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是王阳明的高第弟子，不仅在中晚明阳明学的发展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对日本阳明学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王畿以其独树一帜的“四无说”。勇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伦常。他继承了阳明思想内涵的积极因素，启发了其私淑弟子李贽，从而把明中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推向高峰。本书通过丰富的资料，较详尽地叙述了他的一生，补充了目前 有关王畿年谱写的简略的不足，并从天泉证道入手，对他的哲学命题作为较全面的论述，本书在最后还以叙述王畿思想传入日本的过程和日本学者研究王畿的情况。

王畿是王阳明最重要弟子之一，他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如黄宗羲所说的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使王学成为明中晚期一股代替朱学而兴的思潮，而且他是阳明及门弟子中最长寿而又最有争议的人物，他一生讲学，而又一生论战，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从正德、嘉靖、隆庆直至万历初年王学的兴起和分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开启了我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河，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书通过丰富的资料，较详尽地叙述了他的一生，补充了目前 有关王畿年谱写的简略的不足，并从天泉证道入手，对他的哲学命题作为较全面的论述，指出其哲学体系具有高低，权实的两重性，对于提出的一些新的命题进行了分析，说明他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影响。本书在最后还特列一章，用以叙述王畿思想传入日本的过程和日本学者研究王畿的情况。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明中晚期转型时期的时代特点

一 末富居多，本富居少，商品经济的繁荣

二 专制政治的加强和腐败

三 古曲渐渺的社会风气

第二章 无日不讲学的一生

一 受学于王阳明时期

二 两京居官讲学时期

三 林下讲学时期

四 晚年讲学时期

第三章 天泉证道和四无说

一 天泉证道

二 四有和四无

（一）四有

（二）四无

三 严滩问答

四 南浦请益

第四章 心体论

一 心的认识作用

（一）人心本虚

（二）寂是心之本体

（三）虚明活泼心之本体

二 心的伦理意义

（一）良知是心之本体

（二）无欲者心之本体

（三）静者心之本体

三 心的超脱境界

（一）至善者心之本体

（二）乐是心之本体

（三）淡是心之本体

（四）直是心之本体

第五章 性和命

一 性命合一说

二 离了气质，即无性可名

第六章 良知论

一 良知者，本心之灵

（一）以虚灵谓之知

（二）灵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二 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发而中节之和

三 良知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

四 良知无知而无不知

五 良知知是知非，而实无是无非

六、现成良知

(一)见在良知即本体良知

(二)当下现成

(三)不犯做手

(四)无污坏而具足

(五)平等性、平常性

第七章 致良知

一、致良知的含义

(一)何谓致知

(二)如何致知

二、致良知的本体与工夫

三、致良知的顿渐与悟修

四、事上磨炼与静坐

第八章 知行合一

一、知行合一说的经典依据

二、知行合一的内容

(一)“心之良知谓之知，心之良能谓之行”

(二)“只此一个知已自尽了”

(三)“知之真切笃实处谓之行；行之明觉

精察处谓之知”

(四)“格物者行其所知”

三、知难行易说

第九章 超脱之学和理想人格

一、两种理想人格

(一)狂者与豪杰

(二)出世间大豪杰

二、大豪杰理想人格的思想根源及其现实意义

第十章 论《大学》

一、关于《大学首章解义》

(一)从《大学问》到《大学首章解义》

(二)与王阳明思想的异同

二、正心先天之学，诚意后天之学

(一)从心上立根和从意上立根

(二)“无意之意”与“不起意”

三、致知“非推极知识之谓”

(一)良知属先天，知识属后天

(二)良知是德性之知，知识是闻见之知

(三)良知是本来之真，知识是生死之本

(四)知体浑然，识有分别

(五)“变识为知”

四、格物是“《大学》到头实下手处”

第十一章 经学和读书

一、“《六经》吾心注脚”

二、“征诸《六经》《四书》以为折衷”

二、读书三益：解发、裁培、印正

四、悟有三种：解悟、证悟、彻悟

五、“学至于忘，悟其几矣”

第十二章 《易学》

一、易学渊源

二、易即良知

三、易为君子谋

第十三章 良知范围三教

一、三间屋子的比喻

二、儒与二氏毫厘之辩

三、援佛入儒的例子

(一)一念灵明与无念为宗

(二)“不二”与《中庸》

(三)静坐与调息

四、致良知与道教养生术

(一)儒学与道教养生术“一也”

