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良籍必须以判断见长，因为这种著作的好处就在于方法、在于真实、在于所选事件最宜于为人所知。本书就秦桧、岳飞之仇、宋江投降、曹操、曾国藩、诸葛亮等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独辟蹊径，另有一番解读，让人读后不仅不禁换一种思维去重新审度历史……

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古希腊《通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

前言 送你一副历史解毒剂/001

第一章 赵构导演的冤案/001

1.一个被毒化了的文化符号/003

2.一位审时度势的大臣/009

3.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013

4.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017

5.宋江的投降是最优理性/021

第二章 圣人的道德谎话/027

1.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029

2.曹操为什么比王莽更聪明/039

3.刘裕终于把桓玄架在火上/047

4.柴进是刘裕的好徒弟/052

第三章 专制下的洗脑术/059

1.篡改历史比焚书更有效/061

2.说了不该说的是会掉脑袋的/071

3.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076

4.站在马援臂膀上的曾国藩/080

5.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087

6.二哥何以幸福/094

第四章 英雄们的空手道/101

1.诸葛亮创造的大话经典版/103

2.身陷大话君不悟/116

3.无权者使用暗器的权力/124

4.篡权者的造神运动/134

5.用鬼话加符瑞构造权力/148

第五章 技高一筹的治术/153

1.集法官与律师于一身的张汤/158

2.惊人的“艺术”高潮在持续/163

3.西门豹比孔丘玩得高/171

4.谁也不比谁笨多少/181

5.奉公守法的成本为何大/192

第六章 社会仇恨与“愤青”思维/203

1.煽动仇恨以获政治资本/205

2.仇恨系数的膨胀/215

3.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命运/227

4.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悲剧/235

5.坚持向权力寻真理/239

6.王符：值得怀念的真“愤青”/245

7.小吏门怎么个活法/249

附录：“公民世纪”书系简介/255

01.《中国人的道德前景》/255

02.《中国人性分析报告》/257

03.《中国人格病态批判》/260

04.《中国国民素质危机》/262

后记/265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岳飞的主战固然与秦桧的主和完全相反，但要将岳飞之死全归咎于秦桧有失公平。首先是皇帝主和，虽然中间有主张之变，但赵构总的倾向是主和。这决定了岳飞政治前途的不妙。岳飞主张“迎请二帝还朝”，对赵构的地位是一种威胁。二帝回来干什么，怎么安置法，都是大问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赵构是绝不希望岳飞的计划成为事实的。以秦桧与韩□冑两大“奸臣”案例结果做比较，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被打入历史的另册；用岳飞与后来明代的于谦比，也是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样也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列入正册的资本。岳飞要迎二帝还朝，于谦却坚决反对老皇帝复辟，但《满江红》与《石灰吟》同样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绝唱，只是绝大多数人不懂历史，明白不了此中的道理。

岳飞被杀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赵宋王朝从兴起以来，就刻意防范军人势力，有了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十分不易。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认为有危胁的军事人物，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赵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灾变又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选择了利用自己的同盟者秦桧的办法。

设想一下，要让一个文官去除掉带甲十万的武将，他怎么下手？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授意，他绝对不会干的！那样，秦桧就不是奸臣了，只是个蠢才。面对两难选择，他只有选择“政治上正确”，服从政治盟友和上级的命令，除掉一个政治反对派。

在赵构下决心除掉岳飞前，还是力求平衡和、战两派的利益关系的。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与金人修和讲好，赵构不忘岳飞武功之作用，给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岳飞不接受，迫使赵构在三下诏令之外，又好言宽慰。毫无疑问，这从最深处触犯了赵宋王朝的意识形态禁忌！

岳飞的为人正直，是毫无疑问，绝非秦桧可比。但他只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从他“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信念，到礼贤下士的亲行，说明了他的个人品格。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不过是赵宋王朝最阴暗意识形态禁忌的一个影射而己。岳家军有铁的纪律，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但十数万大军总要有供给呀！没有钱粮，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下去也很困难。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兵进襄阳，纵深伪齐境内，收复了洛阳西南的一些州县，并试图与太行山义军取得联系，但终因粮食不足而撤回。粮食，始终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况且南北交战已历经多年，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必须的，但庞大的军队不仅消耗粮食，还要从社会上抽调一批种粮的劳动力。平常百姓不仅粮食缺乏，而且还要负担军事开支，于是不满情绪时不时酿成政治事件。被岳飞镇压了的钟相、杨幺起义，算是再典型的例子不过了！

秦与岳的交恶绝对是因不同的政治观点、战略主张所致，不知后人何以附会成“秦岳不通婚”，扩大为平民斗争？后人尽可按自己的意图去附会历史，一如岳飞墓前的下跪铁人与颂岳贬秦的碑刻，多系明清以来的作品一样，但后人在按自己的历史观“装修”历史时，却忘了一个最基本的追问：赵构该不该跪在岳飞面前？

