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学者李欧梵先生最新散文集，分为“浪漫之余”、“读书的心路历程”、“布拉格心影”、“爱乐·电影·怀旧“四个部分，本称为“浪漫的反叛，摩登的华丽”，是一本非常耐读的文集。

序／刘绍铭/1

一、浪漫之余/1

 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3

 徐志摩的朋友/16

 美国的“中国城”——唐人街随笔/27

 父亲的日记/36

 重游康桥小记/49

 人间四月“残酷”天——重读《爱眉小札》/54

 烂漫余情人似玉/64

二、读书的心路历程/69

 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71

 重访“荒原”/87

 有情的顽石：保罗·安格尔的诗/93

 变形记/107

 重读卡夫卡札记/111

 在香港教卡夫卡/115

 文学解药?——在香港重读卡缪的《瘟疫》/119

 纪念萨依德/127

 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132

三、布拉格心影/139

 哈维尔《给奥尔嘉的信》/141

 “东欧政治”阴影下现代人的“宝鉴”——简介昆德拉的《笑忘书》/145

 昆德拉的“弦乐四重奏”：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55

 布拉格一日——欧游心影/160

 重游布拉格札记/183

 今天在布拉格/197

 布拉格的明信片——续也斯同名作/202

四、音乐·电影·怀旧/205

 音乐的退思/207

 听芝加哥交响乐团/212

 听《大地之歌》/221

 《九月》，夏日的退思/224

 “爱之喜”·“爱之悲”——悼念父亲李永刚先生/228

 追忆马里奥兰莎/234

 这样的武侠片要不得/242

 杜鲁福和《蛇蝎夜合花》/245

 人生难以承受的轻——重看杜鲁福电影杂忆/252

 不了情：张爱玲和电影/266

 忆金铨——他的遗憾/278

跋语/288

附录一：我的丈夫李欧梵／李玉莹/291

附录二：浪漫的反叛，摩登的华丽／郑树森——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李欧梵赞辞/296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这当然是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中的名句，今年五月中旬我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康桥讲学(距离徐志摩那个年代至少也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了!)当然不自觉地也有点怀旧起来。手边特别带了一本二十多年前的旧作——《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准备按文索隐，自我追索一番。

人过中年以后，心情当然已今非昔比，又适逢康桥春寒料峭，从伦敦抵达火车站后，第一个感觉是：康桥这个徐娘虽风姿依旧，而我自己倒觉得“红颜已老”了。记得二十年前进城时是‘‘跳上公共汽车”的，如今已无此冲劲，于是就毫不犹豫地叫了一辆计程车，和友人直奔圣约翰学院。主人已为我安排好住在该院的招待所，拖着笨重的行李爬上两层楼梯已经气喘如牛了。近月来患了“五十肩’’(英文俗称“冻肩”)的毛病，两臂伸张不得，隐隐作痛，进得屋来，已经疲惫不堪。幸亏这间套房(英国学院的“资深教授”招待室)中没有镜子，否则岂不更要在镜前自哀自怜一番?好在主人为我的Et程安排得当，抵达不久就要吃中饭了，来不及更衣就又走下楼来，到圣约翰学院的教授餐厅进餐。

当然我的心态和行为与二十年前不大相同，至少吃饭就较前讲究得多。当年为了省钱可以饿肚子，如今则三餐缺一不可，作学生的时代可以借饼(汉堡牛肉饼)胡乱充饥了事，而如今却要和几位好心的圣约翰学院教授正襟危坐，细嚼慢咽，煞有介事。所谓“正襟”，乃是指该院教授必须全身披戴，罩上一套黑袍，以示隆重，而被邀的客人则不必正襟，但仍须“危坐”——小心地边吃边谈，讲起话来也应该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而且交谈时还要左邻右舍面面俱到，不能顾此失彼。

