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来，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创造出了底蕴丰富的服饰文化。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上迄上古、下至太平天国时期我国的衣冠服饰制，内容包括历代纺织业的发展，历代衣冠服饰的名称、款式、制度等。

前言／001

第1章 上古时期／001

第一节 原始人的衣着／001

第二节 我国最早的纺织印染业／003

第三节 我国最早的冠服制度／005

第2章 商代／007

第一节 丝绸纺织业的发展／007

第二节 商人的衣着／008

第三节 男女发式／011

第四节 玉饰风尚的产生／012

第3章 周代／014

第一节 纺织印染业的大发展／014

第二节 周代的冠服制／016

第三节 妇女服饰／033

第四节 舄、履、袜／037

第五节 军士服饰／040

第4章 秦汉／044

第一节 秦汉的纺织业／044

第二节 秦代衣冠服饰／047

第三节 汉代衣冠服饰／051

第5章 魏晋南北朝／076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纺织绣染业／076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衣冠服饰／079

第6章 隋唐五代／098

第一节 唐五代的织造业／098

第二节 隋代衣冠服饰制／1OO

第三节 唐代衣冠服饰制／104

第7章 宋代／132

第一节 宋代的纺织业／132

第二节 宋代的衣冠服饰制／137

第8章 辽金元／161

第一节 元代的纺织业／161

第二节 辽代衣冠制／165

第三节 金代冠服制／170

第四节 元代冠服制／176

第9章 明代／189

第一节 明代的纺织业／189

第二节 明代衣冠服饰制／195

第10章 清代／222

第一节 清代的丝棉织业／223

第二节 清代的衣冠服饰制／226

第11章 太平天国服制／259

衣着

魏晋以来，妇女常服，上衣日趋短小，衣袖日窄，因此，裙子上升日高。这种上衣形如外褂，便于服卸，名为“上襦”。晋末到齐梁时，又走上另一极端，衣袖加宽到二三尺，男女同制。上行下效，南北同风。直到隋统一，上层官僚及部分舞者，还是重视大袖；但妇女常服，为求便于活动，小袖又开始占上风。且有把两种截然不同的式样统一起来的，即大衣作三四尺大袖，如后世所谓“海青褶”，又另披一件小袖翻领外衣，任袖子下垂作个式样，以为美观。这种小袖披衣，显然是从南北朝旧俗沿袭而来的，并非创新，到初唐，小袖翻领外衣还在使用，另又出现小袖翻领长袄，配合条式小口裤，软锦靴，加上高高上耸的回鹘髻，配搭成一套新装。初唐妇女的装束，还多近于隋代，平居小袖长裙，裙上束至乳部以上，外着半臂，裙常用两色绫罗拼合，形成间道裥褶效果。歌舞服则多加刺绣或泥金银绘花鸟，这种服饰和波斯式的小口裤及软锦靴翻领“胡服”，同时在长安流行，直延续到武则天和睿宗时期。

胡服在中原流行，至唐代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至于普遍被汉人所穿着，并广泛流行于妇女之中形成一种风尚，则是在贞观至开元天宝这段时间。但是唐代所谓的胡服，实际上包括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和印度波斯等外国服饰。根据文献资料分析，唐代盛行胡服的原因，可能与当时舞蹈流行有关。开元天宝间，宫中除霓裳羽衣舞外，胡旋舞就是最流行的乐舞之一。胡旋舞本是西域胡人的乐舞，后不仅乐曲舞姿传人内地，而且西域各国经常向唐朝廷进贡会跳胡旋舞的姑娘。例如开元年间，康国、史国、米国等俱曾贡献胡旋舞女。唐玄宗本人也是很喜欢胡旋舞的，以至于宫廷中大为流行，人人学跳。连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为了取悦玄宗，也都学跳胡旋舞，并在皇帝面前亲自表演取乐。诗人自居易在五十年后，见到当时又流行起胡旋舞，便联想起唐玄宗的故事，特写了一首《胡旋女》，希望当时的皇帝唐宪宗读了以后有所警戒。从文字记载和形象资料(如陕西昭陵博物馆内所藏的唐代胡旋舞壁画)看，胡旋舞的舞姿和穿着的衣饰，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从西域石国引进的胡旋舞，舞人须戴一种虚丁页的“织成蕃帽”，身穿窄袖的细毡胡衫，帽上缀有宝珠，在舞蹈时闪烁发光。在腰带上束有小铃，随着舞蹈的旋转跳跃发出和谐的声响。这样一套装束，既是一种舞服，又是西域地区少数民族和友好国家(特别是波斯一带)的日常服装，具有浓厚的波斯民族风味。

