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很小，但是谈论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现阶段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该书构画了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些举动，从中得出美国外交政策形态上的影响。伊拉克战争、9.11事件，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美国的世纪吗？

致谢 /1

中文版前言 /3

前言 /19

第一章 美国与全球经济 /29

1945年以后的全球经济 /30

“发展”的美国版本：“贸易，而不是援助” /43

华盛顿共识 /69

第二章 美国与“国际社会” /100

“国际社会”的定义 /102

“救救每个孩子”：美国与国际维和行动 /120

美国与联合国：多边主义的终结 /134

第三章 美国与军事强权 /170

策略 /171

技术 /185

冲突 /198

第四章 美国的使命 /244

理论 /245

观点 /272

2 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后记“又一个美国世纪吗?” /312

西雅图的终结 /312

前景 /323

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实在是非常荒谬。一方面，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且已在全世界强化和界定了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另一方面，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像对待美国一样做出无私的样子，为他国谋福利。这种根本的紧张——美国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把这种利益作为普遍的形式强加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继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同时，它给美国目标的可信度施加了压力，也使美国与别国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在这一章，我将主要讨论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外交、立法和政治方面的关系，其中特别集中于美国与国际机构和国际公约之间争论不休的关系。尽管美国总是自诩坚持和平、公正和人权等普遍理想，但是美国对这些问题的行动总是落后于他的诺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花言巧语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就更明显了，因为他们提出了许多政治建议和诺言，可是一旦碰到事情时，不是妥协折中了，就是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和承诺。即使克林顿的演讲是指向21世纪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多边主义和普遍性，但是他的行为不能阻止美国运用强权，也不能将别国的利益与本国的利益摆在平等的位置上。

在第一部分，我想解释一下“国际社会”的含义，即：尊重相同的法律并认可共同利益的一组国家。我将论证美国在这个“社会”中有极大的利害关系，但是它总是很难遵守规则和约定。美国与联合国的艰难相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最近的关于在国际范围内减少地雷以及构建国际犯罪法的努力也暴露了美国对全球社会的法规的憎恶。在第二部分，我想分析一下美国在维护和平和承担“国际社会”对减少或避免世界范围内冲突和苦难的责任这两个方面的位置的转移。自1992年以来索马里、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等事件都表现了美国对国际社会规则的爱恨交加所付出沉重的人道代价：美国不仅不能对解决全世界范围内的争端做出充分的承诺，而且不允许别的国家，或者联合国插手，以维持自身的全球影响。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了一系列的混乱，模棱两可的干涉和国际社会的弃权，结果出现了1994年公认的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总而言之，我通过举出一些维护和平的事件，回到美国与联合国关系这个主题上来，并且描述了20世纪末两者关系的棘手之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P100-101

大概是四年前吧，我开始写一本关于21世纪初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书。按照我1999年的研究计划，这本书要讨论两个问题：首先，是美国在全球政治和国际经济中行使着一种大得不可思议也不相称的绝对优势力量；其次，美国公众并不完全理解美国扩张和干涉的程度和意义。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当美国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扮演领袖角色时，美国公众大都把对外政策看成只是与周边事务相关。亨利。基辛格在其任职期间，威胁恐吓那些不与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国家，在2001年3月也写了一本书，名为“美国需要对外政策吗?”(答案当然是“是”；但是，这样一个公众人物这么严肃地提出问题，正好说明了公众错觉与美国在世界中的真实地位之间的距离。)美国政府官员经常干涉国际事务，而大部分美国公众却是孤立主义者，这种美国力量的悖论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内容。

为了使大家理解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意义。我把1989年冷战结束看成世界历史转折点。1945年以来，美苏之间的持久对抗一直都支配着国际政治也污染着发展中世界的反殖民化的解放过程。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承诺要把欧洲和东亚从法西斯的魔爪下解放出来，而且，也鼓励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摆脱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来的殖民统治。然而，美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冲突如此激烈，以致使从越南到刚果的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都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的传播美国竟然武力干涉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并对那些出卖民族独立事业的独裁者(蒙博托、苏哈托、萨达姆。侯赛因等)给与财政支持。1989年苏联解体消除了对美国决策者的压力。冷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数十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到处干涉以“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1989年后，美国的决策者就能更自由地着手建立一种国际体系，这种体系能更好地维护美国利益，又能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普遍理念。

当然，事情并不是如美国所想象的那样。20世纪并不是一个国际合作和民主风行的黄金时代，却是经济两极分化、种族冲突和美国单边主义的危险的、血腥的十年。1991年，海湾战争打败萨达姆.侯赛因后，老布什就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虽然小布什和克林顿确实创建了这样的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大致轮廓看上去却很眼熟：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不稳定的附属地，屈从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一种连续的美国式的对专政的偏爱而并非喜欢民主，一种高压政治制度而不是民主政体才能更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一种美国式的摇摆：对别的国家要么是武力干涉(伊拉克和科索沃)，要么是政治孤立(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冷战期间，美国最不受欢迎的外交政策就是：热衷于疯狂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倾向于支持高压政体；蔑视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在主要对手苏联解体后，美国的这种气焰更加嚣张。

