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它的学术的原创性、开拓性与影响力较有较高的价值，以当代《文选》研究为基准，对本书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且具有坚实的事实与文本考证基础。本文史文阙略，文本浩繁，在具体的版本运用上，直接承袭南宋尤袤刻本的清代胡家刻本为主。

谫陋知愧，识者谅之。

序……………………………………………………………骆玉明

引言…………………………………………………………1

第一章 《文选》成书与历代《文选》研究………………1

第一节 历代关于《文选》成书的讨论……………………l

第二节 民国以前《文选》研究的主要内容………………16

第三节 《文选》研究在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26

第二章 早期的《文选》音义之学…………………………36

第一节 梁、陈学人流动与《文选》的早期流传…………36

第二节 萧该与《文选音义》………………………………43

第三节 曹宪讲学江淮及其《文选》著述…………………50

第三章 李善生平与李善注的成书…………………………59

第一节 李善的家世与仕宦经历……………………………59

第二节 《文选》李善注的成书与文本变迁………………69

第三节 李善之前的篇章注释………………………………89

第四章 李善注的卓越成就…………………………………108

第一节 发凡起例，树立集部学术的范例…………………108

第二节 括囊旧注，集汉晋以来篇章注释的精华…………116

第三节 释典：李善注对八代文章特点的把握方式．……128

第四节 李善注的音义训诂学………………………………137

第五节 李善注的校勘与考证………………………………159

第六节 李善注的作家传与解题……………………………175

第七节 李善注的知识与诠释世界…………………………184

第五章 开元以后的“《文选》学”嗣响…………………217

第一节 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的相关问题…………217

第二节 《文选》五臣注的学术评估………………………225

第三节 五臣以后续、注《文选》的几次努力……………238

第四节 《文选集注》略述…………………………………253

结语：传统的认定、诠释与接受……………………………269

引用书目………………………………………………………279

附一：宋代《文选》的流传与《文选》学…………………287

附二：几种《文选注》本中的音注比勘材料………………303

后记……………………………………………………………312

萧该《文选音义》当是萧氏研授《文选》的一种专著，即使当时著有《文选》著作的或仅萧该一人，但抄写讲述《文选》的或非萧该一人①。然笔者曾据日本所存《文选集注》卷八《蜀都赋》注引《音决》中“诸萧等咸以为”云云，认为当时萧氏一门有《文选》音义之书者，当不止萧该一人。待翻阅日本学者富永一登《文选李善注研究》中《萧该(文选音)》一节②，其释“诸萧”二字为“褚、萧”，始悟此处当是指称褚诠之《百赋音》和萧该《文选音义》二书，自己原来的推测殊为荒谬!梁元帝江陵覆灭以后，萧家人物或被掳长安，或留居江陵，为萧？小朝廷中人；或东依王僧辩、陈霸先等南方实力派人物，或跋涉南方，野处边邑。至江陵归国，陈代覆灭，萧家不再有多少政治军事兼顾的人物，而大部成为官僚与文化人物．一直到唐代前期，萧氏在朝廷之上，往往有人。在学术领域，则大约应以萧该为第一人。先看《隋书·儒林·萧该传》：

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成为当时所贵。

萧恢为梁武庶弟①，《梁书》本传称他“幼聪颖，年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无所遗。既长，美风表，涉猎史籍”，世子萧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萧该幼年或是长于建康，成年后方因建康颠覆、元帝江陵继位而入荆州②。但无论是家庭气氛还是朝野重文史之风，皆可能对萧该产生影响。他的经史文学修养，成为他在北方朝廷立足的主要资本。而他在小学方面的长处，应是他能够撰成《汉书音义》与《文选音义》的重要学术基础。影印唐写本王仁？《刊谬补缺切韵》序文中说：  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谘议德源、薛吏部道衡、魏著作彦渊等八人，同诣法言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古今声调，即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昊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脂鱼虞，共为不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吕静韵集，夏侯该(法、敦煌写本俱作诼)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魏著作谓 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后博问辩，殆得精华。于是更涉余学，兼从博宦，十数年问，不遑修集。今返初服，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也。①

