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文超教授的神圣忧思录，作者把思想的焦距集中在如何面对欲望——仿佛是一个信徒苦苦思考着如何战胜魔鬼的挑战。本书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场，直接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对欲望叙述”的差异性经验与多元模式，以透视20世纪中国人面对欲望的叙事演变与意义生产，然后在对其叙述智慧与逻辑偏失给予总结的基础上，对当下中国的欲望叙述与文化创造作出一定的回答。

前言 陈思和

引 论 欲望叙述与当下文化难题 1

第一节 欲望叙述与东西方文明 1

第二节 意义的敞亮：欲望作为一个故事 14

第三节 从西方到东方：当代中国的文化难题 20

第四节 本书的体例安排和各章主要内容 26

第一章 肉身的觉醒 28

第一节 天理／人欲锁链的断裂声 29

第二节 “私”与“欲”：19世纪的声音 39

第三节 从“民”到“人” 49

第二章 天理：从营建到坍塌的历程 59

第一节 “性”与“仁” 60

第二节 “游”与“至乐” 69

第三节 苦集灭道与心性 79

第四节 “人欲”的辨析与“天理”的营建 88

第五节 心、禅、欲 96

第三章 理性：面对欲望的双重功能 108

第一节 理性话语在中国的进入 109

第二节 “人”的呐喊：“从动物进化的” 117

第三节 理性、意欲与自由 124

第四节 二重组合与主体性叙事 134

第四章 另一个故事的发现 144

第一节 “玉”与“欲”的故事 145

第二节 “新感觉”感觉的兴起与失落 154

第三节 “他”与“她”的故事 163

第四节 “别无选择”的选择 170

第五章 从压抑到断裂 l77

第一节 “角落”与新乌托邦 179

第二节 “压抑假说”与欲望祛魅 187

第三节 断裂叙事与削平深度 197

第四节 欲望，作为能指 209

第六章 捞渣身上的幽灵 225

第一节 小鲍庄的隐喻叙事 227

第二节 “善”的设置与欲望的话语转移 238

第三节 百年“寻根”的张力 251

第七章 庄禅的欲望叙述 265

第一节 王一生们的天地 266

第二节 百年“闲适”的起落 273

第三节 “至乐”生活：无为与自由 287

第八章 1990年代的欲望叙述 300

第一节 “新”、“后”与“主义” 301

第二节 圣言的聆听 312

第三节 肉身对“终极”的挑战 324

第四节 彼岸后叙事 332

第九章 欲望指向与欲望主体的意义生成 341

第一节 现代性追求：文化战略中的“个人”和“人民” 341

第二节 逃避逻各斯：文学叙事中的欲望指向 351

第三节 生命的肯定与主体的还原 361

第四节 欲望主体与认识主体 365

第十章 主体间性与作为“对话”的欲望主体 371

第一节 欲望主体的活动作用 371

第二节 欲望主体的活动作用及“对话”形式 376

第三节 欲望主体、交往理性与东方智慧 384

后记 394

出版后记 396

这是两个有着相关性的问题。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命题与功利主义是不同的。第一，在文化建构面对的基础上，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幸福”、“快乐”，而我们强调的则是“欲望”。这二者似乎联系紧密，实际上却有着微妙的区别。罗素曾清楚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他说：“如果我希求什么，我之所以希求它是因为它会给我快乐，这通常是不对的。我饿的时候希求食物，只要我的饥饿还继续存在，食物会给我快乐。然而，饥饿这种欲望是先有的，快乐是这种欲望的后果……每人的主要活动都是由先于算计快乐和痛苦的欲望决定的。”他说，快乐是由于欲望，“而不是倒过来讲”，“因为人们的欲望彼此冲突，伦理学是必要的”。①第二，功利主义认为，善就是快乐。而在我这里，“欲望”与“欲望的叙述”是两个概念。文化必须面对欲望，但重要的，是对欲望的叙述，是讲述欲望如何才能获得满足的故事，是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建构一套价值和意义。