这部分内容与本书的其他部分相关。但是，这里我必须说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安全所造成的后果。正如我在1999年12月所写的那样，显然，美国致力于苛刻而不公正的外交政策——比如经济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刁难；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将产生危险的后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政府并未能真正地实现其控制，就如我在本书的第四章里所写的那样，美国的听话的媒体和以法人资金与意识形态认同为特征的政治体制都不是真正为美国公众服务的。同时，联合国并不能独立地对美国的决策施加影响，因为联合国的官员不敢得罪美国这个发薪水的老板。第二章详细描述的1996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辞职事件表明：自从1989年以来，美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的强大影响，以及那些有可能站在美国这一边的个人或者国家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公众意见或者联合国无法对美国施加任何影响。很显然，如果预期的反应没有出现，那么，美国很难继续控制世界。即使是比尔.克林顿(以及后来的乔治.布什)为了实施“星球大战系统”，以对抗一个拥有弹道导弹的流氓国家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投资数十亿，也是如此。1993年，伊斯兰激进分子轰炸世贸大厦，显示了美国所面临的真正的危险。看起来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如此强大，任何一个国家直接对美国发动攻击似乎都是极其愚蠢的；而且，任何一个政府或国家赞助恐怖分子把美国当靶子，它根本不可能逃避美国强大的军事反击而免遭覆灭(可能是灭顶之灾)。然而，正如世界经济全球化一直在制造着一种新的经济对抗以及普遍对抗的跨国界的联盟，同样，与此相关的而且不那么明显的激进化的过程也一直催生着一股从苏丹到菲律宾的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不满的增长，组织一组军事行动以图重现1993年的攻击，对美国目标实行毁灭性的打击看起来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一个精确的“导弹防御系统”和每年近40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竟然对这种威胁没有丝毫的防御能力!

这本书的初衷，既是批评美国没有抓住冷战结束这一机会，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多边的世界秩序，也是一种警告：在21世纪美国的权力不受制约是很危险的。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对第二点的清楚而可怕的说明。这次事件中，在美国的土地上有3000人失去了生命，这对于美国人的心理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也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思考此次灾难的原因。“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灾难之后的几个月里，这是美国人民反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在公众的惊讶和怨恨之中，还包含着探究事件的根源以至探究美国在海外如何卷入了麻烦的巨大兴趣。为什么19个劫机者当中有15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在中东的最强大的伙伴之一?拉登基地组织很快就被认定是9.11劫机事件的罪犯，他们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赞助的阿富汗反苏入侵的伊斯兰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极端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与巴基斯坦和埃及亲美政府有什么联系?在乔治。布什入侵阿富汗的几个月前，美国公众已经非常紧迫地提出了这些问题，理解美国所面临的威胁的愿望看来和想要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消灭威胁的愿望差不多同样地强烈。

在18个月的自我审视中，美国离算清9.11这笔账却越来越远了。在阿富汗消灭了塔利班之后，许多美国公众或者重新关注日常生活，或者放弃了国际事务而成为国家政府部门和国防部门的“专家”。更为严重的是，乔治。布什政府采取了一个新的外交策略，使20世纪90年代的错误趋势更加严重，也使美国面临着遭受又一轮攻击的危险。虽然，关于这一新政策的轮廓在以下若干章对总统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的讨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还是应该解释一下乔治。布什关于外交政策的最初想法和9.11事件之后其外交政策的转变。

2000年11月，乔治.布什和阿尔.戈尔之间的总统选举紧锣密鼓地完成，投票结果相差很少(总票数一个多亿，只差几百票)，最终不得不由美国最高法院争议裁决，才得出最终结果。投票之前的选举预测表明了布什(共和党)和戈尔(民主党)的政治力量相当。随着这种主要政党之间的力量平衡，民主党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分支——所谓“新民主党”，它大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否认民主党自己维护工人利益的历史和真正卷入经济事务管理(最著名的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3~1945年的“新经济政策”)。1993年执政时比尔.克林顿是“新民主党”的代表人物；在2000年的选举中，他的副总统戈尔好像准备要继续执行他的政策。假如戈尔和布什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不同，在海外也继续贯彻这种政策是总统的核心职责之一，2000年选举(尤其是戈尔和布什的公开辩论)如此引入注意，就不是因为激动人心的辩论，而是因为以下这个与此截然相反的原因：布什和戈尔简直就是一对政治双胞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

令人奇怪的是，从辩论来看，在对外政策上布什不像他的民主党对手那么主张单边主义。克林顿政府反对或拒绝很多国际倡议，比如关于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反对使用地雷协议和国际刑事法庭这样的东西：布什承诺，与他的民主党对手相反，他将寻求“低调”地处理与别国的关系。他这句话的含义可能是：他将不再像克林顿政府那样过于频繁地干涉国际事务；确实，布什一直不傢戈尔那么喜欢签京都议定书和国际刑事法庭(实际上，布什选举获胜之后不久，就愚蠢地拒绝了这两个协议，这给了美国和欧洲的评论家[完全错误的]印象：是美国而不是民主党拒绝参加这些多边协议)。而且，在最初的九个月里，布什政府表现得像是新总统对外交事务没什么兴趣。除了预料之中的迷上了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这不仅是1999年比尔。克林顿就着手了，而且还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人梦，也是忠实于系统创始人共和党人里根的一种形式)，还有就是因为2001年4月被迫降的美国间谍机而引起的与中国的令人烦恼的对抗，看起来布什是希望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重要事务(减税和教育改革)，而不是花时间去改造世界。