饶宗颐先生据此及《北齐书·颜之推传》，认为“《切韵》之音真正代表南音者以兰陵之萧该为主(颜之推籍琅琊临沂，刘臻则为沛国相人)。可见隋初萧该之学术地位”②。惟音韵与训诂不同；即使在训诂学中，音义学与传注也并非一事③。“书音者训诂学，韵书者音韵学。韵书所以备日常语言之用，书音则临文诵读，各有专门。师说不同，则音读随之而异。往往字形为此而音读为彼，其中有关古今对应或假借异文、经师读破等等，就字论音有非当时一般习惯所具有者，皆韵书所不收也。”④“大抵传注以释义为主，注音次之；音义以注音为主，因音辨义。两者同属训诂学的范畴，都要注出音义，但注释的手段各异。”①然则音义、音韵，区别唯在体裁，就萧该一人而言，与当时学界群彦一同辨析音韵，多所折衷，自是其小学修养的集中体现。转而著音义之书，同是释音辨义，当然不能说二者无关了。而了解音义学与传注学的不同，也可对李善《文选注》于前此萧曹之书的体裁变革。有更多的认可。

萧该音义二书撰成何时?史无明文，只可随文推测。《隋书·儒林·包恺传》：

东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卒，门人为起坟立碣焉。

萧该《汉书》之学，在初入关时即为当时所重，阎毗从之受《汉书》当即不久之事②。与何妥受诏证定经史未成而遭罢，必在开皇四年之后，盖此年为萧该参与“切韵”之时③，后来陆法言序文中犹称其为“萧国子”可证。又刘臻开皇年间人称“汉圣”④，萧该、包恺为后起学者，萧该《汉书音义》当作于岿然宗匠的大业年间。至于《文选音义》，也可假定在大业中。盖此前文帝时期，“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断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p43-47

  自西晋挚虞编《文章流别集》迄南北朝之末，有许多文士热心于编撰总集，《隋书·经籍志》总集类称凡“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总集几乎全都亡佚，若以汇集历代各类诗文为标准，由萧统主持编撰的《文选》实是硕果仅存的一种，因此它在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中被列于总集之首。说起那些总集的亡佚自然也是可惜的事情，但这与《文选》所具备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足以代表它们也大有关系。实际上，《文选》不能仅仅看作是一部反映萧统及其周围可能参与选事的文士们的文学趣味的一部书，自《史记》在人物传记中选录传主的文章名篇以来，对不断产生的数量庞大的“文章”(它包括各种类型的独立成篇的诗文)加以评判、汰选、传布、保存，是一项有各式人物参与的前后相续的文化事业，而《文选》则是这项事业在梁代的总结性成果。人们看到《文选》涉及的作者、文篇与《文心雕龙》论及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相重，首先会想到二书的编撰者、作者文学观的接近，但恐怕那时代的人们对名家名篇的确认彼此间并无很大出人，这里存在着在历史过程里达成的大致的共识与公论。那时代在文章的评判上各执所是、歧见相峙的情形实不似后世之严重。至于《玉台新咏》选诗与《文选》明显不同，其实更多地与二书性质相异有关。另一方面，《文选》也不能仅仅看作是一部娱心悦目的文艺书，它代表了汉魏六朝文学的正宗与传统，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的总汇，尤其是关于如何运用高雅的语言精致和恰当地表达人生情感与志趣的知识的总汇。《诗三百》曾经是高雅语言的典范，夫子称：“不学《诗》，无以言。”而生活变得复杂、精神世界变得丰富了，语言必须与之相适应，新的范本是不可缺少的。看唐人命小儿诵《文选》的记录(如杜甫《宗武生日》诗嘱儿“熟精《文选》理”)，应是首先有“无以言”的考虑吧。再往后，以一部书来承担复杂而多样的文化功能的情形遂不复存在，所以《文选》成为专学自有其充足的理由。  上世纪前期中国的学术研究开始走向现代，而《文选》学虽也不乏新创的成果，却始终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或以为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并列，使之遭到过分打击，细想来却未必是。大概较之当时文史研究中所出现的各种新气象，“《选》学”因其本身的特点所限，很难带给人们创造的兴奋。至50年代以后，它终于衰落到了极点，据王立群先生《现代(文选>学史》统计，自建国初至1977年，内地《文选》学研究论文总共仅有6篇。但似乎是证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在这以后的20余年间，《文选》学终于又成为古代文史研究中颇见兴旺而成就突出的领域之一。这首先当然是得益于整个社会学术活力的复苏，同时也另有个别性的缘由：过去数十年间海外尤其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并未间断，他们的丰富成果被介绍引进后给内地学者带来一种刺激；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近些年来多种珍贵的前人所未见的《文选》版本相继被发现或由秘藏而转为印行流布，为《选》学的再兴提供了条件，因而吸引了众多研究者贯注心血与才智于此。汪习波君于两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隋唐文选学研究》也是这一热潮中的产物。

