷任民、刘玉衡、李力果致梁化之、刘岱峰、牛荫冠电

 (1939年12月19日) 

 雷任民、刘玉衡、李力果致梁化之、阎锡山电

 (1939年12月21日)

 林枫关于顽军向我进击致朱德、杨尚昆并转中央电

 (1939年12月22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援助新军击败旧军致朱德等电

 (1939年12月23日) 

 韩钧致梁化之电

 (1939年12月23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我军应采取坚决支持新军反攻的方针致晋西北、一二师等电

 (1939年12月23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晋西我军指挥和新军应注意的问题致朱德等电

 (1939年12月28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晋西事件后的军事部署致八路军总部等电

 (1939年12月31日) 

 郭挺一致梁化之电

 (1939年12月31日) 

 关于新军发展概况的报告

 (1939年)

 戎子和、董天知、颜天明致梁化之及阎系新军

 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陈光斗电

 (1940年1月2日)

 贺龙，关向应关于稳定晋西北战局，以待我主力集结

 决战方案致彭、罗并报朱、彭、毛、王电

 (1940年1月7日)

 国民党中央唆使阎锡山“以借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产势力”致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及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电

 (1940年1月10日)

 毛泽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的方针致彭德怀电

 (1940年1月11日)

 彭德怀关于抽调一批留陕连营团长任决死队干部问题致中共中央军委及朱德、杨尚昆电

 (1940年1月28日)

 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

 关于决死队的工作致中央军委、总政战地

 考察团团长方强等电

 (1940年1月29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山西当前我之工作方针致朱德等电

 (1940年1月31日)

 论晋南政治事变教训

 (1940年2月)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为新军代拟致阎锡山电稿致朱德等电

 (1940年2月11日)

 山西投降与反投降的经过及经验教训

 (1940年2月14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处理山西问题的意见致朱德等电

 (1940年2月11日)

 关于晋西事变及其经验教训

 (1940年3月1日)

 毛泽东、王稼祥关于新旧军武装斗争停止后对新军及新派工作方针致贺龙等电

 (1940年3月12日)

 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关于牺盟的性质、任务及今后工作方针致中央等电

 (1940年3月16日)

 续范亭致阎锡山的一封信

 (1940年5月7日)

 周恩来就维护团结，坚持抗战致阎锡山亲笔信

 (1940年5月9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节录)

 (1945年4月24日)

三、重要回忆史料

 山西的统一战线经验值得总结

 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

 回忆山西新军

 回顾抗战初期战动总会的武装斗争

四、山西新军大事记

五、山西新军组织序列

六、山西新军干部、烈士(团级暨团级以上)、英雄模范、建国后被授予将军军衔名录

山西新军组建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并进一步向华北扩张，要变整个中国为殖民地。而蒋介石却仍本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坚持进行反共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先后同日本订立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导致察哈尔、河北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北平以北以东地区陷于敌手，北平以南丰台重镇也驻扎了日军。1935年7月开始，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迫蒋成立了实际上由日本操纵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等五省脱离中国管辖，沦为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蒋介石实行不抵抗卖国政策的纵容下，日本军事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绥蒙地区。这一切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1935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 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蜀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即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在此之前，时任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地方军阀阎锡山，为对付陕北红军，1935年即沿黄河成立了14个军事“防共保卫团”，又在全省各县成立了反共政治团体“主张公道团”，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搜捕共产党人，摧毁革命组织，实行白色恐怖。还派正太铁路护路军司令孙楚率5个旅西渡黄河进攻陕北苏区红军。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抗日先锋军强渡黄河东征。反共成性的阎锡山倾其全力进行阻挠，还求蒋介石派大军入晋助战。红军鏖战三个月，歼晋军七个团，给阎以沉重打击。为实现团结抗日主张，红军于5月5日主动回师陕北，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此次东征，虽遭阎、蒋阻挠，军事上未能实现原定计划，但在政治上却给阎以巨大打击，揭穿了阎锡山的反共欺骗宣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获得了山西以至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拥护。事实教训了阎锡山，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怒潮势不可挡，追随蒋介石不得人心。