对布什说来，以下两个因素使得一切都变了。第一，作为比尔.克林顿连任两届的标志——长期的经济繁荣很快成为泡影，互联网泡沫和经济基本规律对这种繁荣起的作用差不多大。虽然，布什可以要求他的民主党前任为此负责，但是，他自己以及他的几位政治伙伴与经济衰退的几个首恶分子的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对他个人的声望影响极其严重。而且，经济衰退使预计的政府余额很快就变成了巨额赤字，使他降低税收的主要目标越来越难实现。因此，第二，具有更加重大影响的因素——9.11事件与美国新出现的经济衰退一起迫使布什政府采取更夸张的外交政策。从纽约和华盛顿遭到袭击之后的第一天起，布什就提出了正义与罪恶的斗争，一场消灭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保护美国不再遭到攻击的“圣战”。到10月份，美军开始驱逐阿富汗的原教旨丰义的塔利班政府，布什发动了他的“反恐战争”，这是一场他确立为他这任总统的日常工作中心的斗争。他鼓励在9.11事件中受到伤害的美国公众并保证，他有处理这种恐怖威胁的预案，虽然经济恶化、华盛顿和华尔街财政丑闻层出，布什的公众支持率却达到了历史最高。

布什的预案看着像是什么?是此前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转折还是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和阿尔。戈尔的外交政策的继续?以下三个不同原因可以解释“反恐战争”的演变。首先，布什对9.11事件的直接反应就是，他以非黑即白的论调来判别别人怎么看美国和恐怖主义之间的斗争：“你不与我们合作，就是与恐怖主义合作。”9.11事件一周后，他对支持他的美国国会这样说。其次，在2002年1月，他在演讲中宣布有一个“邪恶轴心”包括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4月，这个名单又增加了叙利亚、利比亚和古巴)。最后，9月，布什政府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宣布美国不仅与那些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作战，还与那些向美国军事优势挑战或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战。因此，到2002年秋天，正当布什决定把注意力从本.拉登转向萨达姆.侯赛因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基础业已稳固：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就是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的盟友；特殊的政治制度将被看成是“罪恶”的，会成为美国将来军事行动的目标；世界上将没有一个国家能挑战美国的优势。根据制定的这些标准，布什总统用了一系列外交手腕，最后是军事行动，结果2003年4月，美军占领了巴格达。

对于一个旁观的观察家来说，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战略特点在于：他们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特别关注那些被当作潜在的罪犯(或者如布什所称“坏蛋”)的民族国家。9.11事件证明，针对美国政策的暴力活动，并非来自于特定的国家，而是源于那些来自许多国家而且能自由出入的个人组成的组织。也许推翻塔利班或萨达姆.侯赛因很简单，但是，与没有明显运行基本特点或行政机构的恐怖主义作斗争就困难多了。我在本书的第三章说到这种非国家形式的激进分子，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给美国造成致命的打击，这种拼命三郎一起闹极难发觉也极难防范。如果美国的决策者真的要与那些好斗的非政府恐怖主义作斗争，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先去对付那些产生恐怖主义的政治不平；其次，尽一切可能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泛滥，让这些人难以威胁我们。关于基地组织的起因和动机，还有的是可争论的，但是显然就是美国入侵或占领阿富汗、伊拉克或任何别的什么国家，好像也不可能消灭或击败它的运行机制。以色列政府就总是在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发现恐怖活动，即使是军事占领，也不能阻止好战组织的暴力反抗；实际上，如果能从以色列吸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军事占领加剧了而不是阻止了恐怖主义。

那么，为什么布什政府对于9.11事件的反应是这样一套战略，它针对的是“邪恶轴心”以及来自民族国家的威胁，而不是针对非国家的行动者或那些流动的好战组织?这里，我们只能探讨一下政府的行为和公开的表态，也可以思索一下他们的动机。针对“邪恶轴心”的显而易见的基本理由是：布什想要一再向美国公众保证，他们所面临的威胁说到底是可控的。在2002年1月的讲话中，布什把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列为打击对象，他就是要告诉美国公众，美国政府就是把他们认作世界上的“罪恶”之源的。如果布什告诉美国公众：基地组织是一个非常分散的危险的对手，是一个无法在某个特定国家确定其行踪的极端组织，也没有哪个城市或什么军队会被美国的军事打击所吓倒——美国公众很可能认为世界局势要比现在看起来还糟得多。因此，布什的正式的中心政策的关键理由就是把美国公众从极其可怕的现实中解救出来，美国公众生活在随时会发生的下一轮恐怖袭击的阴影下，那可能比9.11更可怕，而且，政府事先无法预测这种袭击，也许袭击发生后，政府也无力反击。

布什战略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更适用于针对美国利益的军事威胁。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美国政府也许能阻止恐怖组织获得用以袭击美国城市和美国人民的那种最可怕的武器。当前，这些武器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威胁美国：第一，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由极端分子掌权，他们或许直接对美国构成威胁，或者他们偷偷摸摸地把这些武器提供给用来袭击美国的那些非国家组织。第二个(这好像更可能)方案包括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某一个国家行为人向非国家行为人的“泄漏”。例如，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和核裂变技术，少量的核原料可能未经该国政府同意就转移到了恐怖组织手中。

