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张之洞“身系朝局疆寄之重四十年”的不凡政治生涯为经，以其学术、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和文化思想为纬，以办洋务、倡“中体西用”说为重点，全面廓清这位身处古今中西大交汇时期的“过渡型”历史人物思想变化和发展的脉络，深刻揭示出其思想、个性、行为的种种矛盾，点明其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的人生之旅的特征，评判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本书共两篇十五章，三十万言，以张之洞“身系朝局疆寄之重四十年”的不凡政治生涯为经，以其学术、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和文化思想为纬，以办洋务、倡“中体西用”说为重点，全面廓清这位身处古今中西大交汇时期的“过渡型”历史人物思想变化和发展的脉络，深刻揭示出其思想、个性、行为的种种矛盾，点明其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的人生之旅的特征，评判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导论 张之洞与他的时代

生平篇

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

第一章 早岁经历

一、世宦之家

二、科举得志

第二章 宦海初涉

一、三省学官

二、入党清流

第三章 抚晋兴革

一、整肃吏治

二、清理财政

三、禁戒烟毒

四、转向“洋务”

五、心系南天

第四章 粤海经略

一、积极备战，顾全大局

二、“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纡筹决策”

三、反对议和，加固两广边防

四、洋务事业“小试其端”

五、粤政事略

第五章 “劳歌已作楚人吟”

一、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办

二、铁路事业的开拓

三、民营工商业的振兴

四、新式教育的创设

五、新军的编练

第六章 暂署两江

一、甲午主战

二、练军备武

三、兴工劝商

第七章 戊戌到庚子年间的权变

一、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

二、主谋“东南互保”

三、镇压“自立军”

第八章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一、“新政”主角

二、抵制革命

三、人参军机

四、国运尽，老臣逝

五、著述遗世

思想篇

开新与卫道二重变奏

第一章 儒臣与能吏

——张之洞的政治风格

一、“任人者治，任法者乱”

二、“书生习气”

三、“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

四、纵横捭阖，进退有据

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

——张之洞的学术宗旨

一、力辟今文公羊说

二、“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

三、“经世”、“务实”学风

第三章 洋务殿军的富国梦

——张之洞的经济构想

一、从“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到广兴实业，

开辟利源

二、超越中古的产业结构观与产业功能观

三、维护国家利权

四、“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

第四章 “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

——张之洞的军事谋略

一、“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

二、改革军制，裁旧练新

三、从“广求利器”到“自铸枪炮”

四、“战人较战具为尤急”

第五章 维护主权之旨，羁縻牵制之术

——张之洞的外交主张

一、内政自有主权，外交须有成案

二、从“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

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第六章 “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二、“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三、“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

四、“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五、广派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

第七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张之洞的文化观

一、文化观的发展轨迹

二、“沧海横流，外侮洧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

三、“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

四、“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

五、“中体西用”说的“最乐道者”

六、“过渡时代”的过渡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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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朝廷发生穆宗升衬问题，即如何安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同治帝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病死，庙号穆宗。依照礼制，天子的祖庙称太庙，为供奉天子神位之地。太庙分九室，一世一室。同治帝以前，清世系已传九世，即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稹、高宗弘历、仁宗颞琰、宣宗曼宁、文宗奕泞。穆宗神位如何安置，成为大问题。是否应该另建一室，廷议纷纷。日讲起居注官张佩纶疏请建文武世室于后殿左右，恭奉太宗文皇帝庙主以次递迁，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他耿直敢言，“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之洞时充教习庶吉士，读到张佩纶的上疏，十分钦佩，“叹日：‘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订交焉。”从此成为密友。

教习庶吉士品级低微，不得具折言事，之洞便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詹事府左庶子。“慨然有经世志”，也是一员清流健将。他与之洞同年同历，久有交往。光绪三年(1877年)，之洞为黄体芳具疏陈时政得失，被朝廷采纳，谕旨分别施行。此后不久，之洞又为他代书奏折，弹劾户部尚书董恂：“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这一次却被圣谕驳回：“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吏部议处的结果，本应降二级留用，但系因公起见，免于处分。但黄体芳却因此而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不久，值之洞长子仁权新婚，黄体芳往贺，之洞“言我负漱翁者再”，体芳慨然日：“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之洞又为其代草宽免处分谢恩折，称“汉廷祷雨，不诛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无待苏洵之过虑”，仍蕴董恂为奸邪之意。

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继统继嗣问题，又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四年前，同治帝死，因其无后，由慈禧太后作主，以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谖子，三岁的载活继位，是为光绪帝。慈禧之举，出其私意。按清例，同治帝载淳死后无子，应从爱新觉罗氏载字辈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择贤而嗣。这样一来，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不得垂帘听政。慈禧匆忙拉出与载淳同辈的载活即位，以维持“母后”地位，继续执掌权柄。为平抑沸沸扬扬的朝野议论，慈禧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意即将来载活之子将作为载淳之子去继承皇位，以表正统。光绪五年三月，为同治行大葬礼于清东陵。随行百官中有一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以死相谏，“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此事关乎王朝统绪，慈禧不得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同时声称，吴可读之议与自己四年前做的表面文章并无差别，“前旨即是此意”。但是廷议之时，众说纷纭，这显然对慈禧十分不利。

此时，张之洞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自具上疏的资格。他审时度势，与宝廷联衔上疏，迎合慈禧之意，称“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为嗣”，又进一步为慈禧当年的举措辩解，说立载活之举“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一番宏论，“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异者”，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博得她的“恩宠眷顾”。

如果说在继统继嗣问题上之洞显露出官场新进者工于心计，精于谋略的一面，那么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他则更多地表现出秉公持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  P43-4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