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包，更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才能把自身的研究，推向前进。本书作者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比起以前的同一领域研究，有所进展，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自序/1

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1

元代税粮制度初探/35

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读《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55

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71

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94

元代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108

《湛然居士文集》中“杨行省”考/157

两种《三场文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兼说钱大昕《元进士考》/168

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211

元代诗人？贤生平事迹考/227

赵孟？的仕途生涯/252

罗天益与《卫生宝鉴》/269

宋元和明初的马球/290

舍儿别与舍儿别赤的再探讨/297

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311

元代的天妃崇拜/338

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350

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361

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368

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384

旧本《老乞大》书后/407

论明代中叶刘六、杨虎起义/419

从《大诰》看明初的专制政治/433

关于明代吐鲁番的几个问题/451

《元史》纂修考/469

朱元璋的佛教政策/491

说朱元璋的诏令/506

读史札记及其他

元代中泰关系二三事/522

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524

夏文彦事迹小考/529

曲先学者盛熙明/533

摩尼教与吃菜事魔——从王质《论镇盗疏》说起/536

元代泉州舶商/543

蒲寿庚事迹/546

《庚申外史》作者权衡小考/548

沈万三与蓝玉党案/550

孩儿茶小考/557

《光明之城》中译本序/561

主要著作目录/565

(据《我与元史研究》改写，原载《学林春秋》二编下册，

朝华出版社，1999年)者数百尺，汲水煮之”③。

在制盐技术方面，元代大体上沿袭前代，但也有若干差异。第一，福建大部分盐场开始采用晒盐法④。从煮盐到晒盐的转变，既能增加产量，又能减低成本，因而是制盐技术史上的一大变革。虽然在元代这一方法还不普遍，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开端，无疑值得重视。第二，河东解州盐池唐、宋以来采用畦晒法，即在盐池周围开辟畦子，将池中的卤水导人畦中，利用日光和风力蒸晒成盐。元代则听任其在池中凝结，然后捞取，“不烦人力而自成”⑤。这种办法实际上较畦晒法落后，到了明代，便重新恢复了畦晒法。

元代盐的生产规模是很大的。从产盐的地区来说，北起辽阳，南迄岭海，旁及四川、河东等地。在这些地区，共设有盐场一百六十六所⑥，(后合并为一百三十七所⑦)以从事生产的人数来说，固定的专业劳动者共有五万二千余户⑧，此外国家还经常发配罪犯到盐场服役，参加生产。从产量来说，世祖末年全国盐产额达一百七十余万引(每引四百斤)⑨。以其中南方各盐区产额与南宋比较，有很大增长⑩(北方因金代缺乏具体数字，无法比较)。到了元中叶，总产量更激增至二百六十万引左右。

(二)盐业生产的管理和盐户的来源

元代，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盐业生产，不许民间经营⑩，因而制盐业是封建官手工业的一个部门。封建国家之所以能够垄断这个生产部门，首先是因为盐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归它所有；其次，由于它对盐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实施了严密的劳动力编制。

封建国家是“天地自然之利”的所有者⑩。盐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盐池、盐井、盐田均属于国家。煮盐需要柴薪，因而出产柴薪的荡地便成了盐业生产的另一项重要生产资料；它也属于国家所有，并“非灶户己业”，而是由“官为分拨”的，“不许典卖，亦不许人租佃开耕”⑩。其他制盐的生产工具如铁桦、铁盘等，工本浩大，“袢P2一面亦用生铁一、二万斤”⒁，远非一家一户所能措办，也是由国家置办，交由生产者使用。只有小件生产工具才为生产者所私有。这种基本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封建国家所有的制度，决定了盐业生产中国家和直接生产者的各种关系。

元代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户称为盐户⒂。由于各地制盐方式不同，又有捞盐户、灶户、晒盐户等名称。唐、宋时称盐户为“亭户”，在元代这一名称继续通用。盐户中的男劳动力称为“盐丁”、“卤丁”或“灶丁”。

盐户的来源南北有所不同。北方各盐区历经战乱，旧户逃散，主要依靠重新签发，同时也招募旧户复业⑩。南方各产盐场所受破坏不大，原有的盐户大都依旧从事生产。当各盐场盐户缺额时，往往随时签发民户来补充⑩。

