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往事就藏匿于这些破鞋烂衣的褶皱里，当其浮出水面，往事涌上心头，本书作者就以幽默而调侃的笔调，再现了那段时期的个人和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同时流露出挥之不去的淡淡乡愁，犹如作者开篇引用的布洛克的诗句：纵然如此，我的俄罗斯，你依然是我心目中最珍贵的地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人公从列宁格勒流亡到美国纽约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行李箱，里面的每一件物品都记述着一段苏联往事：绉纱短袜、矮皮鞋、双排扣西服、马克思和布罗茨基的照片……

年少时的轻狂、生活的艰辛、现实的无奈，穿过时光昏黄的帷幕，故国的场景历历重现。在作者幽默而调侃的笔调中，再现了这段时期的个人和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同时流露出挥之不去的淡淡乡愁，犹如作者开篇引用的布洛克的诗句：纵然如此，我的俄罗斯，你依然是我心目中最珍贵的地方。

序言 1

芬兰绉纱短袜 1

钦差大臣的矮靿皮鞋 15

体面的双排扣西服 29

军官皮带 45

费尔南：莱热的皮夹克 60

府绸衬衣 74

防寒帽 87

驾驶员手套 102

芬兰绉纱短袜

故事发生在十八年前，那时我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

校舍坐落在老城区。河水与石头的结合为这个城市孕育出一种雄伟壮丽的独特气氛。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做懒汉，可我却做到了。

这个世界上有精确科学。可见，也有非精确科学。我以为，语文学在非精确科学中当居首位。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了语文系的学生。

开学后一周，一个穿进口鞋的苗条姑娘就爱上了我。她叫阿霞。

阿霞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这些人都比我们大，有工程师、电影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居然还有一位商店经理。

他们穿着考究，喜欢下馆子和旅行。其中几个人拥有私家小轿车。

当时，他们在我眼里有魅力、有势力，而且神秘莫测。我真想成为他们的圈内人。

后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移民了。如今，他们已是步人中老年的标准的犹太人了。

我们过的日子开销很大，经常要靠阿霞的朋友们救济，这令我特别难为情。

记得有一次，趁阿霞呼叫出租车之际，洛格文斯基医生悄悄塞给我四个卢布。  

所有人都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问的和答的，问的和皱着眉愤怒地答的。

阿霞的朋友们从不问她什么。而我一天到晚所做的就是不停地问她：

“你去哪儿啦？在地铁里和你打招呼的那个人是谁？你从哪儿弄来的法国香水？……”

大多数人认为，问题解决得不合意，那就没办法了。尽管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实答案，可还是问个没完…… 

简而言之，我这个人遇事纠缠不休，不明事理。 

我有了债务，它们呈几何级数的速度递增，到11月，份已经八十卢布。那个年代，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

我知道到什么是典当铺，那里的收据、排队等候、穷苦而悲伤的氛围。

阿霞在的时候，我可以不去想这件事。只要我们一分手，欠债的念头就会像乌云那样翻滚上来。

我每天都在灾难感中醒来，几个钟头躺在床上，没有心思起床穿衣，我甚至当真地盘算过如何打劫珠宝店。

我深信，穷小子坠人情网后，任何一个念头都能构成犯罪。

那时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阿霞本来就是落后生。在系主任办公室人们开始谈论到了我们的精神面貌。

……P1-2

在签证处，那只母狗对我说：

“离境者每人允许携带三只箱子。这个标准是规定的。内务部有专门的指示。”

尽管反驳也于事无补，我还是提出异议：

“一共三只箱子？那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办？”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收藏的各种赛车怎么办？”

“卖掉吧。”这个女警官不问究竟地应道。

然后轻皱眉头补充说：

“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您尽管投诉好了。”

“满意。”我说。

出狱以后，我什么都满意。

“那您就该客气一点儿……”

一周过后，我开始收拾行装。结果，一个箱子就够用了。

对自己竟如此吝啬，我几乎痛哭一场。毕竟是三十六岁的人，还有十八年工龄，挣了点钱，置办过点家当，想像中，也拥有一点个人财产什么的。可最终仅仅是一只行李箱，而且尺寸不大。难道我是叫花子？怎么会这样破落呢？

藏书怎么办？我收藏的书基本属于禁书，海关不会放行的。不得不把它们连同所谓的私人档案一起分送给朋友们。

手稿呢？早已被我秘密地转移到西方去了。 

家具呢？写字台被运进寄卖店，有几把椅子被画家切金拿走了，此前他一直用木箱当椅子坐。其余的东西全扔了。

就这样，我带着一只箱子离去。箱子是胶合板做的，表面包了布料，还有镀镍金属包角，锁头已失灵，只得用晾衣绳捆牢。

这只箱子曾经伴随我参加少先队夏令营，箱盖上有钢笔字写着：小班，谢廖沙·多甫拉托夫。有人并无恶意地在旁边添上：掏粪工。箱面的布料已经有几处破裂。  

箱盖内侧粘着一些照片：洛奇·马西阿诺，①阿姆斯特朗，②约瑟夫·布罗茨基，③着透明服的罗洛布丽吉达。④海关官员试图用手指甲抠下罗洛布丽吉达的照片，结果只划破了表层b。

他没有动布罗茨基，只是问这人是谁？我回答说是一个远房亲戚……

五月十六日，我到达意大利，借宿罗马的“迪纳”酒店。这只箱子被塞到了床下。

不久，我拿到了几家俄罗斯杂志开出的稿费，买了一双蓝色皮凉鞋、一条法兰绒牛仔裤和四件亚麻衬衣。这个箱子压根儿没打开过。

三个月以后，我辗转到美国纽约。起初住“里奥酒店”，后来搬进位于弗拉辛格的一个朋友家，最终在一处不错的地方租下房子。这次，箱子被搁到了壁柜角落里，连捆箱的绳儿都没解开过。

四年后，我们家团圆了，女儿俨然已是美国人，儿子也出生了，他一天天长大，开始调皮捣蛋。一次，妻子忍无可忍地喊道：

“马上去壁柜里呆着！”

儿子在壁柜里呆了三分钟后被放出来，我问：

“刚才你害怕了吧？哭了吗？”

他说：

“没有。我坐在一只箱子上。”

于是，我才取出箱子，把它打开。

浮头儿是一套体面的双排扣西装，原来是打算穿它接受采访、参加研讨会、讲课和庆祝活动什么的。我以为，还可用于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西装下面是一件府绸衬衣和一双包着纸的鞋；再下面是一件人造毛底的绒布夹克，左边有一顶人造兔毛防寒帽，三双芬兰绉纱袜子，还有一双司机手套。最后是一条军官皮带。

箱子底上有一页一九八。年五月的《真理报》，醒目的标题是“伟大的学说永存！”卡尔·马克思的肖像位于整个版面的中心。

我在学生时代就喜欢给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画肖像，特别是马克思。简单勾几笔，已经很像了……

我看看空箱子，布洛茨基在上，卡尔·马克思在下，而位于其问的是一去不复返的生活，珍贵无比而又绝无仅有的生活。

我合上箱子。里面响起卫生球沉闷的滚动声。餐桌上堆起五颜六色的杂物。这就是我三十六年的全部，我在故乡生活的全部。我不禁想，难道这真的就是全部？然后自答，是的，这就是全部。

这时，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往事涌上心头。也许，往事就藏匿于这些破鞋烂衣的褶皱里，现在终于浮出水面。这些回忆可以叫做“从马克思到布洛茨基”，或者“我的积累”，要不干脆就叫“行李箱子”……

一如既往，我的序言又显冗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