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从“危险的写作者”格拉斯的三大卷浩瀚的《言论随笔集》中选出的作者40年来最为精彩的56篇演讲和随笔,可以说，它们是格拉斯的思想精髓,也是我们概要的领略这位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的的独特的艺术创作思想轨迹及其脉络的一扇门和一条路径!

格拉斯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撼世之作《铁皮鼓》被译成数十种文字，销售了近500万册；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分别于1979和1980年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创作的《狗年月》、《猫与鼠》、《相聚在特尔格特》、《母鼠》、《蟹行》等小说，脍炙人口，享誉世界；他获得的桂冠如落英缤纷，除最耀眼的诺贝尔文学奖外，还有四七社奖、不来梅奖、汉堡自由艺术科学院奖章、巴伐利亚艺术科学文学大奖、毕希纳奖、冯塔纳奖、托马斯·曼奖、德国图书和平奖、法国最佳图书奖、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波兰亚历山大一马亚可夫斯基金质奖章、罗马国际安东尼奥一费特利内里小说奖、西班牙希达尔戈奖、捷克卡雷尔一卡佩克奖、丹麦索宁奖等数十种德国和国际有影响的奖项；格拉斯多才多艺，他不仅写小说，还创作了许多诗歌和剧本；他还是一个雕塑家和版画家。鉴于他在文学艺术领域做出的贡献，德国授予他柏林科学艺术院院士，美国、波兰等许多国家的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和荣誉教授的称号。  格拉斯获得如此多的殊荣，除其作品外，其人品也是主要因素。他为普通人立言，他的行为举止也一如普通人，他的人格魅力在于光明磊落，敢于直言，他对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端，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有机会都要仗义执言，口诛笔伐。为此，我们在出版了他的九部长篇小说的基础上，再从他三大卷浩瀚的《言论随笔集》中选出作者40年来最为精彩的56篇演讲和随笔。这些文章表露了作者对当今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和见解；可以说，它们是格拉斯这位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文学家的思想精髓，相信它们也能对我们了解和探索格拉斯独特的艺术创作思想轨迹及其脉络带来帮助。

