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大畅销书作家之一，美国大作家欧文·华莱士尘封60余年的遗作，又是一部震惊世界的“拉贝日记”，一份日军侵华的铁证，由拥有华氏作品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的著名作家、翻译家王金铃先生翻译出版。鲜为人知的绝对第一手资料，针锋相对日本新修历史教科书。

前 言(1)

一 剖析田中(1)

二奏折暴露光天之下(19)

三 最后机会(32)

四《田中奏折》(一)(47)

五《田中奏折》(二)(60)

六《田中奏折》(三)(72)

七 从沈阳到珍珠港(86)

八铁路、鸦片及预言(105)

九 东条与头山满(119)

十 近卫与松冈(132)

十一 七千万个战争实验品(151)

十二 日本精神(164)

十三 日本海军神话(182)

译后记(197)

一 剖析田中

1927年7月25日上午，日本帝国实际上已向美利坚合众国宣战。当时的美国自然不会相信，直至1941年12月7日上午[1]，美国才相信这是真的。

这份令人惊奇而又详细的对美宣战书，成文于15年前的东京，13年前披露于沈阳。该战书将美国视为日本在本世纪最终在物质和经济上主宰全球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后来，此事被认为是毫无可能的异想天开而被搁置起来。

然而事实上，这一征服世界的秘密蓝图，日本已经或正在逐页逐字地执行着。

这个密件便是众所周知的《田中奏折》。

它是日本的《我的奋斗》。

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首相、64岁的男爵将军田中义一——一个才智平庸，但却骄横跋扈、腐化堕落的家伙，发出一道特别命令，将那些或公开或秘密地在满蒙工作的日本重要文武官员召至东京，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奉命而至的代表人数不多，都是亲信。他们聚会东京，正式名日“远东会议”。《朝日新闻》及《日日新闻》的记者询及会情，田中首相严肃地告知他们，“会议纯属国务，其议程不可能公诸于世”。

然而，此时传闻充斥东京，说田中首相在秘密会议上，将与他的扩张主义的智囊团一起，探讨日本在满洲改善地位以及对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的具体可能性。

“远东会议”结束几天后，确切说是在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首相向新天皇裕仁呈交了一份冗长的秘密文件。

密件的文辞极具爆炸性，两年后以《田中奏折》之名披露于世。从此，这个《奏折》便成了奏请日本神圣天皇实施的日本图谋统治世界的详细的军事思想。

《奏折》的开篇有一特别的段落，写道：

“日本如不采取铁血政策，则不能解除其在东亚之困境。然奉行此策，则非面对美国。而美国因中国以毒攻毒之政策，背我而去。审视未来，我欲控制中国，则必先击溃美国，亦如往时日本不得不对俄作战也。但为征服中国故，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我此着能胜，则其馀亚洲诸国，必惧我而降服也……此为明治天皇之遗策，其成功若何，实为日本之生存所系焉。”

《田中奏折》上呈天皇之前，初稿已被复制，偷出日本，带到中国。1929年，美国官员获悉《奏折》内容。1931年，《奏折》全球皆知。

日本立即通过新闻界名流撰文并在国际联盟会议的每个场合，大声而有效地宣称，《奏折》为伪造品，是“对日本国的诽谤”。各地对日本的侵略日程的真实性进行争辩，有的怀疑，有的摒弃。因为，尽管时处萧条的年代，但民主尚能盛行，和平还是美好的。日本乃一介小邦，绝无大害之为。，毕竟，田中党的接班人犬养津与志首相在1932年令人难以置疑地公开申明：

“《奏折》纯属伪造……十足的伪造，日本不是帝国主义，不受扩土之欲的驱使。”

然而，尽管犬养首相进行了官方谴责，并对文稿提出了正当的怀疑，但日本的陆军大臣荒木定夫将军(他拒绝在东京见我，原因是他“极不愿和美国人说话”)却于1932年7月在远离日本本土的地方，大声说出了《田中奏折》的真实性：

“日本国之精神，理该在七大洋宣传，并在五大洲拓展。任何妨碍其传播的东西必须予以铲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1933年他再次说：

“如今东亚各国为白人压迫之对象。已经觉醒的日本帝国再也不能允许他们横行霸道，日本民族必须再次真正弄清他们的神圣使命!”