《文选》学的成立和全盛阶段都是在隋唐。汪君此书以隋唐《文选》学为研究对象，这是在做一桩清理本源的工作。说来既然隋唐《文选》学如此重要，前人当然不可能轻忽视之，白60多年前骆鸿凯著《文选学》以来，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实已多有发明。但由于资料的匮乏、投入力量的不足，全面和深细的考察仍久付阙如。汪君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细研旧籍，又尽量利用各种晚近所出资料，如敦煌写卷、日本所存古抄本《文选集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陈八郎刊本五臣注《文选》，以及出土墓志之类，断文残卷，片言只字，凡涉紧要处，皆一一爬梳，比照钩稽，索其隐情，以求“对隋唐《文选》学作出较全面的论述”。此本难为之事，要说毕其功于一役自是不能，但这一尝试在《文选》学研究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本书作全面介绍不是这篇短序预定的任务，其研究成果应如何评价读者亦自有明断，但它的某些长处我想仍值得一说。这本论著很值得赞赏的一个特色是对文献源流的细致考索。古籍流传的情况十分复杂，据今之所见以论古，稍有不慎便生错谬。如《文选》最重要的李善注，人们每每凭借常见的南宋尤袤刻本和承此而来的清胡克家刻本论其是非得失，但由于李注的原貌本非尽然如此，其所论难免有落空的危险。此书专门论析了《文选》李善注的成书与文本变迁问题，对这方面的大致情况作出了可信的描述，尤其是证明了李注在写本时代就存在多种文本形态，后世刻本并非单纯依据某一文本成型，这对我们理解和研究现存的李注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而重视文献源流这种学术素质是贯穿于全书的。还有，虽然此书的基本工作是考证史实和比勘文本，大量文字篇幅均用于此，很多地方不避琐细，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所关心的只是一系列个别存在的现象与问题；恰恰相反，“知识与思想世界”的情形，汉唐学术文化变化之大势，始终是这部《隋唐文选学研究》的总体视野。在这一大视野下，作者对许多具体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种研究态度和方法想必受到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启发，而在向来的《文选》学研究中则是少见的，深入下去，会给这一学术领域带来新的变化。我读此书，每有不能满足的感觉，除了偏于技术性的问题外，更多是由于作者立意甚高而力量尚有未逮——然而立意甚高，岂非值得嘉许之事?

往年汪习波君读书期间，曾选修我所讲授的课程，课余闲谈，知道他对学术研究很有喜好。毕业后汪君在机关工作，总不免心存遗憾。如今他的博士论文得到正式出版的机会，多少也是一种弥补吧。它或许并不那么耀眼，却自具与众不同的光泽。

这部书稿原不足以当大雅之目，而急欲贡献于当世读者诸公，倒并非出于博取职称的利禄之求，也不仅仅是要留存一点青春读书的忧思和因时感慨的痕迹，这些少年孟浪，都是我在修订中尽量捐除的东西。实在的原因，是除非现在让它面世，趁我对它的一腔热情还没有澌灭殆尽。我希望融发明于考证的学术野心还没有完全革除——众所周知，这种希求可能已包含了对治学方法的误读。

在文章面世之际，我应该把它的产生过程扼要交待一下。一饮一啄，对我而言，也许都是人生必经之物，无庸深论，但对于后来同道友朋。又何忍少言!