解读《与乌托邦赛跑》林笳l

1．关于写诗(1958年)l

2．我们在联邦共和国写作(1960年)2

3．即兴诗人的自白(1960年)3

4．六十年代的风格(1966年)7

5．写作的宫廷小丑(1966年)10

6．如果诗歌成为全民股票(1966年)17

7．请给思想以自由!(1967年)19

8．道歉(1967年)23

9．越南也与我们有关(1968年)26

10．一场公开的讨论(1968年)30

11．我们的民主尚不成熟(1968年)34

12．非洲的奥斯威辛与特布林卡(1968年)37

13．瓦格纳的禀性(1968年)40

14．不止是个人的事情(1968年)43

15．冲突(1969年)47

16．我们的主要弊病是理想主义(1969年)55

17．关于《局部麻醉》(1969年)59

18．文学与革命，或田园诗人爱谈的话题(1969年)6l

19．文学与政治(1970年)69

20．论成年人与畸形人(1970年)74

21．一位父亲向孩子们解说奥斯威辛时遇到的困难(1970年)85

22．遇见马贩子库尔哈斯(1971年)89

23．反对适应(1972年)93

24．身为公民的作家--七年总结(1973年)102

25．我们社会艺术家的言论自由(1973年)122

26．图画改良不了世界(1973年)133

27．回眸《铁皮鼓》(1973年)135

28．阅读的工人(1974年)147

29．根据粗略估计(1975年)160

30．与乌托邦赛跑(1978年)17l

31．卡夫卡和他的实施者(1978年)196

32．我是一位作家还是画家(1979年)216

33．我们怎么对孩子们说?(1979年)219

34．德国的文学(1979年)235

35．奥威尔的十年(一)(1980年)246

36．文学与神话(1981年)260

37．理性的背弃(1981年)266

38．没有保障的未来(1982年)271

39．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1982年)274

40．抵抗的权利(1983年)279

41．奥威尔的十年(二)(1983年)288

42．报名上册，或国家把公民看得多么愚蠢?(1983年)298

43．魔术师的徒弟们(1983年)301

44．学习反抗，进行反抗，敦促反抗(1983年)308

45．理性之梦(1984年)313

46．从地狱里发出的笑声(1986年)319

47．作为政治义务的历史责任(1989年)323

48．例如加尔各答(1989年)325

49．羞愧与耻辱(1989年)336

50．没写儿童读物(1989年)34l

51．奥斯威辛后的写作(1990年)344

52．致萨尔曼·拉什迪的公开信(1992年)37l

53．论越过边界(1993年)375

54．方向标(1994年)378

55．论异教徒的生存能力(1996年)380

56．柏林的呼吁(1997年)390

格拉斯：后奥斯威辛写作 林贤治393

附录：格拉斯生平和创作年表405

谎言

您的右肩下垂．

我的裁缝说。

因为我右边背书包，

我脸红地说。

我必须承认，人们不可能把这首四行诗称为现代诗。虽然我自认思想守旧，才华一般，不得不等待机遇，但是，我却嫉妒实验室诗人，特别是在我感到贴近我的空气中又有一首诗，却还没有迹象写出来的时候，他们不必等待各种机遇，像我那样，鞋里放着没有去壳的豌豆，每星期三次，沿着霍恩佐大街苦苦地走到尽头，因为踏着没有去壳的豌豆走路，会让促使机遇来临的缪斯感到高兴。不，实验室诗人穿着开头字母小写的室内便鞋坐在实验室里，不需要豌豆，背后有马克斯·本泽①作后盾，卡片盒伸手可及，不受拘束地运用语言材料，嘲笑种种机遇，对即兴的和植物学的东西随意剪辑，横加指责，他严肃地、不乏自我批评地、辛辛苦苦地干这些事，在八小时工作日后——如果能对这位废除时间的人讲八小时工作日——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进行了实验，第二天还可以继续实验。

在嫉妒的同时，必须承认，我得感谢这位实验室诗人。如果实验室诗人夺去了我的工作，在我利用休息时间偶尔耕耘的领域里进行相当可爱的实验，使我由于他的存在而不必去耕耘，那么，我会在他取得成果时厚颜无耻地抓住他，并在有机会的时候，依样画葫芦地、错误理解地运用他的实验成果。

经过这一阐述，也许后者会明白，即兴诗人没有摆脱各种工作热情。我也会报道并非机遇的机遇。几个月没有诗在空气中，于是，即兴诗人沉默了，但并不是想以此表明，他居住在所谓的无可言状的，沉默的附近。P5-6

解读《与乌托邦赛跑》

《与乌托邦赛跑》是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写的一篇随笔，我们以此为书名，将他发表的部分随笔和演说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近年来，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已先后有了中译本，其他的小说也已经或正在陆续翻译成中文。他的长篇小说构思奇特，荒谬中见真实，凡阅读过其作品的读者，无不对此留下难忘印象。但国人未必知道，格拉斯作为奥斯威辛之后从事写作的德国当代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德国斯泰德尔出版社出版的14卷《格拉斯全集》，其中厚厚的3大卷约1500页，收入格拉斯从1955至1997年期间发表的随笔和演说共261篇，这还没有包括他在此以后笔头和口头发表的全部评论。这些作品表明，格拉斯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批判传统，对于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端，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只要有机会，都要进行“口诛笔伐”。他的人格魅力，在于光明磊落，敢于直言。