若是废除这下跪的历史不公正的标志，就不用细论了；若是一直坚持这种另类的图腾，那么，只有添上赵构，才能还历史一个完整的图式！在岳飞父子及张宪遭到逮捕后，这位狡猾的统治者说：“刑法是用来制止乱事的，不要胡乱追逼证据，动摇人心！”表面是体恤，实际上是定了罪。

这正是他比奏桧高明的地方。

按三个人的智谋排列，应是赵一、秦二、岳三，人格排列则正相反！

秦桧担当了历史非正义的不幸，自然有个人性格的内在原因，但是纵观两宋以来权奸，无一不是贪贿无度，惟有秦桧算个例外了。后人可以说他是权奸，却不能把他列入巨贪行列之中去。两宋有名的巨贪，有梁师成、王黼、蔡京、朱劻、陈自强、贾似道，此六人有四人正式当过宰相；余二人梁师成为宦官，朱励为军人兼官商。

作为强势宰相，秦桧与王、蔡、陈、贾四人的政治风格无多大的差异，都是不惜力量打击异己。但秦桧与四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贪。

王、蔡在秦桧以前，陈、贾在秦桧以后，惟独秦桧作为“巨奸”没列入贪官之属，也算历史的一个奇迹了！

是秦桧心计高深，还是史家的漏笔？前者无法确认，但肯定不是后一种原因。

          P13-P16

   送你一副历史解毒剂

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通史》

“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到时下已经进入最广阔的通俗文化领域，成了歌唱家的一句唱词。唱词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即世世代代的老人们讲给孩子们听的鲁班的故事。

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一场常识的谬误。因为事实上，赵州桥是隋朝著名工匠(也是设计师)李春于公元595年至605年用十年的时间修成的。鲁班是春秋时人，与李春相去千年。

一千年之前的人，何以修一千年之后的桥呢？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思维就是靠这些由常识的谬误积累起来的东西支撑的！在我们自称善向历史学习的文化中，其实总在不自觉地误读历史。为了一时的实用或为了创建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标准，不惜篡改、删削历史，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种几不可治的痼疾。这种故意造成了更深的误读，从《史记》的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帝到朱熹肆意贬低左丘明的身份，不胜枚举。

历史失真，历史思维偏差，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史实！从东汉末王符的悲叹，到明末的黄宗羲的激愤，无不是头撞变形的历史之壁的沉闷回声。王符叹道：王莽篡位之时，汉家吏官与贵戚十万余人，敢于抗争的不过刘崇、翟义二人，“由是观之，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在黄宗羲生活过的那个灭亡了的王朝，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向岳父周奎(封嘉定伯)借钱凑军饷，老家伙软磨硬抗勉强交了两万两银子；到李自成进了北京，对他严加拷打，结果他不仅交出了52万两银子，还交了许多的珍宝……

王符的浩叹，王符的定律，在周奎的身上反馈了、验证了。其间一千四百年，中国历史之本质未变，历史思维亦未曾变！不能从历史中读出更新的东西，不能深自反省，结果历史慢性中毒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道德贫血！

这一千四百年中间，王朝兴替也频发生，类似的真事也不曾一次地发生过：南宋末年，高官大吏惧怕蒙古兵到了弃官不要的地步，以致于原来荫补为滥的官场到了要职重津无人应守的地步。一个领着年幼小皇帝的老太婆(太皇太后)苦苦地哀求高官大吏们：宋家三百年没亏过你们文人呀，怎么到了国家危亡之时都弃官逃走了呢？

要知道南宋时期是中国儒学最兴盛的时期，程朱理学讲死不失节，并获得种种政治殊荣。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最兴盛的信仰说教与最败坏的政治道德共生，南宋王朝小皇帝终于在大臣的背负下，跳进了大海。

少年皇帝的跳海与三百五十年之后成年皇帝的上吊，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人生活在历史的泰坦尼克号上，一次次地撞沉，却难以反省！

何以反省？只有消除历史误读即中毒状态——改变历史思维才是惟一出路。

当然，本书作为一个“颠覆历史”的现代话语版本，并不否认文学创造对历史的影响。相反，文学创作对历史解析起到的辅助作用，几乎与考古学的贡献相差无几。我所反对的只是肆意妄为的改写，或为明显政治目的改写。

一部好的古典名著往往能写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更翔实的历史。之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来说，《水浒传》以文写史的意义是最深刻不过的了，它远超过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的史学意义。《水浒传》的核心主题“只反贪(奸)官，不反皇帝”，几乎就是中国自南宋以来对待秦桧历史评价的一个缩影或最简洁注释。秦桧成了赵构的替罪羊！而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赵构发布的诏书中，他明确表示：“议和是朕定的国策，秦桧只不过起辅助作用而已。”