我在硕士期间，跟随汪涌豪老师学习文学批评史，汪老师待我十分宽宏。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做研究生，他是第一次做研究生导师。他知道我读书兴趣甚广，加之刚刚逃离工作岗位，阅读的饥渴症殊为严重，提到作文则兴味索然。也许他觉得我的读书习气未必很坏，也许他认定我今后不必以学术为生，也许就像有人说的“老虎遇见猪，拚命打呼噜”，对于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猪，你能期望教给它什么呢?在多次教育未果之后，他保留了两个最起码的指标：一是按学校规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二是写出一篇过得去的硕士论文，顺利毕业。

光阴如箭，待到真要写硕士论文，才发现七零八落的两年多时间里，只是零零碎碎读了几本书，要想联缀一篇稍有见识的论文，真是谈何容易。那时汪老师正在日本九州大学任客座教授，一方面以信件遥通信息，另一方面安排我寄居蒋凡老师门下。蒋老师读完我挖空心思、勉力成篇的论文，没有批示一个字，只是说：“你做的东西，我看不懂，想来汪老师也看不懂。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重写一篇，要么就把这一篇打印出来以备答辩。”

当然是重做!前提是来得及。那年冬季毕业生的论文第一次面临上海市抽检，我恰好被抽中，交稿时间还有8天。更复杂的是，我已确定提前毕业免试直升攻读博士学位，系级专家面试也已通过。据说汪老师在推荐信中颇有揄扬。此前如果我放弃硕士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一切麻烦都为子虚，只怪一时性起，必要多做一事，多用加法，现在除了再加一事，所有尴尬竟是消减不得!

随后是紧张、兴奋而快乐的日子，因为越到后来越体会到行文之乐。我可以逃避干涩，弄出比较流利的文字，远离深曲，写下不那么缭绕的论断，这是汪老师一直要求而我不大做得到的。多亏蒋老师配合，第二次他稍加润饰就给通过了。五天写作，一天半打印，终于提前一天上交了近3万字的论文。在那一刻，才知道眼可以是那样累，手可以是这样累……

四个月以后，我坐在陈尚君老师家的客厅里，和他商量博士论文的选题。他倾向于我做隋代或初唐文学研究，或者就做庾信研究。后来闲话中，说起他正在帮周勋初先生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编目，我忽然动心，提出要做《文选》与唐代文学研究。直到五年后的今天，我仍能清晰忆起当年自己的那种无知的勇敢，以及伴随它的那份固执和决绝。思忖起来，它的来源虽属多元，近因却是此前我对《文选》中一个诗歌典故的理解错误，这个错误给我带来的羞耻感是如此强烈，使我不顾一切地要尝试我的学力根本无法应付的大题目。

很久以来我都未能领悟，无我是学术的灵魂，而一切错误，都与学术如影随形。就像甄宝玉与贾宝玉共存，魔鬼摩菲斯特与浮士德博士同盟，航天器升空过程中防火瓦片的片片飞舞。但是初学者是承受不了多少难堪的，如果他知道你看见他的病牙，他也许愿意当面嚼一块石头给你看。他就会那么笨!

人文学术活动，需要心灵的余裕。那种澹定的从容、综观全局{的平静，那时我真的连一星点都没有。

灾难般的两年过去了。两年里，我试图背诵《文选》全文，试图详解《全唐诗》与《全唐文》，试图综览古今一切《文选》专著和专论，试图搜集到所有《文选》版本、抄本和写卷。结果可想而知，以我的学力、财力和交游，还有时间限制，所有这些企图都没法完成。也不可能完成。期间论文题目几经转换，范围大为缩小，从“《文选》与唐代文学”转为“《文选》与唐诗”，又转为“《文选》学史”，终于定格为“隋唐《文选》学研究”。最后这个题目，相对而言对我还算合适：只在隋唐两代《文选》著述中打转，虽需远及明清近代，所涉典籍毕竟可以目数，对学力的挑战可以减轻许多；另外，对传统文化中“强解与不解混杂、诉说与暗示交并”的解释传统，以及古典文学对语言表达方式的特异执着，古代文人对知识的有意味的丰富运用，我已略有知觉。可是一系列转换就是一段段岁月的流逝，现在要细究早期集部注释学中的《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大约在2001年5月里，前后总共有一个多星期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在今本李善注中可以分辨出李善注的原来面目!虽然这次“顿悟”很快就重归迷雾，不过，它带给我的释燥矜平效果很为明显，历年的烦恼、惶恐一扫而空!可惜我已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它的多次出现，也许是三年，也许是五年以后，直到有一天千门万户尽皆洞达，写成一篇《(文选)李善注的文本变迁》的论文，加上一种《(文选)李善注臆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曾反复试着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最终却决定只能以疑问的形式和勉强的校证，做成《隋唐(文选)学研究》中的一个专节，以及论文其他章节中的零星论述。同时决定，暂不强求一个学术岗位。人有时得学会放弃…