格拉斯以小说家著称，他把小说创作称为“撒谎”，那是因为，小说是虚构的作品，作家以叙述者的身份讲故事时免不了编造一些情节和人物，格拉斯希望读者在阅读自己的小说时，保持理智和批判态度。作为公民的格拉斯，是从不说假话的，尤其在写随笔和发表演说时，他抛开了叙述者的面具，襟怀坦白，直接向读者或听众倾吐心声。透过他的随笔和演说，我们可以再真实不过地了解格拉斯对文学与生活，精神与权力，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乌托邦等一系列在当今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的见解，欣赏到他作为评论家的精彩一面。

在大量随笔中，格拉斯把目光投向历史。“不能忘记过去”，是他的一条重要信念。1927年，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出生，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6岁，1939年战争爆发时12岁，15岁加入防空服务团，16岁进了义务劳动军，17岁正式当兵，不久就在科特布斯受了轻伤，被送进战地医院治疗，接着被美军俘虏，获释后先后当过农业工人，钾矿工人和石匠学徒，1948年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校学习雕塑和绘画，并开始写作。回顾这段经历，他说，自己在战争结束时还太年轻，既不是纳粹分子，也没有受纳粹迫害，虽然没有参与纳粹的罪行，但是，也达到了足够大的年龄，被这一罪行及其后果打上烙印。他深切地感到，对于德国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罪过，德国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连战后的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从时间上来看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但也得一同承担罪恶后果以及精神创伤。他反对战后把国家社会主义简单地妖魔化，不想冒充事后的反纳粹“英雄”，也不愿意像某些政治家那样肤浅地谈论“清算德国历史”或“克服历史”，而宁可更多地去揭开伤口，不让任何东西过快治愈，他以作家为职业，试图针对消逝的时间进行写作，以免过去了的东西不再被人们提及。

于是，他从年轻的、保持距离的见证人的视角出发进行叙述，在《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等小说中，努力用文学的形式来描述整个时期的现实，揭示小市民阶级狭隘中的矛盾和荒谬以及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巨大的罪恶，使人们记住德国历史的罪过，避免悲剧重演。在他看来，被人们斥之为非人性的东西，不是那种有名有姓的个人的残暴，而是无名无姓的、对幕后策划的惟命是从。他选择但泽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因为他的根在那儿，历史无情地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沉重的负罪感，同时也留下了失去故乡的悲哀。他曾经构想自己像中世纪捆绑在圆柱上修行的苦行僧那样写诗，但很快就抛弃了这种静态的过高的立足点，从有别于现实的视角出发叙述，允许读者对书中叙述的东西保持一种嘲讽的距离感。他要将德国人的理想主义连根刨去，在人们盲目认为一片光明的地方，揭示黑暗的存在。

格拉斯不忘过去，有意识地针对消逝的时间进行写作，是因为他对于文学与政治，精神与权力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把文学当作革命的女用人，不赞成将文学当作奶牛使用，认为文学的用途与功利主义是相矛盾的。但同时指出，“文学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体：我写作的语言患了政治病；我写作的国家沉重地承担着政治的后果；我作品的读者，跟我作者一样，都带有政治的烙印：寻找脱离政治的田园生活将不会有多大的意义”。他针对德国国内那些清谈“文学与革命”的左派精英，公开宣称：“我是革命的反对者。我力图避免任何以革命的名义做出的牺牲。我害怕它设立的超人的目标，它提出的绝对要求，还有它非人道的不宽容态度。我畏惧革命的机制，它必须杜撰出持续的反革命，为自身的奋力拼搏提供长生汤。”他主张“少谈‘文学与革命’，多思考‘文学与共和国’这个较少令人激动、几乎不会引起轰动的题目”。对于那种自命不凡的清高看法，认为“文学具有世袭的知识分子属性”，“缺乏精神的残余物是国家造成的”，“作家是民族的良知，不应该屈尊参与政治”，他很不以为然。在格拉斯看来，“只有当作家把自己看作是公民的时候，公民们才开始把他看作是作家。”

