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研究陈云在新中国财经工作方面历史地位的一本书。陈云是开国以来财经工作的统帅，也是财经领域影响最大的智囊人物，堪称中国财经第一人。这一历史地位存在于他的财经工作的业绩与智慧之中；新中国成立前，他在财经工作经验和方法上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对其多有评价。因此，本书分溯源、业绩、智慧、评说四个部分。在陈云诞辰一百周年到来之际，学习和研究陈云这对我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大有裨益。

溯源

开国财头 3

出生江南水乡 9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影响 16

在延安认准吃饭穿衣是大事难事 25

主持边区财经工作 31

主持东北财经工作 41

新中国成立前财经工作方法的掌握 51

业绩

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65

赴上海解决煤粮两荒问题 72

标本兼治制止物价猛涨 77

统一财政和发挥地方积极性 82

发两路救兵搞活工商业 87

抓三大重点推动经济恢复 92

制订与组织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99

比较八种方案选择统购统销 104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 109

提出改进体制的设想 115

改进商业工作和安定民生 120

以三大努力减轻“大跃进”的损失 126

解困对策之一：进口粮食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 133

解困对策之二：工业支援农业 137

解困对策之三：调整农村政策 142

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外贸易 148

组织领导1979至1981年的经济调整 155

倡导经济体制改革 162

支持对外开放 168

智慧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方法在财经工作中的运用 177

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正确处理调查研究与决策的关系 184

“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避免决策失误 191

“摸着石头过河”——正确处理目标与步骤的关系 197

西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山——从基础出发，从基础做起 203

挑两筐鸡蛋与走钢丝——从平衡中求生存、求发展 208

瓜皮帽与水烟袋——从战略上着眼考虑财经问题 213

三斤黄豆与半斤鱼——从细微处着手解决财经问题 218

“挤牛奶”与“削萝卜”——正确解决增收节支问题 222

“七分经济，三分政治”——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226

评说

毛泽东评陈云 233

周恩来评陈云 251

刘少奇评陈云 268

邓小平评陈云 277

征引文献 291

后记 293

财头

中国老百姓习惯于称某个部门、某个方面的领导者，为某个部门、某个方面的“头头”；也习惯于称某省、某地的负责人，为某省、某地的“头头”。

陈云也有这个习惯。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发言交代他做中央组织部长七年看到的一个问题，即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傲之气的问题。他说：“有骄气的干部是下级干部，中级干部，还是高级干部呢?都有。下级也有，中级也有，高级也有，大头子也有。”“大干部、大头子，党头、军头”有骄气，“那危险性一定大于下级干部、中级干部。”他甚至称陈独秀为“陈老头”，提醒高级干部要吸取“陈老头”把个人作用看过了头的教训。“陈老头从前还不是了不起!大革命时公认为党的领袖”，但是，他“觉得个人作用大得很，超过人民，超过党，最后跌下爬不起来”。

高饶事件之后，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大头子要警惕犯骄傲的错误。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我们想一想，一九四五年七大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

陈云属于哪个方面的“头头”?

他193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开国后不久任弼时去世，他接替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党内的职务和影响而言，陈云可以说是“党头”之一。

他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担任过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渡江(金沙江)司令部政委。他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解放战争中，转战北满和南满，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这些又不能不说在“军头”的行列中也有陈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后，他是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这年11月1日至28日，周恩来离京去广州休息并研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由陈云在北京代理总理职务。1955年4月至5月，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及不在北京期间，再次由陈云代理总理职务。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2月5日，周恩来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锡兰(现称斯里兰卡)、苏联、波兰、匈牙利等1l国时，陈云第三次代理总理职务。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陈云第四次代理总理职务。在周恩来担任总理27年中离京或因病休息时，除1950年初访问苏联期间由董必武代理总理职务外，其余的都是由陈云和邓小平分别代理的。由此，可以肯定地说，陈云是在高层具有重大影响的“政头”之一。

但是，陈云在中国人上上下下的印象和记忆中，主要的不是“党头”、“军头”、“政头”，而是抓财政经济工作的“财头”，他对党和人民最突出的贡献也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左宗棠曾经写过这样一副诗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两司马”指的是司马迁和司马相如，“一卧龙”说的是三国时的蜀相诸葛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的情形可以说：党政军头数润芝，经济纵横有陈云。

