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的正是一位青年作家的故事，他作为一名喷火式战斗机飞行员接受训练和投入不列颠之战的经历，以及他被击落之后的生活境遇。还向我们叙述他的诚挚友谊和悲壮 捐躯以及他对失友之痛的强烈反应。他对自己的战斗经历做出进一步的反思，正是这番经历使他由一个为同龄人赞赏和羡慕的天生英俊运动员变成一身伤残的人。

前言………………………………………………………1

序幕………………………………………………………1

一 在慕尼黑保护伞下…………………………………1

二 前敦刻尔克时期……………………………………19

三 喷火式………………………………………………39

四 彼得·庇斯的世界…………………………………61

五 入侵者………………………………………………89

六 我该为一个幽灵活着?……………………………107

七 美容院…………………………………………… 14l

八 最后的长发男孩………………………………… 157

九 “我看到他们也打中了你”………………………170

幕

九月三日拂晓，阴暗多云。微风吹拂着艾斯图里河湾的水面。伦敦东面12英里的霍恩丘奇机场笼罩在黄色的晨雾中，苍白的微光给布列在机场边沿的喷火式飞机(二战中英国的一种主要战斗机——译者注)暗淡轮廓平添了几分冷峻。不时有一只气球怪异地从雾中探出头来，好像一头疲惫的巨兽在返巢前寻找它可能的猎物。

我们在8时左右来到停机坪。夜间我们的飞机都从待命点移到了机库，所有的机械工具、油料和通用器材全留在了机场的远端。我很担忧。不久前我们遭到过轰炸．我的飞机因而换装了一个新的座舱盖。不幸的是这个舱盖不能沿着滑槽滑动开启，由于地勤人员的削减和缺乏工具，我担心它永远也开启不了。要是它不能开闭自如，我就无法在必要时紧急脱身。真不可思议，我们的中队长“乔治大叔”丹霍尔姆竟弄来了三个人，带着大锉刀和润滑油，再加下土机修工和我一起心急火燎地调整那个舱盖。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锉，加油。加油，锉，直到最后舱盖开始能移动了，只是慢得叫人心痛。到了10点，雾已经散去，太阳跃出了清澈的天空，舱盖还是牢牢地咬死在滑槽的半道上；10点15分，我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扩音器里传来调度员平淡无情的声音：“603中队出发．巡逻基地；你们将在空中接受进一步的命令；603中队请尽快起飞。”我一按启动钮，引擎立即吼叫着激活起来，同时下士后退几步，意味深长地交叉着他的手指，我的胸口感到一阵战栗，就像划船比赛时开浆的刹那，接着我忙于进入适当位置．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乔治大叔和领头机组在一阵尘烟中起飞了：布赖恩．卡勃雷扫视左右并竖起了大拇指。我点点头，加大油门，最后一次从霍恩丘奇机场起飞了。在布赖恩机组里我飞第三。斯塔普米·斯特泼顿在我的右面；第三机组只有两架飞机，所以我们中队的战斗力是八架。我们向东南方一路爬高攀升，在12000英尺左右我们穿越了云层；我向下俯视，只见云块像重重叠叠的掼奶油铺开在我的下面。阳光灼灼，转弯时都无法看清我的邻机。我急切地紧盯着前方，因为调度员已经警告过我们，至少有五十架敌机正在高速逼近。当我们第一眼确确实实看到它们时，无人喊叫，我想我们都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它们。它们肯定在我们上面500到1000英尺，而且像一群蝗虫径直朝我们冲来。记得我咒骂着，自动移到队列的末尾：随后的刹那我们就闯进它们中间而各自为战了。他们看到我们的那一刻，也立即散开并俯冲下来，紧接着的十分钟便是旋转扭动的飞机和曳光弹交叉飞舞的一片混沌。一架梅塞施密特(二战中德国的一种主要战斗机——译者注)从我右面在一片火焰中坠落，而一架喷火式则半转着机身急急掠过：我迂回旋转拼命爬升要占领高度，飞机简直就是挂在螺旋桨上。这时，恰好在我的左下方，我看到了从来就祈求的事——一架梅塞施密特正在离开太阳的方向上爬升。我逼近它到200码，从一侧给了它一顿二秒钟的突发连射：机翼的蒙皮被撕掉了，黑烟从引擎里倾泻而出，可是它没有坠落。像个傻瓜，我没有立即撒手，而是再给了它一顿三秒钟的突发连射。红色的火焰朝上喷涌而出，它即刻旋转到了视线之外。就在那一刻，我感到一阵可怕的爆炸。震掉了我手中的操纵杆，整个飞机颤抖得像一头老病的野兽。须臾之间驾驶舱里到处是火；我本能地伸手去打开舱盖。它纹丝不动。我解开座椅皮带，拼命用力推它向后，可是这又太慢；当我跌回到座椅去拉操纵杆竭力要让飞机倒翻过来时，那炽热的高温使我感到自己快要完结了。记得有一秒钟钻心剧痛，记得曾闪过一念“就是这么回事了!”并将双手蒙上眼睛，接着就昏死过去了。