除了盐户以外，元政府还发遣判处“徒”刑的罪犯，到盐场“带镣居役”，期满放还。这批人数量不多，服役时间不长，在生产中所起作用不大。

元代管理盐户的机构是盐运司(茶盐转运司)或提举司，共有九个⑩。每一盐司下辖若干盐场。在几个比较大的盐司(如两淮、两浙、山东)下面，又设有若干分司，分别管理若干盐场。每一盐场分若干“团”，每“团”由三“灶”或二“灶”组成⑩。每“灶”由若干家盐户组成④。“立‘团’定界址，分‘团’围短墙”，每“团”都有固定的居住地区和生产地区⑨。盐司——(分司)——盐场——团——灶——盐户，构成了盐业生产中的管理系统。

盐户必须世代从事制盐，不得改业。他们有特殊的户籍，与民户分开。他们固定在一定的盐场上，不能随便移动。在行政系统上，他们“不统于有司”③，除了“犯抢窃盗贼、伪造宝钞、贩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等刑事案件“并从有司归问”外，其余“斗讼、婚、田、良贱、钱债、财产、宗从继绝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都P3

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 1955年9月，我进人北大学习。当时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强调学生以学习为主。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更增加了学习的气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春天开始“大鸣大放”，接着便是“反右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双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停课进行的。1958年夏天，历史系两个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分赴各地，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一年左右时间，跑遍了新疆北部广大地区。1959年夏天，回到学校。这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退去，学校重新安排课程，争取在我们毕业以前多补一些课，同时要求学生自行选择“专门化”。我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史，以为可以定下心来读点书了。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希望在离校前多学一些知识。当时系里开设了不少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擅长各时期历史的教授分段讲授，如翦伯赞讲秦汉史史料，邓广铭讲宋史史料，邵循正讲元史史料等。80年代前期，我和陈智超同志邀集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编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大学历史教材，即由于当年听课的启发，感觉这门课对于初学者具有特殊的首要件．

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秋天，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与苏修论战，其间还有批判马寅初人口论，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被打乱，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编书，当时认为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化的重要途径。开始是各专门化选择一个项目，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革命，于是整个年级一百来人齐上阵，共编一部书，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数易其稿，但最后是不了了之，成了一堆废纸。

回顾一下大学五年的历程，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五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政治运动和民族调查中度过的，书读得很少，教学计划中的不少课程没有学过。名义上是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当然，应该看到，这一段大学生活，也是有收获的。从学校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程和政治运动中，我和同学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以后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更使我大开眼界，对于民族问题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了解。在此以后，我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此外，尽管运动频繁，与老师接触不多，但北大特有的学术气氛，仍可以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零星接触中有所感受。学术气氛的熏陶对于初学者是至关紧要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他们以后的道路。从北大老师们的身上，我朦胧地领会到治学的艰辛和乐趣，从内心滋长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

毕业以后，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几个学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革”中以简称“学部”闻名遐迩。我到历史所的时间是1960年9月，当时历史所同样大兴集体编书之风，新来者立即也被卷入这一热潮之中。历史所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是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动员了所内的主要力量，还有外单位的同志。力量不可谓不强，进展却相当缓慢。1961年以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进行调整，科研工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向年轻人提出了打基础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打基础当然特别重要。但是，如何才能打好基础，却是心中无数。可幸的是，历史所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又有不少奋发向上的青年伙伴，他们给了我种种教导、启发和帮助，使我能较快地走上独立从事研究的道路。

历史所有一个民族史组。1955年前后，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历史所民族史组即为此而设，负责人是翁独健先生。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共同编书的计划作废，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存了下来。我参加过民族调查，对民族史很感兴趣，到所后便报名到民族史组。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史学者，他很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循循善诱，指导制定研究计划，讲述历史研究的方法。正是在翁先生的启迪下，我用二、三年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的各种文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开始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训练。

翁先生特别重视资料工作，他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学会资料的搜集、整理，才能做好研究工作。而资料的搜集应力求彻底、穷尽，即使不可能真正做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对于资料，要认真加以整理，严格分辨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翁先生强调在了解前人研究基础上认真选题，立论必须言之有据，切忌空泛。论文写作应该交代以往研究情况及文献出处等等。后来知道，这些都是外国大学历史系一门课“史学方法”的基本内容，但是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历史系都没有这门课。实际上，“史学方法”就是讲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训练，当时的年轻人缺乏的就是基本训练，翁先生为我们补上了这门课。他的指点，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在翁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和杨讷等同志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的资料，同时着手做一些专题研究。我们努力按照翁先生的意见全面系统搜集资料，多方扩大资料的范围，于是有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地方志和金石志中蕴藏的大量有关农民战争的记载，是前人所未曾利用过的。这为我们研究农民战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写的几篇元末农民战争论文，对地主阶级的动向、农民起义的口号加以讨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看法。在这些论文中，我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各种资料进行分析，比起以前的同一领域研究，有所进展，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翁先生又要求我们，在农民战争之外，另择一题目作研究。杨讷同志选择元代村社，我则选择元代盐政。杨讷同志的《元代村社研究》完成以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迄今仍是这一问题的权威之作。我选择盐政，是因在辑集元末农民战争资料时，发现淮东张士诚、浙东方国珍起事，均与盐政有关。只有弄清元代盐政，才能更深刻认识元末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在研究和写作元代盐政时，我严格按照翁先生讲述的治学方法进行，首先查阅以往研究成果，其次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拟出写作大纲，最后按科学规范写出论文。《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先后三易其稿，翁先生和组内同志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这篇论文的完成，可以说使我得到一次严格的科学训练。