我最近因为门牙开始动摇，所以英文发音偶会口齿不清，所以此次特别注意“说话的艺术”，以免贻笑大方。一个钟头的午餐，竟然也令我消耗不少精力，饭后回房，竟觉需要因袭大陆老人习惯，午睡一番。不料倒头就梦周公，却忘了准备下午四时许的学术演讲。一觉醒来，大呼不妙，只好匆匆叫了计程车赶到演讲场所，勉强打起精神走进屋来，先和各位教授同学饮下午茶，介绍寒喧如仪之后，就是下楼梯到一个小礼堂，竟然也坐满了人。

于是我只好鼓起如簧之舌(老友阿城称之为“卖嘴”)，讲了一个多小时，渐觉口干舌枯，语无伦次，赶快就此打住，已经汗流不已。心中不禁暗暗恐慌；明天必须全天候加紧准备下一场(后天)的演讲，谈台湾文学时绝不能再大意了(因为这个讲座是一位台湾来的先生捐赠的，并且指定两讲之中必须有一讲谈与台湾相关的题目)，否则在康桥重演《魂断蓝桥》(又译《滑铁卢》)，岂不真的要无颜见江东父老?

(欲知后事如何，不必听下一回分解；第二讲依然杂乱无章，但没有重演《滑铁卢》。)

二

记得二十年前在康桥那一个夜晚，“仰望着一弯新月，随着步伐，静寂地移向皇家学院半哥特式建筑的尖塔旁。河水也是静寂的，摇滚乐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也没有夏虫礼鸣。……他走累了，坐在教堂与康河接连的一张椅子上，突然觉得他自己有点造作，似乎拼命在寻觅伤感。”第二天“他按图索骥，进了皇家学院大门，走到皇家教堂与克莱亚学院的毗邻处，眼前是一座三环桥和几张木椅子，这里不正是他昨天深夜驻足沉思的地方!”

也记得那一天清晨在康桥：“他走进一家屋顶咖啡店，要了一杯加糖的黑咖啡，装模作样地拿出稿纸……咖啡喝完了，稿纸也涂满了三四张……他好奇地抬起头来，看见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小姐，正在向他微笑……他心中想着真有这类巧事吗?难道这是徐志摩在天之灵的作合?他自己写不出小说，却不知不觉地制造了一篇浪漫小说的开端……如果徐志摩再世，他一定会写出一篇《康桥鳞爪》之类的好文章，背景是风光明媚的康桥；中古式的建筑，静静的河水，绿油油的草地，一对情侣手拉着手，不停地娓娓细语，女郎的金发在初夏新月的抚摸下，淡淡地发光——一段浪漫韵事，由此展开。”

二十多年后重读自己“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浪漫文章，竟然感到有点荒唐。两次学术演讲，似乎也忘了提当年研究的对象——徐志摩。在康桥的最后一天，经过几度盛宴，宾主尽欢之后，我带着感激的心情向主人告别，坚持不要他送我到车站。于是我终于找到两三个小时的孤独。“你要发现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现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徐志摩如是说。于是我终于想起此次重游康桥的另一个目的：踏寻自己年轻时的踪迹。于是，终于勉强打起精神，在细雨纷飞之中撑着一把破伞，在雨巷人丛中找寻当年“奇遇”的那家屋顶咖啡店，记得底下是一家小剧场，就在皇家学院不远的地方。

然而我按图索骥，在附近大街小巷转了几圈之后，仍然没有找到，几经碰壁之后，终于看到一个破垣断瓦的建筑，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本剧院整修门面一年，谨订于明年秋天重新开张。”

我怅然若失。于是信步走到皇家学院的大门口，就要登门而入的时候，一位身穿该院制服的金发女郎微笑着却来挡驾：“对不起，先生，今天本院学生大考，禁止游客游览!”我游兴尽失，心灰意冷之余，也无心再去追寻当年住过的那一条街——耶稣道。(“那一晚他们对坐到深夜”?!在耶稣道的那一家供应床和早餐的小旅馆?!)那么，这篇不相像的“非小说”的续篇如何终结?且让我试试当年的笔法：

