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提出了开展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的构想，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研究深化并行之有效的举措。陈述了中国边疆研究涉及内容的丰富多彩及作者40余年研究所涉猎内容，本集的习作于读者有较大的参阅价值。

自序：我的治学之途/1

太平天国史研究

外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革命——对西方传教士破坏太平天国革命阴谋活动的揭露/3

论洪仁歼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34

隋唐与清代民族史研究

长孙晟述论/59

公元650年至820年的唐蕃关系/72

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91

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的启示/106

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实践/126

渥巴锡论——兼论清朝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148

清末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182

民国初年土尔扈特蒙古亲王帕勒塔/199

新疆地方史研究

新疆历史纵论/215

清政府治理新疆的行政管理体制/237

清朝统治新疆时期的动乱事件/253

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272

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293

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313

东北边疆史和中亚史研究

略论高句丽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327

再论高句丽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343

中国学者高句丽历史研究的百年历程/355

中国学者的高句丽归属研究评析(上)/371

中国学者的高句丽归属研究评析(下)/388

中亚历史述叙/407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略论当代中国边疆的稳定与发展/425

恐怖主义：我们面临的现实威胁/437

边疆稳定与禁毒斗争/44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现状/462

关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481

中国边疆综合研究

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491

略论20世纪的中国西部开发/524

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552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新的起步/571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583

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587

边疆考察散记

寻访准噶尔古遗址/597

海岛腹心/603

主要著作目录/609

后记/612

于北京寓所自乐斋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外国传教士忠实执行资本主义列强镇压革命的反革命指令，他们在“同奉”上帝、“同情”革命的幌子下，以传教士身份到太平天国地区大肆活动，刺探情报、散布谎言、蛊惑人心，妄图改变革命的前进方向。外国传教士在资本主义列强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通过对外国传教士破坏革命活动的揭露与批判，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列强敌视太平天国革命的本质及其阴险的侵略手法，阐明外国传教士不仅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与谋士，而且还是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总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他们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外国传教士异常活跃不是偶然的，如所周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传教士有的正式参加侵略军或直接担任占领地的行政长官，有的积极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工作。对于他们的“功绩”，资本主义列强是赞不绝口、推崇备至的，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顾盛在1845年写道，“说实在的，最近对华进行的谈判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美国传教士的努力，其中尤以裨治文博士和伯驾医生为最。……他们对我的合作，也就证明了他们是为美国的崇高利益服务的。”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对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寄以巨大希望，他们以为P3从此可以在中国畅行无阻地进行“传教”，以实现基督化中国，实现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野心。一个美国传教士在1842年9月给自己教会的信中说道，“现在让我告诉你们这个幸运的消息吧，就是中英之间已宣告和平，这个不信基督的异教国家终于被打开了!”③美国传教士伯驾更是忘形地声称：“有‘足够的证据可证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④可是鸦片战争后事态发展表明，对华进一步侵略并不如侵略者在战争刚结束时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中英、中法、中美不平等条约对于传教范围的规定，远不能满足外国传教士的贪欲，他们力图改变这种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处境，期待着马礼逊早在1824年就希望在中国出现大混乱的日子早日到来，使他们得以在中国“自由”地“传教”。⑤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了。外国传教士蠢蠢欲动，妄图利用这次革命的机会从中投机，以攫取在清政府处还没能抢到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伙“上帝的使者”到底干了些什么，又是怎么干的吧!

1851年1月，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金田爆发，革命的烽火迅速燃遍了南中国。太平军的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地对太平军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853年出版的一本西方著作中在描述此次革命时这样写道：“在天国檄文的形式里，我们看出有一种新的因素，一种革新的因素已经深入那些酝酿民族独立计划的偏僻地区，这便是基督教的因素。”⑥还说：“在中国最普遍的意见是叛军将要胜利……这种意见是同情他们的结果。”⑦对这种“同情”的本质，资产阶级学者马士说了一句实话，他P4

按丛书体例的要求，需要一篇自序，想到自己已年过花甲，在研究的岗位上也持续学习和工作了40余年，对所走过的研究之途做一次简要回眸，当也在情理之中。

我的研究生涯自始至今大体经历了入门、始步、拓展三个阶段。

1960年至1964年，为研究的入门阶段。

时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徐绪典教授，致力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为《太平天国革命与英美传教士》，在此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史学理论和中国通史的基础知识。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名师荟萃，学习气氛浓郁，更难忘的是，业师徐绪典教授不仅传授了中国近代史的丰厚知识，还教会了我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实现了对历史学由无知到稍知的过渡，所有这一切成了我终生受益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20世纪80年代初我发表了两篇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论文：一篇《太平天国革命与英美传教士》即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另一篇《论洪仁开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资料积累和内容构思也都是在研究生学习时完成的。