(二)“致知之学，当下还虚”

(三)养生之学不滞于形骸

第十四章 与同门之辩

一、与钱德洪的异见

二、与黄绾的深辩

三、与季本的讨论

四、与薛应旃的分歧

五、与聂豹、罗洪先的论战

六、与刘邦采的争辩

七、与耿定向的辩论

八、与吴时来的辩难

九、与张元忭的问答

十、与沈懋学的分歧

第十五章 王畿学说的宗旨、传人和影响

一、“自然为宗”是王畿哲学的本质特征

二、王畿的传人：李贽、周汝登、徐渭

三、王畿学说的影响

(一)“性者心之生理”自然人性论的建立

(二)自信本心和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一理性的觉醒

(三)人人皆可语圣——人性的天赋平等

(四)狂者胸次和豪杰精神——个性的解放

四、流弊和纠弊

第十六章 王畿思想在日本

一、王畿思想传人日本和被吸收

二、对王畿思想的研究和评价

(一)王畿的生平和著作

(二)王畿的思想和学说

附录

一 王畿友人、弟子简录

二 参考书目

索引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嘉靖朝官风的败坏，从一开始所谓“大礼议”中就埋伏了根子。他与明武宗为堂兄弟，即位第五天，即下令追封其生父为帝，人祀太庙，尊其生母为皇太后，几乎受满朝官员的反对。他在孤立中一方面提拔逢迎其意的张璁等人为内阁首辅，或入阁为大学士，一方面逮捕反对派廷臣134人下诏狱，廷杖五品以下者180余人。就封建礼法来讲，这件事本身意义不大，但从政治上看却意义重大。此后，君权完全压倒相权(内阁)，使君主得以一意孤行，独裁愈益严重；此外，窥测机会，对君主阿谀奉承以为晋身之阶的歪风大为滋长，“中外献谀希恩者纷然迟至”①，于是钩心斗角，倾轧之风，在嘉靖朝从未停止过。

嘉靖崇信道教，醉心于长生之道，使上述专制与腐败现象更为严重。为了求长生，他可以不理或少理朝政；为了求长生，他可以以青词(一种用华丽的赋体文章表达皇帝求仙的诚心，焚化后以祈天帝)提升官员人阁；为求长生，他可以因首辅夏言不戴道冠而逐出都城。他的刚愎自用，加剧了朝臣之间朋比结党，打击异己，政局混乱，是非不分。这里亦举王门弟子的遭遇为例，兵部右侍郎黄宗明、编修程文德，因劾汪宏下诏狱。王畿好友翰林院编修唐顺之先则因忤张璁下狱，后则与罗洪先、赵时春一起因嘉靖常不视朝，疏请皇太子受朝臣贺，三人皆被谪为民。江右王门另一弟子魏良弼因疏劾张璁及其党汪宏，多次下狱拷讯，“肤尽而骨不续”②。粤闽王门的代表者薛侃也无辜下狱遣戍，这是张璁执政时事。夏言上台后，欧阳德弟子李遂因触犯夏言下诏狱。阳明另一大弟子、时任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的钱德洪，亦因不当嘉靖之意下狱。王畿本人因为不附夏言，被诋为伪学，在大比中被黜。严嵩执政，变本加厉，王畿弟子周怡上疏论严嵩，下狱。欧阳德另一弟子薛应旃，因不听从严嵩打击异己，被劾，外谪。王畿同乡友人、巡按御史赵锦，利用日食，上疏请罢严嵩，被逮下狱，削籍为民。王畿友人总兵俞大猷因不附严嵩子严世蕃，被逮捕，因贿才得不死，罢职后发配至大同。另一友人、泰州学派开创者王艮三传弟子赵贞吉，也因不附严嵩，被劾夺官。徐阶弟子、给事中吴时来和另一弟子张舯同劾严嵩，同下诏狱，被廷杖，谪戍。

