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丘处机是全真教创始人，也是我国著名的宗教思想家。本书史料丰富，考证精辟，观点新颖，论据充分，以宗教改革为核心，第一次系统地勾勒传主的思想架构，进而展示了全真教思想主要来源和基本内容。主要内容包括：三教圆融思想、内丹心性理论、教义教制观、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影响等。

本书以宗教改革为核心，系统地评述了著名宗教思想家、全真教创始人王吉、丘处机三教圆融思想、内丹心性理论、教义教制观、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影响。第一次系统地勾勒传主的思想架构，进而展示了全真教思想主要来源和基本内容。

本书史料丰富，考证精辟，观点新颖，论据充分。书后附有年谱、图表、人名、文献、词语等索引，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导论

一 道教思想文化的地位

二 古为今用的思考

三 先行者探索的足迹

四 提笔前想到的问题

第二章 王吉生平概略

一 动荡的少年时代

二 文武之进两无成

三 难当的酒监

四 甘河证道

五 东迈之因浅说

六 收马钰，传教计划的实现

七 丧命归乡路

八 王地著述考

九 七朵金莲并放

第三章 王吉创教前后的社会背景

一 民族矛盾的尖锐冲突

（一）女真贵族对宋的掠夺性战争

（二）金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

（三）恢复中原理想的破灭

二 传统道教的发展陷入停滞

（一）外丹夺命，神仙信仰危机四伏

（二）崇尚斋醮，耗费社会财富

（三）佞道张狂，干预朝纲

三 改革旧弊的新教派崛起

（一）内丹南派

（二）真大道教

（三）太一教

第四章 王吉三教圆融的宗教指导思想

一 三教合一思想不断深化

二 三教搜作一家

三 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

第五章 王吉识心见性的内丹心性理论

一 面对禅宗心性说的挑战

二 识心见性，全其本真

三 继承与发展

第六章 王吉的其他宗教改革思想

一 孝慈为本的宗教伦理道德

二 禁欲主义的教制观

（一）弃妻室儿女，出家修行

（二）断酒色财气，忍辱苦修

(三)立戒律清规，束缚教徒言行

三、面向民众的宗教传播思想一

第七章 丘处机生平概略

一、从孤儿到名道

(一)孤贫乐道，投师王吉

(二)苦修十三载

(三)昙花一现归滨都

二、西觐成吉思汗

(一)身居太虚观，眼观天下势

(二)断然西觐

(三)历经千辛，雪山讲道

三、全真教的兴盛

四、十八宗师对全真教的发扬光大

第八章 丘处机以仁慈为核心的和平思想

一、思想来源及主要内容

二、丘处机对和平思想的实践

(一)劝统治者止杀

(二)救人于急难之中

(三)以斋醮告慰亡灵

三、影响和社会作用

第九章 丘处机无为即有为的入世观

一、无为有为，道之一体两用

二、交结权贵，依附朝廷

三、尽心教门，“大起尘劳” 

四、“无不为”思想与时代结合的产物

第十章 丘处机性命双修的内丹思想

一、去邪归正，炼就一颗“不动心”

