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方是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有关近现代文化史的文化随笔，人物择选、研究视角独特，并能以洗练雅洁的文字去营造情理结合的意境，是文化随笔中难得的精品。本书为纪念吴方逝世十周年，从其旧著《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末世苍茫——细说晚清思潮》、《斜阳系缆》、《尚在旅途——吴方书话》及散碎发表于报刊的有关晚清、民国时期人物评传类文章中辑出，重新编定而成。对了解近现代著名人物，理解反思当前文化现象，很有裨益。

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它追寻的是那些在历史情境中独具风貌并留下深刻印迹的人物，如龚自珍、王国维、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以洗练而有意境的表述，勾勒各种文化性格，阐发人物心灵隐秘，评估人物历史功过。夹叙夹议，兼得传记特写与评论之妙。读之不惟可了解近现代著名人物，对理解反思当前文化现象，亦多有裨益。

卑微的旅行(代序) 吴方1

主张“自改革”的寂寞者

 ——“衰世”中的龚自珍 1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一关手魏源 13

传统思恕的能量与局限

 ——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 20

一生怀抱几曾开

 ——被剥夺立传资格的郭嵩焘 30

“保守中的前进者”与“前进中的保守者”

 ——张之洞的困境  38

春秋知罪两难辞

 ——笔谈梁启超的“笔” 46

长夜歌哭者

 ——谭嗣同与晚清史 55

保守的符号

 ——“老新党”林琴南 62

铁马丁当入梦来

 ——关于严复 72

菊花插得满头归

 ——由头发说到辜鸿铭、林语堂 80

说“士”

 ——如何评价章太炎 92，

昨夜启明之星辰

 ——蔡元培先生的“内在理路” 103

万山不许一溪奔 

 ——杜亚泉及其前进与保守111

白发书生寂寞心

 ——与王国维潜对话 121

夕阳山外山  

 ——弘一大师追想 131

困境故事  

 ——传记中的周作人 140

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路

 ——百年话胡适 151

“我”与时代

 ——刘半农剪影 165

无边风景属伊人

 ——赵元任其人其学 171

晚成堂主人：史家顾颉刚

 ——“古史辨”遗响 178

“保守”的释义

 ——吴宓及《学衡》思想文化个案 187

宗风清正洁来洁去

 ——梨园风景中的梅兰芳 205

尚在旅途

 ——朱自清的“平常心” 214

泥龙竹马眼前情

 ——丰子恺与《缘缘堂随笔集》 221

丹青华髯两飘萧

 ——张大千画里画外 230

斜阳系缆

 ——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 239

山水·历史·人间

 ——曹聚仁的“行记”与“世说” 247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梁思成、林徽因的学者生涯 257

“我是梦中传彩笔”

 ——废名略识 266

十步之内 搂其芬芳

 ——梁实秋与他的小品 274

文人的命运

 ——兼谈沈从文 282

天光云影

 ——话朱湘 290

一个凡人和一本薄书

 ——梁遇春留真 297

生命为书 袁济喜 305

斜阳系缆 朱伟 309

悼念一位友人 顾晓阳 312

擦桌子的“主义”

 ——我与吴方的问答 吴思 315

阿方，我们书中见 杨钢元 322

跋 程十庆 324

主张“自改革"的寂寞者

    ——“衰世”中的龚自珍

所谓持续百余年的“康乾盛世”，如果可以作一比喻的话，竞像是一场极难唤醒的沉睡。(后来果然有人用“东方睡狮”来比喻中国了。)

当时在对外关系方面，清廷已拒绝西方以贸易为前导的“到来”，强化了闭关锁国的格局和意识。国内事务，又因在边疆连续用兵，民间反抗也屡压屡起，无有宁日，已渐启国力空虚之兆。人口的迅速膨胀也是一个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红楼梦》中的这句名言，形容的怕就是这么回事吧。国家大，也许表面上还看不出什么，正像一个坐吃山空的大家庭，场面、架子还都要摆着、端着，亦不妨有人醉、有人乐、有人睡，但若是有人发现有问题了，大叫“危险”，他被当作出语不祥的“疯子”看待，也难免。

生于十八世纪末(1792)，死于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841)的龚自珍，可能正是上述情景中那个大叫“危险”的角色。他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社会适应性角色，往往形成对比鲜明的反差。

龚自珍常以史学眼光自重，他将历史上的世情世态，分为三等。一等为治世，二等为乱世，三等为衰世。过去传统的说法，一般是“一治一乱”，他增加了一个“衰”。衰世，即貌似治世实际上却在向乱世转化的一种社会状况。这是对他所处的那个“虚假繁荣”的时代，发出大不敬的警告：似乎衰世的某种“好”比乱世的“坏”还要糟一些，因为它使人们同真实相隔绝，生活在无生·气无创造性的平庸的秩序里。龚自珍不用“谀世媚世”的语言，要揭示世相之“假”的一面：