2001年10月，我开始到校长办公室实习，书剑两不就，且作稻粱谋。年底实习结束，新年1月开始论文写作，5月10日终草。论文以简单描述为框架，以校勘和考证为骨干，以文学批评史的体味和知识史的追溯为血脉，辗转因袭处不少，而创见也不能全无。有些则含而未发，如曹宪、李善等人的《文选》注释体例与南朝小学尤其是《玉篇》的关系，如当代《文选》版本研究重本文轻注文的偏颇，如对当今一些貌似公稳的戏论的分疏；有的则蕴而不能出，如综论隋唐《文选》学史，不能满足于当时注疏学的疏凿，还应对《文选》沾溉唐人诗文的情况进行一番细描，这层想法，陈老师曾有过提醒，本次申请出版基金，评审专家又再次有此建议。从我的角度看，是认定学术与文术同源不同归，与其在论文的基础上增扩唐代《文选》影响史，不如增扩初唐前后经、史、小学注疏史的流变。另外，我历来心仪一个论文题目“《文选》与唐代诗人的江南壮游”，借文心、文意与文人的流动，窥探中古后期文学与文化的南方。这个题目已有赵昌平先生等前辈学者针对个别大诗人的洞察，如果今后没有同行继作开展，或许我有机会续此前因。

我应该抱怨些什么吗?当然不能。按照朱维铮先生的说法，人“可以笨，但不可以蠢”。笨近于心智的缺憾，蠢有涉心性的邪辟，二者初非一物。比如我在复旦六年读书，目标大而无当，陈义高而难倡，自可标以笨之一目。这样的眼光和气局，本来应在传统的书院中求师访道，何必在现代三年期流水线上觅真经?再则，我行文惟求纵心，不调众口，学术上野性难驯，高情易远，粗陋荒落，也难怪旁人之所难言。栾布有言：“穷困不能辱身，非人也。”

论文答辩时得到南京大学莫砺锋老师、张伯伟老师、浙江大学束景南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刘永祥老师，以及本校王水照老师、骆玉明老师、杨明老师的指教，导师陈尚君老师、汪涌豪老师更是多有教正。各位先生的一些过情之誉，称情之赞，自是盛意可感。至于深微之教，片言提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又南京大学周勋初前辈，北京大学傅刚先生，曾分别借出珍藏的《文选》版本，周先生后来还在几次通信中有过恤勉，前辈津梁之美，令后学有春阳之感。

记得莫老师当时说过，这篇论文中的一些章节可以单独拿出发表；后来一位同学也曾劝我先把论文拆开发表，然后再以专著形式问世。可惜事冗人倦，竟不克就。退一步想：非经非咒，重复易厌。貌不惊人，顾影难怜。犹忆当年从硕士论文中析出两文，一文发表时未经校对，错误百出，贻笑孔多；一文仿效骆玉明老师的《论萧纲与宫体诗》，思以独见为明，辗转三年，新见已经不新，最终发表时仅剩原来的三分之一，文气全无。前文竟然还帮我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无怪乎有人要说“错误是成功的阶梯”。

谨以此稿呈献于读者诸公。对我而言，它既是一段生命的结束，也是一枕新梦的开始。借此机会，我要向一切爱护和帮助我的人，包括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以及老师、朋友、爱人，表达我由衷的敬意，并用大家熟悉的语调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