此后，整整10年，政治家所见到的及新闻记者所了解的，都是在设法让世界民主从可怕的30年代的妄自满足中摆脱出来，以便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努力使人们接受《田中奏折》的挑战，以图阻止日本的野心得逞。

在最初上百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中，有一种观点是遭流放的列奥·托洛斯基1933年11月18日为《自由》杂志撰文提出的，文中谈到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

“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真实本性，在《二十一条》中暴露无遗。”P1-3

华莱士及其《见证罪恶——日本的(我的奋斗)》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回顾这段曾经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重温这段历史，剖析战争根源，吸取教训，以史为鉴，让历史不再重演，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该而且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组成部分。面对日寇残绝人寰的屠杀蹂躏和掠夺，中国人民用血和肉筑起了抗战的长城，经过持久的浴血奋战，最后取得了胜利。60年过去了，对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对日寇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罪行，中国人民世世代代都应该了解和记取，以免覆辙重蹈。对意欲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不管是对中国人、亚洲人、美国人及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已故美国著名作家欧文·华莱士于60多年前所写的《见证罪恶——日本的(我的奋斗)》，都是不可多得的史实史料，也是当今人们了解日寇侵华罪行脉络及情势的客观真实而又发人深省的绝好教材。

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191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由于爱好文学和勤奋不辍的写作实践，青年时代就小有名气。美国颇具影响的杂志《读者文摘》、《星期六评论》、《皇冠》、《星期六晚邮报》等常常刊载他的作品。后来华氏专攻长篇创作，先后发表了18部长篇小说，15部传记体文学，500多中短篇各文体作品，总计2000多万字。毕氏的作品，以其恢宏博大的气势，涉及并描写J，全人荚买同关心的诸多重大题材和事件。他以出人意表而又奇而不妄的情节构思、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涵括、引人人胜而颇具冲击力的艺术表现手法，赢得了世界各国各阶层人们的喜爱。他的长篇作品，迄今为止的商业销售统计已逾3亿册，成为20世纪世界五大畅销书作者之一。华莱士于1990年6月29日病逝。对他的去世，不少国家的传媒载文或发电表不哀悼和怀念。我国的《参考消息》也于当年7月21日以《伟大的小说家欧文．华莱士》为题，转载了合众国际社洛杉矶6月30日华莱土的去世消息。可见他在世界读者群中的影响和声誉。青年时代的华莱士当过记者。“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华莱士入伍，参加了抗击法西斯的战争。《日本的(我的奋斗)》一书，便是华莱士在1940年(当时他24岁)被聘为美国《自由》杂志远东记者时，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及其详细的调查后写成的。

华氏作为远东记者前往日本、中国及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采访时，美国尚未参战，他是作为中立的第三方的记者到处于战事的东亚地区采访并进行情势报道的。为了客观真实，忠于职守的他，在日本时深入各阶层进行观察了解和访问。为了确切弄清日本的真正动向和政策，他还千方百计地访问了当时决定日本政策的一些关键人物，这其中有代表日本主要军事力量的关东军头子东条英机；代表宗教狂热信徒，势力很大的黑社会组织“黑龙会”的头子头山满；代表天皇和贵族阶层崇尚专制的人物近卫文磨亲王和代表商、I匕和外文界法西斯势力的外相松冈洋右。通过与这批左右日本政局的猖狂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接触，又亲眼目睹r日本本土为进行更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所进行的全民动员和备战的情景，特别是在他冒着很大危险，实地访问了中国被占领土的有关地区，了解并见证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后，这位颇具正义感的青年极为震撼。综合这些所见所闻，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和发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0年的10年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使然，又是按既定的对外扩张政策行事的。日本的这个对外扩张政策并不以早已侵占的台湾、朝鲜和新近吞占的中国东北为满足，而是想侵占整个中国，进而整个亚细亚，最后征服整个世界。这个“既定的对外扩张政策”就是已经从日本传出的《田中奏折》，日本过去10年的所作所为无不是按照这个“奏折”逐句逐项执行的。《田中奏折》的实质，就如德国法西斯的纲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样，是日本版的对外侵略的法西斯纲领和计划。因而，他想把自己的发现和结论写成一本书并公之于世，让全世界都了解日本的征服世界的法西斯野心和计划，警惕并阻止日本的图谋得逞。于是便将书名定为《日本的<我的奋斗>》。全书初稿于1940年12月6日完成并向很感兴趣的五家出版商发出了提纲。不过第二年便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华氏于1942年1月29日将全书整理好，但因美国全国忙于参战，此书稿由此便搁置下来。