衰世者，文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君主政治延续千年，据说，最能听不同意见的君主是唐太宗，而最有讲话和批评权利的数魏徵。然而唐太宗是否真诚地虚己纳涑，则很难说。况且魏徵也毕竟只能不出规范地限制，讲讲真话而已。那么大多数的情形该差不多是“多报喜不报忧或少报忧”、“多磕头少说话”了。当然，说假话的高升，说真话的倒霉，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许多好例子。所以屈原早就感慨道：“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龚自珍的话，一般不会有多大反响。原因，一是当时大多数人还睡在盛世的“梦”里，二是从统治者来看，如果人人都来忧患，皇上的“圣德”、“圣明”岂不是无从体现了吗？乾隆就否定过tt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他的意思不难理解：如果责任都搁在草野匹夫身上，他的皇帝还有什么当头！

龚自珍忧患的时候，乾隆帝已死去了，但影子还在。那时，臣子习惯于说：“著著著，著奴才该死；是是是，是天子圣明。”官要做得好，须悟得这个窍门。我们看曹振镛，这个历乾、嘉、道三朝而不例的老臣，死后赐谥“文正”，其实是既不文也不正，据说其本领就在于，能够钳制人口，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曹振镛曾向道光帝献策说：“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章奏，皇上不用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必无敢肆者。”果然，他这个主意很灵，从此报忧的少了。

这样，统治者其实要吃亏的。十九世纪过了还没多久，一旦忧患临头，人们才会重新想起有过一个龚自珍。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第六次参加会试才勉强中进士，殿试时他未改直言旧习，胪举时事，直陈无隐，使阅卷诸公皆大惊。这一次的主考就是曹振镛。结果因所谓字写得不好的缘故，被搁置了。龚自珍始终未得到有所作为的机会。

其实，龚自珍的思想并不是很深刻，他也还不具有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眼光。他只是对旧秩序本身的疾患，比别人敏感，又不能不言。听起来，就像是给旧时代唱挽歌。

如果说历史上不乏有前仆后继者，用其言其行书写一部，“忧患意识史”，龚自珍当是其中之一。他到了晚年还是不甘“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己亥杂诗》有一首自明心迹：

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

钟篾苍凉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暗。诗中“九牧箴”即西汉扬雄的“九州之箴”，为劝诫州郡长官“治不忘乱”的文章。作者在这里想到他二十多年前写的《乙丙之际箸议》。

……P1-3

卑微的旅行

1989年，我满四十岁了，忽然觉得好像迷迷糊糊地已过去了大半辈子，风雨阴晴，斗室长思，不胜蹉跎之感。那时，在一本书中读过一则寓言，记得大意是说：

有两个人沿道路一起旅行。其中一人相信这条路通向天国，另一个则认为前方什么都不是。他们两个人从前谁都没有走过这条路，因此谁也说不出在每一个拐弯处会看见什么。在旅途中，他们有过舒适和愉快，也遇到过艰难和危脸。在任何时候，其中的一个都视此行为通往天国的朝圣旅程，而另外一个则不那么看，他把旅行视为一次无法逃避的无目标的漫步。

寓言所喻，大约便是人生之旅了。然而衡诸自我：你算是旅行者中的哪一个？你又想做哪一个呢？又两年多过去了，自己仍未找到答案。也许，在自己的生涯中，两种情况都有而又都不确定，这正如有“两个自我”一般，它们而且还常常争论着，哪个对哪个错以及如何择定，都不易说。也许我的历史注定是纠缠的、充满杂色的。此时，一股惆怅拂过心头——你既不能把握住过去，又焉能把握住未来！

显然，每一个“老三届”人都有自己的一份个人生活经验，而普遍性的时代烙印又烙在经验之上，附带着种种悲欢苦乐的滋味。但是同一些怀有使命感或者悲壮感的同辈人不一样，我有些怀疑回忆和自慰的意义，因为它们如同自己的青春岁月蹉跎易老，毕竟极普通或者说是平庸的。甚至我怀疑是否有必要写下这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文字。

七十年代有许多日子，我曾躺在山野的蔓草丛中，春天仰望大雁北飞，秋深目送大雁南翔，自己的思绪茫然如荒草渐绿渐黄，似有所感似无所感。山野处在燕山山脉的群山中，我们这批北京的六七届高中生，1968年来到这里的矿山(京西煤矿)接受，再教育。“走窑”的生活逐渐变得平常了，日复一日，吃饭、睡觉、卖力气。身份，当然落到了被称为“煤黑子”的社会底层(而名义上被讽刺性地归入“领导阶级”)。现在回想，劳苦与卑贱感还是次要的，而思想也落人“黑洞”之中，想又无所想，成了一种无悲无喜、既无安顿又无从选择的生存状态的表征。我除了是个地道的庸人，别的什么都不是。对于我，知识或者思想，也许还有希望，理想什么的，都成了多余的东西。不然，从那些敷衍青春的日子里，我何以寻不出有意义的“戏剧”来言说呢？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我背负着“包袱”(“出身”意味着歧视)的精神塑造期。那时世上充满“革命朝圣”色彩，因此个体精神塑造很难不成为这种色彩的“拷贝”品。可是在那食令某些人永远怀念的时代里，我虽然兢兢业业，终究还是发现，革命并不需要我。比较显著的，从1971年得悉“九一三事件”以后，我忽然发现，信仰不存在了，目标也不存在了。能够做一个庸人，我已感满足。

