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编者对近几年来史学界的新生代青年学者进行了访问，并将这些访谈资料整理出来集结而成，全书共包括侯建新、钱乘旦、李剑鸣、马敏、朱英等十几位学者，这些学者谈了自己是怎样才从事史学工作，以及对于史学发展的一些观点。

《历史教学》编辑部近几年来对一批中、青年历史学者进行了访问，现在把这些访问录汇为一编，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借此机会，我想谈几点感想。

第一，人才能否脱颖而出，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1978年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中青年学者，受惠于高考制度的恢复。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一。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今后写中国教育史，必须记上这一笔。1977、1978两年以及稍后考入大学的学生大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长则七八年，短则三五年，他们业务基础扎实，又聪明好学，高考制度一旦恢复，就考入大学，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今天已有相当成就了。中青年学者还受惠于改革开放的国策。1978年以后，我国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走向世界，大批青年被送往国外学习。《访谈录》里的许多位中青年学者都曾到国外学习或访问，有人还不止一次。了解世界学术的进展情况，开阔眼界，当然大有好处。1949年以前，出国求学是很困难的；1949年到1978年，机会也不多，而且出国的范围主要限于苏联和东欧。我重提以上这些旧事，并非无的放矢，意图在于说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兴旺发达，个人才有前途；个人有了前途，反过来也应报效祖国。个别中青年把自己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个人奋斗，这种看法是片面而不正确的。

第二，我希望中青年历史学者努力钻研，埋头苦干，抓紧时间，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现在人们的寿命长了，活到七八十岁，不算稀奇，故而往往把四五十岁的人还戏称做“小青年”。其实，从历史上看，不少大学者在中年时代，甚至青年时代已经卓有成就了。王国维先生(1877一1927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利用甲骨文重建殷代信史的开山之作，也是他利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历史的典范之作，写成于1917年，当时王国维才4l岁。陈垣先生(1880一1971年)的名篇《元也里可温教考》，写于1917年，时年37岁。享誉中外史学界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成书于1923年，陈时年未满43岁。陈寅恪先生(1890—1969年)，关于隋唐史的两部影响深远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前者于1940年定稿，陈时年50岁；后者于1941年定稿，陈时年51岁。郭沫若先生(1 892一1978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创之作，出版于1930年，郭当时才38岁。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的开一代史学研究新风气的《古史辩》第一册于1926年出版，顾时年33岁，是地地道道的青年。备受老一辈学者赏识的天才学者张荫麟先生(1905一1942年)，所著《中国史纲》(第一册)要言不烦，内容深刻，文字优美，初版于1941年，张时年36岁，也是一位青年作者。对元史、中国近代史深有研究的邵循正先生(1909—1972年)，所著《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他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的毕业论文，刊于1933年，邵那年24岁，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应算“青少年”中的“排尾”了，但《始末》一书至今为研究中法越南关系史者必读之作。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以上事例，就是恳切希望现在的中青年历史学者要珍惜大好时光，献身于历史科学，千万不要为一时名利所动，务必写出像前辈学者那样垂之久远的鸿篇巨制。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事在人为!事在人为!

第三，我希望中青年学者树立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良好学风。真正有成就的学者，从本质上讲，都是虚心学习的，不仅向前人学习，也向同辈学习。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在《文集》卷六《广师》中例举了许多位他佩服的当代学者，如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等等。陈寅恪先生推崇陈垣先生的史学成就，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一文中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杨树达先生佩服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在赋诗谢陈寅恪为其著作写序中有句云：“朋交独畏陈夫子”，这确实是他的由衷之言。他也佩服王国维的学问，在1951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阅《观堂集林》。胜义纷披，令人惊绝。叼人类至今，学科之多几乎无法计算。单以史学一科而论，就有全球史、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断代史，等等，任何一个人也只能懂得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一定要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性，知道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他人学习。也有少数大学者，十分骄傲，这是不可以为法的。

我对于写序，一向视为畏途，勉为其难。这次应《历史教学》编辑部之邀，很快就答应下来，主要是因为看到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其中有些同志是我很熟悉的)，我国的史学事业后继有人，心中十分快慰，故不再考虑我是否合格了。以上几点感想，不过略陈拙见，聊供参考，非敢真以为序也。2005年4月草就，时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