在归途中，他的心情终于在些许激动之后归于平静。二十年前在康桥的心路历程，无论如何短暂，它是真切的。虽然他自称“六十年代的现实已经使他顾忌多端，再也不能像徐志摩那么直率，那么口无遮拦”，其实他当年的那种自作多情还不仍是徐志摩的余绪?如今时过境迁之后，即使在午夜梦回之时，他再也无法于心中涌起无名的波涛。此次临走之前才偷偷地想重拾旧梦，还不是怕他的朋友们知道了会嘲笑他的痴愚。“也许她已经作了祖母了!”一位老友曾经如此调侃地说：“还记得那一晚你们谈的是什么吗?”他自己也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引起路旁的一队法国学童的侧目。

于是他匆匆回房，行李早已收拾完毕。同行的友人(也是他在芝加哥的学生，现在已经应聘到剑桥教书)早已在圣约翰学院门口等他。于是两人同坐一辆计程车直奔火车站。途中司机转弯抹角，好像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偶然在雨中凝视窗外一排低屋闪过，一刹那间，他似乎看到屋畔围墙上的小路牌——“耶稣道”!他讶然失笑，喃喃自语：也许当年供应床和早餐的小旅馆早已改装成公寓了!

在火车即将离站的时候，他终于又记起徐志摩的那几句诗，于是向友人朗诵起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1995年7月16日、30日（P49-53）

李欧梵去年提前自哈佛大学退休，决定今后大部分时间以香港为家。这个决定并不突然，因为他曾在多篇文章中透露过，他对香港情感深厚，早已把自己看作半个香港人，他亦因此觉得至少有一半的资格给香港人作逆耳之言。不同身份的人，对一个地方的观感，真的大异其趣。1985年阿城第一次过访香港，在《闲话闲说》中写下了这几句话：“当下就喜欢，就是喜欢里面世俗的自为与热闹强旺。……香港人好鲜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贪言中华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事隔二十年，今天阿城再来香港，观感如何，自然无法臆猜，但最少当年他喜欢的世俗香港面貌，还是风姿依然。他所称道的“唐代式的健朗”，在我看来有几分接近李欧梵在《今朝有酒今朝醉》所言的“动感”。动感是冲剌力，欣欣向荣的迹象，可惜在他看来香港社会缺乏一种“坚持理想的执著”去支撑，因此动得快，散得也快。

港人“唔好执输、拼搏到尽”的表现，看在阿城眼里，竟是大唐一代的风貌，而在李欧梵看来，这正是“急功近利”的症候。两位“英雄”所见不同，因为身份有异。“半个香港人”的自觉使李欧梵对香港的风风雨雨有贴身的感受。他从前是过客，现在是concerned citizen。正因香港社会短视，急功近利，他的“唐吉诃德式”的傻劲才可以发挥出来。他在《文学解药?——在香港重读卡缪(Albert Camus)的(瘟疫)》一文提到，在非典型肺炎蔓延期间，他用了卡缪这本名著作教本，意在让香港青年感受一下贯穿全书有关“人心存在”和“内省、勇气和行动”给我们的启示。

文学是否可以充“解药”?我想李欧梵自己也没有答案。戴天认为他这种“浪漫”想法，简直与对牛弹琴无异，因为“大多数香港人根本不看书，即使看亦以工具书、‘心灵鸡汤’之类与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为主，而不少人对书的概念，更只限于各种连环图”。

李欧梵尽管浪漫，也应该明白戴天所说的是实话。生性浪漫的人，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吧，是属于“反抗型的人物”。他认为即使大多数香港人不爱读书，但也应该还有“少数人要读书，而且还要读相当难读的文学经典”。于是“反抗”成性的李教授觉得义不容辞，认为这时“不拔刀相助，是否有愧职守”?