红军退回陕北后，中共中央加强对于可能的同盟者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主席于1936年5月25日亲笔致信阎锡山，呼吁阎改变立场，共同抗日。红军回师陕北后，进入山西的国民党中央军中有五个师却赖着不走，并且策动晋南与阎对立的政治势力搞“河东道”①独立，即要分裂山西，削弱阎的势力。对此，阎锡山忧心忡忡地说：“我不亡于 共，亦要亡于蒋”。阎面临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共产党三种 力量的威胁，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亟谋找寻新的“生存之道”。阎锡山自民国以来，独裁统治山西已二十余年，一贯奉行“唯中 哲学”和“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信条。善于站在中间，观风使舵，运用“二的”手法应付时局。1936年下半年起，阎虽逐渐趋向抗日，但并未下定决心，实际上仍实行着“抗日和日联蒋反蒋联共反共”两面政策，一切以保住其地方独裁统 治及巨额财富为依归。但到1936年8月，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进攻由阎管辖的绥远，直接侵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阎为形势所迫，且守土有责，乃支持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三十五 军军长傅作义指挥所部迎击，开始了绥东抗战。但规定，只许就地抵抗，进行“屋顶战”，不许出击。日伪侵绥，意在山西，后必犯晋。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对阎之生存最直接、最严重、最主要的威胁，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阎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关系渊 源很深。1930年阎与冯玉祥等联合倒蒋进行中原大战失败后，即被日本庇护于大连。此时面临日本侵略军的直接威胁，阎不愿公开当汉奸，拒绝了日寇的劝降。为维护其统治，只有实行抗日，亲日、联蒋均非出路。在绥东战事紧迫之际，蒋介石竞要阎“对德王(蒙奸)须以忍让为重，必要时，给他点地方也可以。”1936年11月17日，蒋更亲赴太原，要阎迅速停止绥远抗日行动，以免影响其“剿共”政策。阎则表示：“守土是军人的责任，晋省军民人等，对剿匪御侮极具决心”，并派马延守旅增援绥远。不久，阎在公开场合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这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他领导绥东抗战。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促使阎开始转变，逐步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

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之后，即加紧进行争取华北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主席致信驻于天津、领导北方局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除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外，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10月22日，毛主席又致信彭雪枫：急需将与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同日，致信刘少奇：“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10月23日，毛泽东致电已在西安的叶剑英与刘鼎，要他们通过张学良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以全力以为之助。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到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五、某方①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中共中央北方局也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分局主任朱蕴山取得联系，朱三赴太原劝阎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经过以上一系列的争取工作，阎陆续做了一些抗战的实际准备工作，如组织太原高中以上学生及其厅、局、县、区行政官员进行军训；修补原有的长城防御工事；取消了防共保卫团等等。此时，阎曾征询其核心政治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所属36名委员对时局的意见，其中多数人也认为应改行联共抗日政策。

1936年，在自强救国同志会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宋劭文、杜任之及左派青年刘岱峰、戎伍胜(戎子和)、张文昂、刘玉衡(以上诸人后均加入共产党)等在筹备纪念“九一八”五周年活动时，在阎属主张公道团训练团中任政治指导员的杜任之及工作人员原得珠、阎宏骆、翟新亚、傅甲三等提出成立抗日团体的倡议，并向阎作了报告。此举正适合阎当时的政治需要，阎即表同意，并亲自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却未采纳倡议者所提名称中的“抗日”二字。自强救国同志会中所属青年委员会主任干事刘岱峰及委员宋劭文负责起草《成立宣言》及《组织章程》。他们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两个文件中均写道：“我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不分性别，凡是愿意争取民族的生存与个人出路的人都团结到牺盟会来，在联合的力量之下，抗战!抗战!抗战到底!”经阎批准公开发布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广大爱国进步人士及团体的赞誉与声援。但同时也遭到省内外反动派、国民党政府以至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日本政府竟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追查。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牺盟会甫经成立，工作便不得不停顿下来，但阎未放弃这一组织。