《水浒传》写出投降的悲剧，也暗示了如此历史悖论的存在，所以清代的金圣叹大骂《水浒传》教坏天下人心。

在还原真实历史与解析多伪的史书的过程中，我们也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水浒传》各种人物的原型：北宋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无疑就是浔阳江酒楼上醉酒题诗的宋江；清代王肇基献诗邀恩案几乎是对杨志打点高俅的一个“新注释”，凡此等等。

我刻意将历史与文学创作分开，如批判“赵州桥本是鲁班修”的民间传说式的“通俗历史”，但在另一端也能看到：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也“隐匿”在文学之中。当然，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比如文学史家如何从杜甫、白居易的诗作中找到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何等真切地揭露了封建皇权之下惊人的贫富悬殊与社会动乱。白居易的《卖炭翁》既反映了底层的不幸，又记录当时长安城冬季取暖的热能来源。凡此等等。

文学之能证史，功用如此，但要以一部文学作品来与通史比较，全面“说事”，则很困难。在中国，惟有一部《水浒传》可起到这个作用。

于是，我自以为是地也是有意识地把对《水浒传》的史学解析，当成了一部史学批判著作的一部分。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中曾说道：“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是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一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水浒传》是一部灾难的历史，更是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它从记录君王的懈怠开始，描述了一场社会灾变发生的机理。而这样的灾变确实真实地发生过。在被后世神化的汉武帝那里发生过，在被后世斥为暴君的隋炀帝那里发生过。在宋江等人挑起的这场灾难中，他们运用了传统的反抗资源，与当年的陈胜、吴广何其相似乃尔，而其中被人推为真正的英雄李逵的血腥杀戮——以耳朵计杀人数，又与发生在当时的真实的方腊事件多么地“神合”——方腊及其所部屠杀了北宋居民的十八分之一。晁盖的原型几乎就是方腊，一个小财主，一个因受盘剥而产生不满的小人物；而宋江的原型几乎就是唐代的黄巢，他愤怒的诗篇，他向朝廷谋求封妻荫子的心理，凡此等等。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会习惯地把体制内的力量逼到反对它的反方向去，杨玄感的反叛与李渊的兴起何尝又不是林沖、杨志们的真实脚本呢？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它用制造蒙蔽与虐杀的内在机制来为死亡点刹车，虽然可骗一时，但方向是变不了的。于是高俅们兴起了，对下层的蒙蔽开始了，而下层社会何尝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宋代建立前的五代十国里强势集团的暴虐，几乎让宋王朝的创建者时时梦中惊起……

北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本书多析其史实的最主要原因)，从此以后，中国再无汉唐的辉煌，更无那时的恢宏与宽容，全面走向了阴暗、狭隘与刻毒。

《水浒传》的源创作是南宋时期的佚名作《宣和遗事》。宣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历七年(1119—1126)。这七年，北宋的政治衰败到了顶点。宣和七年(1126)，在金兵的攻势中，赵佶匆忙把帝位传给了儿子赵桓。虽然由《大宋宣和遗事》而《水浒传》，文学色彩已经大大加重，但其内部的历史惯性却丝毫没削减，甚至在加强。所以，清代的体制内大学者金圣叹大骂《水浒传》：“一部《水浒》教坏天下有强力而思不逞之民。”

如果排除政治歧见，仅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金圣叹的判断是准确的。可以说，《水浒》问世以前，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一样是读史的文化，而到了《水浒》之出，底层社会断然与上层进行了文化分裂，走向了话本文化。故而，古典四大名著，惟《水浒》家喻产晓，也就不足为怪了。  仍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论，《水浒传》(以及《宣和遗事》)是一部预言书。至少它关于投降的隐喻是非常准确的——英雄们归化的历程，成为皇权结构的一部分。朱元璋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朱元璋作为一个反叛者，终于归化到皇权体制。这是一次最成功的思想投降，此前只有刘邦一个人向皇权体制进行思想投降的活动成功了。《水浒传》依史实告诉人们(不逞之民们)：不管你们如何反抗，最终是要归于皇权体制的，即便你反成功了，也不过是对皇权的一次复制！

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秘密。

这部伟大的预言书，其智慧超乎了所有的正史，无论《史记》、《汉书》，品位均在其下。

《水浒传》所描述的底层社会的生活也有着准确的预言性。以宋江为例，他身为小吏，却以公职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并且享受着婚外情的好处。清代文人的好色之瘾，重复了宋江的活法儿，乃至于今天的“包二奶”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假公器以自肥，让清朝付出了最大的成本。漕运之败坏概由此因。

