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光辉灿烂的文明?中国近代为什么老是挨打?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何在?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提出的种种救国方案为什么总是破产?本书收录作者相关学术论文32篇，其中有关辛亥革命的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22篇；有关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的论文7篇；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秘密会社的论文3篇，是作者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部分成果结集。

本书以辛亥革命为主线，通过对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革命活动的论述；通过对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历史事件的论述；从不同方位、不同视角探讨了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过程，探讨了辛亥革命对清末民初社会的影响。本书收录作者相关学术论文32篇，其中有关辛亥革命的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22篇；有关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的论文7篇；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秘密会社的论文3篇。内容相对集中，前后连贯，融为一体，是作者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部分成果结集。

跋涉于山水之间(代前言)／l

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反封建／7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26

论两湖志士在确立孙中山领袖地位中的作用／4l

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55

黄兴功过辨析／69

民主革命的宣传家

 ——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士钊／82

胡元■与明德学堂／106

试论《民报》时期汪精卫的民族主义思想／118

杨毓麟与辛亥革命／150

谭馥与保亚票事件／176

刘揆一与辛亥革命／189

论辛亥革命时期刘揆一的近代化思想

 ——以工商总长任内的经济改革为中心／216

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都督风波

 ——李燮和与陈其美争都督辨／238

李燮和与筹安会／253

黎元洪委任李燮和为“长江下游招讨使”质疑／267

覃振传论／275

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风潮／292

读《石叟牌词》评谭人凤事功／305

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的舆论宣传／322

狂飙突起震惊中外

 ——丙午萍浏醴起义始末／339

论萍浏醴起义的性质／365

萍浏醴起义史料的真伪问题

 ——与《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一文商榷／38 1

“舍身此日吾何惜”“但期吾道不终孤”

 ——刘道一事略／403

试评萧克昌／410

姜守旦非欧阳笃初辨／427

辛亥革命前列强对湖南的经济渗透／433

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同异论／450

试评清末湖南咨议局／463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476

会党与长沙抢米风潮／486

论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特征／494

清末民初湖南秘密社会的分布及其发展趋势／508

后记／517

第三，批判文化专制主义，提倡思想自由，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是实现近代化的关键。

随着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加强，必然导致文化和思想上专制的加强，必然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诚如孙中山所说的：“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流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孙中山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清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性，它使人民思想不自由，造成了精神上极大的痛苦，其危害至深且大。他甚至认为，这是离散人心，造成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极大病源”。他分析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天生而然耶?”乃是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备受“专制之毒”有以致之。在清代，“集会有厉禁，言论无自由，遂至习非成是，几将吾人乐群之性，团结之力，消灭净尽，此散沙之象所由呈也”。又说：“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因此，愚昧无知是经济建设的大敌，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是实现近代化的关键。孙中山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就阐明了这个道理。他说：“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膏肓之病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他号召全国人民只要行动起来，解放思想，勇于冲决文化专制主义的罗网，就可以克服“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的弊病，这样，“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P17-18

人生在世，每一个人都在走着自己的路，各自都有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回忆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且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小就过着“石与居、鹿与游”的生活。然而，幸运的是，我家所依托的后山竟是风光旖旎的禹山，传说大禹治水时曾到过此地，为纪念大禹，禹山因此而得名。禹山之颠有禹王庙，庙前有一水井，一年四季，泉水长流，我的父辈就是喝禹山的泉水长大的。

历史的传说已不可考，而日军侵华的历史却令人记忆犹新。1942年，故土沦陷，日本侵略军抢占了禹山这一制高点，用暴力驱赶禹王庙里的道士，其中有一位不知姓名的道士宁死也不愿意离开禹王庙，日本强盗竟残忍地将他捆绑起来，罩于古钟之内，用木柴堆积在古钟周围焚烧，将其活活烤焦，然后，又将尸体丢弃在泉水井内。从此，就再也没有人去喝禹山的泉水了。

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故乡的人们藏进了禹山脚下的丛林深处，那时，我出生还不及一个月。有一天，正当日本的飞机在禹山上空盘旋时，母亲抱着我在丛林中“穿梭”，不慎在我稚嫩的脖子上扎了一根木刺，因而发出哇哇的哭声。为不至暴露目标、保护父老乡亲，母亲用手紧紧地捂住我的嘴，不让哭出声来。我几乎被窒息而死。长大后，每当母亲向我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泪流满面，这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嗣因禹山的泉水井被日本侵略军破坏，乡亲们只好到离禹山较远的东湖去取水，因此，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跟着大人一道到东湖去挑水，于是，一根扁担、两只木桶伴随着我走过童年。我的童年就这样跋涉于禹山与东湖之间，我记忆中的“历史”可以说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故乡这片神奇的热土上。