1964年至1987年，为研究的始步阶段。

1964年7月研究生毕业，由于论文答辩，等待分配工作，至1964年仲夏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前身)工作，一晃十余年(1964—1975年)，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身在研究机构，却长期与科研工作无缘，先是前后两次“四清运动”工作队，下乡劳动锻炼，第二次“四清运动”工作队集训刚结束，“文革”开始了，于是在政治运动的波涛中又经历几乎10年时间，身不由己地翻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漩涡之中。但凭心而论，这些年也确是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本身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必修课，无疑大大有利于日后研究工作中对资料鉴别、历史现象分析能力的提高。唯一能做而我未能做到的是，我不及当时我的有些同龄先知者，抓紧外文水平的巩固和再学习，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是大大地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岁月。1975年秋冬，我终于得到了参加工作以来第一个研究课题的机会——参加《准噶尔史略》一书的撰写。我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即始于此时，此项研究真正有序展开已是科学春天降临人间的1978年了。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工作起步是顺利的，因为从大环境言，我赶上了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大好时光；从小环境言，我有幸置身于一个团结、进取的研究集体之中。而且在我研究工作始步之初，即得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前辈学者翁独健教授的指导与启迪，他是我始步研究卫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关系史的引路人和最直接的老师。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准噶尔史略》编写工作之初，独健老师的谆谆告诫：“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齐，编好目录，仔细阅读，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这本书写成有较高科学性的民族史学专著，不要成为应时之作。”这种治学精神，成了指导我走学术探索之路的准则而永存心际。1982年在完成《准噶尔史略》一书后，又开始了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政治史的研究。1984年，我有幸参加由翁独健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一书的撰写，分工隋唐民族关系史部分，并于1986年完成了书稿。通过对卫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我对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富于特色的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疆域和民族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在此期间，我还担任了《民族研究》的编辑和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的组织和撰写工作，由此不仅锻炼了我的编辑能力，也大大扩展了个人与学界同仁的交往，所有这一切均为我日后研究领域的拓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7年至今为研究的拓展阶段。

1987年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已工作、生活20余年的民族研究所，以及与我有共同志趣、和谐合作的学术伙伴们，到了创建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适应新工作岗位的急迫需要，致力于思考并探索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科建设之正确之途，个人的研究领域也从民族史扩大到中国疆域史。具体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为改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冷寂的局面，提出了开展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的构想，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研究深化并行之有效的举措。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主持并参加了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研。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研究范围，开始形成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研究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成果众多、选题深化、贴近现实的特点，由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中国边疆研究勃兴的大背景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其次，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个人的研究领域也从民族史扩大到了中国疆域史，在以下六个研究点上做了些许探索：

一是，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和中国疆域发展的综合研究。

二是，清代新疆地方史和新疆探察史研究。

三是，中亚史和新疆周边地区史研究。

四是，东北边疆史，特别是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

五是，当代中国边疆稳定，特别是新疆稳定与发展战略研究。

六是，着力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档案文献整理和边疆研究成果大众化、普及化工作。

当然，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止。

再次，抓住研究工作面临新的机遇，迎接挑战。2002年末，我受邀参加21世纪初重大学术文化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协助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做一些清史纂修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将此视之为一次难得的重新学习清史的机会。

回顾这些年治学的实践，经验谈不上，心得则有五点：

一是，史学工作者必须牢记自身的社会责任，自己的研究成果要力争做到三有利，即有利于学科建设的总体发展目标，有利于自己研究成果生命力的延伸，有利于发挥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

二是，求真求实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所谓求真，即是要追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永远是研究遵循的准则；所谓求实，我理解是研究者要脚踏实地，面对现实。中国边疆这个研究对象现实感特强，研究者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

三是，资料收集是研究的基础，要千方百计掌握第一手资料，包括相关的文献、档案，当事人的记述，同时代人的记载，民族文字的记载对边疆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资料的鉴别则是研究的开始，对任何史实，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而比较是鉴别真伪的可靠方法。

四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边疆研究工作者来说实地调查尤为重要，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到边疆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大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五是，研究视点选择的正确是研究成功的重要保证。研究中要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兼顾，微观研究是研究的入门，而宏观研究则是研究升华的开始，宁可小题大做，而不可大题小做。研究时要心有全局，尽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做到分则成文，合则成书。

到时下年岁，来日苦短之感在所难免，且与时俱增。依我目前的自我感觉，再工作20年不敢妄言，但继续爬10年格子(自愧至今尚不会敲键盘)的大话还敢说。10年的岁月有近4000个日日夜夜，可做的事应该可以很多，我以为大可不必沮丧，更无需宿命。在保持一个好心态，争取有一个好身体的前提下，做好做成几件事，还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我想到，也是最想做的有如下五件：

一是，尽责尽力做好国家清史纂修工作，力争在国家清史纂修史领域里留下一些个人经验和教训的记录。

二是，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再深化一步。这是一个大题目，个人的能力是难以完成的，但我想从两个方面作为切人点做些探索，即新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和东北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希望能留下一些可以称得上研究的作品为后人关注。

三是，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这同样是一个大题目，我不敢有更大的奢望，只是想静下心来将自己对边疆学科建设的思考理清后，写一本关于中国边疆学如何构筑的札记。

四是，尽力做一些边疆学科的普及工作，尤其是边疆考察的普及，尝试以随笔的形式将20余年来自己深入边疆的见闻写出来，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

五是，培养几名中青年有实力的边疆研究者和博士生，他们应是21世纪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的一部分。

当然，我最大的心愿是：祝愿中国边疆学早日诞生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兴旺发达。

果能如此，当是人生之大幸矣!

中国边疆研究涉及内容丰富多彩。“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似苍穹，似大海。而自己40余年研究所涉猎内容虽大都在其中，但似星辰，似浪花。如果收入本集的习作于读者尚存有些许参阅价值，则更是人生大幸中之大幸矣!

 马大正

 2004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