二、心空性现，性命双修

三、清修丹法，超凡人圣

四、丘处机内丹思想的特点

第十一章 丘处机的宗教伦理和教育思想

一、兴教佐世的宗教伦理思想

(一)苦己利人，争取民众

(二)继续提倡孝道

(三)轮回报应，积善成仙

二、立志向道的教育思想

(一)坚定信心，立志向道

(二)珍惜光阴，学贵采意识理

(三)广纳儒士，以文传教

第十二章 丘处机思想的作用与影响

一、对中国后期道教的影响

(一)推动了中后期全真教理进一步发展

(二)对全真教的不良影响

(三)对正一教的影响

二、对成吉思汗及蒙古社会的影响

(一)削弱了成吉思汗集团武力征伐意识

(二)对元朝统一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对日后“汉法”采用的间接影响

三、丘处机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影响

(一)丘处机与北京燕九节

(二)太监、金玉业、河南坠子艺人的祖师

附录王嘉、丘处机年谱

索引文献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丘处机在与成吉思汗论经略中原时，还提出过两点建议：一是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农副产品足以供军需，成大国，这是其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和生产习惯所决定的，不可轻易改变。二是农业地区有不同于蒙古的管理方式，应以中原的管理方式管理中原，以汉治汉，或稍作过渡，避免“不谙悉”中原情况而造成蒙汉对立，危害统治基础。这两点主张对成吉思汗来说虽有为时过早之感，但对成吉思汗身边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确有深刻印象。耶律楚材是竭力赞成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的，并希望他带来的汉地文明有利于“国朝开创之际”的“修文崇善”①。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论道时，耶律楚材担任记录，据称后又编有《玄风庆会录》。至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执政时，蒙古贵族别迭等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主张将汉人统统赶走或杀掉，将耕地变为牧场。耶律楚材提出了与丘处机相似的主张，坚决予以反驳：“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②窝阔台责成耶律楚材“试为朕行之”。设立十路征税所，次年秋天即将所征钱物送到太宗面前，从而开蒙古封建赋税制度之先河。耶律楚材在征税时“悉用士人”为官。太宗九年(1237)又上书选拔儒生为官。次年，蒙古开科取士，实行了著名的“戊戍之选”，为蒙古的巩固选拔了大量官吏。耶律楚材任事近三十年，官至中书令，他“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贫困”①，奠定了元朝立国之基础。“而耶律楚材之所以能够这样做，除他较早就接受汉文化的熏陶等主观条件之外，丘处机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②。至少，丘处机为耶律楚材实施这些制度作了良好的舆论先导宣传，并从宗教人士的角度预示了：落后的蒙古族对高度封建文明的民族的统一，必须采取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元人许有壬说：“太祖皇帝用长春之言，开万亿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为道也。”③其意义也在于上述几方面。

P293-294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说来惭愧，接受《王嘉丘处机评传》的撰写任务已经十年了，今天才交出书稿。

出于在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讲授宋元史专业课的缘故，我对传主有些兴趣，谈不上研究。一九八七年，因编撰《中国十大名道评传》一书，才对中国道教进行系统了解，并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有爱不释手之感。一九八八年，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伍野春先生介绍，我斗胆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申请本评传的撰写任务。没想到，“中心”看到了我的材料后，从培养青年学者的目的出发，经编委会讨论，真的把这个撰写任务给了我。这样，以评传为纽带，我和“中心”结下了不解之缘。

接受这一任务后，面对这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面对高标准的评传撰写要求，我又深感自己理论水平有限，功底浅薄，能力欠缺，恐难高质量地完成这项工作，有点灰心丧气。这时，“中心”《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教授多次给我来信，阐述评传撰写工作的意义，介绍同行的经验，鼓励我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写好评传。于是，我避开了当时掀起的高校教师“下海淘金”的浪潮，自甘寂寞与清贫，躲进了图书馆，静静地“啃”起了历史文献。为了提高自己，一九九三年我考入了杭州大学，投师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梁太济、徐规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开初，拟以本传作为学位论文，但考虑到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历史社会的大系统中，与之相连的社会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更具基础性，便放弃了原先的想法。开始用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综合的方法集中精力研究宋元道教。三年时间里，我一边完成庞大的学位论文计划，一边向国内外广泛地搜集有关传主的资料，且将原有的和新获的资料一一进行编年与考辩。同时利用休息时间与张兴武博士一道，经常往来于杭大对面葛公岭上的抱朴道院，与道长和道士们谈经论玄，了解道教的变化与道士的生活，也顺便松弛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一九九六年，我带着有关传主的十二纸箱资料来到广西大学，安定后，方才正式动笔写作。这期间，“中心”一直以通讯的形式指导着我的工作，周群博士曾两下杭州与我蒙面未遂，又多次打电话，写信交流、介绍撰写经验，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评传酝酿写作过程中，广西教育厅、广西大学科技处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的资助，或多或少缓解了我复印和购买资料时的羞涩窘况，尤其是周怀营教授还给予热情地精神支援。恩师梁太济教授，不顾眼疾的痛苦，详细为我的写作计划提出了指导意见，并对我提出的疑问给予了认真、详细地解答。中国社科院宗教所钟肇鹏研究员，多次来信鼓励我，并在关键时刻给予耐心地指导。如原定王嘉为附传，写作过程中因时间先后，思想继承等问题总不易理顺，改为王嘉丘处机评传即是钟先生的建议。我的朋友，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柳立言博士，多次为我购买、复印海外有关传主的资料。香港中文大学苏基朗博士帮我购书，几乎跑遍港岛。四川师范学院蔡东洲教授为我借阅、复印传主的材料，花费不少时间。四川大学舒大刚博士、烟台师院樊文礼博士，亦曾为我复印过资料。四川大学李勇先博士，西南财大史继刚博士，在他们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也为我提供一些传主的资料信息。由于自己摄影的失误，天津师大杜勇博士不辞辛劳，又专门到北京为我拍摄传主的有关照片。对上述为本传写作提供过帮助与方便老师与朋友们，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初稿草成，《丛书》副主编蒋广学、洪修平等教授，本书责任编辑周群博士以及评审委员会的各位专家，对本传的写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尤其是如何从历史的高度认识传主的思想发展和社会影响，如何评价传主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建议，使我深受启发，茅塞顿开。对他们的无私帮助，我将铭记在心!

太上日：“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本评传的写作，虽然力图博览群书，广寻例证，用新的观点，从不同角度探讨传主的生平与思想，但毕竟只是初探，无经验可寻，无范本可参。故，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还望同仁不吝赐教。

作者

1998年12月18日于西大清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