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积淀，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开创了人类生命的价值之源，是整个文明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当今读书界与出版界出版的“重读经典”的呼唤声中，上海古籍出版社顺应时代需求，约请专家学者撰写一套“经典解读丛书”。每本著作由三大块组成：背景辞典；原著助读，包括基本概念与范畴解读与文本赏析；原著选(全)编，内容有原文、注释与翻译，本丛书的特点是形式独特、新颖，阐发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丰富的现实意涵，适合各种读者阅读。本书对《论语》的解说平实而亲切，力求在忠实原貌的前提下，又能结合现实人生加以发挥，使人领悟到经典的魅力与价值。

本书对《论语》解说平实而亲切，力求在忠实原貌的前提下，又能结合现实人生加以发挥，使人领悟到经典的魅力与价值。本书的特点是形式独特、新颖，阐发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丰富的现实意涵，适合各种读者阅读。

经典的价值在于文化(总前言)

小辞典

孔子其人／1《论语》其书／2孔子的时代／2儒／3仁知勇／3克己复礼／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杀身成仁／4匹夫不可夺志／4温良恭俭让／4德不孤，必有邻／4道不同，不相为谋／5性相近，习相远／5三十而立／5述而不作／5任重道远／5待价而沽／6乘桴浮于海／6君子不器／6善事利器／6成人之美／6既往不咎／7是可忍，孰不可忍／7愚不可及／7暴虎冯河／7小不忍则乱大谋／7媚奥媚灶／7有教无类／8三人行必有我师／8温故知新／8升堂人室／8名不正，言不顺／9近悦远来／9欲速不达／9文质彬彬／9思无邪／9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0智者乐水，仁者乐山／10逝者如斯夫／10敬鬼神而远之／10

原著助读

基本观念与范畴解读

一、仁学即人学

二、义是合乎仁的自觉的行为准则

三、礼是维护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和谐的规范

四、中庸是仁的最高表现形式

五、处世合群之道

六、政治的基础在人事

七、进取之道

八、学习与教育

九、内圣外王之道

十、感悟生命

写作赏析

一、美善并举

二、兴观群怨

三、语言艺术

四、形象描写

原著全读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治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孔子其人】

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 儒家学派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乱迁居鲁国。父叔梁纥有勇力，以军功封于陬邑。母颜氏，名徵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三岁丧父，家道中落，随母移居曲阜阙里。因少时贫贱，学会不少技艺。孔子自谓年“十有五而志于学”，早年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博学好礼，为乡人称道。孔子学无常师，传说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孔子三十而立，从事社会活动，同时创办私学，聚徒讲学，以《诗》、《书》、礼、乐为教，从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学术自由的风气，对文化在民间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最著名的有颜渊、子路、子贡、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年五十而知天命，开始走上从政之路，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大司寇，行摄相事。因与执政季氏不合，自知在鲁国难以施展政治抱负，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率领一些弟子离鲁，周游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途中备尝艰辛，但都遭到冷遇，终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在漂泊十四年后，返回鲁国，从事教育和文献整理，删《诗》、《书》，定礼乐，系《周易》，修《春秋》，以传先王之道。鲁哀公十六年，孔子病逝，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

【《论语》其书】

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论”是论说撰写，“语”是孔子之言，《论语》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汇编，为研究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资料。《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缉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成书，约在战国初期。流传至西汉，有今文本《鲁论》、《齐论》和古文本《古论》三种版本。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为基础，参考《齐论》和《古论语》，作《论语注》，共二十篇，成为后世的流传本。东汉时与《诗》、《书》、《礼》、《易》、《春秋》、《孝经》合称“七经”。朱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成为南宋以后士人的必读书。前人注释甚多，重要作品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人程树德《论语集释》等。

【孔子的时代】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一些诸侯大国的势力日益强大，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礼乐征伐，不再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之手。孔子晚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开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彻底动摇，天下大乱，冠履倒置，战争不息，弱肉强食。春秋之前是神权的时代，此时神秘的天道遭到怀疑，新学兴起，百家争鸣，人本主义渐渐兴起，士阶层已经形成，由官府垄断学术的局面被打破，私人开门讲学，平民也能得到接受教育的权利。当时社会正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出现了一些具有开明思想和改革意识的思想家、政治家，如齐国的管仲、晏婴，郑国的子产等。孔子推重管仲，服膺子产，在鲁国从政期，也曾积极倡导变革。鲁国为周公之封邑，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礼乐制度一直保存完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季札来聘，欣赏周乐，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晋韩宣子来聘，观所藏典籍，以为“周礼尽在鲁矣”。这对孔子保存、研究和发扬周礼，提供了有利条件。P1-2

当20世纪初一股反传统风潮弥漫之时，经典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被一些新潮之士视如敝屣，甚至有喊出将线装书扔进茅坑的口号。然而，历史的发展是那样地不可思议，如今，在读书界与出版界却不断有“重读经典”、“回归经典”这类声音传出；一些热心的学者还煞费苦心地(或受托于出版界)为读者开出他们各自认定的属于经典的书目。存在总是有它自己的理由，这些现象的出现，虽然原因多多，或许还搀杂着某些非“经典”的因素在，但毕竟都是以“经典”的名义提出来的，经典本身货真价实，不必怀疑——终究是经典的魅力在起作用。

在知识泛滥、信息泛滥的时代，面对汪洋大海般的书市，实令人无所适从，难以度越，发出诸如“以有涯追无涯”一类的感叹。有识之士重新拾起经典作为金针，倒不乏返璞归真的味道，也确有实际的针对意义。

