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昔日的资本家,而且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为什么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乌云翻滚的日子,他能对中国共产党跟定再跟定?为什么他能脱胎换骨、无怨无悔地追求真理?为什么他能由一个民族资本家而成为泱泱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副主席?为什么他在国际上这样富有魅力?……作者像工蜂一样,一点一滴地采蜜,一点一滴地积累材料。作者是编辑、记者出身,自然特别注重于取得第一手材料,这本新版书内容添加了1957年和1984年的部分史实,计有“‘小开派’挨整”和“了却一笔历史旧账”两章。从中更可以看出荣老的为人和对党和感情。新版本除增加上述两章和本文开头提到的增加荣老墓地,子女所立碑文等照片外,对1999年的版本还作了必要的修改和勘误(其他内容不作变动)。因而新版本更具有充实性和权威性。除此以外,新版本还增添了图片资料,扩大了版面,在版面设计和装帧上,力求做到美观、庄重、大方。
一个昔日的资本家,而且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为什么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乌云翻滚的日子,他能对中国共产党跟定再跟定?为什么他能脱胎换骨、无怨无悔地追求真理?为什么他能由一个民族资本家而成为泱泱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副主席?为什么他在国际上这样富有魅力?为什么独独中国出了个荣毅仁,而别的社会主义大国却没有类似人物出现呢。一切的一切,使人不能不感佩:我们党三代领导人的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他们与荣毅仁肝胆相照,对他循循善诱,爱护有加;使人不能不感佩我们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正确和具有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力量。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过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党能自己纠正它,改变它。体现在荣毅仁身上,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光辉,而且是活生生的事实!“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荣毅仁!”这可以说是历史的结论。
出生在荣家发迹之时
荣毅仁出生的1916年,正是荣氏企业兴旺发达的年月。
1916年前后,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展宏图,办起了一个又一个面粉厂、纺织厂,荣氏企业大大发迹了。人说荣毅仁生逢其时。
荣毅仁的生曰是5月1日,即农历丙辰三月廿九。
“我出生在无锡荣巷老家,是‘乡下人’。”1987年12月12日荣毅仁在他北京的寓所对来访者谈起他的身世时,不无幽默地这样说。
荣巷,在无锡西乡,惠山山麓,五里湖畔,北靠龙山,南临太湖,河网密布,土地肥沃。荣巷分上荣巷、中荣巷、下荣巷。荣毅仁祖居在下荣巷。这里是典型的江南小镇。环视周边:青山碧水景色美,吴侬软语处处闻,充满着浓郁的江南情调。
说起荣毅仁的祖籍,他父亲荣德生在《乐农纪事续编》①写过一段话:
“吾族自始迁祖水濂公明初至锡,累徵不仕,务农守分,至庭芳公业商致富。至余兄弟,实由商转入实业,而逐渐扩充,事业几满天下。然宗未尝忘农,故取别字日‘乐农’,不敢忘祖业也。” 至于明初以前从什么地方搬至无锡,《乐农纪事续编》没有细说。无锡市图书馆收藏的荣氏宗谱,是荣福龄和荣德生等续修的。宗谱详细记载了荣氏宗族在历代朝廷中所任官职和重要经历,并配有各种画像、服饰和插图等。宗谱表明,荣氏祖籍是山东历城而不是无锡。据说当时共印了200套,每套30本。水濂公名荣清,字逸泉,号水濂。是荣氏近祖第14世。荣清“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廉洁,喜游览,每独行清旷闲雅之区。”①他秉性不愿做官,明正统初年,他外出旅游,从湖北沿江东游,经金陵(南京)来到无锡,看到这里如诗如画的风光,感叹道:“余生平所慕,不图于此得之。”遂选择在惠山南麓长清里梁溪河一带定居,这就是梁溪荣氏的发轫。水濂公的居室叫“水濂庵”,当时还有以水濂命名的“水濂街”“水濂桥”。荣清有3个儿子:继先、承先、念先,居住地依次称为“上荣”“中荣”“下荣”,这就是“荣巷”的由来。
现今在荣巷西浜,仍竖有一块1米多高、30多厘米宽的石碑,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字迹已模糊不清。但如顺着石刻笔迹,用粉笔描之,就能复现“天降山海”四个大字,这是水濂公荣清的手笔。据说当时荣清立的石碑共有20多块。立在西浜的这块,现在有的居民还能告诉你这样的传说:当年西浜一带时常失火,水濂公就书刻“天降山海”石碑用来镇火,所以石碑又叫“镇火石”。
水濂公迷恋无锡是很自然的。无锡这颗太湖明珠,风光旖旎,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早在公元前1044年西周初期,周太王长子泰伯,为把王位禅让给小弟季历及其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就来到无锡梅里(今无锡东梅村)隐居,创立了句吴国。如今在东梅村鸿山还有泰伯墓等遗迹。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在太湖一带交战,越国战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消灭了吴国。越灭吴后,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隐居民间,泛舟于无锡五里湖上,故后来五里湖又名蠡湖。从秦汉到两晋、南北朝,到宋、元、明、清,在无锡都留有许多古迹和珍贵文物。历史上无锡曾有“布码头”之说。无锡又是我国有名的四大米市之一。
