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编排，文图并茂，对每一碑石的来源、大小、形制、纹饰都作了详细的记述，并附有图版(碑石拓片)和录文，资料完整、系统，为有关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研究榆林地区乃至我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宗教、民族风情将起重要的作用。

康兰英和张仲权、宋英三同志编著的《榆林碑石》，即将付梓，要我说几句话，此书是我推荐他们编著的，因此义不容辞，谈一点读后的心得。《榆林碑石》是第一部榆林碑石专著，它是由现存榆林地区700多座碑石中筛选出来的，它是榆林碑石撷英。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考古事业，在宋至明清时期金石考古已很盛行，北宋时蓝田人吕大临著有《考古图》，第一次提出“考古”这个名称。此后我们的先辈曾编著了好多碑石专著，以陕西而论，主要有赵?《石墨镌华》、毕沅《关中金石记》、鲁泉《汉唐存碑跋》、毛凤枝《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罗振玉《昭陵碑录》、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叶昌炽《邻州石室录》等，在这些碑石著作中，榆林的碑石很少收录，就连王昶《金石萃编》，公认是收录碑石较完整的一部著作，其中陕西碑石占大部分，但收录榆林碑石只有宋政和六年《折可行神道碑》、金泰和六年的《绥德州修学记》等少数几种。《榆林碑石》收录榆林地区自东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碑碣、墓志、摩崖、东汉画像文字刻石等共203种。其中东汉画像文字刻石17种，隋唐墓志41种，梁师都永隆墓志2种，武周墓志13种，五代墓志5种，北宋碑石墓志14种，金代石刻墓志4种，明代碑石墓志43种，清代碑石墓志56种，民国碑石8种。这就足以说明榆林地区碑石的恢弘和文化的深邃。

本书的编排，文图并茂，对每一碑石的来源、大小、形制、纹饰都作了详细的记述，并附有图版(碑石拓片)和录文，资料完整、系统，为有关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研究榆林地区乃至我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教育、宗教、民族风情将起重要的作用。

我把古代碑石，看作是“会说话的文物”，正像赵明诚所说：“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是的，有些历史问题，往往会被一件出土碑石解决。像长期争论的古银州城的地望，被1966年横山县党岔公社出土的《唐李公政墓志》证明就在今横山县党岔附近。1981年富县皇甫店村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732)《唐故左领军卫翊卫引驾和府君墓志》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雕阴城的位置问题。《榆林碑石》所收录的17方东汉画像文字刻石就解决了好多问题：一、它是我国最早的石刻墓志。墓志是将死者的姓名、籍贯、官职、葬埋时间和地点等刻于石上，埋于墓中，防止陵谷变迁的刻石。据记载始于西晋，晋令规定：“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从此东汉以来盛行的陵墓上立碑、立石人、石兽之风大减，而变为墓志的形式埋入墓内，这已为南京、洛阳等地出土的晋墓志(碑形)所证实。本书收录的17种东汉画像文字石刻，大都有姓名、籍贯、官职、葬埋时间和地点，它完全起到记墓的作用，比晋早200多年。特别是1977年绥德四十里铺后街出土的《田鲂墓葬纪年刻石》，文字长．达124字，前段是志，刻死者姓名、籍贯、爵位、卒年、葬地、葬埋时间，后边一段本书作者说是“招魂辞”，亦可说是“铭”。这完全符合墓志铭的体例。“使者持节护乌桓校尉王君威府舍”刻石，在一方形石上用篆书刻文三行，酷似一墓志石。二、这17种东汉画像文字石刻，涉及的地名有：西河、离石、圜阳、河内、辽东、山阳、上郡、白土、高平、富里、鸲亭以及久已埋没的统万城附近的许多乡、里、城堡。涉及职官的有：羽林、盐官、校尉、太守、长史、令、尉、丞等。三、《潜夫论·浮奢篇》谓：东汉人非常崇信“谓死如生”，已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认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异”，因此“阴间”仿照阳间，这些画像刻石文字中把墓称为“府”、“万岁室宅”、“造作居”、“万岁吉宅”、“万岁神室”等，就证明这一问题。四、陕西保存的汉碑较少，除褒斜道摩崖刻石外，西安碑林有四、五通。榆林地区的这17种东汉画像文字刻石，补充了这一不足，并对我国汉字的发展演变，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其中有篆、隶单独一石的，也有篆、隶、楷融为一石的，可称“三体刻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师都永隆年号的墓志，后晋天福等年号的墓志，在陕西发现也较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榆林地区能保存有60多方隋唐(包括武周)墓志，无疑是一批珍贵的文物。

榆林地域辽阔，康兰英和张仲权同志，以十年的时间不避寒暑，夜以继日，走遍全区12个县(市)和内蒙部分村落，编著了这部巨著。这种勤奋致学和敬业奉献的精神，值得铭记，爰以为序。王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