知识之受到尊重，是人类理性的表现，而读书无疑是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任谁都不会否认。但是，就像生命的意义不全在知识一样，读书的意义也不全在知识的获取。或更明确地说，读书非仅为了求知，更在于明理做人，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语)，成人成己，读书活动必须围绕人生问题而展开，才能获得真正意义，套用《论语》中孔子的句式表述就是：不读书，无以言；不明理，无以立。

毋庸置疑，读书有益于人生，不读书，人就会变得浅薄、空疏。然书海茫茫，不谙“书性”者往往会被知识的海洋所吞没、窒息——“殆矣”，这就需要有一番取舍、抉择功夫，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且人生有限，谁都不敢夸言能读尽天下书。因此，在有限的生命中，读什么书，如何读书，就成为每个读书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主编、策划这套“经典解读”丛书的出发点。

经典既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又具有文化的象征意义。因为文化，才使人与一般动物、文明与野蛮有了区别。换言之，经典所提供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就像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中所言，经典的意义“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不在实用”，并非指经典无益于社会，而是说它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功利，是“无用之用”(王国维语)的“大用”，具有相当于宋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之意义，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与人文精神之根本的“源头活水”，此即《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序》说孔子“定《礼》、《乐》，删《诗》、《书》，赞《易》道，以明道德仁义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

经典支撑起文化，充实并提升了文化的品位。经典在文化中的这种地位，如变换一下黑格尔在论及哲学重要性时的话语，可这样说，一个没有经典的文化，“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有这样一则趣闻，说的是英国某制造商，在收到了美国人赠送的一本《科学经营原理》后，不屑一顾，即回赠了一本古罗马经典作家贺拉斯的拉丁文诗集。这里所透出那种对文化的自信态度，是建立在对经典的拥有与推崇之基础上的。而正是这种对文化的信念，同时又成就了人格的自信、自尊，并使人能“言”、能“行”、能“立”——人是如此，而对民族、国家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前贤说，只要文化不亡，国家就不会亡。三户可亡秦，文化能托命。就此意义而论，经典的“实用”也可谓大矣!

文化、文化，就是以文来化时、化俗、化人。经典，当然属于最典型的一种“文”了。文化有大小(就涉及的领域而言)，经典的范畴也是很宽泛的，如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科都有它相应的经典，然而学科在发展，曾经被视为经典的，随着专业的进步而有可能被后来者替代、淘汰。而每个时代都有该时代所特别推崇的经典，但时过境迁，有些一度被誉为金科玉律般的所谓经典，转眼间却被遗弃了。为此，我们这套丛书对经典的选择，立足于“大文化”的角度，以慎重和严肃的态度，设定了几则最基本的标准：  一是具有典范意义的；

二是开人类文化之价值源的；

三是能导人以正的；

四是必须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显然，这些标准也是构成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最起码的条件。

经典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漫漫历史，人类文明有时会走弯路，不少经典的命运也曾遭受过曲折、坎坷，但真正的经典，毕竟有它的生命力，最终还是以它自身的价值“存活”在人世间。(这本身就说明了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价值所在)经典以文本的形式出现，但又不是一堆死文字。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已被视为经典般的名言，如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信奉。同样，今天我们重提回归经典、重读经典，其旨趣也在于找出经典所能提供的现代意义。而从经典所具的特性看，应该说是完全能承当的。

文化的发生、发展乃至变化，固然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绝不是随机的，甚或可以受人任意摆弄的。经典的文本，如不待人去阅读，则只是本无任何意义的书；通过解读，经典的内在意义才可能得到豁显(注意：豁显不是呈现)。其实，这个道理古人早就知道，如孑L子教导学生们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所以，读书有善读与不善读之分，像子贡那样“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孔子就认可他“始可与言《诗》已矣”。

经典向我们提供多重的解读空间，而作为一个带有开放系统的经典，其意涵往往通过当代的境况及问题被激发，经典的话语也在现代语境下得到激活。这个看似后现代哲学的观念，其实乃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固有情态，由经典的内在性格所决定。当代哲学诠释学创始人加达默尔认为，经典的真理并不是现成的自明的恒常存在，如果没有人的参与，真理就无处呈现和生成，文本的意义也就无法传承和延续。诚然，以时代的话语(思维)去理解和把握经典，经典的真理和意义之发生及展开始终是个现代性(即时代性)的问题，是一个与现实人生的生存状态密切关联的永久不息、永不封闭的进程。但这只是一个文化现象，是经典的一种存在形式，却不能定义为经典的性质，更不能作为反本质主义的理由。我们认为，即使不承认本体意义上的“道”，也不能否定文化意义上的“道”。经典如果没有“恒常存在”的价值，全得由后人去发明、赋予它意义，那又何为“经典”，或不然，什么都能成为“经典”了。

存在的意义在过程中发生、显现，但任何的阐释都只能建立在“元叙事”基础上，这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不能绕过“文本背后”去生发思想，更不可抛开文本空发议论。鲁迅曾说过，一部《红楼梦》不同人读它会有不同的所见，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解诠释上的偏差，还不如说是作品本身所提供的丰富意涵更确切些。对经典的诠解固然要抉发它的时代意义，但时代性不等于随意性，否则就落为“野狐禅”了。就像有人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管怎样还是哈姆雷特，却不可能是李尔王或奥赛罗什么的。所以我们认为，对任何文本的解读诠释都是双向性的，但这种“双向”并不是无据无本的；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在价值始终是在先的。

当然，阅读需要理解。要读懂一本经典，还得具备一定的条件，诸如必要的文字语言常识，对文章结构的把握及对相关知识与文化背景的了解等等。而在特定的境况(譬如某种意识形态的干扰)下，经典的意义也会受到遮蔽、异化。所以，经典的传播始终处在一个不断的遮蔽——解蔽过程中。而我们这套丛书所设计的对经典的解读形式，其目的就是想起到这种“解蔽”作用，至于效果如何，那就有待读者来检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