胡舞在全国流行以后，成了人们生活中主要的文娱方式，民间妇女极力模仿胡女，以胡服胡妆为美。天宝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式样也随之变化，比较典型的是衣衫加宽，袖子放大。后来衣袖竟大过四尺，衣长拖地四五寸，所以李德裕任淮南观察使时，曾奏请用法令加以限制，规定妇人衣袖四尺者，皆阔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减为三寸。《新唐书·车服志》也提及当时对全国的禁令：“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但是“诏下，人多怨者”。可见这时人们已喜好穿宽袖的风尚了。到了中晚唐，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超过四尺，如图七七，图中人物手抱琴，穿宽袖衫，长袍曳地，脚着宽大的如意履。所以白居易诗《上阳白发人》写入宫近半世纪的上阳老妇装饰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自居易在写这首诗时，妇女的装束已经改成长袍大袖了。与天宝年间的窄小衣裳有明显不同。上阳宫女人宫几十年，不知外面服装已经改变了，所以仍按照人宫时的式样打扮。这种过时的装束，当然会使宫外人看到要发笑了。由此可见唐代宫廷妇女的服装，初期仍沿袭隋唐旧制，上穿宽袖短襦，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中用绸带系扎(如图七八)。以后数百年间，虽屡经变化，但始终保持这种基本式样，即使在胡服盛行时，这种服饰也没有完全废弃。胡服过时之后，又成为宫廷内外妇女的主要服饰。上阳白发人在宫中半个世纪，一直就是这样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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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服饰，是人类生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伴随着生产水平、经济基础、物质文明、社会习俗与审美观念而同步进展。因此，对人类衣冠服饰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一些侧面情况，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

夏商以前，有关人们的衣着情况，我们知道很少。近世纪以来，我们从地下发掘的原始文物(尤其是北京周口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所用的遗物)，结合极有限而又近乎推测的文字记载，才粗略了解原始人类的衣着概貌。在新石器时代的彩绘陶器上，出现过穿衣服的人物图案，但由于材料很少，关于这时期的服装式样，还不能作出详细的说明。进入阶级社会，夏商时期，文字记载稍多，出土遗物也较丰富，使我们对古人的衣着情况逐渐具体化，但毕竟材料还是非常贫乏，有许多问题，还只是一知半解，语焉不详。两周时期，我们依靠了《周礼》的记载和诸子的有关论述，并结合较多的出土实物作了综合分析，才得到了周人衣着的较完整的知识。西周时代，贵族们把上衣和下裳分开，有所谓玄衣、衮衣、黄裳、绣裳等名称。此外，他们在腰间常束宽宽的绅带，腹前有时还系着一条像围裙一样的板。近代研究两周衣冠的学者专家，多据此认为宽衣博带是上层社会的特征，而短衣紧袖则是奴隶仆从的标志。但考诸此前的图像实物，则未必尽然，或有上层阶级而衣着短衣紧袖服装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服装方面的最重要变化，是深衣和胡服的出现。深衣是把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和裳连在一起，这种服装在战国时期广泛流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服装改革史上的重要标志。胡服的形制，历来多认为传自西北少数民族的衣着，但从近世出土的商代玉雕证实，所谓胡服，乃是中原地区故有的衣着形式，只是入周以后，周人多不习着这种服装就是了。战国时，赵武灵王为了抵御西北入犯之敌，重新恢复这种服制，以适应于骑射。这是当时逐渐废弃车战，改用骑兵战术所带来的一种新事物。