这些危险确实存在。为免于9.11的结果，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特别紧迫的扩散问题，国际社会需要重新审视并达成一致，虽然很难。但是，9.11后，布什政府没有寻求推进基础广泛的裁军或者就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达成一个新的国际协议；相反，美国宣布它单方面认定的拥有或可能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可能藏匿或支持“恶棍”的国家。并试图强制它们裁军。因此，布什总统成功地误设了一个高尚的目标——国际裁军——一种单边的、造成分裂的圣战，这看起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也没让世界变得安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邪恶轴心”的三个基本成员——伊朗、伊拉克和北朝鲜——它们要不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要不就竭力否认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那些明明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像印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反而没有在“反恐战争”中受到任何裁军的压力。虽然，它们确实拥有核武器，其给南亚和中东造成的威胁，远比美国宣称却未得证实的伊朗、伊拉克和北朝鲜的威胁要大得多。

在这些有争议的有选择的裁军过程中，布什总统用军事行动而非外交行动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偏爱。2003年春美国媒体报道，布什政府的高官早在2002年夏天就已经决定了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2002年8月的午餐会上就曾劝说布什总统应利用外交而不要诉诸武力，而把联合国拉进来可以使美国打击萨达姆的行动具有国际合法性。从2002年9月到2003年3月，美国外交部和政府高官签署新一轮的联合国核查文件的目的是要证明萨达姆在伊拉克境内仍藏有生化武器，甚而是核武器。然而，对布什和鲍威尔都很不幸的是，核查过程出奇地顺利：联合国官员可以去伊拉克境内所有相关的地方，而萨达姆也似乎意识到了美国对他继续在位的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到2003年3月，联合国核查人员相信导弹和其他违禁武器“真的被销毁了”，甚至他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结果没有证明伊拉克违反了规定。核查小组组长汉斯.布利克斯指出，问题是美国对安理会3月第7号决议表态太急躁了：他们认为。联合国核杳过程“不是用几年也不是几周，而是只有几个月”就得完成。到时候，联合国就要能认定，要么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就得解除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要么就得明确表明萨达姆根本就不服从，那联合国安理会就应考虑对其采取强制性措施解除其武装。

正如我在本书第三章所说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任何形式的联合国核查时间表或清单都非常警觉，因为这可能宣布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撤销对它的经济制裁。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都曾寻求“遏制”萨达姆——保留了他的政权，虽然经济制裁使伊拉克人民越来越贫困——因为两位总统都害怕，如果没有萨达姆的残暴的统治，伊拉克可能至少会分裂成三个小国家，造成地区“不稳定”，换句话说，会影响伊拉克还有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产油国的稳定的石油输出。小布什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结束在伊拉克的核查工作同样也相当谨慎。但是，这种谨慎根本不是因为想要保留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大多是出于那种想通过压力来寻求“裁军”的美国新政策。尽管遭到了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只是得到了英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的支持，2003年3月，布什总统仍然宣布联合国解除伊拉克武装的任务失败了，由于联合国核查人员好像准备保留萨达姆的权力，美国将单方面行动以推翻萨达姆政权。

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发生了转变?从20世纪90年代断绝式的经济制裁，不惜以几十万伊拉克人的生命为代价地“遏制”萨达姆，而到2003年3月突然单边入侵伊拉克?正如我分析的那样，布什总统一部分的动机是要把美国公众从当前相当广泛的真实困境中解斂出夹.用摇摇欲坠的显而易见是可以控制的萨达姆的“威胁”来代替基地组织或别的非国家组织的可怕的威胁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即使2002年秋中央情报局告诉美国国会，萨达姆对美国并沒有构成什么威胁，只有当美国政府企图推翻他的统治时，他才会实际上变得更危险，他还要打。就是要以武力打败萨达姆，表明布什能够击败一个非常弱的对手，表明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了进展。虽然，现在还很难预见美国会多快就打败萨达姆、占领伊拉克，但白宫和五角大楼显然非常清楚：1991年以来，萨达姆的军事力量已明显大大削弱，美国入侵时，它已经没有任何空中力量来与美国的绝对制空权相抗衡。连续三周的空中打击，美国以最少的人员伤亡严重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巴格达陷落之前，美国死亡士兵不到100人，死亡人数不到同期伊拉克士兵死亡人数的1％。

可以想象，布什政府成员中一些人相信，萨达姆确实隐藏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唯一理由，虽然前面也提到了，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并没有在伊拉克发现生化武器或核武器。也许，美国顽固地强调武力干涉的理由，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多大关系，而与美国想要让它的力量遍布世界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主要通过单边行动和(可能的时候也用)多边支持相结合的方式来谋求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两位总统都不是坚定的多边主义者，但是，他们两个都意识到了：采取多边解决方式对美国利益更好，条件是有一方可能很容易搞定。从长远来看，这种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正是单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如果美国在一些议题：如国际刑事法庭或全球变暖等问题上接受国际社会的意愿，他就愿意去盗用联合国的名义干，譬如说，1991年打海湾战争就毫无内容又无意义。小布什把这种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发展成了一种拿来就用，错了也无需解释的规划美国力量的方式。

