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字叔简，自号新吾，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宁陵，万历二年进士，官至刑部左右侍郎。吕坤为人刚介峭直，为官清正廉洁。一生不为贫贱富贵所累，不为得失荣辱所困。吕坤一生，撰述过百万，然行世的只有《呻吟语》、《去伪斋集》、《实政录》、《交泰韵》、《阴符经注》、《小儿语》等等。他的著作，贯穿古今，见解精辟，笃实切近，适时济用。因而，一书之成，“官吏士民咸翘首跂踵急先睹之为快。”可见其影响之大。本书是目前国内全面评价吕坤生平思想的第一部专著，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吕坤。

吕坤是明代的一位进步思想家。他在经济思想上的建树，在学术思想上对理学末流的批评，在政治上对封建专制弊端和仕宦心态的分析、批判，以及“公论出于学校”的议会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在伦理道德观上对陈旧迂腐观念的批判和维护妇女权益的新思想，以及他讲求“实用”、“事功”的实学思想，都在历史上产生有积极的进步影响。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在于开启了明清之际救世启蒙思潮的先河，并是这一进步思潮中的一位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

《吕坤评传》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吕坤，是目前国内全面评价吕坤生平思想的第一部专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生平、时代与思潮

一 生平与学术活动

二 时代背景

三 明中晚期社会思潮概论

第二章 “以理抗势”的民主政治主张

一 “以理抗势”精神

二 “天之立君以为民”的民本意识

三 对专制体制下仕宦心态的分析批判

四 “德治法辅”的治国论

五 “乡约保甲”的地方制度论

第三章 “均平”与养民的经济思想

一 经济危机的日趋严峻

二 “均平”的经济改革主张

三 养民思想

第四章 哲学观

一 理气论

二 自（必）然、当然和偶然说

三 格物论

四 知行论

五 历史发展论

六 无神论

第五章 伦理观

一 心性论

二 理欲统一论

三 理想人格的追求

四 “定静”的修养学说

五 维护妇女权益的新道德观念

第六章 “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

第七章 吕坤与理学的关系

一 理学与所谓“反理学”问题

二 吕坤对理学批评的评析

第八章 吕坤与张居正和顾宪成

一 吕坤与张居正

二 吕坤与顾宪成

第九章 后世影响及评论

一 后世影响

二 后人评论

附录

吕坤简表

索引

文献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吕坤乡居虽“杜门谢客”，潜心为学，但并未脱离时代，更没有忘怀天下国家，将百姓苍生之疾苦置之一边而不顾。时人评论他说：“通籍以来，无念不社稷苍生。”①他曾抨击当时的吏治黑暗：“中外病本有两字，日私，日伪。夫六合皆情缘，而惟大小衙门为秉公持正矢心天日之地，今乃借得为之势，以结大小之欢，是日私。庶绩皆实政，国民利病所关，而但以簿书文移弥缝搪塞，一生精神用在应酬世态绸缪身家之处，互相欺罔若谓当然，是日伪。”②他关心黄河治理及河工问题，几次致书主事者，提出积极意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家乡人民作了许多好事。孙奇逢说他“子归家居，遇邑疾苦辄身任之不少奇，即多口弗恤也。”③如万历二十七年二月，神宗“命内臣鲁坤带征河南税课”。吕坤知其不法，先期走告归德知府王思泉设法应付，使民不为其所扰④。又如万历三十二年秋，黄河决丰县。十月，由工部右侍郎曹时聘总理河道。朝议决定加派河南全省募夫银二十二万两。吕坤撰《与总河曹嗣山论河》及《与总河曹嗣山议派征》长短二书给曹时聘，畅论导河复归浊河之非是，并备述中州百姓穷苦之状，反对再加重百姓负担，恳请免征河南夫银。吕坤说：为修河工，“河南诸郡邑疲于奔命者无论。即归德九属，役夫八万。在工诸役，夜卧沮洳风雪之河干，昼剧带水连冰之堑底。除夕元旦，依然在工。逮春末夏初，寒湿之所渐染，饥劳之所损伤，死于工所者，奚翅万人。无主者掩骼埋黹，几于无地。有家者舆尸负骨，哭声震天，其扶病还家，拥肿瘠赢，三五相将，倚树侧卧田间而死者，不可胜计。”他恳请曹总河体察民间疾苦，“休养孑遗之民，歇其负重之哮喘，苏其欲断之残魂。”“夫以极伤极累苦之河南，王粮不足起运拖欠之河南，朝廷曾发内帑留漕粮赈济之河南，岂能加夫银二十二万?万恳矜恤。”曹嗣山在给吕坤的复信中称赞吕坤“身在江湖，心忧社稷”①，同意设法“请内帑”而减免河南的夫银。又如万历四十一年(1613)，神宗下诏封福王于河南，并赐庄田四万顷。吕坤在籍上《福府庄田议》，力加反对。“若复如此搜括，二十年后，民田皆变为王庄矣。”又复为民请命日：“且夫树无两重之皮，民无两属之身。如割正供则国不堪损，加一倍则民不聊生：”②吕坤又“复移书执政言之。会廷臣亦力争，得减半。”③

P17-18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我从事吕坤的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1982年9月，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考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做研究生，专攻中国思想史，导师是著名学者张恒寿教授。入学后，张先生就建议我研究吕坤。他说吕坤倡导“以理抗势”，很有人格气节，其思想也有特色，你不妨以吕坤作毕业论文。经过三年短暂的硕士学习阶段，我通读了所能找到的吕坤文集和有关的论著。经过阅读和研究，我对吕坤及其思想有所认识，对其刚直的人格非常敬慕。当时在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认为吕坤是一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这与我的研究结论相悖。1985年6月研究生毕业答辩时，我以《吕坤与理学》为题，表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这一看法除得到了恒寿师的支持外，还得到了主持我答辩的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和著名历史学家胡如雷教授的支持。当时学术界对吕坤的研究十分薄弱，研究专著阙如，即使论文也寥寥无几。三位导师鼓励我将吕坤的研究继续下去，撰写成书。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撰写完成了《吕坤思想研究》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发行。张岱年先生在该书“序”中肯定了此著，评价它是“关于明代哲学研究的新成果”。潘富恩教授在序中也予以了较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目前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评传，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整理扩充而成的。它耗费了我多年的心血，是我多年研究思考的产物。

我这里要特别鸣谢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潘富恩教授和经济学系的叶世昌教授。潘富恩教授指导我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和博士论文的写作，叶世昌教授指导我完成了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我在学术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与前辈导师的精心指导和辛勤培育分不开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厦门大学哲学系的高令印教授和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蒋广学教授。两位教授仔细认真地审阅了书稿，提出了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纠正了本书的一些错误和疏漏。

责任编辑俞润生先生对本书的编辑非常细心、认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吕坤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比如吕坤的音韵思想，就颇有特色。吕坤与时贤的交往，还有待进一步发掘。鉴于专业方面的限制和时间的紧凑，我无力为之，只有留待日后了。本书肯定会有许多错误和不足，我竭诚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作者

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