当我恢复知觉时我已经离开飞机，迅速下落。我拉着降落伞的开伞绳，猛拉一下以确证我的降落正常。朝下一看．发现我的左裤管已经烧掉了，我正在掉进海中，可叹的是离英国海岸很远。大约在水面上方20英尺处我试图脱开降落伞．没成功，我砰然一下落进海里，降落伞在我周围翻滚。后来别人才告诉我，飞机在大约25000英尺高度进入旋冲状态．在10000英尺高度丧失知觉的我从机中跌了出来。很可能真是这样，因为后来在我的头顶发现有一个大创口，可能是在座舱里碰撞出来的。P1-4

要我来为这本书写个前言，内中有一些非常直接的个人缘由。因为这本书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写的，尤其是这位老朋友在六十年前就遇难了，而从那时以来，这本书就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永远不会忘记跟理查德·希拉里的初次见面。我的未婚夫彼得·庇斯生前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们的希拉里君原来进了医院，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于是我想，既然彼得不能去了，或许我应该代他前往。

我走进皇家共济会医院他的房间，床上躺着一具从头到脚全都裹缠着绷带的人形，我能看清的只有一对闪亮的蓝眼睛。我十分迟疑地作过自我介绍，彼此开始谈到彼得的时候．他的话语充满了亲切之情。让我吃惊的是，我刚要诉说彼得是如何被击落的，他当即打断了我。原来他早就在某种幻像中看到了全部情景，那会儿他正在接受手术，痛得他拼命挣扎，嘶声喊叫，护士们则按手压脚不让他动弹。

正好这时一位护士进来喂他茶水，我悄悄退出，怕是他不愿让人盯着看自己的窘境。第二天，我收到一张由人代笔的便条，要我再去看他。这样就开始了一连几周的交谈——彼此把对方从绝望的边缘拉回来的交谈。理查德是个出色的雄辩家，谈锋旺健，模仿、嘲讽、逗趣、大笑，总会激起对谈者的回应——也总是令人振奋的回应。在一次特定的交谈之后．他写信给我：“昨天我情绪非常低落，而且不几分钟就反复发作，随之我的脾气也坏透了。不过，我想这对我们也许是个绝好的机会，一道来写一个十分轻松的舞台或电影脚本；对此我是蛮认真的，这对我们两个人都有好处。你意如何?”

那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随着理查德日见复原，他来到我父亲在威斯特伊顿派勒斯的寓所，我和管家及其丈夫正住在那里：他们的房子和全部家产在一次大轰炸中被直接击中而丧失殆尽。我的父亲已经迁居乡下，大部分床铺卧具都搬进了地下室。任由谁来访都可以在此过夜，理查德就常常逗留。  有时候．也在皇家空军服役的我的兄弟麦克斯以及在志愿救护队服务的我的姐妹佩妮不当班时也会来同我们聚首，我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们的上面则还在炸个不停。

我为他编结了一副空军蓝的无指手套，跟他的制服相配。用来遮掩他那支楞在小小骨架上的手指；有时我们清晨外出散步，跨过昨夜救火后遗留下来的那些水管，竭力不去注意四处弥漫的呛人的焦烟气味。有时，我们也外出就餐。只有一次，我们在计程车里叫停，让一对侯车的夫妇共乘，那位女士刚要入座，一看到理查德的面容，突然就表示不要了。

当认为他足以承受新手术的时刻一到，他就被送进东格林斯泰特的维多利亚女王乡间诊疗所。在那里，整容名家阿基波特·麦肯多着手为他做面部重造。切割、移植进行了好几月，期间理查德脾气焦燥，常常暴怒咒骂，弄得他的护士们快要疯了。不过，每次他的妈妈和我去看望，他还是勉作轻松，谈笑风生。爱德维娜是我见过的最最勇敢的女性。面对她惟一的孩子被烧得面目全非，又处在持续的剧痛之中，她必定承受着怎样的煎熬，我想，只有他一个人心里明白。但是，她却总能还以轻松谈笑，而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手总是攥得紧紧的。

只有在他的来信里不时表露他的绝望：“今晚我就是非给你写信不可，我觉得心情如此低沉，以致不敢相信我还能重新站起来。我不禁感到在这场战争中我已经失败了——不是从你的观点来看，因为，要是我如你所思，我该想象自己正追寻着光荣的云彩。然而我参加空军并不是为了追求功勋和荣光(至少我已经错失了它们)，就如我自离开学校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这次参军作战也没有成功。”他还写道：“说到眼下的写作，我简直无法下笔，禁不住感到此后也会像这样难以进行，我没有做成任何事情，我开始怀疑我是否还该做什么事情。”