这种向侵略性的单边主义的转变，受9.11事件的刺激，也受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的政治遗产的影响，里根(共和党内的神话)以强力的军备竞赛最终搞垮了苏联，“结束”了冷战。这种对历史的解释与现实一点儿也不像，也没给出任何区分；对里根的贡献的这种看法一直被推进着，横跨若干美国政治谱系，而且在某些共和党小圈子里成了一种狂热的正统观念。因为冷战是典型的两极对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种不同的单边主义之间的冲突——按照里根的共和党助手的说法，他的本质是主张通过赤裸裸地展示自己的实力来使美国的单边主义最大化，并相信最终能够打败他的苏联对手。而许多温和的共和党人和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则主张遏制。里根相信直接对抗苏联的“威胁”：这导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进攻性军事力量迅速膨胀，并建立了一系列代价高昂又不现实的作战计划(如“星球大战计划”)。姑且不谈这导致了美国的财政预算赤字，也不说这冒险的计划把美国和苏联推向了全面战争的边缘，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苏联的垮台这一课是里根一直在玩儿的赌博。

当然，“反恐战争”是与冷战性质截然不同的对抗；而且，里根虽然通过拼命扩大军备计划“赢得”了冷战，可严格说来这种说法也有点儿言过其实。但是，伊拉克的榜样和布什政府的花言巧语，让美国政府拿这种说法对一种根本不是一回事的政治威胁给出一种错误的历史解释。布什总统——在右翼共和党人和里根支持者如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佛威茨和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的支持下，试图用里根的逻辑去对付美国的新敌人，一方面希望美国即将发动的军事进攻威胁既能消除针刘美国的潜在的袭击活动，也能切断那些以美国为目标的武装分子的武器供应；另一方面希望美国入侵伊拉克，也许还会入侵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其影响有可能为处于独裁和专政统治下的国家带来民主和自由，就像里根，他和苏联较量的名义就是要为在“罪恶帝国”统治下的普通受害者带来自由。布什说，他努力使伊拉克和别的国家“政权更替”，就是既要保护美国人民免遭恐怖威胁，还要为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带来自由。

不用说，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于布什的战略或者承诺深感不安。仅举一例，美国关于人权与政治自由的记录就是一件百衲衣；二战以来，美国扶植了几十个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的政权，却都是以民主和人民为代价的(萨达姆的伊拉克，就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对象)。但是，仅仅把占领伊拉克、“反恐战争”说成只是为了经济利益可能也不对。分析美国的时候，认真对待其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对美国公众或对美国的政客和领导人来说，最浅薄的辩护或者解释，也往往都有其实际的意义或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都会认为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是为了控制世界上的第二大石油储备，其实是：布什政府既想要石油，也相信美国可以单凭自己的力量建立伊拉克的民主：“使伊拉克自由”与美国的自由显然是一致的，即使美国在中东的政策一直是石油高于民主，以维持美国自己的石油消费。

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前文所提到，就是要说，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事买与美国公众认为的那样是在扮演一个仁慈的角色或根本什么角色都不是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以及救世主精神与孤立主义之间是不一致。认真评价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它对全世界普通老百姓的影响，其实没什么可争论的。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中，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从一般的公众上升到政府最高层的逻辑扩张。也许布什总统真的相信，当美国军队占领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并被伊拉克人和别的国家的人民当作解放者和救世主接受以后，美国就能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四分之一以上的世界石油拿来自己用。里根是最后一个探究自恋与自大之间边界的美国领导人，他很幸运地碰上了本来已经日落西山的苏联的“威胁”。相比之下，布什总统面对的是因为美国的自大和单边干涉而崛起的武装反抗力量，而这种力量又会藏在民族国家的阴影里，消失在中东及中东以外的无辜平民中。

在这些令人沮丧的预测里，也有一些振奋人心的东西。对美国袭击伊拉克的情况的展望使美国国内有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和平时刻，这也支持了联合国的行动，同时，也向美国之外的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布什总统并不能代表所有美国人。此外，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不情愿地默许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战争。这证明面对美国的威逼利诱出现了不寻常的分歧。虽然法国和俄罗斯保留萨达姆政权无疑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但它们愿意耗费政治资本以拖延美国的入侵却为在国际社会中探讨美国单边主义的危险和代价提供了机会。讨论的关键问题将是布什政府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伊拉克重建和美国尽快地结束对伊拉克的占领双方做如何的反应。当前伊拉克的前途还不确定，国际社会很可能从布什总统手里夺回主动权。

从长远来看，内外反对力量的联合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危险格局的唯一有影响力的挑战。同时，布什已经引起了民主党政治人物如比尔.克林顿和阿尔。戈尔等人的不满，反对单边政策，只是在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总统如布什或里根之间办事方针出现了真正的分歧时才有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的执政情况来看，民主党重新找回自己的政治勇气，并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一个不是更富有而是更谦虚的美国才是安全的国家。除了美国，持续发展的大国如中国和印度既是对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国家这种美国式的自然假设的挑战，也是对布什要“抢先”任何一个美国霸权的新对手这一誓言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其寻求自己的经济增长的道路，提高生活水平和推进政治自由，必然与美国的影响是一种竞争，而同时，美国经济却不成比例地令人担心地下滑，这必将影响美国的影响力。这也许只是一个国家超越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刻；或许是一个机会，一个以真正平等的国际社会取代特权和霸权危险的机会。

                   于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2003/4

在1999年的前几个月里，美国的一些时事评论家对当前和刚刚过去的年月采取了较为乐观的态度，并将视角转向另一个美国世纪。自1941年亨利．卢斯的文章发表以来，美国在冷战中获得胜利，并且推行了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个过程大大巩固了美国在全球的胜利，也削弱了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力量。比尔．克林顿在1999年国会中指出，美国取得的重大进展为“下一个新的美国世纪”打下了基础；其他美国人也附和他的乐观，认为美国主导又一个百年世界历史是没有困难的。’

