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徐家汇一直承担着上海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领头羊角色，历史上的徐家汇是近代西方文化对外传播的辐射点，如今的徐家汇更是中国最为繁华的中心之一。它的繁荣和沧桑，无论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还是近代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交锋，都在徐家汇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今天，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上“人杰地灵”的徐家汇！本书中英对照，客观、真实、完整。

序言 010

概述 016

徐光启墓 026

徐家汇藏书楼 040

耶稣会总院 056

徐汇公学 070

徐家汇天主教堂 084

上山湾 100

崇德女校 128

圣母院 140

徐家汇博物院 150

徐家汇观象台  160

圣衣院 174

修道院 182

汇师小学 194

震旦学院 204

耶稣会神学院 218

善牧会 224

大事记 228

参考文献 236

后记 238

徐家汇天主教堂

徐家汇天主教堂，于1851年在肇嘉浜西岸建成，是一幢罗马式天主教堂。1848年，驻华第一任耶稣会会长南格禄在徐家汇创立神学院，为了举行盛大的宗教仪式，决定建造正规的教堂。1847年由传教士范廷佐设计，由会士法国神父罗礼思任建筑师，于1851年竣工，即徐家汇老教堂，正式名称为圣·依纳爵，可容20O余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西洋式教堂之一(现已不存)。

随着教徒的不断增多。188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募款筹集资金，准备在旧教堂的南侧，即今蒲西路158号另建新堂。1904年，道达洋行的英国建筑师道达尔开始设计新堂，1906年破土动工，历时四年，于191O年1O月22日落成。落成之日，举行了盛大的祝圣典礼。新堂规模为东亚之冠，在汇丰银行大楼建成之前被誉为“上海第一建筑”。新堂建成后，旧堂改为徐汇中学小堂。

徐家汇天主教堂坐西朝东，是一幢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双尖顶建筑。平面呈拉丁十字形，巴西利卡式大厅。纵向形成前厅、中厅、后厅，后厅之上是唱诗楼；横向形成南北两厢。教堂高五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为6670平方米。大堂进深79米，阔28米，十字形两翼处宽达44米，可容250O余人。中间有两行列柱，柱子用的是哥特式建筑惯用的“柬柱”。地面用方砖地坪，顶脊呈尖拱状，脊高离地25米。立面的正中有大玫瑰窗，两边对称地设置尖塔钟楼，顶端均设十字架。钟楼高达57米，其中青石板瓦覆盖的塔尖高31米。

堂内共有64根用金山石精刻叠成的楹柱。中厅和侧廊的天花均为木筋加灰泥粉饰而成的四分尖券肋骨拱顶，拱顶下有木质束柱支撑。中厅两侧墙面由三层构成，一层是由束柱和尖券构成的连续券廊，二层是连续尖券构成的廊栏，三层为尖券高侧窗。正立面朝东，外墙用红砖清水，墙基用青石。其装饰及细部均为了适应材料的性能而有所简化。在装饰重点部位如玫瑰花窗、塑像等，其华盖和基座、两侧女儿墙的吐水兽、入口等处局部采用了石材。分间处有石扶壁，门窗洞均为尖券，两侧窗户采用简化的火焰式双叶窗。堂中有1 9个祭台。大祭台在堂后中央，有耶稣、圣母像，雕刻精美，色彩鲜明，是1919年在巴黎制成后运来上海的，相传由一位富孀捐助。大堂的两侧还有小祈祷堂。

1966年，两座塔楼的尖顶及十字架被拆毁，四周的彩色玻璃花窗损坏殆尽，教堂改为果品公司仓库。1979年教堂归还教区，当年11月恢复宗教活动，1982年修复钟楼尖顶。改革开放以来，教堂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场所，前来参加宗教活动或参观访问的有：香港胡振中枢机主教，澳门高秉常主教、林家骏主教。菲律宾海梅．辛枢机主教及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凯瑞博士，南非圣公会主教图图博士等。 P86-88

谁要了解十七世纪迄今的中西文化交往过程，谁就会把目光投向历史上的徐家汇。

中国人好说“人杰地灵”。这句话用在别处，未必尽然，而用来形容徐家汇的历史，却很恰当。直到晚明，徐家汇仍是江苏一个三等县城上海郊区的普通村落。它在明末开始名闻遐迩，凡关注“西学”、“西教”与中国文化传统互动历史的中外人士，无不知道徐家汇，因为这里出了一位人杰徐光启。

