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里的革命”，其实是作者的反讽，作者提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时候，这样说道：“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到法兰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这其实也是朱学勤对知识分子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种反思。

作者90年代以《道德理想国的覆灭》、《风声雨声读书声》在学术界成名，在中国学术界开创了用文学语言写枯燥的学术论文的一代先河。这部文选汇集的文章典型地反映了作者的风格，读到这样的篇目《“娘希匹”和“省军级”》、《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狐狸当道与刺猬得势》，你可以感受到，原来面对思想家你也可以不必正襟危坐。

中国的“思想短路”从80年代最后一年至今，似乎还没有停歇的迹象。从内部产生的“新儒家”，从外部引进的“新马”，都有文化决定论倾向。两家学说在符号形式上相距甚远，一中一西，但就思维方式而言，它们都能共享黑格尔，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夸大精神观念以致首足倒置的共同语言。除此之外，另有两点也值得同情。一是知识分子的言说是在一个被限定的范围内伸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州只能在被限定的范围内讨论有安全系数的问题，那一道樊篱不仅封闭外部更为广阔的真实问题，也影响樊篱内可言说问题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现实处境。二是知识分子的集体性“阿Q精神”，每当在现实世界中遇挫，尤其是重大惨烈之挫，只能退守书房，要不了多久，反而会对这种被限定的处境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深度阐释把自己只能在书桌上处理的符号世界夸大为现实世界的决定性因素，自己不仅不是被限定者，而且还是那个限定者的决定者，是自己的书桌决定着外部世界的走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限制迫使自己退进了书房。这是一个精神病症。如果说现实处境理应同情，那么精神病症则可以批评。我称这种病症为“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被动者颠覆主动者，只需在符号上改变语态，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即成。马克思称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人只敢在书房里进行法国人在政治上的革命，大致也是这一意思。

第一辑 小概率事件

 小概率事件

 访美五题

 火车上的记忆

 “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岂有文章觉天下

第二辑 书斋里的革命

 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被遮蔽与被阻隔的----从第二种“反省”谈起

 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

 城头变幻二王旗

 文坛“二王”之争----国内知识界争论评议

 被遗忘与被批评的----答杨念群先生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谈谈文化决定论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及漏斗

第三辑 教士和帝国一致的制度

 启蒙三题----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

 卢梭和他的恋母情结----兼论某种文化现象

 教士和帝国一致的制度----卢梭政治哲学评析

 卢梭复活：从论坛到神坛

 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第四辑 瘸腿的雅各

 随风飘去----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平静的坏心情

 让人为难的罗素----读《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

 狐狸当道与刺猬得势

 伯林去矣

 “公民意识”：中国的困难与曲折

 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有话好好说

 附录：韩毓海先生新年答客问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分歧何在

 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录

 与友人书

 网上笔记

 瘸腿的雅各（代后记）----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策划人语

小概率事件就是意外，一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发生了。换算成文人“话语”，就要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小至街头邂逅，大至晴天霹雳。

我今天的恶业，就开始于一个意外。1982年春天，我最后一次考研究生，不幸在车厢里遇到一个窃贼。那时他已经得手，将我上衣口袋里的一个信封扒窃过去，而我丝毫没有知觉。他打开信封一看，却无分文，仅一张准考证而已。他也可以悄然下车，将那张薄纸一揉一扔。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冒着被我喊一声“捉贼”的风险，将信封掷还给我，还不失幽默地提醒一句：“老哥，看看丢啥不丢?”这一奇遇造成我生活的转折，一直延伸到现在。以后也不断遇窃，有一次甚至偷到住室里，但再也没有碰上一次这样的古风义贼。我爱读龚自珍，此后读到“左无才相，右无才史，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就有共鸣，只是觉得老先生亢奋，还有点少见多怪。

那时还剩有最后一点野气，习惯于爬货车旅游。有一次带着夫人和我弟弟爬一列货车去西安，一路奇遇不断，甚至碰上地震。最为奇怪的场面，是在豫陕交界的一个鸡毛小站，火车突然停下不走了，说是前面出了事故。好几列火车就在我们身边怏怏停下，其中还有直达快车“74次”。那一趟车从上海出来，开到当地算是天之骄子，通常对这样的鸡毛小站是不屑一顾，呼啸而过。这一次它算是屈尊光顾，但是所有的门窗都紧闭，惟有车厢内灯火通明，傲对穷山沟的苍凉暮色。看看天色将晚，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我们只能跳下货车，就沿着这一溜灯光的下面走，想碰碰运气。走啊走，快走完了，运气也终于来了，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窗内大声叫喊我弟弟的名字，一边喊，一边打开车窗，把我们一个个接了上去。原来是我弟弟小时候的同学，但早已不同校，很早就转学到了另一个学校。那一次他是从上海到西安去探望父母，往车下张望一眼，竟然就看到了一个分别多年的小学二年级同学在陌生山沟里转悠。那男孩张嘴就喊，冒叫一声，居然就没有半点搞错。多么可爱的童言无忌!