换句话说，我现在的信仰是，做一个有着平常心的平常人。

庸人的历史没有什么可说的。尽管我有时不甘于做个“无目标”的旅人，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可靠的目标。很矛盾，历史有时看起来颇富偶然性，譬如不知为什么会坐在这个地方这个时代带着这个姓名符号为衣食碌碌奔忙，又譬如在偶然的情况下，下矿山、回城、结婚、养孩子、又考大学、学的是很无用而又自苦的文学，当过编辑又不让当编辑而又改钻故纸等等。以后恐怕还是如此吧。但这一切似乎又都是必然的，似乎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安排，我们又统称之为命运。

命运常常开玩笑，譬如我们想读书时读不到书，到能读书时又发觉有点儿来不及了；又譬如我们觉得诚实是好的，命运却说“诚实是无用的别名”。诸如此类。  无论从世俗事功的意义上说，还是从脱俗证圣的意义上想，检点往事，我只有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常常在矛盾中纠缠徘徊，不能透彻地理解历史，大概都是证明。再举一个卑微的例子，比如我愿望着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比较安静的书斋，但是久思而不得，别人说，“你得善于拉关系”，我也确实挺想拉关系，可总也学不会。

也许，承认失败，使自己显得渺小。不过，承认失败，也使我得到安静，得到某种超脱，犯不着跟命运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

记得读书时读过这样一段话，我把它抄在这里，作为结束：

在人生中还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凌驾于一切成败祸福之上的豁达胸怀。在终极的意义上，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烟云，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和我们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个距离，反而和我们的真实人生贴得更紧了，这真实人生就是一种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

同学称吴方名时都叫阿方。我和阿方同级不同系，他年长我十岁。我们是“文革”后人大复校的第一批学生，同学从百行中来，年龄参差是当时的风景。大家经历各异，少长一炉，热热闹闹地成长。课下学的东西远多于课上。那时一众近的同学朋友常四处餐聚，更多到顾晓阳家清谈。阿方是老大哥，就在旁微笑地听着，多不插言，但偶出话语，总在寸处。也有阿方主谈的时候，记得话题多是认真的，那个时候，能感到他情感的深挚，听者也会不觉正襟。  

一晃都过去二十多年了，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少。我说不准知识分子的定义，但想总不能少了对人生意义和终极真理的不断思考和探寻；对社会公正的不懈追求；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对人格理想的坚持和做学问认真、老实的态度。这些在性情温厚、诚朴讷言的阿方心上，都存在得响亮。

阿方弃世后，我把读他的文章做了纪念他的方式，也推荐给许多不认识他的朋友。阿方的文字蕴藉、沉着，文章中的个人情感，也让人如在月浅灯深时与他座谈。他的书除《世纪风铃》、《末世苍茫》、《尚在旅途》和《斜阳系缆》外，还有洋洒近六百页、“左图右史”的《中国文化史图鉴》。

近阿方十周年祭时，觉得能出本他的书是好的纪念方式，也是他家人的愿望。晓阳、东宪、钢元也深以为是。在于薇等同学尽心尽力的帮助下，于是就有了《追寻已远》这本书。

斯人长往，因没有人从那边回来过，所以猜阿方终能“尽读未见书”，也有了自己期望的书斋，该不算是痴话。

程十庆

2005年8月16日

1990年1月，吴方在《读书》上以弘一大师开头，不定期地写一批他所触摸到的文人的随想，其中追寻古文洗练而有意境的表述。之前他写过一些文学评论，但对即时的小说的兴趣远不如对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心态、形态的兴趣。

他写俞平伯之”倦说”、“超脱”，写朱自清之”节制淡泊”，写的都是他自己的人格理想。

——朱伟

我总觉得中国古代文人惯常的发愤著书与借书抒怀的观念在这本书中是十分明显的。作者在素描章太炎、王国维、弘一法师(李叔同)这些近代文化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时，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然而，我深知，这并不是吴方个人的无病呻吟，而是融入了中国文化人在历次文化毁灭与文化动荡后产生的悲凉心态……

——袁济喜

在《白发书生寂寞心》中，吴方追寻王国维的心灵轨迹，说他”在彼时历史文化的沉浮中，更加深了人生原始问题的困扰”。关注历史思潮的时候，吴方也念念不忘人生根本问题，满怀有限人生面对无限存在的怆然，情理交织着写出一篇篇充满感性体验的文章，几乎每篇都浸染了苍凉秋色。

——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