无锡还有一段流传已久的趣闻。在秦始皇时代,惠山东峰盛产铅锡,因而得名“锡山”。到汉高祖在锡山设县治时,因锡山不再产锡,就改名为“无锡县”。公元9—23年,王莽执政期间,锡山再次出锡,县名又改为“有锡县”。相传在这个时候有个打柴人在山上挖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铭文: “有锡兵,天下争;无锡宁,天下靖。”意为无锡产锡,天下将乱;锡山锡尽,天下安宁。到公元25年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锡山矿源再次枯竭,地名又由“有锡县”改为“无锡县”。到解放以后,有一阵子又传出无锡有锡之说。人们戏谑地说:“为了讨个天下安宁,宁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地名就不必再改来改去了。”P2-4
正当我们筹备出版这本书的新版本,以庆祝本书主人公荣毅仁今年九十大寿之际,荣老不幸于去年10月26日病逝。面对新版书上增加刊出的荣老遗像,无锡葬地简朴的墓碑和子女所立的碑文,细读本书所写的荣老光辉而伟大的一生,我们由衷敬仰这位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我不能忘记,这位一向低调,不愿别人写他自己,又不失幽默、诙谐的长者,1999年10月4日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20周年大会休息之际那次与我的对话。他自1993年当选国家副主席后,即辞去了中信董事长职务,已有6年之久。可当大家见到老董事长来了,都感到分外亲切,纷纷跟他握手致意。当时我也在场。那时正值《荣毅仁》一书出版不久,我跟他谈起了这本书。我有点抱怨地说:“荣副主席,我对您还是有点牢骚呢,太难太费劲了。”他操着无锡官话笑咪咪地说:“牢骚,牢骚,书不是已经出了吗?你还有牢骚!”他那亲切、宽容的语调,至今犹萦绕在我耳边。
细细想来,我是不应该还有牢骚的。改革开放的头20年,我因工作需要得以经常接触这位伟大人物,这是我的幸运。出于对党的感情,他对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派来的记者,是很重视的。他能允许我经常追随在他身边,跑东跑西,使我能够随时记录下他不少现场的、鲜活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我还能从各个方面、各方人士、他的海内外亲属中,搜集到他怎样从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历程的素材,这样才使我有可能把这些材料整理成册,传之于世。这不是很大的支持吗?
我常常这样想:他为什么能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棒打不回头,跟定、跟定、再跟定中国共产党?他为什么能冲破思想牢笼和旧经济体制的束缚,受命最早创办起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中信公司?他为什么能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这都源于他能够在自己伟大的一生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学习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他的夫人杨鉴清就曾对我说过:“他交关用功(南方话,意为十分用功),常常学习到深夜,还读《资本论》呢。”他襟怀坦白,无私无畏,敢于吃第一只螃蟹,既勇于实践,又善于实践。他能如此出类拔萃是不奇怪的。
曾记得,当年我在采访中信公司时,就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一些好奇的西方记者,常常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笑笑说:“我还不是,但我希望将来能达到党员标准。”本书从这次新增的部分史料来看,要求入党,确确实实是他的夙愿。不是吗?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在理论学习时就说过:“以后自己如果够条件,很希望能入党。”在反右中,曾因此而被人指责为不自量力,异想天开,居然想当恩格斯云云。事实上,他思想上早已入党,早已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由此可见,他于1985年7月1日光荣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决非偶然。他一直是在用共产党标准要求自己的,不疲倦地追求党。他不愧是位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他以年龄63、精神36的劲头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他晚年一大杰作,是对党的又一贡献。经过中信人的共同努力,这家公司于2002年7月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已成为具有较大规模的国际化大型跨国企业。现有境内外全资子公司33家,控股子公司9家,上市公司8家。截至2005年底,公司总资产已达8050亿元。你能想象吗?20多年前荣毅仁受命创建时老、中、青员工统共才20人左右,注册资本才2亿元的小公司,能有今天如此辉煌吗?