国内的财经工作者，对陈云在财经工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尚品德、所形成的杰出智慧、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不看成是“不朽之盛事”。李先念常对他的部下说：“我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薄一波、姚依林、宋平、张劲夫、王丙乾、袁宝华、薛暮桥、吕东、程子华、宋劭文、戎子和等，无不觉得同陈云一起做经济工作深受教益。宋平说：“陈云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袁宝华说，开国后，“他专门去做经济工作，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专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邱纯甫称陈云“在经济上是战略家，经济管理家”。薛暮桥讲的一段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的领导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虽已年老体弱，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调整、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的英明领导，有口皆碑。记得1962年我按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的指示，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起草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即‘保一块停一批’)文件的时候，我们(包括我和邓力群、许明等同志)曾窃窃私议，说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同志在党中央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力；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候，国民经济是持续稳定发展或迅速恢复生机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而是全国绝大多数经济工作者的共同意见。”“陈云同志作为经济统帅是功劳卓著的。”

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才能，开国之初，连工商业资本家也为之折服。当时，通货膨胀、物价猛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工商业资本家认为，中共在军事方面有才能，可打100分；政治方面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好，可打80分；经济工作缺乏人才，要打O分。而当陈云成功地组织与领导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之后，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共在经济工作上也是有奇才的，并称陈云为“共产党的财经专家”。

国内经济学者对陈云在财经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也多有评价。关梦觉称：“陈云同志不仅是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不仅理论造诣很深，而且有丰富的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王桂五说：“陈云同志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同陈云同志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都没有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做过实际工作，他们的理论总是失之偏颇。例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人强调自由市场，斯蒂格里茨则强调政府调控。而陈云同志，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既注意自由市场，又注意政府调控。这比那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理论要全面得多，正确得多”。

海外凡是研究陈云的学者，无不知晓他是主管中国财经工作的头头。唐纳德·W．科林和安·B．克拉克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陈云在经济领域的主宰地位怎么说也不会言过其实，特别是在1949年至1952年的恢复时期……作为中国的经济‘沙皇’，陈云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制止了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曾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统治。”大卫·M．贝奇曼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云就与经济事务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大跃进’以前，他一直是中国的经济首脑。陈也是中国支持改革的第一个高级领导人。”

陈云从未把自己看成“党头”、“军头”、“政头”。他也从未觉得自己在财经工作上千得很出色，相反，他承认自己在财经方面还有不少未知领域，还是个外行。即使在财经工作上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他也总是归功于党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谦虚谨慎，淡化个人的作用。但是，开国之后，陈云承认自己是管财经工作的“头头”，并把自己定位为“财头”。1951年5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云向与会者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经工作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以及怎样去完成任务的问题。陈云在介绍自己时说，我这个财头(管财政的头子)是个外行，外行听了我是个内行，内行听了我是个外行，我是如此。在贸易公司、银行做工作的同志们现在还很不像样子，银行开会的时候，人家净是一些头发亮亮的……穿西装的一些银行老板，可是我们在银行工作的干部净是以前背过干粮袋的司务长，开会的时候很不像个样子。如果一个对一个跟人家比，那我们是不行的。我们靠什么呢?我们就是靠大家的力量，靠党的力量。

“财头”，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历代王朝中权力很大的官员。马克思说，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军事部门、公共工程部门。中国古代，对农业和户口的管理是影响财政的最主要的两个方面。秦代，治粟内史是国家专职财政机构。汉代将治粟内史改名大司农，由其掌国家钱谷租税等财政收入和支出，还掌管屯田、仓储、漕运、水利等事业，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是最重要的政府行政部门。汉武帝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均由理财重臣大司农桑弘羊主持。自唐代至清代，吏部、户部(有时又称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部是封建政府的主要行政机构；九寺之一的司农寺和六部之一的户部是国家主要的财政经济管理机构。