政治局面的混乱、黑暗和官员间的相互排挤，在地方上同样如此。就以张瀚的遭遇来说，他曾任南京工部尚书，当时厂局中朽木堆积如山，数十年不用，他拨给惜薪司，节约银数千两，却被控“擅折有用之材”，被参逮问。得旨：“某免逮，余如议。”他感慨地说：“毁誉在人，其不足信如此。”①张瀚在文中记载这类事有好几起。他虽是王门信徒，但不是哲学家，故其对朝廷与地方上官场的腐败，仅得出“毁誉在人不足信”的结论。王畿则多次谈到“打破毁誉”，并成为他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他对赵锦说：“若是出世间大豪杰，一语之下，便当了然，本无生，孰杀之，本无誉，孰毁之。

P8-9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万斯同评传》才写好，又接上了《王畿评传》的撰著任务，要从形而下的迹，一下子转向形而上的心，这对我来说，实在感到力不从心。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来把握王畿的思想?语言有“触发”之义，这是王畿多次说的，我想起了牟宗三先生这位国学大师所著的《从陆象山到刘蕺山》这部大著，其中有较多篇幅对王畿的哲学作了分疏，我希望以此来触发自己的认识。可是，牟先生这本书实在太难看懂了，于是我像啃骨头那样啃了三遍。此外，邓艾民先生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一书，以其对王学精辟的论述，深邃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也启发了我。我不知道自己的理解对不对，想先写几篇论文以求教于方家，希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承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黄宣民研究员，日本京都府立大学中纯夫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先生寄来信件，有鼓励的，也有提不同意见的，如引用王畿的话来说，这些信件，对我确有“印正”之义，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正确之处和不完备之处，使我坚定了写此书的信心。

第二个困难是资料问题。乾隆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怀有对王学的偏见，阳明及其后学的著作绝大部份未著录。我首先应感谢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的钱明先生，他把其所藏有关资料倾囊相助。此外，我尚应感谢日本京都大学的小野和子教授，她请她的朋友森纪子女士从东京复印了《邹东廓文集》和《张阳和文选》，并千里迢迢寄至宁波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语历所王凡森研究员也从海峡对岸寄来了徐阶的《世经堂集》、周汝登的《东越证学录》和陶爽龄的《小柴桑喃喃录》。中纯夫教授还寄来了我无法借到的《龙溪会语》的部分复印件以及他的几篇论王畿的大作。朋友们的热情帮助，为我写好这本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这本书能够出版，也可以说是海内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吧!

在我写《王畿评传》的过程中，愈来愈感到阳明后学王畿这一派的重要性，通过他论战的一生，可窥见阳明学派在其导师逝世后是如何分化以及从嘉靖、隆庆到万历初年这段时间哲学思潮演变的大体情况。王畿以其独树一帜的“四无说”。勇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伦常。他继承了阳明思想内涵的积极因素，启发了其私淑弟子李贽，从而把明中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推向高峰。

黄宗羲说：“盈天地皆心也。”这句话从认识论角度讲并不错，人类所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通过“心”而呈现在人类面前的。至于心所感觉到和予以思维的天地，是否客观存在，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似乎不予重视，从心学派来说，更其如此，所以王畿思想中确有其缺点和错误之处。但是。“心”的内在本质是怎样的，它的能动性能起什么作用，王畿作了超过前人的重要探讨，从人类认识史来说，王畿哲学有其重要的价值。

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把明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学，在他们看来，王畿难辞其咎，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客观的。王畿生平仅做小官十年，长期处于林下，秀才何能亡国?明亡自有其多种复杂的因素。

我不懂日文，而王畿研究在日本比在我国广泛而又深入，因此，本书最后一章由钱明先生执笔，他简明而又丰富地介绍了王畿思想传入日本后的历史情况，实属宝贵。此外，中纯夫教授所作《王畿的讲学活动》图二幅，对了解王畿讲学情况，很有帮助，蒙他应允，刊于本书前面。一前一后的这二篇图和文，顿使本书生色不少。

此书写作期限太匆促了，使我有感于丁玲“一本书主义”之从容。有些问题，我可能思考不够全面，甚或有错误之处，希望广大读者给以《评》中之评，以期在再版时改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步近智研究员对本书书稿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此书被宁波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列入1997年重点研究课题，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予以支持；宁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付小莉老师对该书个别章节所涉的日文资料，帮助我翻译，在此一并感谢。  方祖猷

1999年8月15于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