以上一些工作，是在1961—1963年间进行的。从1964年起，我接连参加劳动锻炼(山东龙口)和农村“四清”(山东海阳，北京房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回到北京。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研究工作完全停顿。“文革”后期，逐渐有所松动，大家半公开或不公开地恢复了部分研究工作。揪出“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历史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我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负责元代部分。在准备写作时发现，元代经济史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除了蒙思明先生关于元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之外，其他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过去的通史著作，述及元代社会经济时，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引用一些史料，草草了事。经济是基础，如果对一个时代的经济状况不能正确的说明，便无法对该时代的政治、文化作出合理阐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集中精力对元代经济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一些探索。

众所周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一样，是研究元代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历来涉及元代经济者，无不以《元史·食货志》为据。但是，试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中的《食货志》相比较，便会发现其中颇有不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大体都是“史官”将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以后执笔成文的，而《元史·食货志》则是将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六条政类》中有关篇章加以删削而成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元史·食货志》保存了元朝政书若干篇章的本来面目，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渊源关系的编纂方式，也造成明显的弱点，具体来说是：(1)政书中没有的篇章，《元史·食货志》中也没有。例如一般正史《食货志》中放在首位的“版籍”(“户口”)、“田制”，《元史·食货志》就没有。赋役中的役法，是封建国家加在编户齐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历代相承，元代亦不例外，但是《元史·食货志》却缺乏记载。(2)将政书中的记载删削不当，以致无法理解或引起误解。例如，元朝在农村立社，《元史·食货志》记此事，说：“其合为社者，仍择数社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到底是谁“教督农民”，是不清楚的。《经世大典》此篇原文已佚，幸好元代法律文书《通制条格》、《元典章》中保存有关法令的原文，作：“选立社长，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显然，《元史》编者在删削时，多留了“官司长”三字，以致文意不通。

有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元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探索《元史·食货志》中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例如户籍和役法，先后写出了元代户等、军户、站户以及役法研究等论文。另一方面是以《元史·食货志》中有关记载为基础，认真考辨、补充，这方面的作品有税粮制度、和雇和买、海外贸易等。我还对元代城市史作过一些研究，先后完成《元大都》、《元上都》(与史卫民合作)两书，城市经济的论述，在两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大都》一书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国内还出版了蒙文译本。

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使我感到对有元一代史事的了解很不全面，需要补课，于是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元史的各个领域，选择一些专题，作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项是元代画家资料的辑录。本来，绘画史的研究，属于美术史范畴，是专门之学。我对绘画史完全是个外行，在阅读众多有关元代绘画史的研究作品之后，深感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是元代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感觉到，以往的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在资料的利用上，往往是不全面的，有的还有错误。于是不揣冒昧，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力求穷尽，仍是我辑录元代画家资料的指导方针，同时努力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最后完成的《元代画家史料》一书，引用的文献达一百七十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所未利用过的。我利用这些资料，结合自己对元朝社会历史的了解，给每个画家写了简单的介绍，其中对元代绘画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以往研究中，不少人认为，生长于马上的蒙古君王不喜欢汉族传统绘画，废除了宋代的画院，影响了画家的出路。我则认为，在元代，有相当多的君主、贵族喜欢绘画，因而某些人便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捷径。又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元代不少名画家采取与元朝不合作的态度，寄情山水，作画表达自己这种感情。我则认为，元代著名画家中的多数人或是元朝的官员，或是元朝的顺民，真正反对元朝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多数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很难说蕴藏有什么政治倾向、不满情绪。我的这些看法基于我对元代士人动向的基本估计。在我看来，元朝统一以后，大多数士人已经接受了元朝统治的事实，不满者有之，反抗者很少。元朝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士人已视元朝为合法的统治了。对于古代绘画的研究，我觉得应把它看成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不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就很难对该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绘画在内)作出适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元代宗教、中外关系，也作过一些探讨。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是论述中国海外交通的权威著作。书中根据韩国史籍《东国通鉴》，讲述了马八儿王子孛哈里的事迹。马八儿是当时印度南部的一个国家，马八儿王子孛哈里侨居中国泉州，元帝赐高丽女子蔡氏与他为妻，这起异国婚姻把印度、中国、朝鲜半岛联系了起来，是饶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桑原以为孛哈里可能是波斯湾怯失(Kish)岛人，是波斯伊儿汗合赞的使者。我根据元人刘敏中《不阿里神道碑》(《中庵集》卷四)、《元史·马八儿等国传》等有关记载指出，孛哈里即不阿里，是马八儿国的宰相，因国内矛盾，投奔元朝，忽必烈将宫中高丽女子蔡氏许配与他，从此，在泉州定居。后来，他因蔡氏之故，曾派人向高丽国王献礼品。这样，孛哈里其人其事，都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并且纠正了桑原氏的错误。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发掘，是至关紧要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资料的发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就难以有大的进步。这是我在研究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的。