秦代国祚短促，其衣冠定制，除了秦尚黑、囚徒衣赭等片言只语的记载外，其他情况，我们则近乎无知。直至近年，秦始皇陵前兵马俑的发掘，才给我们提供了秦人衣着的众多感性资料。在出土的近万尊武人骑士入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士兵头上发髻的处理，其花样之繁杂，达到无可设想的地步。这些发髻的不同，有无等级或部伍的区分，尚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两汉以后，吏部文献特立舆服、车服、仪卫等专志，记载了各朝衣冠服饰的定制。历代笔记，也有不少内容，足资参照。这些记载，给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衣冠服饰制的沿革，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例证。专志记述虽然十分详细，但和出土的石刻、壁画实物校核，却尚有许多不尽相符之处。究其原因，大凡有二：第一，文献记载的冠服制，多是统治阶级朝会、燕享、郊天、祀地等礼仪的服用制度，而石刻、壁画所反映的则多是平时燕居生活和奴隶劳动的情况；第二，后朝人修前朝历史，其时间相隔，或有数百年，中历战乱，资料多有散佚，征集难于周备，加上墓葬实物尚未出土，对于某些服物的认识或有借助想象或推测，以至于难以准确。例如，依史志记载，汉代梁冠和爵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理而论，帝王冠帽必当九梁，但从东汉石刻、壁画所反映的形象资料看，则一般只一梁至三梁。叉据《舆服志》所载，幅中裹头(即平巾帻)是西汉王莽因头秃无发才开始应用的，怛从出土的商代玉雕分析，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巾裹之制，其间相去千余年。大量的出土文物，纠正了史志记载的不实，所以，我们在叙述历代冠服的具体形制时，尽量参照出土实物及形象资料，若遇实物和图像与文献记载不尽一致者，则或是同时并叙，指明是非；或径从宴物，略加说明。本书的插图。除了可以增强我们的感性知识外，有时还可以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据之一。

衣冠服饰，古今不同制，其中比较重要的区别，大概有两方面：第一，古服上衣下裳，今服则衣裳连称，而裳名转废；第二，古时服装(尤其是上层阶级)都极宽博，只有军士服装较窄小，今天则除了僧衣道服还存古制外，其他服装均尚紧窄称体，并讲究线条美。所以，古今服物名同而形制迥异，例如袍、衫、裙、裤，以至鞋、袜、冠帽等，古今皆同名，而且是人们生活中习见、习闻、习用的东西，但若以今名考之古制，则大异其趣。因此，必须分别考其由来，述其沿革。在书中，凡是古今通用的服名，则多在刨制的朝代加以详叙，或阐明其沿革关系，以使读者对该服物有较完整的概念。

古人的装饰物，千奇百怪，诸如首饰、颈饰、手饰、衣饰以及面饰胭脂粉黛等等，名目繁多，品类不一，形制各异，我们只选择较重要的，或能代表该朝特征的，或多数朝代袭用不革的，或古今同制为人们所习见、习闻、习用的，或诗、文、词、赋多所提及的进行介绍，其他就不能一一述及了。

各朝冠服制度的改革和服物的更新，与丝棉生产的发展和织染技术的提高都有密切的关系。本书每章都用一些篇幅叙述该朝统治者如何重视、提倡和鼓励丝棉生产的情况，作为冠服制度改革和更新的物质依据。

本书的编写内容，除了采用史部文献、出土文物和历代笔记的有关记载之外，还参考、吸取了当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资料，特此说明。限于本人的水平和见识，书中谬误可能很多，祈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初稿编成于1982年，1983年作为我开设的“典章制度”专题课教材印发。几年来，校内外师生和友人给我提了许多宝贵意见，这对我的修改工作帮助很大，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茂同

1988年12月于厦门大学

新西村16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