“浪漫”一词，乍听容易以为是从romantic翻译过来的，其实中文早有此意。“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语出苏轼。以此语境引申，“浪漫”相当于“任意”、“自由自在”、“洒脱”和“无拘无束”。西方的浪漫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思潮，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范畴上对新古典主义层层的制约作出反抗。浪漫精神强调感情自然流露，偏爱想象力活泼新奇。浪漫主义者谈情说爱，因此也比古典主义者轰轰烈烈，多彩多姿。

李欧梵一辈子跟浪漫主义结了不解缘，端的是人如其名。“欧”是风情万种的欧洲。“梵”依辞典的解释，泛指印度一般事物，“常冠以梵字，以示与中华有别”。依国人世俗眼光看，一个兼有哈佛大学教授和中研院院士头衔的学者，应让人有望之巍巍然的感觉，觉得这样才配合形象和身份。但在这方面我们的李教授确显得“与中华有别”。他不吃这一套。他不羞于在人前流露真性情，包括被新婚夫人呵痒时倒在地上哈哈大笑。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欧梵是台湾新竹中学的初中生。年纪虽小，情窦却开得缤纷灿烂。其时马里奥兰莎(Mario Lanza)在幕后配音的影片《学生王子》在国民大戏院上映。欧梵冒了逃课被记大过之险，跑去看了六次。这一段前尘旧事他在《追忆马里奥兰莎》一文有分教：“当他唱出第一句歌词的时候，我不禁心花怒放，差一点从座位上站起来随着他唱：‘夏天在海德堡，处处是美景，年轻女郎花枝招展……’，接着是那首脍炙人口的‘饮酒歌’——饮、饮、饮!我心情异样地振奋，真的是到了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忘我境界!”

多年以后，当年的初中生华发渐生，但激情未减。2003年的春节，他在家请客，饭后放上一张马里奥兰莎的唱碟，把音量调得震天价响，李教授也随着歌声唱和，慢慢觉得“自己眼眶湿了，于是更加疯狂地指挥起来，全身抖动，如入无人之境”。

这种奔腾情感的倾泻，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正是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拿来凸显浪漫精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特征。浪漫的人感情丰富，因此特别容易泄气。幸好他们对人生憧憬不绝，一个希望落空了，新的接上来，及时堵住犬儒思想之蔓延。欧梵这两年在香港充当唐吉诃德，够累了，这可从他最近在《明报月刊》发表的文章《在废墟中打滚》看出来。可幸他对香港这“废墟”仍有憧憬，不然他不会向我们宣誓：“我仍然愿意住在这个城市，作背水一战。因为我觉得香港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十分丰厚……。”

果然不错。“老兵不死”，浪漫的老兵更不会fade away。香港有幸留得住这个唐吉诃德。

老友刘绍铭要我出一本“自选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文字不够好，不能忝为“散文大家”，也许只能靠文字背后的经验和思想勉强撑着文体的架构。这并非自谦，我一向对自己的中文文章就是作此看法。

经验当然和年龄有关，我今年刚过六十五岁，然而人愈老，思想也愈杂乱无章，我发现自己非但未臻平和、恬淡之境，而且近年来反而更思潮汹涌，情绪很难平静。不禁想到刚去世的名理论家萨依德(Edward Said)的一篇文章中所讨论的“晚年风格”(Late Style)的问题，他说起贝多芬晚年的作品——如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非但结构零乱，而且更充满一种焦虑不安的张力。我自难达到这种境界，但心中仍有不绝的思绪有待疏解，所以当我试着自选文章时，遂决定舍弃较客观和刻板的学术著作，而以个人多年来的思绪和经验——包括读书、求学、游历和感情——作为选材的指标。

刘绍铭对我说：选你自己最喜欢的，甚至你愿意藉此“传世”的作品，我想这也和晚年心境有关吧。人老了本能地会怀旧，所以我干脆翻出几篇旧作(大多选自《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二书)为基础，并藉此展开近年来对于旧情、旧书、旧友和旧事的反思。