这本新版书内容添加了1957年和1984年的部分史实,计有“‘小开派’挨整”和“了却一笔历史旧账”两章。从中更可以看出荣老的为人和对党和感情。新版本除增加上述两章和本文开头提到的增加荣老墓地,子女所立碑文等照片外,对1999年的版本还作了必要的修改和勘误(其他内容不作变动)。因而新版本更具有充实性和权威性。除此以外,新版本还增添了图片资料,扩大了版面,在版面设计和装帧上,力求做到美观、庄重、大方。
在这本新版书筹备过程中,我曾得到中信老朋友的不少帮助,谨此致谢。
计泓赓
2006年3月
连日学习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20周年的讲话、文章,感慨万端。
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本书。
这并非过甚其辞,也不是套话,而是实实在在发自我心底的声音,是真真切切的感受!
荣毅仁同志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人物,早就存在,而我原本只是久仰其名,从未与他有过接触,当然更谈不上写关于他的这本书。
长达近8年的五七干校生涯,我在“修地球”中度过了最宝贵的年华。汗滴禾下士,汗滴湿衣裤,汗水流到了眼镜里,最令人感到无奈和尴尬。虽说尚属“自觉劳动”,并未被打入另册,但不可否认我的这支笔锈住了。
妖魔除,举国欢。我被调进了《人民日报》,管起了当时尚属“冷门”的对外经贸等方面的涉外宣传。
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一下子把“冷门”吹拂成“热门”。外贸开始火了,国际旅游开始火了,外汇业务、国际金融开始火了,对外开放的新生事物——经济特区、国际信托投资事业等等破土而出了,我管的一摊宣传自然也跟着慢慢火了起来,成为令人羡慕的“美差”。
恰恰就是20年前的1月份,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接见了包括荣毅仁同志在内的5位工商界著名人土,小平点将,荣毅仁出山,由此而开始了荣氏创办中信的序曲。
同年(1979)10月4日,是中信成立的大喜日子,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荣毅仁同志的日子。我有幸以记者身份,旁听了中信第一次董事会。董事会的阵容相当强大。有不少是国内和港澳地区的知名人士,可谓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我还聆听了主管中信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讲话。记载这个盛会的采访本,至今我还珍藏着。
这以后,中信一届又一届的董事会,我几乎都旁听了。中信在“巧克力大厦” (国际大厦)、京城大厦举办的一些重要活动,我都作过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随着“巧克力大厦”、京城大厦的脉搏跳动而跳动的,以致有人戏称我是中信“专业户”和“铁杆派”。
就这样,我和荣毅仁同志的接触多了起来,他们创业之艰辛,吃“第一只螃蟹”的欢乐和烦恼,在夹缝中冲出去的不易,……,我都看到了听到了,1987年《人民日报》为迎接党的十三大召开,确定了一批重点报道,中信是其中之一,我在写完“巧克力大厦的脉搏”之后,一些同志启发我鼓励我,使我萌生了写《荣毅仁》的想法。
要说十年磨一剑的话,这把剑可已磨了10年还多;缘何如此旷日持久,迟迟没能写成?除了我过去日常报道任务较重、业余时间不多外,我曾当面向荣老发过多次牢骚,就是他的不怎么配合、不怎么支持。我也曾拿别人写名人之书如何一路绿灯来“启发”他,可惜都没有用。他常常给我亮“红灯”,要么说:“你不要写我,要写就写中信”,要么说:“你不要写我过去,要写就写我解放后如何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说:“我现在没心思跟你谈呀”。你急他不急,弄得我也没了激情,以致在我的资料卡片盒里,特设了“艰难的历程”栏目,记录下了与他打交道的过程,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当然,除了写这本书稿的事情外,凡是对中信的采访和报道,他倒是一向重视和支持的,重视到有时会亲自给记者打电话。他率领中信人出去视察调研,你提出要跟着去采访,他也会同意。我有幸在他主持中信工作期间,跟随他的公务车或包机去了上海、无锡、南京、秦皇岛、郑州、宁波、大榭岛、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地方,这在客观上使我有机会在一路之上,在闲谈之中,从他以及随行人员那里了解到不少情况。如他与杨鉴清的罗曼史和一些生活轶事,正儿巴经是听不到的,他自己也不会谈,旅途上我听到了。平时在他兴致好时或不经意时,也能捕捉到一些材料。有时缠我不过了,他也能推荐你去找别人谈谈。
随着采访了解的步步深入,我常常在想:一个昔日的资本家,而且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为什么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乌云翻滚的日子,他能对中国共产党跟定再跟定?为什么他能脱胎换骨、无怨无悔地追求真理?为什么他能由一个民族资本家而成为泱泱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副主席?为什么他在国际上这样富有魅力?为什么独独中国出了个荣毅仁,而别的社会主义大国却没有类似人物出现呢。一切的一切,使人不能不感佩:我们党三代领导人的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他们与荣毅仁肝胆相照,对他循循善诱,爱护有加;使人不能不感佩我们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定正确和具有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力量。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过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党能自己纠正它,改变它。体现在荣毅仁身上,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光辉,而且是活生生的事实!“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荣毅仁!”这可以说是历史的结论。