“功利主义”是无法涵盖“文化”的，而“文化”却可以涵盖“功利主义”。我的命题不否认功利主义是一种对欲望的叙述，而且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叙述。尽管快乐与欲望是有区别的，但快乐毕竟来自欲望的满足。功利主义用将善与快乐联系起来的叙述策略，建构了一套道德体系和价值规则，尽管它有着独有的局限。

我们重点讨论一下理性问题。我们以为，理性不仅是人的理性，而且是为了人的理性。讨论理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讨论康德。康德并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是深知理性的限度的。但也恰恰是他，在讨论理性的限度的同时，将理性哲学推向了一个顶峰。康德将理性分为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在思辨领域里，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认识论上做了十分伟大的工作，解决了数学如何可能、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哲学如何可能等诸多问题，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自己对他的这一工作是十分满意的。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穷尽其一切可能的答案了，并且最终发现了理性所不得不认为满意的答案。”①那么，这个穷尽了一切可能答案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不是真的纯粹为了“纯粹理性”?不!康德说：“我们仍离纯粹理性全部努力所实际指向的两大目的很远。”他把“至善”这个理想作为纯粹理性的“最终目的”。②

P11-12

                 陈思和

《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是程文超教授生前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虽然是集体完成的，但主要的写作构思与理论观点来自他的长期思考与感受。正如文超教授在后记里所说的，这本书稿的完成“对我自己是一个交代”。现在轮到书稿要正式出版的时候，文超教授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想，他所说的“一个交代”，也包括着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对于自己一生心愿的争取与了却，我读着这部书稿就仿佛与文超教授做了最后一次深谈。我们谈文论学的机会一向很少，而他已经离去了，我却有了这么一个机会，静静聆听他的学术高见，领略了他的非凡才华。

我对于这个项目的论题十分神往：“欲望”的“重新叙述”。这是一个在过去或多或少被人忽略的话语空间。——我这么说并不意味20世纪中国文化里原先没有欲望的因素，正相反，欲望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叙述的对象。首先，是对于权力欲望的表达。20世纪的中国政治性支配了一切意识形态的运行，当然文学艺术也不在其外，政治本身就包含了人类欲望中最强烈也最为暴力的部分，那就是权力欲望。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动力，也是政治文化心理的核心。20世纪仍不例外，从世纪初的反满活动到1949年的改朝换代，基本的军事争斗都是围绕夺取国家权力。1949年以后，权力斗争转变了空间，在执政者内部转换成一系列诸如路线、思想、道路等新的代名词表达出来，“文革”中林彪曾经把中国历史概括成一部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史，明显包藏了他在“文革”政治中的最大的热情所在。林彪当然是典型，他的那段“政变经”表达了所有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的文士武夫以至贩夫走卒们的一个共同的潜在热情。这是全民性的政治文化心理的热情所在，从近年台湾地区的“选举”热情中也可以体会其一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学中凡涉及到政治权力斗争的描写(主要展现政治斗争的阴暗心理和智慧谋略)总是会受到读者的经久不息的欢迎，成为中国古往今来的文学创作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因为其背后隐藏的巨大的权力欲望的政治文化心理在起作用。其次，是对于物质欲望的表达。贯穿了20世纪中国的全民的现代化渴望，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财富的期望与争取，是知识分子最为神圣的精神动力，如果说，权力欲望对于知识分子的庙堂性比较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在现代化的目标上知识分子有着更加得天独厚的权威性。他们把物质欲望的描绘与国家的现代化构想联系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在未来国家的物质发展前提下，向大众做出个人幸福的许诺。“文革”后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重新启动现代化的引擎，物质欲望才逐渐摆脱了国家利益的“前提”，直接转化为全民个人(首先是权力者)公开追求的目标，开始了类似西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新一轮的物质主义的泛滥。从现代化的追求到物质主义的追逐，构成了中国文学创作中的物质欲望叙述的极为重要的线索，也是文学史上大量成功例子的隐秘原因之二。其三，是关于人的生命欲望的表达。这种欲望表达与前面两种是同时产生的，权力欲望、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必然会唤醒并激发人的生理上的种种享乐主义的需要和追求，这种外在刺激下的生理欲望与人的生命内在本来具有的自我发展的欲望动力一起构成极为复杂的个人主义的觉醒。既是生命的，又是哲学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大的发现即是“人”的发现。而所谓“人”也就是七情六欲的生命体，发现了人的价值与美好，当然包含了对人的欲望的承认与肯定。这也是新文学之所谓“人的文学”的最根本的立场。纵观一部文学史，能够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往往是作家能够强烈表达出人的感情与欲望，呼唤出人性的合理要求，进而勾连起广大读者心底深处的欲望情结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欲望的话题不但不能回避，而且是我们考察文学创作动力与传播动力的基本出发点。