面对战后德国分裂和国际政治深刻变化的情况，格拉斯选择了进化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欧洲启蒙意义上改变社会的方法，不是革命的颠覆活动，而是通过改良的道路。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民主体制和社会主义是互为前提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能够为人们争取更多的社会正义，为自由的机会均等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他承认自己是伯恩斯坦的信徒，“在人所共知的革命的追随者当中，只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一个修正主义者”。在他看来，在欧洲，即在没有任何革命基础的工业社会，“革命”一词带上了游戏的特征。由于成为崇拜对象，革命作为人的行为模式，绝对地表达出成年人的幼稚。议会民主比任何其他社会形式都更注重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共同负责。作家附带从事政治工作，是公民理所当然的行为。为了推进民主进程，他在六十年代大学生抗议运动发轫之初开始尝试参与政治活动，成立社会民主党选民团，从1965年起，作为一位没有参加党派的作家，每逢选举年便四处巡回演说，为社民党助选。

基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他主张自由和宽容，强烈反对镇压和屠杀少数族裔以及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为实现民主和社会公平而大声疾呼。他抗议美国对越南北部的狂轰滥炸，呼吁尽快结束在比夫拉和苏丹南部发生的对少数族实施的压迫和灭绝。他谴责苏、美两大强权道德的破产和罪孽，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镇压民主运动和在希腊实行军人专政，是在他们的操纵下分别发生的。他告诫人们：目前发生的民族屠杀，天天都在发生，人们对它已经司空见惯了。“民主的危机是世界性的。”“奥斯威辛并没有在我们身后结束。”“重要的是，理解历史上的奥斯威辛，认识现代的奥斯威辛，警惕未来的奥斯威辛。”

随着战后世界政治的发展，格拉斯从对德国历史的反省，扩展到对整个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注，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在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时期，他告诉人们：“两大世界强权的政治家及其政策的失灵，已经产出了灾难性的影响。超过一半的科学家在为军备服务。数十亿的经费用于世界范围的扩军，这就不可能对遭受苦难的第三世界提供有效的援助，因为，伴随军备增长的，只能是贫穷、苦难和饿死的人数：现在每年饿死人数已达到5000万人。恐惧在增加，理性一旦随着仅仅使人保持理智的言论失去效力，便不难想象人类生存的终结。”

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中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理性的信仰产生了动摇。面对世界人口灾难性地过多，社会总产值停滞不前，对大自然掠夺性开发，带来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荒漠化的加剧，人们突然发现，理性的工具并不足以驱逐灾难，人类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对于自己所干的事情的后果，却束手无策，表现出行为幼稚。于是，后现代思潮应运而生。理性与非理性，现代与后现代，殖民与后殖民，在各种思想的较量中，格拉斯将文学与政治、 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写下了大量视角独特的评 论。

《卡夫卡和他的实施者》便是一篇这样的力作。格拉斯 通过阐释《城堡》和《诉讼》，剖析卡夫卡笔下的管理机构，结 合现代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进行深刻批判。他认为， 卡夫卡以城堡为比喻，用文学手段所构造的、未完成的、一般 官僚主义或神学意义上的秩序，在书写下来的时候具有幻象 的特征，而现在，它已成为文学以外的现实。官僚主义的形 体在世界各地滋生，它的独断专行不仅摆脱人们所追求的民 主监督，而且成为任何理性释义的障碍。卡夫卡的小说没有 写完。卡夫卡在现实中找到了实施者。由人一手造成和推 行的官僚主义，一旦成为自动的，它便超越了人，直到今天， 在经历了最新的技术上的能力扩充后，它已接近十全十美。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官僚主义是世界性的。“它不服从 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它遵循的是自己的法则。虽然有西方 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的官僚主义，但是，两 者只是在可拆除的上层建筑上有区别，基础却是没有分别 的。”