我也钦佩荣毅仁同志执著追求真理和百折不回的精神。他是个富有个性和主见的人物,毛泽东同志夸过他,周恩来同志夸过他,邓小平同志夸过他,叶剑英、陈毅、王震等同志也都相当赏识他,我党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等也是十分爱护他、尊重他,这决非偶然。由于出身的关系,他并非天然就能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由于“左”的干扰和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多重性,他不是没有过痛苦、徘徊、彷徨,不是没有吃过苦头,受过委屈和迫害,但他都挺过来了。他在德国的侄女荣智美来京时曾亲口对我说:“我四叔很幸运。他有他的信仰,一个人的信仰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实现。今天他实现了。”“我最佩服的是,他经过磨难,这些居然在他身上无影无踪、无痕无迹。”他年轻时少年气盛,难免得罪人;以后慢慢磨炼得谨慎持重,大肚大量。
既然历史给了我机遇,我就要对得起历史。尽管有时我也灰心丧气过:“何苦来呢,那么难,不干了!”但理智终究战胜了感情,我抱定主意打它个持久战。我像工蜂一样,一点一滴地采蜜,一点一滴地积累材料。我是编辑、记者出身,自然特别注重于取得第一手材料,采访笔记本记了一、二十本,录下了好多盒录音带,资料卡片做了一大盒,各种各样的材料装满了半个书柜。
荣毅仁的亲属,200多海外亲属回国大团圆,我对此曾作过报道,无异是一次收集材料的极好机会,可惜1986年时写这本书的意识尚未萌芽,采访时并未作重点深谈,回想起来,大有遗珠之憾。之后,我见缝插针,利用一切机会,在京、沪、锡以至香港、澳门,采访了他的子女和亲属多人,海外亲属有再回来的,也紧抓不放。
荣毅仁的中信同事,除结合各项采访任务谈的外,我又专门找了上海请来的各位元老和年轻的“元老”,中信各位老总、部门总经理、秘书、翻译、公关处等同志,连大厦的服务员,他的警卫员、司机、厨师、花工等也都找了,总共不下好几十人。特别是,当年年轻的“元老”、现任中信董事长王军不光跟我谈了很多重要情况,还从各方面为我创造条件,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曾任中信党组书记的熊向晖同志,除在他府上跟我谈之外,还向我提供了一大包材料,其中有一本是他在中信的调查手记,记录了很多人的谈话,那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蝇头小字,显示了老同志不负党的重托、处理好棘手问题的高度负责精神。
荣毅仁在上海、无锡的老朋友,申新、茂新系统的老同事,少年时的同窗至友,我也都一一拜访了。和他关系较深的孙更舵同志,我几次到上海,他总是竭尽全力帮助我,他和逢树春同志曾冒着严寒,亲自陪我到1958年他和荣老下乡的嘉定开座谈会;1998年初夏,他因病住院,还在医院里跟我谈,并几次打电话告诉我还要找上海那些老领导、老同志,使我深受感动。 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叶剑英同志办公室、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徐汇区委统战部、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市政协、无锡市地方志办公室、无锡市园林局、无锡江南学院及其荣氏研究中心等等,均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不少宝贵材料。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上、下册)内容丰富翔实,本书所引材料除随页注明出处的外,解放前部分不少均参考了这两册书。许维雍、黄汉民合著的《荣家企业发展史》、杨旭撰写的《荣氏兄弟》也为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材料。江南学院荣氏研究中心陈文源副教授,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荣氏研究工作,精神十分感人,他更无私地拿出他的研究成果,供我选用参考,还推荐了别的有用材料,他还和我一起到荣巷实地考察,找了有关老人。
邓小平同志的女儿毛毛(萧榕)热情地给我提供了重要情况,她鼓励我要不怕挫折和困难,把这本书写出来。有一对伉俪,是我的老朋友了,他们出于公心,在出书的关键问题上,做了不少促进工作。
前面已谈,历史赋予了我写《荣毅仁》的机遇,但有了机遇不等于就能变成现实,就能把事情办好,如果没有上述众多人士、众多部门、众多方面和其他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能写成这本书的,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计泓赓
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