为了使事实准确，证据确凿，华氏对《田中奏折》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对照日本侵华罪行逐项进行了验证和调查。所谓《田中奏折》，是指1927年7月2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向裕仁天皇呈奏的实行对外扩张政策的秘密奏折。《奏折》中非常详细地列出了侵占掠夺我东北三省及蒙古地区(时称满蒙)的步骤、措施和计划，也规划了先占满蒙，进而征服全中国及全世界的实施方案。《奏折》后被泄漏，被译成了中文和英文散发。日本政府见其侵华密谋落入外人之手，全盘暴露了军国主义的侵略原形，朝野为之恐慌，于是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利用一切对外渠道进行否认。在难以回答已成事实的侵略证据面前，日本避开本质问题，搜索汉、英译文中某些不一致的措辞，大加攻击，说“奏折”纯属伪造。华氏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证实日本的虚假，并让世人自己辨其真伪，特将《奏折》全文录入本书，并对照日本所说的《奏折》与事实有出入的几个主要事例进行了调查和核实。结果证明，从日本传出的《田中奏折》，其中所载内容与日本的所作所为及情况完全相符。于是华氏得出结论说：“我再次认识到，《奏折》非常准确。日本叫嚷文件中有自相矛盾之处的说法是不老实的……基于日本政府15年来毫不动摇地执行这些‘宝贵’计划的事实，据此我绝对相信，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奏折》就是今天的日本的《我的奋斗》，千真万确!”

华氏对日本否定《奏折》的谎言进行了驳斥和澄清后，把重点和主要篇幅放在对Et寇的侵略罪行和野心进行全面揭露和剖析上。综合书中内容，可列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造借口，突然袭击，不宣而战，侵占了大片的中国领土。

驻扎在东北的日军，经过长期的秘密准备和部署后，于1931年9月18日夜，以沈阳事件为借口，突然袭击，开始了对中国领土的大举进犯和侵占。关于沈阳事件文中这样写道：“我看，毫无疑问，整个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有证据表明，事发前整一个小时，日军数团军力就已经动员起来。现在，日本兵已是全部待命，并制造借IB，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击……当然，中国兵毫无戒备……当日早上2点30分，在满洲的日军已经捣毁了中国北大营，接管了中国政府的所有大楼，占领了强大的价值一亿美元的沈阳军火库和沈阳无线电台。……与此同时，日军四处出击，如在长春，日军只死亡200人便拿下了中国军队驻地。……两天后，日军攻占了重要的吉林省。一切被安排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快速进展着，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也无任何疏漏。……日本非但没有接受国际联盟要其于11月16日前撤离满洲的通谍，反而在两天后征服了紧靠苏联的中国大省黑龙江。国际联盟再次提出抗议。作为回答，日军于1932年1月2日再次直捣锦州，挂起了白天红日旗。4个星期后，日军从沈阳北上，开赴325英里，完全占领了有25万人口居住的重大商业中心城市哈尔滨。……日本拥有了整个满洲。”其后，华氏在文中具体描述了日寇仍不以侵占我东三省为满足，继续攻占热河、河北、山东、上海、南京……意欲将整个中国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的侵略罪行。

二、残酷地屠杀中国人民。

日军屠杀被占领土的中国人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如日本在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华氏这样写道：“本庄将军派人屠杀中国军官，攫取文件钱财，抢劫家庭，关闭工厂充作鸦片馆。日军用刺刀刺杀不懂其日语命令的百姓，剥光并强奸看到的所有妇女。”对南京大屠杀他这样写道：“日军立即进了南京，立即变得疯狂。古罗马卡利古拉或康茂德所犯罪行远不及南京遭劫的疯狂程度。……妇女全被日军从中国人的家里搜出来，如果强奸时反抗，刺刀就是她们的下场。甚至60岁的妇女和11岁的小姑娘都难逃脱。她们被摔到地上，在12月的光天化日下受到日军的强奸。许多妇女被切去手足。上了门栓的房屋里传出的妇女的尖叫声，更令人毛骨悚然……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更加骇人听闻……分别有三组真实的用照相机摄下的男人被枪杀的照片，一次30人，绑在一起，浇上汽油，点上火。还有更多的人，背靠背地铐在一起，靠墙而立，被当作活靶子用刺刀作实战练习。”攻进南京的日军完全丧失了人性，甚至连禽兽都不如。

三、伴随着武装占领和屠杀，日本大量制造和贩卖鸦片，企图从身体上灵魂上彻底搞垮中华民族，使其永远处于日本的奴役之下。

华氏在第八章中这样写道：“到现在(指到19401年)已经5年多了，日本人日复一日地一直不停地生产一种毁灭性武器。这种武器威力之大，杀伤力之强，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公开标榜的“恐怖”武器毒气和火箭，使美国存放在严密把守下的档案馆中的所有的毁灭性武器，与它相比，都成了无所谓的玩艺了。”