然而，正当美国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时事评论家在世纪末准备他们的千年沉思时，他们的思路被一阵意想不到的抗议打断了。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作为国际贸易谈判保护伞的世界贸易组织决定在西雅图举行新一轮回合的谈判，主办会议的西雅图市欢天喜地的接受了主办国际会议的机遇。但是在这整整一年中，来自不同地区、团体的异议不绝于耳，他们声称要让西雅图成为抗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焦点。这些团体代表了广泛的不同利益。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认为，世贸组织是导致全球环境变化和环境变坏的主导力量，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劳工组织认为世贸组织应该对剥削别国低工资的工人负责。美国工会则诉苦说，由世贸组织鼓励的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工人的低工资影响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发展组织则就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券和系统性的全球贫困提出抗议，他们指责世贸组织不顾穷国和富国的贫富差距加剧的现实，还在推行自由贸易。

这些组织在许多事情上有共同点。他们大多数是群众性的自发组织，依靠地方团体，通常是通过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组织到一起的。他们组织得很好，既明白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又知道需要结成联盟或者取得公众的支持来影响政府。然而，从深远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所代表得利益和价值大多数是被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政治主流排斥在外的。处于自由市场改革，或者“中间派”的变体之间，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在政治讨论中，这些强调保护全球环境，必须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足够生活的工资，以及全球经济不平等问题的人往往没有一席之地。尽管世贸组织只是一个供政客和商业领袖进行贸易自由化谈判的论坛，但是这些抗议组织意识到了西雅图会议场上会聚集众多应对全球曰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负责的人。因此，即使在世贸组织代表还没有到达之前，媒体就已经称这次会议是“西雅图之战”。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全球经济的领导人将和这些有组织、高智商的抗议组织面对面。

令组织这次世贸组织会议的西雅图政府官员和克林顿政府大为惊奇的是，从会议的第一天起，这些抗议团体就搅得会议一团糟。10月30日是星期二，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街上游行。当世贸组织会议按议定程序进行时，他们组成人墙包围了整个建筑，并且写下了他们对世贸组织的抱怨和国际经济的不公正之处。世贸组织的代表们被迫呆在旅馆的房间里，不能到挤满了抗议者的大街上自由活动。警察意识到会议开幕那一天就会出现混乱，采取了更多严厉的策略来打击人群。手无寸铁的反抗者被催泪弹、烟雾弹甚至橡皮子弹冲散了，警察在大街上和抗议者进行搏斗，试图一次又一次冲散大规模地游行者，因为有些抗议者在每次受到攻击之后又重新组织起来并又继续游行示威。这个抗议与镇压的情形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广为传播。与人们对克林顿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乐观评价大相径庭的是，在美国经济繁荣兴旺的壮观景象中，大约35000人抗议者齐集西雅图反对政府的全球经济改革，实在有点讽刺意义。

而总统本人对会议则是典型的自相矛盾。克林顿于星期二晚到达，准备他的第二天演讲，并指示西雅图的政府官员实施军事管制，封锁西雅图的大部分商业街，没有WTO证件，任何人都不准进入。在国内警察层层占据西雅图主要街道的情况下，克林顿得以和主要代表团成员一起进午餐，席间他还对被他刚刚所下命令驱逐的抗议者表示了同情。在谴责了少数(据目击者称大约十二、三个)人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后，克林顿居然莫名其妙地表扬了前一天被警察的催泪弹窒息的成千上万的其他抗议者。

“我很高兴看到他们的到来，因为他们代表了上亿的人民，这些人民都想知道来参加会议的企业是否能够带领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生活，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提出这些问题表示欢迎。我们也打算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创造一个能互通有无的全球经济，不能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增加财富，提供更好的机遇，那么我们的政府工作从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

克林顿是位老练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取悦美国劳工组织，从而为他的副总统2000年的大选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而且，他对抗议者的宽容使在他发表演说的那一天更容易从城里驱逐那些抗议者。然而，一些代表和商业机构的领导对他的发言表示生气，这表明他的温和言论激怒了政府官员和某些公司企业的代表。假如愤怒的人群和同样愤怒的WTO代表团成员的关系彻底破裂，二者还有重新联合的可能吗?如果预备会议已经引发了如此激烈的反对和大规模的抗议，那西雅图会议不是开了一个先例吗?公众通过自发组织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再通过政治体系选出有影响力的人来组织了。

发生在西雅图的事情值得进一步研究，并不仅仅因为我们在上一章所谈到的许多评论家试图亲自进行研究，也不仅仅因为他们想尽可能地分析这个事件，将那些抗议者和从电视或报纸上看到这个事件的众多美国人区分开来。《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专职撰稿人工．加顿事实上提前警告了人们，西雅图会议实际上是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一次大检验的场面。加顿运用了虚构的想象，把全球资本主义力量描述成虚弱和受到威胁的，而非政府组织和抗议团体在冲突中则被描述成是威胁性的力量。