但是文超教授之所以关注这个课题，肯定还有更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近20年来，自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体制以后，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力的不断增强，国民欲望的增长达到了几何率的成倍上升，观看社会的某些现象，称其为人欲横流并不过分，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底线几近崩溃，而在文学(也包括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等文化范畴)表达上，所谓的“解构”之风顺应消费大潮，为虎作伥地摧毁和动摇人文精神的信念，以致思想文化领域一度陷于虚无的状态，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丧失殆尽，而欲望的泛滥则充当了异化人性的急先锋。文超对欲望的思考是：

欲望的寻求满足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它会给生命带来痛苦，会破坏社会秩序。它会让心灵不知所归，让社会无法正常发展。那么，人类能扼杀欲望吗?不能。于是，问题来了，对欲望，一杀，人与社会就必然死，一放，人与社会就可能乱。

读他的文字口气有点像在神圣忧思，属于那种高瞻远瞩的决策者所有，但确实，这就是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超教授的神圣忧思录，他不是那种盲目拒斥欲望、敢于向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更不是兴高采烈地混迹于人欲之中，企图趁机捞一把的投机分子，他把思想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面对欲望——仿佛是一个信徒苦苦思考着如何战胜魔鬼的挑战。我以为这才是他构思这部书稿的直接动机，也是这个项目课题的当下性的意义。

文超教授的研究课题不单单是为了向读者指出这一点，即欲望叙述的肯定与欲望的客观性存在。他似乎还更加在意于对于欲望的“重新叙述”，他希望他的叙述超越一般的描述性，通过对于“欲望”的有力穿透与有效分析，进而使叙述转换为物质性功能：在一“杀”一“放”之外，寻求另外一种面对欲望的态度与决策。如他所说的：

面对欲望这个怪物，文化的要义就是要叙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欲望如何获得满足的故事。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满足”，而在于“如何”。在对“如何”的叙述过程中，文化创造一套价值、一种意义。这套价值、意义要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既要调动人的欲望，使人与社会具有活力，又要最大限度地防止欲望的破坏力；它要让人与社会在保持活力的状态下，使人的心灵有一个高境界的栖息地，使社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一句话，欲望的叙述要达到两个目的：给心灵以家园，给社会以秩序。