李逵以杀人为快的屠城心理，在此后也有真实的写照，如明末张献忠之屠武昌、清初顺治之屠扬州、清中后曾国荃之屠金陵(天京)。血淋淋的预言，屡屡实现。

有谁能否认：《水浒》既是写史也是写预言呢？！

权力秩序的安排是中国历史一个神话源头性的根本问题，关乎尧禅舜继的文本已成公理。但，至少另外的文本却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竹书纪年》打破了这个神话。《水浒传》再一次颠覆了“尧禅舜继”的文本，宋江与卢俊义的权力秩序的复杂博弈让晁盖的传位路线彻底失败。《水浒传》的作者把权力秩序的更迭予以了双重合法化，称之为“尧舜推贤万世无，禹汤传后亦良图。”否定了晁盖的传位路线后，采取了新的实力博弈，历史便更加地真实了。

历史分析不惟是讲故事，而是让想了解它的人从中得到启益。从人物到社会，有一个全场性经历。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过：“当社会解体的过程进行到尽头时，一个灵魂便处于主动与被动两不相容的选择之间，在界限上，趋于更加僵硬；在分歧上，趋向于更加极端；在后果上，趋向于更加严重。这就是说，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放下汤因比的高深的学术总结不说，只看一场场由个人到社会构成的帝国历史败亡的场景，我们就不难明白：只有走出历史中毒状态，我们的文化生命才会焕发青春。

古代的帝国如汉唐宋元明清作为国家形式，不仅有非常强烈的外向冲动，如对邻国乃至更远方的征伐，而且它的内向扩张欲望也十分强烈——如大肆耗费税收以建筑庞大的皇家工程。后者往往成为引发帝国大衰退的原因之一。帝国的强大，往往让最高当权者过于自信并产生幻觉性的判断失误，从而引发政治败坏——我称之为“窳政”。而所谓的强大，不只是指军事力量、经济总量，更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地理范围上的广袤、存在时间的绵长。

向历史学习即以史为鉴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专利，也更是普通人的“活儿”——我们真的有义务来学习历史，以便把这些体悟传给后人。在你与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的晚辈的言语交谈中，在让他们得知您的史学涵养的同时，他们自然会认识到“窳政”的危害。倘使受益的他(她)日后成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也是我们无形之中做出了贡献！倘使他(她)日后成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其思维方式良好、文化心态正常，那也是我们为他们开凿了幸福的源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看到文化心态不正常的群体做出的种种荒谬行为，许多人为之忧心乃至汗颜，而行为者们却充满了道德优越感。最典型的就是“愤青”现象。这种病态人格的形成首先是史学心态不正常所引起的，就像历史上具有病态人格的帝王所产生的强大幻觉是由文化优越、地理广袤、时间绵长共同产生的一样。

玩味历史，不只是为了兴趣上的满足，更在于我们从历史中习得真知以创造文明的生活方式、构建美好社会。此中以史寄实的愿望早在爱默生那里就有所表现，他在《历史》一书中说：“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认为远古驰名人物做的一切比他今天所做的事更有意义，我不相信他能正确理解历史。”

           綦彦臣

       2003年9月写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2005年1月改于小城泊头

“公民世纪”书系自2003年问世以来，到这本《中国人的历史误读》已是第5本了。从前4本来看，无论是发行量，还是读者反馈的信息量，都很大。作为一套读来并不轻松的学术书，能受到读者热烈而真诚的欢迎，充分说明：有真正的思考者在，就有真正的读书人在；有真正的爱国者在，就有真正的忧国者在。正因为有了这些人，就有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脊梁，就有了中华民族崛起与振兴的希望。

本书系以“凝聚大家智慧，共创公民世纪”为宗旨，以“扬弃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世界公民精神”为目的。读者可从已出版的几本书得知：不论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还是默默无闻的笔耕者，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只要你的作品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民主平等之精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言，就能在“公民世纪”闪耀自己的思想光芒。

这本《中国人的历史误读》，无疑也是符合“公民世纪”书系主旨的力作。作者綦彦臣先生名气并不大，但书卷所展现的气魄并不小；他的学历也不高，但思想水平并不低。相信读者对此也会有所同感。

欢迎读者对本书系提出批评和建议，更欢迎有识之士踊跃投稿。投稿绿色通道：philosy@sina．com．

衷心感谢茅于轼、黎鸣、解思忠等前辈的大力扶持，他们三位的大作《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国民素质危机》，为“公民世纪”书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已赢得千万读者的喜爱，也唤起了广大读者对“公民世纪”书系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期盼。我们将不负读者厚望，为这一宏大工程添砖加瓦，使其更壮观、更辉煌。

感谢陈大鹏同志对此书系一如既往的满腔热情与鼎力支持！

感谢特约编辑杨嵩同志为《中国人的历史误读》所做的认真细致的工作！

感谢中国社会出版社的同仁，为此书的顺利出版所做出的努力！

          何宗思

       2005年3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