手术终于完成了，理查德带着新的眼睑——实际上是一张新面容回到伦敦，去面对未知的将来。尽管那黑色的魔鬼依然纠缠着他，理查德那份当作家的自信开始重建，并着手连缀撰写一篇小说。他被派到华盛顿去做公共关系工作．看来正是他所期待的。不幸的是，他一到任所，驻美大使以为他的伤情太惨，会吓着还没有参战的美国人，还是尽量少出面为好。他只限于做了几回简短的电台广播谈话，这些谈话今天听来还像那时一样地感人。他的嗓音听来真是难以名状地苍凉，就像一位很老的老人。不过，做这么几次广播，对他来说实在太清闲了，不成其为一种挑战。

于是，他坐下来着手写作这本书。

这本书在美国首版，书名“从空中坠落”，对此理查德和我都不喜欢，却又一时想不出一个更好的。那是在又一次绞尽脑汁的傍晚之后，那时他已经下班回到住所，我则踱到放着彼得的圣经的桌子前面，顺手翻动书页，正巧打开在《柯林斯书》那一页，那里写着：“应该打败的最后敌人是死亡。”我当即给理查德打电话，而且至今似乎还能听到电话那头他的兴奋喊声：“就是它!”就像是彼得本人给了我们这个信息。

《最后的敌人》在莱彻·洛万特·迪克逊的指导下由麦克米伦社出版．迪克逊后来成了我们两人最好的朋友，而此书也立即取得巨大成功。每个书店柜窗里都陈列着它，许多报纸定期连载，从军的男女则在背囊里带着它投入战斗。“这不是一本某个飞行员描述战争的书，而是一位作家刻画一位飞行员的书”，评论家们这样说，它也确是如此。

尽管名声大作．受到当时文学界的称道，尽管由欧立克·肯宁顿绘制的一幅出色的肖像至今还悬挂在国家人物画院，尽管这一切更证实了他是一位作家的自信，理查德仍然明白，这是不够的。比之他的许多朋友的牺牲，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变得苍白无力而毫无意义了，尤其是柯林·平克内，这位603飞行中队的一位存活者的死讯传来，更是对他进一步的打击。柯林曾请求派赴中东，却被调遣去了远东。柯林来信写道：“我几乎不敢告诉你和狄克，我发现有人在最后一分钟把我调了包。太晚了，无可挽回。三年可不短呀，但愿我回来的时候你还能记得我。”他的飞机最后一次被看到在新加坡上空坠落。

战争还在僵持之中。彼得和柯林已经献身。理查德再次努力说服指挥当局让他再度上天。尽管他的双手很成问题——这双手在欧立克·林克莱特的诗里有鲜明的描述：

他在夜色里把手伸给我．

糙硬，枯瘦，冰冷……  一只烧坏了的孩子般的小手……

我庆幸夜是这么黑。

在寒冷和黑暗的伯里克郡的查特霍尔，他终于在那里参加夜间飞行训练营。那正是冬天，每样事情都是他最难对付的。木建营房十分潮湿，靠煤炉取暖，老是熄火。出于一种新的分散布局的设计，每幢建筑物之间相距甚远．大多要骑自行车来往。条件恶劣，每天都是一场战斗．滴水成冰的天气就使之更加艰难。

1943年1月8日凌晨，他的飞机坠毁了，理查德和他的领航员威尔弗雷德·菲逊双双身亡。

差不多六十年之后，在苏格兰乡野离出事地点不远的地方，一座纪念他俩以及其他从查特霍尔起飞的全体死难飞行员的纪念碑落成，肯特公爵H．R．H．为它揭幕。那是个天清风静的美好日子。书里写到的那群塔夫沙德的孩子们中的一个，柏布尔斯来了；一位负责保养理查德的飞机的机修工来了；一位年迈的寡居老妇来了，她在那个致命的清晨亲耳听到飞机坠地的响声；威尔弗雷德·菲逊的儿子也来了，那时他只有12岁，现在是一位退休的牧师，由他作了祷告。

其他无数的出席者中许多人都随身带着他们自己用旧了的《最后的敌人》，作为对这位年轻作者的献礼，他的书对他们过去的生活意义重大，而且今天他的勇气依然在书页中熠熠生辉。

D．M．W．

西沃德汉姆·汉普郡

二oo三年一月

“二战的文学经典之一。”  ——菲利普·法兰奇《伦敦书评》  “许多冗长的作品往往只能浮于人们记忆的表层，而希拉里的作品虽是薄薄的一本，但他精练的文字却深深植入了读者的记忆。”  ——阿瑟·克斯特勒  “希拉里的笔调鲜活，文字犀利……展现了一个没落英雄的浪漫与悲剧。”  ——歌德弗兰·史密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样的作品总是令人不吝赞言……在纪录战争体验的文本中，很难再找到如此详尽深刻的作品。”  ——约翰·奥尔《伦敦周报》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经典。《最后的敌人》的每一页都提醒我们，希拉里命中注定是一名作家。更值得赞赏的是，少有作家能像他一样，以零度情感切入，用如此客观冷静的笔触描写自己。”  ——伊丽莎白·波恩《泰特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