当政府和主要官员还只带给公众和媒体很少一些关于自由市场的抽象印象时，非政府组织就已经对世界上一些地方社区担忧的问题散发了某种非常微妙的信息。同时，他们进行了精密的策划来影响电视网络、报纸和杂志。在这里，有大量的证据证明非政府组织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在近几年，他们已经影响了一些全球性公司的政策，例如，耐克对全世界工人的待遇，Monsanto公司对基因工程的态度，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如果华盛顿和美国跨国公司还没有有计划地采取措施，那么非政府组织就会在全球贸易和金融方面主导公众的意见。

对许多读者来说，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施压的这些例子看起来似乎都是有积极影响作用的，符合公众的利益。然而，对加顿而言，这些适度的成绩预示着商业对公众压力到了屈服的边缘。这将导致一个可笑的结论，即非政府组织可能会找各种方式来影响一个国际媒体，而这个国际传媒则属世界上一些大型企业所有。甚至是商业周刊的读者也发现了加顿的警告很难理解。随后的读者来信抱怨说他的“超现实主义”观点只是证明了世界需要的是公开政治程序而不是开放的世界经济。’但是，他的文章显示了金融界人士对西雅图抗议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忧虑，以及这些问题对公众意见产生的影响的忧虑，就这一点来说，他的文章是有作用的。

《新闻周刊》读者意见反馈部的主管法瑞。扎卡里亚，意识到两会是“完全失败”的，是一个“纯粹的灾难”。但是，他的社论捍卫国际经济和现今的国际贸易机制。扎卡里亚完全忽略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不平等在近几年来急剧扩大的事实，而说第三世界受压迫的人们曾要求过WTO及其多种贸易自由化手段。更有甚者，扎卡里亚力图为WTO辩护，认为WTO不需要为执行劳工条件、工资和环境的最低标准负责任。“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手段、规则和组织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他诡辩地这样说，就好像贸易和社会条件是相互排斥的，而他的最后一个武器就是指责抗议者对W70抱怨的伪善：

游行示威者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是，当然，并非任何一个这种组织都要对任何人负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代表着他们狭小的利益，这并不能得到对他们要求的主流支持。劳工组织、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活动家真正目的是通过WTO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建立美国国会不能接受的规章制度。

除了这些空洞的指控外，鉴于许多抗议团体的参与和极其民主的结构，扎卡里亚的愤怒就有某种荒谬的味道。在WTO投票通过赞成中国作为一个完全成员国加入后的几个星期，人们为WTO的民主程序的实施而欢呼看起来确实有些荒谬；他还激烈地说，抗议者不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支持，因为在20世纪末，国会比以前更多地依靠游说政治、竞选资金和大公司。扎卡里亚不是对美国社会中公认的民主程序的效率和可靠性提出质疑，而是中伤那些抗议者，他们在西雅图而非华盛顿特区表态。

正如我们所料，西雅图会议评论者中最愤怒的是托马斯L．弗里德曼。《凌志车和橄榄树》是他所著的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经典著作。而他没有预测到美国存在的这种日益高涨的情绪。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两篇社论污蔑抗议者来表达他的愤怒。题目是《西雅图的愚蠢》以及续篇《西雅图的愚蠢之二》。弗里德曼几乎不能控制他的情绪，他说：“在当今，还有比抗议者在西雅图反抗WTO更荒谬、可笑的事情吗?对此我表示怀疑。”然而，弗里德曼的策略与加顿和扎卡里亚又不同，他把西雅图的抗议者说成是卢德派，他们既不反对全球不平等，也不反对劳动剥削，他们反对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本身。”这样，弗里德曼对抗议者行为的动机和方法有一些奇怪的说法：

最疯狂的就是这些抗议者们妄图使WTO变成他们所指控的一个全球政府。他们想建立更多符合他们目标的规章，将我们的劳动力和环境标准强加于每个人头上。从一个更高的标准和更长远的时间来看待，我认为WIO可以成为实施这些标准的手段，但不是主要的手段。

因为弗里德曼拒绝去想象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工资标准、劳动条件和对环境影响都大大改善和规范化了，所以他不认为，抗议者所说的是真正的国际化，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将矛头指向WTO——这个规范全球贸易的主体，似乎规范观念本身已经变成魔鬼了。他的文章以他完全不能接受抗议者的说法和不认可他们在西雅图的合法存在而闻名，对于弗里德曼(对加顿和扎卡里亚同样如此)而言，WTO的任务就是要破坏阻碍了商品和资金自由流动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即使后果冲击了政府和雇佣者的根基也在所不惜，为了生产出最便宜的产品，无视对工人和环境的影响。

弗里德曼的第一篇社论因为是在极端愤怒的时候写的，所以异常的激烈和粗鲁。在他的续篇里，他指出，他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盟友”(即以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现在则在为企业工作的人)认为“我对西雅图抗议者的批评太简单了”。”与比尔。克林顿一样，弗里德曼提出了在WT0进行讨论的时候，“没有必要”保密。弗里德曼开放刪的意愿与一个重要的策略相联系，即与西雅图的反抗者的抗议过程有关。抗议者指出了劳工、工资和环境标准应该受到国际保证，然而，弗里德曼认为应当由消费者决定这些事情，即如果消费者为海外的低工资、企业的行为对环境造成了影响所困扰，他们就应当组织特别的反对者组织，并用现金支付的买卖行为来影响这些企业改变政策。同时，自由贸易应该继续在全球经济和环境中实施，只有当消费者团体有偶尔的闹得满城风雨的事件出现时才可能有间歇的中断。