1976年，我已年近40。1988年是我“知天命”之年。在这十余年问我有不少社会工作，但仍争取时间努力著述。元史是我研究的重点，有如上述。1987年我将此前自己所写的元史研究论文、札记辑成一书，名为《元史研究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除了元史研究以外，这一时期我还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海外交通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泉州湾古代沉船的发现，激起了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海外交通的热潮。围绕这一主题，我作了一些探索，写出几篇论文，并和其他同志一起写作了《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和《海上丝绸之路》(陈高华、吴泰、郭松义)两书。中国海外交通史一直是我关注的领域，努力为这个学科的发展作出一点贡献。二是继续画家史料的整理，先后编写出版了《宋辽金画家史料》(1984年出版)和《隋唐画家史料》(1987年出版)两书。编纂的原则、体例和《元代画家史料》完全相同，力求穷尽原始文献，并将一个时代的绘画同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几种《史料》常为画史研究者征引。原来曾打算进一步扩大范围，编著明代的画家史料，并对已出的三种加以修订补充。但因各种原因，明代的画家史料只开了个头，没有进行下去，三种《史料》的修订工作只完成元代一种，篇幅较之原书有很大的增加，改名为《元代画家史料汇编》。这一修订本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但直到2004年始得问世。三是中亚史的研究。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曾到新疆参加民族调查一年，对中亚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又曾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兴趣和工作需要促使我关注中亚史的研究。根据自己的条件，我先后编成《元代哈剌鲁畏兀儿资料辑录》和《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辑录》两书。前者因故迟迟未能出版，后来仓促付印又缺乏必要的加工，因而错讹很多，令人遗憾。后者所辑录的资料，相当多是新的发现，很有价值。明代西域史研究常苦于汉文资料的不足，这本书可以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浩如烟海的明代文献中寻觅西域史料，有大海捞针的感觉，每有所得，常为之狂喜。至今思之，仍觉欣然。在搜集整理元、明两代西域史料的基础上，我写了几篇有关的论文。四是和陈智超同志一起，邀请历史所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共同撰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1984)。此书被不少大学历史系列为参考教材，有一定的影响。在古籍整理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有《人海诗区》、《滋溪文稿》等。