陈云对中国历史上财经管理机构的沿革及“财头”的作用，虽未作深入的研究，却有一些独到的认识。一次，笔者到一位老同志家中做客，看到他的卧室中挂着陈云书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后来，在商务印书馆2000年6月出版的《陈云手迹选》中，笔者也看到了陈云手写的这副对联。对联中的“宰相”、“司农”，分别指李鸿章、翁同龢。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被任命为全权大臣，等于过去的宰相。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曾任户部尚书(相当于历史上大司农之职)。这副对联的产生有两种传说，一说是：李、翁同为贪得无厌之官，有人愤然撰写此联，痛斥他们的罪恶；另一说是：有一次翁出这副上联，挖苦李鸿章，可是李立即以此下联回敬翁同龢。哪种传说为真，现已难以查考。但此联巧妙地将李、翁的官职、籍贯嵌入其中，并以“肥”与“瘦”、“熟”与“荒”相对，揭示了私“肥”、私“熟”与“天下瘦”、“世间荒”的联系。陈云书写此联意在警示为政理财者要对国家、人民负责，用好手中的权力；切不可以权谋私，肥熟自己，落得个李、翁那样的骂名。

陈云这位开国财头，握在手里的那支笔的分量是很重很重的。所有的财政开支最后都由他这支笔来签署意见。那虽不是写天下最美文章的一支笔，却是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聚财用财的一支笔。刚进北平城时，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请求中央拨给全国妇联一笔生产基金，经朱德审核，周恩来建议拨款1000万元。此件送到陈云、薄一波面前，陈云虽批示“请暮桥交有关机关照拨”，但中财委提了三条意见：(1)照拨；(2)其他团体不得援例；(3)建议以后此种事情总司令副主席可批交财委处理。在财经方面，陈云这支笔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

权力大也就意味着责任大。陈云深知两者之间的关系，总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对待手中掌握的财经权力。1950年2月13日，陈云提出：财经工作人员“不但是不能贪污，而且是不能浪费，就是说，国家的物力财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按这样的标准理好财、用好财，自然是不容易的。后来，陈云又指出：“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这就是陈云当财头的责任心。1951年5月16日，陈云说，现在财经工作是不是很容易、很好办呢?同志们!很不好办。接着，他打着手势说：同志们!现在是这样：这边一个杠子，那边一个杠子，中间一根铁丝，我一只手拿着一个沙袋子在铁丝上走，很不好走!走不好就要翻掉。这就是陈云当财头面临的困难，以及他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维护大局、统筹兼顾的平衡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重重困难面前，所以能取得一次又一次财经战役的胜利，与财头陈云的责任心和善于走钢丝的经济智慧是分不开的。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但陈云的业绩与风范，特别是作为开国财头在财经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和卓越才智，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1996年6月，在金冲及同志推荐下，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安排我参加《陈云传》撰写工作，这使我有幸接触到更多的陈云生平思想的材料。《陈云传》的撰写过程，也就是熟悉陈云、理解陈云、表达陈云的过程。经过《陈云传》的撰写过程之后，我对陈云是怎样的一位伟人，他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的一位伟人，有了清晰的认识。我相信，读一读《陈云传》，读者会有同我一样的收获。

陈云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一位领导人。他在财经、党建、政治、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树，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经工作方面，陈云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作出了全面而杰出的贡献。在陈群同志主持下，我承担了《陈云传》1949至1976年部分22章的撰写任务，并承担了《主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主持东北财经工作与接管沈阳》、《倡导和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等5章的改写任务。这使我有机会全面地熟悉和认识陈云在财经方面的建树和贡献。这也使我萌发了写一本陈云在新中国财经工作方面历史地位的书的想法。

《开国财头陈云》，是研究陈云在新中国财经工作方面历史地位的一本书。陈云是开国以来财经工作的统帅，也是财经领域影响最大的智囊人物，堪称中国财经第一人。这一历史地位存在于他的财经工作的业绩与智慧之中；新中国成立前，他在财经工作经验和方法上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对其多有评价。因此，本书分溯源、业绩、智慧、评说四个部分。本书的框架构想，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陆宗寅同志的支持；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陆宗寅和萧春茂同志的关心与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鉴往知来，温故知新。搞清楚陈云做财经工作的实践过程，搞清楚陈云是怎样做财经工作的，搞清楚陈云为什么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功，这对我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奋斗大有裨益。在陈云诞辰一百周年到来之际，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研究陈云、学习陈云尽到绵薄之力。但是，限于水平和时间的仓促，本书在广度和深度上一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曹应旺

2005年2月于北京

毛泽东说：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周恩来说：  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  收税的机关是一两个，花钱的机关是一大堆，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搞的工作。所以掌握财政经济的同志，特别是陈云同志，在这方面的确是兢兢业业。我们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平衡，在反动政权下面是不可设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