徐光启于明崇祯六年(1633)寿逾古稀而去世。去世前夜，已由内阁三辅的东阁大学士晋升为次辅文渊阁大学士。然而在年号崇祯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位的17年间，内阁大学士如走马灯似的更换过五十多名，因而徐光启留名后世，并非由于他官大。其实，他自壮年中进士以后，官运并不亨通，不得不退居天津从事屯垦，并致力编撰《农政全书》等应用科学著作。到他晚年，明廷面对底层造反和满洲叛乱的夹击，才将其起用。不过这时期明廷内伤已深，他虽曾力主引进“红夷大炮”对付犯京的清军，也曾主持修订“黄历”以期挽回早在民间沦丧的“天子”威信，却都无补大局，在他去世十年以后，大明帝国便随崇祯自缢而败亡。

因而，徐光启生前已被中外人士敬称“徐上海”，卒后更受到中外历史的长久称道，理由在彼不在此。在哪里呢？就在他对晚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卓越贡献。

人所共知，欧洲基督教三度入华，终于使“西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根的，是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并非由利玛窦付洗的“西教”信徒，却是与利玛窦合作译介“西学”经典名著的首位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合译的《几何原本》，尽管只有前六卷，却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单纯的代数式时序认知，转化为复杂的时空连续性的认知，起了转捩作用。那以后徐光启力倡中国要保持先进与文明的地位，必须“易佛补儒”，而振兴中国文明，就应该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在他看来，“泰西”宗教与科学相结合的义蕴，便可成为改造当时学与术的楷模。

正因如此，在十七世纪初叶即晚明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朝廷权贵一再藉口严辨夷夏而掀起反对西学的政治运动，都遭到徐光启和他的同僚的抵制。“徐上海”和两位杭州人士李之藻、杨廷筠，因此合称“圣教三柱石”。但徐光启的着眼点，主要在西学，也难以否认。

当然在沈□及其后台首辅方从哲发动的政治攻势中，徐、李、杨等能做的，只是尽可能给在华欧洲传教士提供避难所。作为徐光启的故乡，而且徐氏家族都已皈依天主教的徐家汇，从此成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荟萃表征。

这也是历史上的徐家汇的文化表征。徐光启去世后八年(1614)，他的家族与上海天主教的神甫信徒举行中西合璧的葬礼，使其墓地也成为天主教在华信徒的聚会中心。十八世纪清廷禁止西教，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天主教才依仗不平等条约恢复在华传播，而徐光启墓地周围，也就成为复活后再度入华的欧洲耶稣会总院的基地。

那以后，围绕徐光启墓建立的中外文化荟萃的表征，有耶稣会总院、徐家汇藏书楼、徐汇中学、土山湾孤儿院和印书馆、圣母院、博物院、观象台、神学院与修道院，以及震旦学院等教育机构。总之，因为出了徐光启，由人杰而地灵，徐家汇也越来越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的首处空间中心。

徐家汇在二十世纪曾饱经沧桑。好在当局和民众都没有忘记历史。徐光启墓已于16年前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连同修复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马相伯为其撰写的碑记。马相伯名良，是虔诚的中国化天主教徒，先后创办过震旦、复旦、辅仁三所大学。他表彰徐光启，立场在中国文化本位，不言而喻。

这部著作，介绍中国历史上的徐家汇。我不揣浅陋，瞻述历史，但愿人知徐家汇。

当我们漫步在今日现代文明集中的徐家汇，依稀可辨这个中国土地上曾经最具规模的西方文化中心有过的繁荣和沧桑。无论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还是近代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交锋，都在徐家汇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今日尚存的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和圣母院，大、小修道院，徐汇中学，崇德女校等旧址都见证了这段历史。

为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为后人留下一段相对比较完整和客观的历史记忆，我们本着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通过到市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市档案馆等单位查阅资料，走访知情人，实地考察、拍摄等途径，努力搜集第一手资料，编辑成《历史上的徐家汇》一书，书中对历史事实只作客观叙述，不掺入主观评判。

《历史上的徐家汇》一书的出版，得到了众多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得到了复旦大学朱维桢教授和李天纲教授、交通大学顾建光教授、徐家汇藏书楼王仁芳主任、摄影家贺平先生和画家杨宏富先生等专家的指导、帮助以及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气象局、徐家汇天主教堂、徐汇中学、市四中学、汇师小学、徐汇区档案局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此书编辑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不尽完善之处，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