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游记所包括的时期很长,是作者多次旅行考察的综合。如西欧的旅游是早在三十年代,到今天已半个世纪过去,似已早成陈迹。但艺术应不同于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世界各地美术博物馆中的千年名作,愈老愈显珍贵,永远是典范和源泉。……从另一方面,五十年前所看到的美术作品,到今天有些已不存在,美术博物馆中的名作也可能有所更替或损失,这种例子在国内就更为多见,特别是石窟、寺庙以及陵墓雕刻等,四、五十年代能见到的遗迹、遗物,经过十年浩劫,毁灭难以胜计。虽然这仅是作者曾见到而今天已无法再见的民族美术珍品中的千百分之一,即此也可说明几十年的记述不仅不过时,反而更有价值。
龙门的唐代佛雕像,当然应以女皇武则天的名义雕刻的奉先寺九尊大像最为著名。九尊像是唐代雕塑的佛像的典范之一,他们是中央大佛、左右迦叶阿难二弟子和二胁侍菩萨,再加上二护法天王、二驱邪武士。他们分立于佛的左右,形成一个气氛森严的佛界天国。奉先寺又名“九间房”,原来是由九间长的大廊覆盖着,现在已成为长约四十米的一露天大龛,中央是高达卜七米的卢舍那(佛的名号的一种)佛坐像,其他是高低相配合的八个陪像。在雕刻艺术上,唐代的特点是较为写实,所雕虽是神界,却是按照人间现实的人物形象雕出的。有人说,中央大佛的面容很像武则天,其他八个陪像当然就是她的侍卫。武则天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宫妃,唐高宗李治以太子身份出入宫中,早就把武则天看在眼里,后来李世民以宫妃太多,把一部分送人佛寺作尼姑。李治继皇帝位后,马上接回了武则天,两人自然有一番哭诉之情,由于武的妖艳狠毒,残杀了李治的正妻,自己升上了皇后宝座。此后的宫廷事变,要看《唐史演义》这类的书才可了然。仅从武后为掩盖自己的丑行不惜杀死亲生儿子和孙女这一件事就可以想见其如何毒辣了。武则天据说是河南籍人,奉先寺大佛像不像武则天?难以得知。可是这大佛含情脉脉。颇具媚态的脸型确实像个河南少妇。记得我儿时在老家还是个顽皮孩子,当时家中为异母弟弟请了个河南洛阳籍的很年轻的奶妈,我常喜欢同她开玩笑,于是我们的见面机会很多:当我第一眼看到奉先寺大佛,便立即想起了那位洛阳奶妈的面形,再也没有那样像的了。从这里至少可以说明唐代的雕刻家们,必然是从现实中取得形象,并且是概括了许多人的美的形象。才创作出这样一个美妇女的典型美。使人愈看愈感到她那含蓄多情的眼神和口眉以至鼻部的形态,都是令人百看不厌的。法国印象派人物画家雷诺阿,最喜画扁圆面形显得特别年轻可爱的少女少妇,好像用的是一个模特儿,我也常为他画的这类妇女的可爱而陶醉。而奉先寺的卢舍那佛,不也正是这一可以令人陶醉的面形么。
龙门奉先寺的九尊像,不仅是中央大佛无与伦比,其他的八尊也是刚柔相济,配合默契。如恭敬顺从的佛弟子,温柔娴静的胁侍菩萨,威武雄强的天王和凶神恶煞的武士,雕刻者都能按其不同身份和职责而给以恰如其分的典型刻画,这无疑是一种艺术创造,是很值得学习的。
说到唐代雕刻家在龙门的杰作,还有因高在悬崖,以致人们不太注意的“极南窟”里的七尊像式的半圆形高浮雕,即一佛、二菩萨、二天王、二武士布满全窟的初盛唐雕像。雕刻手法简洁,肌肉圆满有力,特别具有一种装饰性的艺术造型,显示出品莹瑰丽的形体美。在龙门的唐代雕像中,只有东山峡谷中不知名的一个大型窟中有可与此媲美的雕像制作。这是从雕刻作品的艺术性说的,与奉先寺雕像在造型手法上和制作方法上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也可说是各有千秋。
还有极南窟的雕像更有个艺术手法上的转变,就是两个警卫的武士是雕在窟外左右两侧作为守门任务的,并且是立体圆雕,与窟内的高浮雕有形式上的变化。这两个武士雕得特别凶猛,其中有一个左手托起一块“大石头” (实为宝塔),怒目咧嘴,好像随时可向来犯的敌人砸去,这种特别夸张的创作手法,也是应学习的。
说到圆雕与高浮雕的形式变化,龙门西山北段敬善寺窟的十五尊雕像更为突出别致。十五尊像即一佛、二弟子、二比丘(信士)、二菩萨、二天王、二武士、二侍卒,这是唐代最为复杂的佛像形式,也表现了佛的尊严和其手下仪仗的庞大阵容。敬善寺雕像是中央坐佛为圆雕,以下即是浮雕、圆雕、浮雕、圆雕相间变化,就连雕像的神光形式也是圆与尖相间,以至窟壁上的小千佛,窟顶上的莲花飞天等也都是千变万化,艺术手法之高超十分惊人。我们不禁要钦佩唐代雕刻家的美学观点的杰出,并且产生了丰富多彩、灿丽繁复的艺术效果,这样的雕刻艺术创作手法,恐怕也只有文化兴盛期的唐代才能出现。P045-048
如果自教巾小学美术课说起,我从事美术教育和美术专业已有七十多年的历程,其间包括留学国外和为探讨祖国民族美术遗产而巡游西北各地。在这一个长时期中,致力中外美术的学习探讨和从事美术史的教学研究。如此对于美术知识的追求,不曾有一日间断。