“阎锡山既然要抗日，他就需要人民的帮助，就需要采取许多进步的办法与任用许多坚决抗日而又有能力的人才。”④阎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是：派自强救国同志会工人委员会主任干事郭挺一②到北平，邀请1925至1927年大革命时曾被阎追捕通缉，被关押在国民党政府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已经五年，甫经党营救出狱的薄一波返晋，并要与之“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山西省定襄县人，1925年第一次大革命时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学校中共党支部书记、太原北部委书记、山西临时省委委员。1927年7月，党组织被破坏，薄遭到反动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到外地。1929年，在中共顺直省委(北方局)军委工作，先后在唐山、平汉铁路沿线进行兵运工作，其间，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三次逮捕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最后一次被押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在狱中被选为中共党支部书记。狱中前后近70名政治犯，除了个别外，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郭挺一抵平后，与薄会面，说明阎邀请之意，但遭薄婉拒。1936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解决白区党员干部严重匮乏的问题，经北方局提请，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非常措施，特别批准，关押于草岚子监狱的五十余名共产党员从1936年9月起，履行国民党政府规定的登报声明离党手续分九批出狱。薄与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徐子荣等9人为第一批，张友清、王鹤峰、傅雨田等为第二批。当刘少奇获悉薄曾拒阎邀请之情后，认为党中央正在加紧对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阎主动邀请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乃经联系人徐冰(邢西萍)指示在北平的薄一波：“要答应。去也得去，不想去也得去。”薄服从组织决定，但提出先到太原了解一下情况的要求，刘同意。薄考察月余后返平，向刘少奇报告说：“在山西，大有文章可做。” 1936年10月底，薄等公开以抗日救亡活动家身份人晋。动身前，徐冰传达刘少奇的指示：“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戴官办团体的帽子。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与也是从草岚子出狱的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等共五位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专门从事公开工作的党的委员会赴晋。这一委员会只做公开合法工作。组织绝对秘密，不对外，可开会，也可不开。因为阎锡山请的是薄一波，实际上就是以薄一波的名义来进行工作。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北方局也加强了山西省地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由张友清任书记，原工委书记李宝森改任副书记。北方局严格规定，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刘少奇特别交待：“一波同张友清是一起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互相很熟悉，无话不说。从现在起，再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张做秘密工作，山西省委名义是公开的，可以发文件、开会。公开工作委员会不能发文件，也不必开什么会，就是由薄一波在那里领导。”薄一波等五人到山西后，北方局又陆续增派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傅雨田、牛荫冠、谷景生、刘亚雄(女)等11人赴晋，公开工委成员增至16人。

1936年11月4日，阎锡山、赵戴文(山西省政府主席)、梁化之(绥靖公署秘书，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系阎的亲信)约薄会面。会谈开始，薄当面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阎对此一一表示同意。赵插了一句：‘一波，道理你全占了，我也提一条：在山西省政府里、军队里，你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我回答：‘可以保证不发展。’有意思，这同北方局对公开工委的决定恰好一样。这个‘约法三章’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我们同阎锡山实际上建立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开始了。这种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关系，特殊就特殊在：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总之，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我们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形式与内容又对立又统一的特殊形式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谈话后，阎即委薄以牺盟会负责人的重任，主持日常工作。

阎锡山为什么邀请薄一波，他的具体目的是什么?薄在1996年所著的自传性书籍《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当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阎锡山这样做，他心萦目注的是怎样才能用好和充分发挥薄一波这一批共产党人的作用，给他组织群众，给他组织军队，给他扩大影响。这样既发展了山西，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又搞好了与共产党的关系。阎的想法主要有三条：第一，把共产党的主张、政治口号等变成‘山西型’的，打上阎的钤记；第二，各种组织名称，同样要变成‘山西型’的；第三，军事干部要用他的军官。”