《西西弗的神话》是格拉斯在讲演中喜欢引用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富有哲理的寓言式的作品中，法国作家加缪通过西西弗这个神话人物，塑造了一个不屈从命运，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的荒谬英雄。受惩罚的西西弗把石头推到山顶，石头马上又滚下山，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搬动巨石，将它推至山顶。在格拉斯看来，加缪通过对我们时代的西西弗下定义，成功地在哲学上发展了抗争的思想。任何一种旨在缩小不公正，确保和平，维护与促进自由，以及保护自然，避免人类毁灭性的政治努力，都是西西弗工作的一部分。因为石头永远不会停在山上。因为这种让人感到徒劳的推石头是属于人类的。如果我们想中途放弃，让石头躺在山脚，不再当西西弗了，我们将完全没有机会获救。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惊世之作《一九八四》，被誉为是“二十世纪的政治寓言的经典”。这部小说写于1948年。进入八十年代后，格拉斯在评论这部小说时，分析国际形势，抨击当代寡头统治的集体主义。《奥威尔的十年(一)》、《奥威尔的十年(二)》、《根据粗略估计》等演讲，便是其中的代表作。格拉斯指出：在《一九八四》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预见到，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如何融合在一起，并且使技术至上的统治形式为自己服务，他预见到了我们今天不得不担忧的监控国家，他还预见到，超级大国奉行的是极权主义，彼此之间持续进行着战争和代理人战争，小说中揭示的“新语言”，能够抽取任何事物和任何价值的意义，把谎言变成真理，把真理变成谎言。

萨尔曼·拉什迪是英籍印度裔作家，1988年，他的小说《撒旦诗篇》引发了一轮国际纷争：穆斯林世界表示抗议，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将其列为禁书，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下令对作者和出版商“处以死刑”，对此，西方国家做出强烈反应，欧共体12国召回了驻伊朗使节，停止高级官员的访问。在这场宗教冲突和国际政治风波中，格拉斯态度明确，他认为，霍梅尼判处萨尔曼·拉什迪死刑，对所有通过翻译、出版、销售他的书或者以其他方式支持他的人进行威胁，这一切都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击，造成的国际影响是史无前例 的。德国柏林艺术科学院拒绝为援助拉什迪提供集会场所， 屈服于恐怖主义的压力。为此，格拉斯宣布退出柏林艺术科 学院。在《致萨尔曼·拉什迪的公开信》中，他指出：“我们已 经在牧师和政治家身上有过体会。他们不值得信赖。他们 的行为受利益的驱使。一年前，海湾战争开始时，双方都清 楚地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分别以上帝的名义行 动。结果是致命的，死伤无数。”“我们基于共同的经验彼此 了解，失落使我们善于辞令。失落是我们的故事的前提。让 我们再接再厉，你在肮脏不堪的印度洋，我在被毒化的波罗 的海，捕捉离奇的、叙述众多事实的词语，它们不甘忍受那种 强加给我们的现实。”  格拉斯在随笔中还多次谈到德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 布林(1878一1957)。德布林是位内科和神经病医生，又是一 位具有社会民主倾向的左翼进步作家，1910年参与创建表现 主义文学团体《风暴》，并在其同名刊物上发表作品，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表以中国农民起义为素材的长篇小说 《王伦三跃》(1915)，获冯塔纳奖，战后发表《华伦斯坦》 (1920)、《山、海和巨人》(1921)、《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1929)等多部小说，第三帝国时期流亡国外。格拉斯把德布 林称作“我的老师”，在德布林百年诞辰的时候发表长篇评 论，阐释他的小说《山、海和巨人》。格拉斯为自己的文章起 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标题：《与乌托邦赛跑》。“乌托邦’’这个词 是16世纪英国人文主义作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一1535)首创的，字面的意思是“乌有之地”。莫尔在 1516年写的同名小说中，叙述了一个遥远的理想岛国。此 后，这个词被广泛使用，成为人类思想史中的关键词。德国的著名学者卡尔·曼海姆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乌托邦这个概念进行研究。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一书中描述德国历史上乌托邦思想结构的变化，指出，从宗教改革运动再浸礼派的千禧年主义，到自由主义一人道主义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思想，各种形式的乌托邦都表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破坏现存秩序的取向。查德语字典，“乌托邦”这个词具有两种含义，它可以用于指称那些试图描绘某种虚幻的社会或国家的文学作品，即我们通常说的乌托邦11,说，也可以指某种由于缺乏必要条件或基础-而无法实现的愿望或计划。格拉斯在评论里可以说同时在两种含义上使用“乌托邦”这个词，它既指德布林的小说，又指人类的乌托邦构想。在《山、海和巨人》这部幻想小说中，德布林虚构未来：人类运用现代技术不断地生产，导致城市扩张，农业衰落，由Y-A造食品的发明，人们彻底脱离有机的自然界；享受成了惟一的生活内容，但随之产生的空虚和厌倦转变成盲目的仇恨和破坏的欲望，于是在西方和东方的两大集团之间暴发了“乌拉尔战争”，接着，人类又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利用“电气石喷雾”除去格陵兰岛的冰雪，并将一些自愿者变成用岩石、树木和人体混合成的巨人，去抵抗在除冰过程中复活起来的怪兽，最终，膨胀成巨人的统治者在互相厮杀中走向灭亡，只有一些不愿追求享受和权力的“移民”才存活下来，建立起一个放弃技术、崇拜火的新社会。格拉斯带着《山、海和巨人》这本小说，在穿越亚洲和非洲的旅行中，一边阅读，一边对照现实，他发现，尽管人们像鹦鹉那样呼唤欧洲启蒙运动的成果，无休止地谈论人道主义，基督教伦理的价值，个人的权利，普遍的人权，劳动的权利，但是， 德布林以及后来奥威尔所描写的未来的情况已经开始出现． 人类在追赶乌托邦的途中有可能比预定的时间更早到达目 的地。在格拉斯的笔下，人类用其巨大无比的脑袋构筑乌托 邦，其破坏力已经大大超越卡尔·曼海姆所描述的乌托邦思 想，它要破坏的不只是现存的秩序，而是人类自身的生存。