1957年，我有幸考入华容县第一中学，这所学校的前身为清乾隆二十五年创建的沱江书院。学校位于华容县城北，西倚沱江，背靠黄湖山，环境优美，这里汇聚了一批名优教师，是理想的读书“圣地”。在中学时代，我对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特别是当历史老师讲述中国近代史时，中国遭受屈辱和蹂躏的历史在我脑海中经久难忘，在黄湖山麓、沱江之滨，我和同窗学友讨论最多的也还是历史。诸如中国古代为什么会有光辉灿烂的文明?中国近代为什么老是挨打?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何在?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提出的种种救国方案为什么总是破产?这些问题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当时，令我这个懵懂少年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如何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给现实以指导，成为我人生的奋斗目标。于是，我渐渐萌生了想当一个历史学家的愿望；为实现这一理想，我走过了一段坎坷、艰辛的人生之路，几乎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1963年，我顺利地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来到珞珈山下、东湖之滨，在历史王国里忘情神游，武大图书馆成了我每日必去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博览古今中外历史典籍，度过了人生道路上一段难忘的岁月。可是，好景不长，正当我憧憬着大学毕业后在历史研究领域一展身手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武汉大学很快陷入了“大批判”的漩涡，几乎每天都有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召开，接着又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无休止的“武斗”。我不愿意介入这种派性之争，更不愿意参与武斗，只好选择当了一名地地道道的“逍遥派”，每天奔波于图书馆、资料室，准备撰写毕业论文；可是，在“大字报”满天飞、“武斗”不断升级、人生安全尚且得不到保障的混乱状态下，谁还能静下心来写文章呢?1968年，我们年级30名毕业生便被“扫地出门”，派往农村、农场接受“再教育”，我被分配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那时，军事训练极少，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种植水稻、干繁重的农活；当时，农场机械化程度较低，仍需采用牛耕，因此，连队养了不少水牛，在分配劳动任务时，大家谁也不愿意去当“放牛娃”，而我却乐此不疲，因为这给我自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便承担了养牛的“苦差”。每天清晨，我便到湖边湿地去放牛。我抓紧“牛背”上的时间学习专业和外语，以补偿“文化大革命”中的损失。通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我的外语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军垦农场出来，我又进过“五·七”干校，下过农村，搞过生产培植，做过政工、公安工作，还当过理论教员，在基层一干就是10余年，但我仍然初哀不改，执著追求，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历史；特别是在岳阳市委党校担任理论教员的5年时间里，我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论著以及列宁关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论著通读了一遍，写下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使我的理论素养大有提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9年，我有幸考取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师从章开沅先生，治辛亥革命史，成为章先生的“开门弟子”。在丹桂飘香的季节，我来到桂子山，在南湖湖畔开始我难忘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章先生亲自给我们讲授理论课和专业课，谆谆告诫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花大气力搜集资料，必须要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勤奋治学，务实求真，有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章先生的教诲，至今言犹在耳，使我终生受益。章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章先生现已80高龄，仍笔耕不辍，他的言传身教成为鼓舞和鞭策我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活可以说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学术生涯的开端。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教育部在华师举办了高校讲师以上教师进修班，为期1年，聘请全国各地著名学者讲授中国近代史。先后来华师讲学的有戴逸先生、姚薇元先生、王庆成先生、胡滨先生、林增平先生等知名教授。我们这批研究生也和进修班的同行一道听取前辈学者的学术报告，受益匪浅。加以当时章开沅先生和林增平先生合作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正在统稿之中，因为编书的关系，林先生来华师的次数较多，从此，我有幸结识了林先生。林先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底，林增平先生拟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筹备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室。正值青黄不接、人员缺乏之际，他征得章先生的同意，询问我想不想回湖南工作。作为一个湖南人，又能在林先生身边工作，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于是，我便爽快地答应了。翌年初，我很顺利地被分配到湖南师大历史系工作。来到岳麓山下、湘江之滨，林先生首先交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那就是协助他筹建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在林先生的具体领导和指导下，在历史系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终于得以成立。研究室成立后，我一面做研究工作，一面为研究室采购资料，并成为研究室第一任图书管理员。20多年过去了，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湖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现已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这是可以告慰林先生于九泉的。

岳麓山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山下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山上安葬着黄兴、蔡锷、陈天华、蒋翊武等50余名辛亥革命的著名英烈。坐落在湘江东岸的湖南第一师范曾经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求学的地方，依托岳麓山、湘江的长沙城曾是毛泽东早年从事过革命活动的地方。而湖南师大创建于1938年，历史悠久，学校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藏书丰富，我来到这里工作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为不改初衷、不辱师命，我决心在这里“安营扎寨”，一辈子研究辛亥革命史不动摇。我深感耽误的时间太多，再不急起直追恐将一事无成。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在教学之余，积极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发表一篇学术论文。90年代以后，我虽然将主要精力用于培养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但仍然在中国近现代史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由于起步较晚，水平有限，尽管也出版过几本学术．专著，但还是觉得不太成熟。然而，这毕竟是我个人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在治学道路上艰难跋涉、“惨淡经营”、痛苦求索留下的足迹!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首往事，至今历历在目，含辛茹苦的父母，废寝忘食的恩师，患难与共的妻儿，同窗苦读的学友，他们都曾为我的成长付出过艰辛与汗水，作出过无私的奉献，我无以为报，谨以这些作品奉献给生养我的父母f献给培育我的恩师!献给朝夕相处的妻儿!献给支持过我的同窗、朋友}献给苍茫大地!献给名山秀水!

饶怀民

2006年3月28日

本书以辛亥革命为主线，通过对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人物的思想和革命活动的论述；通过对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历史事件的论述；从不同方位、不同视角探讨了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过程，探讨了辛亥革命对清末民初社会的影响。本书收录作者相关学术论文32篇，其中有关辛亥革命的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22篇；有关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的论文7篇；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秘密会社的论文3篇。内容相对集中，前后连贯，融为一体，是作者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部分成果结集。由于发表的时间跨度较长，内容难免有重复之处，作者对比作了删节；个别内容不足部分作者略加增补，为保持原貌，绝大部分论文未作修改，亦仍其旧，请读者见谅。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教授霍修勇博士，湖南商学院副教授阳信生博士，十余位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协助作者打印、校对部分稿件，值此本书付梓之际，一并鸣谢!

作者

200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