我的反思由三方面组成：其一是求学和读书经验，而读来读去，却发现自己最喜欢重读的还是西洋现代文学经典，原因自明。其二是多年来的游历，我的名字中有“欧”字，所以注定最喜欢欧洲，而欧洲文化中我又偏爱东欧，因此把与布拉格这个东欧城市有关的文章——特别是对于哈维尔和昆德拉这两位来自布拉格的作家的介绍——都放在书内。第三方面的选择，则是我一生中除读书外的两大嗜好：音乐和电影，近年来非但好此不疲，而且更变本加厉，大有凌驾文学之势。然而我喜欢的音乐和电影都是大师的“旧作”，也就是经典，对我而言其意义历久不衰，而且更像多年珍藏的名酒一样，令我在重聆或重睹时，感到其味无穷，可以享用不尽，滋润我一生。何况家父本来就是一位音乐家，而我中意的影片中也不乏老友如胡金铨的名作。

本书的简体字版不日将在中国大陆发行，我当然感到十分荣幸。也许，关心我的读者或可在此书的部分(特别是第一和第四部分)文章中看到我早年在台湾和留美求学时代的“浪漫”心态，而“偏见”则大多是后来的自省和批评。每一部分的文章大致以写作的时间次序编排，因此本书第一篇文章——也是我的“处女作”——《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初写于一九六八年)和最近写的《人间四月“残酷”天》(写于二○○二年)，之间相差竟有三十多年之久!我已经从青年进入“前老年”了，文风自不相同，心情也不一样了。所以我曾考虑用一本旧作的名字——《浪漫之余》——作为本书的名称，又想抄袭董桥的一本书名——《旧情解构》——为名。亏得老友刘绍铭为我想到这个绝妙的书名，既保留了我早年的浪漫心态，又照顾到“偏见”这个字眼的双关涵义，主观之外尚有执著(opinionated)的味道，甚至还偷到了一点简．奥斯汀经典名著《傲慢与偏见》(也是我在台大求学时代迷恋的一本小说)书名的余韵，真是予有荣焉。

此外尚须说明的是：二oo二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欧梵自选集》与本书的内容大不相同，除了少数文章外，该书所选的大多是我的学术作品，包括我的两本英文著作的部分章节的中译。其实该书的文章并非我“自选”，而是两位关心我的学者朋友——许纪霖和许子东——代选的。而这本书《浪漫与偏见》倒真的是我的自选集，在刘绍铭督促之下，所选的旧作大多以个人经验和抒情怀旧为主。如果把二书并列，也可看出我的两种勉可称之为“学者”和“文人’’的心态。在兹要向所有关心、爱护和批评我的朋友、同行、编者和读者致谢。

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香港  (附注)为求读者检阅方便，我尽量补足书中的大量西文人名、书名、乐曲

名和影片名，大多以原文为主。但也未免遗漏，望有心读者原谅。

李欧梵一辈子跟浪漫主义结了不解缘，端的是人如其名。依国人世俗眼光看，一个兼有哈佛大学教授和中研院院士衔头的学者，应让人有望之巍巍然的感觉，觉得这样才配台形象和身份。但在这方面我们的李教授却不吃这一套。他不羞于在人前流露真性情，包括被新婚夫人呵痒时倒在地上哈哈大笑。

——(香港)刘绍铭

后来李教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不仅地域扩大了，连视野也开阔了。在美国的日子，李教授致力研究在二十年代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洗礼的作家其首部著作一鸣惊人，使他成为思想史、文学史的耀眼新星，相信连他的父母也始料不及。

——(香港)郑树森

欧梵先生这些文字，看似平淡，还带点调侃和自嘲，内里却有一个身处现代一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博大深沉的人文关怀。在广泛的阅读、聆听、游览和思考中，欧梵先生纵情介入，展示文笔，飞扬机智，批评现代主义一后现代主义的众多文化现象，不媚俗，不因循，不断地吸收新知，不断地审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与鲜明的个人风格得到了巧妙的融合。

——(上海)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