阎锡山的变化，使山西得以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抗日救亡环境。原在阎系机关、团体和学校中隐蔽的地下党员宋劭文、杜任之、李一清、裴丽生、牛佩琮、雷任民、梁膺庸、侯俊岩、王耿仁、顾永田、纪毓秀、吕调元、凌则之、周子贞、王永和、张干丞、徐宏文、智生元、楼化蓬、张文昂、戎子和等都利用各自的条件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都加入了牺盟会，与来自北平的公开工委成员融为一体。对此，中共山西临时工委书记张友清于1937年5月，在向党中央所写的《山西党的报告》中作了介绍：“公开工作系统，这是去年(1936)11月由北局直接派去的一些同志建立起来的，共四十几人。”还说：“现在山西党的工作存在着各不相关的系统：地方党部系统、公开工作的系统及特科系统。由于工作开展的缘故，这几方面的工作，没有统一的领导，而分别归北方局直接领导。公开工作系统的工作成绩是不坏的。由于他们的工作地位，使山西整个救亡工作获得大的推动。如牺牲同盟的扩大，九百多个‘乡村协助员’的下乡三个月，各种训练班内训练出几千个工作人员，对阎的影响上获得不少成绩，现在已能够把这方面的工作大部分拿在手里。”①

对于公开工委，掌握和运用牺盟会这一合法组织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有力地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战的做法，临时工委个别同志曾有过不同的认识，但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不久即取得了一致。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不了解牺盟会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只看形式，认为仍是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并因此疏而远之。“山西省工委曾积极地宣传牺盟会的进步性，说明牺盟会是真正的抗日组织。对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陆军监狱和反省院中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进行了耐心说服，在无条件出狱的同时，使他们同意经过阎锡山所办的‘训导院’出狱，参加抗日工作。又通过薄一波同志全部转到军政训练班参加军政训练。”②P3-11

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省出现的一支新型的 抗日革命武装，它名义上归属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山西军队 系统，实际上一直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

山西新军包括“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武装自卫旅”、“暂编第一师”、“政治保卫旅”及“保安旅”等五个部分，共有9个旅50个团，总兵力7万余人。

山西新军一成立，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英勇地抗击日本 侵略军。同时，部队内部又存在着革命进步力量同少数反共顽 固旧军官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它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复杂和曲 折的。

1939年12月，阎锡山为实现其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发动 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对坚持抗日、坚持团结 进步的山西新军实行武装进攻，妄图消灭这支部队，结果以反 共顽固派的失败而告终。“十二月事变”后，山西新军纳入了八 路军的战斗序列。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尚有以山西新军为 基础发展而来的4个师共20个团的战斗部队，他们曾分别荣 获过“临汾旅”、“解放大西北攻克兰州英雄部队”、“中印边界 自卫反击战英雄部队”和“中越自卫反击战老山英雄部队”等光 荣称号。

1983年，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将山西新军的发展史列为山西 革命斗争史的一部分，成立了山西新军史料征集指导组、指导 组办公室和各省联络组。各纵队、师、旅也相继成立了指导组和指导组办公室。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近5000名原山西新军老同志热烈拥护山西省委的决定，积极支持史料的征编工作。1986年，中共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决定另编辑书名为《山西新军》的一卷史书(两册)。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的重点书卷之一。中央军委的决定，更加强了对史料征集编写工作的领导。

我们以实事求是写史的根本原则，以一事一文的“纪事本末体”为基本体裁，400余名直接参与征编工作的同志无私奉献，无偿劳动，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使这部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终于出版与读者见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山西新军》卷则另行出版。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共编十卷，基本内容包括综述、文献资料、大事记、回忆录、表册等项。第一卷《山西新军概况》；第二卷《决死第一纵队》(上、中、下)；第三卷《决死第二纵队》(上、中、下)；第四卷《决死第三纵队》(上、下)；第五卷《决死第四纵队》；第六卷《工人武装自卫旅》；第七卷《暂编第一师》(上、下)；第八卷《政卫二O九旅》；第九卷《二一二旅》；第十卷《二一三旅》。各卷均经编审委员会详加审核。

在十多年时间的征编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地方、军队许多单位、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一些党史工作者、研究人员协助审阅了部分书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选编不当或疏漏之处，祈请读者予以指正。

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