华氏这里所说的是日本使用的另一种残害中国人民的手段——鸦片。

鸦片的泛滥和毒害当时达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程度。华氏在文中披露道：“所有的占领地到处是毒品泛滥。中国人口集中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和南京，这种毒烟的销售已经增长。朝鲜小贩、东京妓女、日本士兵都在搬运廉价鸦片和海洛因，并鼓励人们吸食。”“南京48万人有一半是瘾君子。一位管辖133个家庭的官员承认，66个家庭有吸食海洛因的习惯……平均每天收殓30个饿死肮脏街头的海洛因吸食者……25万人几年后注定要死掉。”

四、无厌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

华氏文中处处充满着日本军国主义如何秘密详尽地调查并策划掠夺我东北及其它各省的天然资源和财富的事例。日本通过控制筑路权、采矿权和专营权等种种手段，疯狂霸占掠夺我国资源，以供应日本和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之用。其魔爪几乎染指所有方面，这其中有控制金融，独揽铁路交通，开采煤、铁、镁、铝等矿，砍伐森林，操控木材、大豆、高粱、棉花、榨油、皮制品、羊毛甚至豆饼、粉丝的生产销售等等。华氏的文中还触及到日本对外扩张和贪婪地掠夺中国资源的起因，除了主要因其侵略本性使然外，还考虑到其国土狭小、人口密集、资源匮乏、难以供给和养活每年出生的几百万人口，因而连做梦都想如何吞占邻国土地，据人资源为己所用，并扩大其所谓的“生存空间”。

华氏据实撰写的这部书，从某个角度看，也是一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录。但本书高出一着并出人意料的是，在详细列出侵略者给被侵占国家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之外，还把日本本国的7000万人也列入了受害者之列。这是十分客观公正的。细想之下，华氏其实道出了侵略者结局的一般规律。历史上的任何侵略者怀着损人利己的目的，先是以损人始，最后以害己终。华氏在本文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即第十一章《七千万个战争实验品》——记述了日本国民被绑在了对外侵略的战车上，无辜地沦为战争的试验品甚或牺牲品，付出和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及灾难。从本文纪实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为了应付战争，日本人的生活亦处于一切都紧缺无望的困境中。人们所吃的亦不再是米饭和鱼肉，而是“用稻草和绿树叶制作合成代用面包”；处在四面环水的一个岛国，却因为缺乏汽油不能下海打鱼而吃不上鲜鱼；“金属短缺冲击了各个阶层：农民没有铁制工具，制造商没有钉子和铁丝”。为了搜集制造武器所急需的金属，“官员们四处奔波，到全国各地的10万座神殿、寺庙和教堂游说，要求每处从饰品、钟和古建筑上取下约16．5磅的金属。官员们对我说：‘这项运动将给日本带来825吨碎铁，用于制造军用武器!”’日本国民不但承受着非正义战争所带来的生活的种种困难，还因被征作侵略工具而充当了战争炮灰和牺牲品。日本开始还公布死亡士兵骨灰匣运回本国的数目，但很快便停止了。对此书中特别写道：“三年前当警察对黄金交易进行检查时，逮捕了东京十大火葬场的几十名雇员。据了解，这些人偷走了被焚士兵骨灰中填牙的黄金，价值100万日元。此事很快被遮掩起来。不过，据此你可以知晓，早在三年前日军死亡的数目有多少了。”那些仍然不肯为侵略罪行彻底反省和谢罪甚至仍顽固参拜战犯阴魂的日本右翼分子，如果有幸读到华氏的这段记述文字，不知会作何感想!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侵略，日寇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不可能不激起4万万中国人民的抵抗。对此，华氏在本书中亦作了客观真实的描述和报道。在日寇一手制造并挑起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之战中，华氏对忍无可忍的中国军队奋起反抗作了描述和赞扬。文中还特别叙及了中国的广大群众所组成的游击队的抗战行动。文中这样写道：“另一件令日军感到棘手而又付出代价的，是这11个被占中国省份的游击队所采用的新战术，他们在后方予以反击。中国游击队员身着玉米绿的衣服，看上去和他们所种的庄稼一样，身带粗糙的自制手榴弹和旧式大刀，由一台中央手提式汽油发电的无线电发送器指挥，每逢夜间出动，给日军以猛烈打击。仅北京南面被征服的一个省就有10万名游击队员。他们炸毁铁路，每炸一次，平均要花费5000元用4天来修复。若以千相乘，此种毁坏及杀伤则十分有效。”华氏并进而总结说：“日军在中国走得太远了。有句古老的中国谚语，也许能给以警告，那便是‘骑虎难下’。日本永远下不来!”是的，日本永远下不来!走向不归路的侵略者，最后的下场只能是彻底毁灭!