我出生在苏皖北部边缘偏僻的农村,可自幼就有远游四方之念。早在读私塾时,对我国大史学家司马迁“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和大诗人李白“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浮溟海”的远游壮举,深怀景慕,并且由景慕而见行动。早在小学时期为了获取新知识,不远百里就学于县城小学堂;中学刚毕业,即远去上海学习美术;教小学不满三年,又去北京求学深造;任教西湖艺术院才两年,便远涉重洋,见识世界美术,以至追溯到欧洲美术发源地希腊爱琴海诸岛。今日回忆起来,这种“辞亲远游”跋涉万里以寻求知识的行动,所得者仅是管中窥豹;归国之后,在半个多世纪的巡访探讨中,足迹虽曾遍及全国,也只能说是走马观花,很难以深入细求。即使如此,还是值得自慰,欣幸不曾虚度此生。
学习、求知、研究、探讨,不仅是为了丰富自己,更应该把辛勤的收获分给人民大众共赏共享。明代大地理学家徐霞客徒步旅行三十多年,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畏艰苦,忍饥冒寒,历经险阻而不顾,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么?我对于徐霞客也十分景慕,《徐霞客游记》更是反复阅读的书,并且也可能受到影响。这就是我在此老迈余年,撑着颤抖的病手,锲而不舍地日夜伏案不辍,才终于整理出这本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书稿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明的是,这本游记所包括的时期很长,是多次旅行考察的综合。如西欧的旅游是早在三十年代,到今天已半个世纪过去,似已早成陈迹。但艺术应不同于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世界各地美术博物馆中的千年名作,愈老愈显珍贵,永远是典范和源泉;即现代新美术、新派美术家,也无不从美术博物馆的名家作品中得到启发和借鉴。而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正是走马灯式的新派美术在巴黎争妍的时代,五十年后的今天,很可能有的已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陈迹。
从另一方面说,五十年前所看到的美术作品,到今天有些已不存在,美术博物馆中的名作也可能有所更替或损失,这种例子在国内就更为多见,特别是石窟、寺庙以及陵墓雕刻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能见到的遗迹、遗物,经过十年浩劫,毁灭难以胜计,连体积庞大的唐陵石兽都被砸碎成了烧石灰的原料;技艺高超的明初泥塑乐女和十二园览像,也一齐掀入河中。虽然这仅是我曾见到而今天已无法再见的民族美术珍品中的千百分之一,即此也可说明几十年的记述不仅不过时,反而更有价值。
美术乃形象艺术。介绍中外美术,尤以游记,不仅应多附作品图片,即旅游地的风物名胜和风土人情,也应以图片展现,藉以增强观感。在这一方面,著者虽想努力做到尽可能的完好,但由于长期的流亡生活,包括浩劫中的损失,以致早年保存的图片资料,特别是欧洲名家画片和风光图片,几乎散失殆尽,因此仅能从旧纸堆中寻出幸存的残片断页,加以剪贴整修。当然是难以达到应有的完美要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应提到,我的中外考察游历,本来是欧洲先于国内,但由于国内的考察部分是本书的重点,故将它列于欧洲之先;至于欧洲部分的考察则是以著者游历的先后为序,故将欧洲艺术发源地的希腊置于最后,这也是应该向读者说明的。
另一个是属于体裁的问题,即各编在叙述的形式上仅有少数记有月日,其他则只有年度。这是由于旅游性质而形成的。如欧洲编中的巴黎和伦敦,一是居住六年的学习地,一是短时期的参观,其性质各异。至于西欧五国游记,原是记有月日的,在整理时为了叙说的便利而临时略去;又如中国编中的西北地区考古,也是因前后延续了数年之久,不易详记月日。其他第一、四、五各章也都由于时期较长而未记月日。而欧洲编中的第五章和中国编中的第六章,因系就原稿写出,所以才记有月日,当然这仅是一个小的问题,说明一下,亦能得到读者的理解了。
总的说来,这本美术考古游记,所到之地区虽然广阔,内容也还算丰富,只因限于作者的水平,以致把许多佳作珍异的美景都写得平淡无奇,难以引人人胜;至于观察所得,也多属临时印象,难免有记述遗漏或错误之处;更有欧洲编中的译名,在国内尚无通用译名辞典可据的情况下,法、英语音又有差别,因而难有正确的标准,如阿、伊、拉等,人各一译。更由于法、英文的拼音不同,因而对人名的拼音就更有差异了。为了读者便于查对,凡属人名地名都汇集书后另行列出,这对于查证外文资料都是有帮助的。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由于我这历时数十年的中外考古巡游,曾引起好友和美术界同道的兴趣,当我请他们为此书题序题字时,都欣然命笔,这就为本书增添了不少风采,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但终因著者年老健忘,执笔不便,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希望读者予以指正,以匡不逮,实所欣幸。
1989年10月20日
王子云于西安时年九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