对弗里德曼的解决方案的反对者不绝于耳。首先，企业不会公开他们的弊病或减低成本的行为，“消费者”将会从企业控制的媒体中才可能知道他们的弊端的想法最多是一种乐观的观念。对西雅图会议进行报道的电视和报纸频繁地暗示，抗议者是任何一种贸易形式的敌人。在反对者中，有较高比例的人参与了暴力活动。相反地，记者们经常对西雅图警察机构很宽容，即使那些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的照片被拍摄下来送达编辑部。在街头抗议者和“控制暴乱”的警察中间，美国有线新闻网的卢．沃特斯(lou Wa-ters)用一种愉快的声音结束对西雅图警察的发言人的采访：“希望你这些天运气好。”与这种温和的态度相比，企业、政府原来过度担心媒体将会对西雅图会议反抗者的事情大做文章的想法倒是显得有些滑稽可笑了。

而且，最富裕国家里的“消费者”拥有比穷国市民多得多的资产，这些财富使他们对任何以市场为基本的规则体系有巨大的影响。”消费者的规则将导致的不是对民主的控制，而是构成了世界政治体系中心的“一美元、一张选票”原则的基础。那么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民完全依赖于西方国家这一小部分人的消费偏好吗?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后，工业和能源消费对世界环境的影响已经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天气变化中体现出来了。尽管许多科学家同意地球正在向越来越恶化的气候靠拢，除非政府和企业采取长远的眼光，来控制环境恶化，否则这种恶化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许多消费行为是多变的短期行为，当一个人从一个宽广的视角来看待环境问题时，那么将环境政策看成基于对油价下跌所做的迅速反应的观点无疑是非常短视的。

管制的观点对于与即将到来的世纪里将出现的天灾人祸作斗争是绝对有必要的。然而，弗里德曼在他的社论里预先说出了这种思想，并且通过让人想到原先的恶魔来反对这种思想：

太多的组织和活动家想把全球化迅速变成固定不变的模式，仅仅建设起许多墙并告诉其他每个人该如何生活。这里有个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它保证了每个人的工资，维持一个受保护的市场并指导人们如何生活，这就是所谓的苏联。事实上，他们做的并不好。最后他们也许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对环境和工人所造成的破坏都要大。”

西雅图反抗者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按弗里德曼的模型加入到日益繁茂的全球化，要么受规章制度的限制，但这只会倒退回到苏联专制的共产主义。加顿警告人们注意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的抗议力量，扎卡里亚认为，抗议者是不民主的，因为他们给美国国会一个游说的空间，而弗里德曼则表现了红色的威胁，他们表达的意思也是显而易见的：在20世纪末，唯一能够颠覆资本主义的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带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和不平等。除了共产主义，再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任何可以替代的力量了。

自卢斯提出“美国世纪”以来已经有60年了，尽管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最终的结论，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在这个期间，与共产主义的斗争确实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变的主题。即使到今天，苏联解体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政治上的争论依然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能威胁到资本主义为条件的。尽管美国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计划被严重地打乱了，他们只注重对军工企业的支持，并且一般采取减税的政策来体现这种支持。但是，美国应该在规范经济的同时切实地保障卫生、教育和收入的最低水平。这种观点对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是一种诅咒。而且，在过去20多年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甚至达到了将美国政治和经济哲学高度教条化的程度，甚至教旨化了。不干涉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政府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镇压，这种自我完成的方程式让整整一代人接受了这种结论：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甚至在这些不平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所谓“全球化”支持的是世界发展的单一模式，在华盛顿获得了几乎一致的认同；现实与承诺的严重失衡使部分内幕者与公众意见不一致。在西雅图事件的前几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从世界银行辞职了。斯蒂格利茨曾经在克林顿领导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为克林顿和世界银行工作过，绝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他的离开与他的认知有关。他认为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而由世界银行忠实执行。美国政府的行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在1999年关于俄罗斯的文章中，他批评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休克疗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世界银行的)。斯蒂格利茨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  在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推行“休克疗法”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冷战留下来的道义上的热情和乐观情绪，一些经济冷战分子认为他们有责任清除“邪恶”的共产主义研究机构，并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运用正确的教科书)来建立一个新型、干净而纯粹的推行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的依照教科书的研究机构。从冷战的视角来看，那些已经从共产主义的过去进化出来并对转轨形式表示同情的人，以及仍然留有进化痕迹的人，必须对“共产主义同情”有负罪感。在由“模糊的转型”导致的“机会乍现”的过程中，只有一些迅速抓住机会的人组织起来，保护了他们以前的利益，这种就是对布尔什维克和雅各宾主义的精神和信念的控制。毫无疑问，这种言论使斯蒂格利茨在华盛顿很不受欢迎。据《金融时报》所称，尽管与新任美国储蓄委员会劳伦斯．萨默尔“私交很好”，但是“萨默尔先生不得不更维护其在华尔街的选民的意见”。金融媒体披露说，斯蒂格利茨实际上是迫于他的上司詹姆士．沃尔芬森的压力辞职的，而这间接地是由于萨默尔的压力，因世界银行主席沃尔芬森委任新人员的权力受着萨默尔的控制。不管美国在斯蒂格利茨辞职事件中参与了多大的程度，但是他从世界银行的离开对华盛顿共识来说意味着少了一个反对者，同时也为克林顿政府全球化政策扫清了道路，也有助于推行市场“自由化”最后的胜利中进一步扫除“邪恶”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