从根本上说，格拉斯并不属于相信“世界末日”的颓废派 作家，但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公开声明：“就我而言，作为一 个本来并不愿意蒙受世界末日气氛的人，也已经能够想象出 地球上人类的终结。威胁着我们的，不是自然的暴力，而是 我们自己；凌驾在我们头上的，不是无法预料的命运，而是自 身的拙劣行径。我们人类正在以各种方式摧毁自己存在的 基础。换言之，倘若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迷途知返，那么。我 们就在创造条件毁灭人类社会。……我们盘剥的不仅是大 自然。我们盘剥我们自己。我们的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发展 出了各自的盘剥方法。我们不仅仅武装到了牙齿，而且武装 到了我们的理解力所及的范围，我们充当着谬误的‘进步’概 念的奴隶，具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他在不同的场合告诫人 们，“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人类必须自我保护”。

萨尔曼·拉什迪在为格拉斯散文集英译本所作的序中把格拉斯称为“二十世纪移民文学的主要人物”，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格拉斯不得不经受三重迁移，第一重迁移是丧失了根，第二重迁移是语言上摆脱纳粹时期对德国语言的影响，第三重迁移是社会规范的转变。拉什迪的话是有道理的。三重迁移，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艰苦过程。对于迁移者来说，这意味着从旧我到新我的脱胎换骨的转换。但是，格拉斯成功了。在迁移过程中，他像火凤凰在自焚中获得了新生，并且学会了怀疑：怀疑一切所谓的“绝对真理”。

格拉斯是一位经历过奥斯威辛的作家，他热情参与政治，重视作家的为民意识，对民主自由有独特的看法。虽说他的观点和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充满激情的演讲和随笔仍可给我们以一种启示。

林笳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