这样的学术抱负是令人敬佩的，也是典型的文超风格。我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历来是把纸面上的叙述与现实性功能区分开来，因为觉得有意思有趣味，才培养起研究的兴趣，文字的叙述只是将这种趣味和意思如实陈述，传达给别的人，也就是完成了一种学术工作，但我从未想过文字的叙述能够达到现实的致用性和物质的功能性，从而创造出对于研究对象的改造。文超的意图让我的眼界为之一开，我想这也是文超所以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的热情所在和根本动力，他能看到学术背后的当下的意义，才会心甘情愿地将有限的生命耗费进去，同时也是通过学术将生命的能量释放出来，达到兼济天下的理想境界。他在本书的构想中远溯儒道佛传统，追踪西方哲学源头，呼吁直面人类欲望本身，又不断探索对欲望的真正洞察与限制，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学史描述的陈述，成了一场生命(主体欲望)对生命(客体欲望)的高峰论剑。我读文超教授亲笔所写的“引论”以及通篇结构，就仿佛目睹了作者置身于无比空旷的斗兽场里，面对“欲望”这一头怪兽，时而以身相饲(既是对欲望的充分肯定)，时而挺身肉搏(又是对欲望的全面围剿)，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难分难解，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进行着血肉模糊的生死搏斗。文超教授以带病之身投入学术深海之中，一定是有所选择的，他确实感受了许多生命现象既在他的身体内又在文学精神之间蔓延和游荡，才会这样奋不顾身，才会这样大爱大痛。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里，他的意识紧紧盯住了“欲望”这头兽，他看到了在人欲横流的今天，欲望承担了本来不该由它来承担的使命和罪名，他也看到了欲望在社会发展与激起人的生命力勃发向上方面所具有的力量，于是他说：  没有欲望就没有生命，没有人的欲望就没有人的生命；没有了人的生命，世上的一切都将失去对人而言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如此，欲望还与创造力、活力紧密相连。欲望寻求满足的过程，就是创造力产生的过程。于是，有了欲望，生命与社会就有了活力，欲望越强，活力越大。

所以，我们的文化建构，

首先必须面对欲望，然后才能去寻找有创造性的欲望叙述。逃避欲望、排斥欲望，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创造的。当然，紧贴欲望、放纵欲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欲望叙述。

我想指出的是，文超教授这些话是他用生命的体验说出来的。现在我们所寄身的社会形态中，人欲横流附炎逐臭是一种生存状态，百无聊赖形容枯槁也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文超教授以他嘹亮的生命高音，活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崭新的生存状态，但我想像得到，在普遍的平庸风气下，文超的生命状态恰如火中的凤凰，并不是所有的人(包括善良的人)都能够接受和理解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而文超教授他却能体验到旁人无法体验的生命之欲的深刻性和辉煌性，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是大勇者而且是大智者。这部著作或许能够成为一种生命的见证。

现在，这部文超教授生前已经完成的文稿马上要出版了，因为是集体项目，我不知道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文超教授对这个课题的独到思考，也不知道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了文超教授预设的目的，但这是不要紧的，学术上的成就本来就有积累性，总有一代代人沿着前人的脚印走下去，使这些学术研究和成果不断得以成熟和圆满。

(这篇前言，虽是应文超教授的夫人要求所写，但我认真读了这部书稿，确实生出了许多想法，可惜文超教授已经听不到了。现在把它写出来，谨以之表达我对朋友的哀思与纪念，但有些话，也不仅仅是对文超教授言的。)

2004年12月26日于黑水斋

这本书付梓之前，主编程文超教授已溘然长逝，没能等到凝聚着他生命最后心力的书出版。

本书是想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场，直接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对欲望叙述”的差异性经验与多元模式，以透视20世纪中国人面对欲望的叙事演变与意义生产，然后在对其叙述智慧与逻辑偏失给予总结的基础上，对当下中国的欲望叙述与文化创造作出一定的回答，以助于今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这一运思逻辑的起点是程文超教授提出的“欲望叙述”理论。他在本书的“引论”部分对自己原创的理论有精彩阐发，这里毋庸赘述。2002年11月在桂林召开的当代文学年会上，文超教授作了题为“欲望叙述与当下文化难题”的发言，首次把“欲望叙述”理论公之于世，引起与会者的纷纷响应。他的发言后来全文发表在《花城》上，学界反应热烈。其实早在1999年，文超教授的“欲望叙述”理论已基本酝酿成熟。有了理论，他想运用它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重新观照，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面对欲望的叙事演变，清理出其中蕴涵的人们应对欲望的智慧，并以此丰富的智慧资源为基础，寻求走出当下文化困境之道。然而他长期被癌魔侵袭的身体已使他无力独自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工程，他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学生身上。还是在2000年，他就把自己的“欲望叙述”思想向学生讲授，期望他们能对自己的思想心领神会，引他们上路，和他一道去攻克摆在面前的文化难题。经过艰苦的工作，他们的心血最终在2003年凝聚成一页页的书稿，形成一部著作的雏形。到2004年8月整个书稿的撰写已基本完成。文超教授本打算另写一章，以对整个书稿进行全面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并完成书稿的修改和统稿。可是他不知道，疾病没有给他留下稍长一些的时间。文超教授生前很看重他的“欲望叙述”思想，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病痛已把他折磨得少有清醒的时刻，他还忍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楚，多次问起这部书稿的写作与出版事宜。2004年10月27日，他带着巨大的遗憾、带着自己未竞的抱负和事业被癌症夺走了生命。