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也就是在50岁以后，我的研究范围有所调整，仍以元史为研究重点，但对其他领域已很少涉及。十余年间，我致力于元代专门史的写作，先后和史卫民同志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1996)、《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2000)和《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2001)三部著作，还写了一些论文。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白钢同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元代”卷的绪论和投下分封、监察、司法、人事管理等章由我执笔。元代政治制度，已往的研究成果颇多，我们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原来史卫民同志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积累，而我对元代政治制度则没有多少研究，承担这一工作后内心颇为不安，只能努力探索，力求有所突破。1992年，我应聘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根据所方的要求，我承担“中国近世(元明时代)政治与社会之研究”，需要在应聘期间(半年)交出一篇论文。这个课题和元代政治制度史写作任务是基本一致的。我利用这一机会认真读书，了解日本史学界的研究动态，写出《元代的审判程序和审判机构》一篇近五万字的长文，发表在该所刊物《东方学报》上。这一段经历对《中国政治通史·元代卷》的完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历史研究所和其他科研单位一起，承担了全国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经济史》，我负责元代卷。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感到自己还要对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努力探索，为此先后写出元代商税、酒税、水利、土地登记等一系列论文。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是封建时代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迄唐，政府最看重的是户籍的编制，土地只是作为附带项目登记在户籍册中，当时的户籍具有地籍和税册的作用。宋代以后，私有土地日益发达，地籍逐渐取得了和户籍平行的地位。严格说来，宋、元是这种变化的过渡时期，元代的户籍登记，包括土地在内。但与此同时，开端于南宋的多种土地籍册，在江南一些地区普遍建立起来。历来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者，注意到了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但是对于元代的情况，却往往略而不谈。我的有关论文，回答了这一问题，同时也说明元代江南的土地制度，是前代的延续，并未因改朝换代有大的变化。此外，新发现的资料，促使我对南方的税粮制度重新进行论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江南民田税粮数额的估计，便修正了我过去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兴盛起来。人们的社会生活，诸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等，与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遭到冷落，元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我想在这方面作一些努力。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刘子健先生关于马球的论述。刘先生是美籍华人，长期从事宋史研究。马球是中国古代盛行的一种体育运动，在唐代曾风行一时。唐代以后的马球状况，历来不为人们所注意。刘先生论文的题目是《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把马球的盛衰和文化变迁联系起来，企图“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受君主制度的影响，忽略了体育”。我觉得刘先生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他认为元代马球“反倒消失”则是不对的。元朝蒙古君主“以马上得天下”，他们怎会废除马球这种马上运动呢?而且，不少记载也可以证明元代马球仍是流行的，只是刘先生不曾注意罢了。不仅如此，至少在明代前期马球仍是存在的。在此以后，我用较多的精力注意元代饮食史，先后对元代的酒、茶、舍里别等有所论述。在探讨元代饮食时，一是注意饮食与当时中外、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例如蒸馏酒的出现、葡萄酒的流行和舍里别的传人等；二是确定元代饮食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史中的地位。徐海荣、徐吉军同志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饮食史》中“元代的饮食”，便由我执笔(约10万字)。20世纪末，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我和徐吉军同志主编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其中元代卷由我和史卫民同志撰写。除了原有的一些成果以外，我还对元代巫术、东岳崇拜、天妃崇拜、禳灾习俗、称谓习俗等诸多问题加以研究，写成论文，这些问题大多前人未曾触及，从而使该书内容比较充实。

除了以上三部元代专门史著作及有关论文的写作外，这十余年间还写了一些明史论文(以朱元璋为中心)，并和陈尚胜同志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海外交通史》(1997)。近年我主要从事元代文化史和《元典章》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收获。我和张帆、刘晓两位年轻同志合作的《元代文化史》已基本完成。我主持的《元典章》读书班已持续了几年，参加者有历史所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还有国外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元典章》是一部元代法律文书的汇编，其中有元代社会的珍贵资料，素称难读，我们想用集体的力量，先对该书的“户部”加以整理，以后再扩展到其他部分。我希望通过《元典章》的整理，激发年轻学者的研究兴趣，同时对自己也有所促进。

四

20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到现在已粗具规模。开创这门学科的是中国史学界的几位大师：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诸先生，继之而起的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蒙思明、吴晗诸先生，40、50年代有杨志玖、蔡美彪诸先生。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是翁、韩、邵、蒙、杨、蔡诸先生的门下。20世纪上半期，元史被认为是冷僻的学问，研究者甚少，作品寥寥。到80、90年代，随着中青年学者的成长，我国的元史研究已面目一新，足以与其他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并驾齐驱了。前辈学者说过，元史是“不中不西之学”。从20世纪初以来，元史研究便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过去我们的研究落后，不受重视，现在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有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足以引起他人注意了。

我所做的一些元史研究工作，都是在师友们教导、关心、帮助、鞭策下进行的，由于原来基础较差，加上主观努力不够，成绩有限，常感惭愧。至于史学的其他领域，如中亚史、绘画史等，虽曾涉猎，成绩更少。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如果说有什么经验体会的话，那就是：(一)必须高度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史料即史学”是不对的，但是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离开史料就无所谓史学。对于史料，必须力求全面、系统的掌握，既要熟悉已知的史料，还要下大力气去发掘未知的新史料。很多老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提出，都有赖于对已知史料的重新认识和新史料的发现。我的每一篇论文都力求有不同于前人的新史料，有些论文的写作，即由于新史料的发现。在史料上要有所突破，始终是我在研究工作中的座右铭。(二)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学说可以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关于农民战争的探讨，到近年的法制史研究，都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各种历史现象，以后仍将继续这样做。(三)必须努力学习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已成为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历史学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所不包，更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才能把自身的研究，推向前进。我在研究工作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迫使自己进行各种学科理论、方法的补课，深深感到这种补课的重要性。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补课缺乏系统性，起的作用也不够理想。衷心希望年轻的研究者重视这一问题，不断开阔眼界，不断改正思维方式，只有这样，研究工作才能出现新的飞跃。

  陈高华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