除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和贪婪进行揭露外，华氏还用对照的写法，对它的虚伪和欺骗性作了揭露和剖析。如1927年6月．，就在田中加紧制定侵华计划的同时，却在当月15日的《展望》杂志上撰文称：“日本时刻准备着促进太平洋国家的和平和友谊，以便推进人类的共同繁荣”；又如：就在日军一手制造了“九一八”沈阳事件并侵占了沈阳后，日本外务省竞对外解释说“这仅仅是使混乱限制在局部的一点举措，待事变结束，秩序恢复后，所有的军队将从沈阳撤离”，而此时的日军却正在占领南满铁路的所有城市。再如：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占了南京之后连续6周大发兽性奸淫抢杀南京居民，它在上海的官方报纸却在1938年1月8日杀戮最凶残的时刻这样写道：“南京市政府十分平静。从死亡中逃生的难民群，得到了日军的抚慰。日本进城前，他们遭受中国军队的压迫……所幸的是，皇军进了城，把刺刀放进刀鞘，伸出慈悲之手去检查并治愈……”对日寇这种无耻到极点的虚伪和欺骗，世问找不出任何词语可以形容，所以华氏说：“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能对此作出什么评论!”

日本为什么要对外发动扩张?它怎么能够发动了侵华和太平洋战争?华氏在本书的有关段落和章节，难能可贵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战争根源作了深入的探讨和剖析。总观华氏全文，可列出以下原因。

一、把对外扩张视为大和民族争取更大生存发展空间的必经之途和国策，这在文中所述明治遗策和《田中奏折》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二、影响日本政局的政党和人物主张并崇尚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文中这样写道：“田中担任总裁的党派政友会，主张帝国主义、专制主义及军国主义……但是，身为首相的田中，想要的更多，他的目标集中在三大项目上。他认为日本非拥有不可。倘使日本拥有此，则前途无量，此三项便是满洲、蒙古和中国。”黑龙会头子头山满和战犯东条英机更是极力主张并奉行法西斯主义。

三、制造日本民族的超人意识，煽动战争狂热，狂妄宣称要争当“领导世界的新救世主”。华氏在文中揭露说，日本人对中国人有种优越感，视自己为超人。他特别举当时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为例：“松冈作为目前的重要人物，向其国民许诺建立……富饶帝国。他私下打保票征服新加坡、香港和菲律宾……他制造了一种战争狂……(他认为)日本眼下的使命就是在精神和理智方面领导世界。日本将是新救世主的摇篮。”

综上所述，不难设想，在这样一群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把持下的日本政府，怎能不将日本推向侵略战争的罪恶之途上去呢?不难设想，在这样的超人意识的灌输和战争狂热的宣传鼓噪下，日本的人民特别是被征入伍的男人，怎么能不受其感染而发生人性扭曲而出现兽兵现象呢?对出现在日本兵身上的奸淫屠杀残无人道的兽兵现象，华氏在文中亦做了探讨。他说：“据私下接触，我觉得普通的日本男性是很不错的家伙，性情温和，不伤害别人，有种女人气。但是日本男人一穿上军装，拿起枪，就变得傲慢残忍，具有一种冥顽不化的疯狂。一穿上军服，日本男人就会剥光白人妇女的衣服，用刺刀刺杀中国人，用脚踢美国人，以显示日本人比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优越。”在本书的末尾，华氏向世人发出了意味深长的总括性警言：“《田中奏折》的野心及其仔细研究制定的计划说明，一个具有超人心态而又资源贫乏的国家，会是多么危险!在日本这个岛国上，只要还有一本《田中奏折》，或者还有一个一心想把《田中奏折》变为现实的人存在，太平洋就没有和平!”

《日本的(我的奋斗)》书稿写成已经60多年了，书中所揭露的日本侵略者也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当年的那些不可一世的战争贩子们，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架上。今年，中国人民将同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庆祝反法西斯胜利61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世界人民只有牢牢记取这段历史，警惕防范类似战争的发生，才能永保和平。回顾这段事关人类命运的“二战”历史，60多年前华氏在书中真实独到的记录和剖析，现在看来仍具有鲜活的鉴证历史和警示现实及未来的独特作用，这也是该书稿尘封60多年后今天将其正式出版的真正意义所在。

王金铃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