文超教授生前常说，学生是他生命中的阳光。在他为疾病纠缠的十多年里，对学生，他有情感上的依赖。他爱他的学生，也从学生那里得到了无尽的爱和支持。文超教授又何尝不是学生生命中的阳光?他敞亮了他们精神中以前未曾被照到的地方，把智慧的馨香散布到他们身上。他对学生的关爱、学生给予他的支持不是也融人这部书稿中了吗?这部书稿的形成不是相当生动地演绎了一个关于薪火相传的千古故事吗?

为本书的出版，文超教授的老朋友，《南方文坛》的主编张燕玲女士伸出了热情之手，这让弥留之际的文超教授倍感温暖。文超教授辞世之后，张燕玲女士又为朋友仗义奔走。是她的辛勤工作使这本书得以早日出版，了却了文超教授生前的一桩心愿。

文超教授是一个为别人生产快乐的人。就像他的一位知心朋友陈晓明先生所言：“他从不想给别人带来不快。”即使在他的追悼会上，按他的遗愿，也未放哀乐，而播的是他生前极喜欢、充满无限爱意的曲子。因此本书的署名也不按通常做法，不在他的姓名上加黑框。文超教授愿意给别人的永远是快乐。

11月的广州燠热方消。阳光和煦、明亮，静静地照耀着康乐园古色古香的红灰楼群，照耀着它亭亭如盖的古木和绵延的青青草坪，也撒在林阴道上跃动着的一张张青春逼人的脸庞上，构成了学府独有的优雅、沉潜而又生机跳荡的动人景象。文超教授再也不能坐在学生推着的轮椅上，守望这片永恒的校园风景。然而他的道德文章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山大学，汇人到学府山高水长、根深叶茂的精神气脉中，润泽、涵泳着这片菁菁校园。

能为文超教授著作的出版尽一份力，是一件让我们稍感安慰的事，我们也以此书的出版作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杨胜刚

2004年11月，广州

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文超教授的神圣忧思录，他既不是那种盲目拒斥欲望、敢于向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更不是兴高采烈地混迹于人欲之中，企图趁机捞一把的投机分子，他把思想的焦距集中在如何面对欲望——仿佛是一个信徒苦苦思考着如何战胜魔鬼的挑战。我以为这才是他构思这部书稿的直接动机，也是这个项目课题的当下性的意义。

——文学评论家 陈思和

在同代学人中，我以为文超是少数几个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理解达到融会贯通的学者。文超不是那种锋芒毕露、语惊四座的人，但他沉稳，理论扎实，思想深刻，从不妄发议论，始终有独到的见解。文超熟知新理论而不狂热，这使他的论述总是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坚持不懈，这种平实执著的精神，正是文超的非同凡响之处。对人对事，对文学，文超的那种韧性，堪称同代人的楷模。

——文学评论家 陈晓明

2004年夏，弥留之际的文超，要把这部他最后日子里与学生一起完成的书稿托付给我，“希望成为《南方批评书系》之一”。他以生命探寻一种融叙事学分析与诗学体验于一体的有效路径，直接清理欲望叙述与当下文化的难题。2004年秋，49岁的文超离去了，这部遗著也成为一种生命的见证，见证他的学术，见证他的才情，见证中国文学评论家的精神。

——文学评论家 张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