陇海线边有一个兰考，兰考有一个县委第二招待所，我们那时习惯叫“二所”。看电影《焦裕禄》，就发现很多镜头是在这个院子里拍的。比如焦裕禄的家，焦裕禄决定“犯一次错误”，与武装部长灯下聚首，商议去登封县采购粮食来救活濒临饿死的下属，还有李仁堂装模作样地扮演地委书记从开封来查办此事，到达县委大院，从那辆老式小卧车下来，派头十足地一甩车门，作清官愤怒状，都是在这个又破又脏的“二所”拍得。但在当时，知青到县城办事，偶尔耽误一晚，能住上“二所”，也不管有没有虱子，钻进被子就睡，已经是县委知青办给我们的奢侈礼遇了。那年冬天，我的一个少年伙伴自费坐火车来看望我，正碰上大雪天，不能往乡下赶路，只能到“二所”暂住一晚。那时没有独住的概念，很自然就安排我们与另一个人同住一间。两个儿时伙伴多年不见，又值年轻气盛，一夜说个没完。我们还留有一点自觉，为了不影响那个同住一室的邻人，尽可能用家乡土语压低声音说，想着他不可能听懂，也就不影响他入眠。不料第二天起来，那位老者把脸一抹，哈哈一笑，然后用侉里侉气的兰考话对我们俩说：“你们说了一夜，我也听了一夜，你们的家乡话，我全听懂了!”他拍拍那条空荡荡的裤腿，又接着说：“我这条腿，就是四一年反扫荡，丢在你们家乡的。我在那打了三年游击，你们那几句南方土话还听不懂吗?”两个人面面相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昨夜风雪弥漫，既谈革命理想，又谈小资产阶级私人话语，还发了一些在当时十分反动的对时局不满的牢骚，全让这个一条腿丢在三千里外的老汉听去了。呵，他也是一个雅各，只是一条腿丢在赫尔岑视野之外。P3-4

1968年学生从街垒撤退，标示着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由盏转衰，也标示着1789～1968近200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西方已经成为过去。此后法兰克福人还在说文化批判，已经是撤退以后撤在街上的一串删节号，虽有余韵，但更多的是无奈，那是龚自珍所喻：“将萎之花，惨于槁木”。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令人惋惜的只是：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到法兰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法兰克福人至今还在说他们是马克思的遥远后裔，但他们也该想一想，老祖宗是被法国警察驱逐出境的，而新后裔的胸前却挂满了法国政府奖赏的学术勋章。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令人难堪的差异?我的比喻可能粗俗：前者是配以工人运动的铁锤，猛击资本结构的头盖骨，而后者只不过是拿起知识分析的绣花针，戳戳资本结构的下腹部。重锤与头盖骨，不失为一种危险的关系，重量级对重量级，故而19世纪的历史远比20世纪精彩；以针尖戳戳下腹部，尽管被知识分子们解释得那样玄妙，以至于打出了一口深水井，比比马克思当年，实在是一种在学院中进行的知识谱系考古游戏，最危险的关系都已经释放。那口深水井，恐怕是避开岩层，打在流沙层上，是否有甘泉流出，总是面目可疑。你可以说是针刺，刺得真深呵；也可以说是在隔“腹”穿刺，针刺太短，已经够不着文化脂肪下的膏肓地段。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样的针刺，与其说是批判，又何如说是在文化脂肪上搔痒，甚至干脆说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

如果让我来寻找文化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冲突史上的地位，只能到比马克思、赫尔岑等人更下面的一段行程去摸索。从资本结构的头部一点一点往下摸，一直摸到那块柔软的下腹部，摸到那一大块文化脂肪，最后才会摸到在文化脂肪上打井的几个针尖人物。在这些人物中，也有我喜欢的人物，如哈贝马斯。他能拒绝马尔库塞的“大拒绝”，还真需要一点保守主义的胆识。他谈出一番与西方社会主体结构交往沟通的道理，我不一定接受，但至少看出他有承认失败的勇气，没有把大失败说成大迂回，更没有把大溃退说成是深层掘进下的深度爆破，没有洋阿Q。

沉痛一点说，塞纳河左岸来的左翼批判，一阵接一阵，已有200年。先是经济批判，后是政治批判，现在又是文化批判，只有一样不变，那就是：它们都是失败的记录，一串失败的记录缀成一根历史的下降线。这条路线的坡度是向下，而不是向上，是撤退，而不是进攻，是无奈，而不是深刻。所谓文化批判，很可能是把一支溃军带到了文化领域，去进攻一个比先前的攻击目标更不可攻击的目标。新目标叫“文化”，其实是精神领域里的空气，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张口就能呼吸，闭嘴即能知味，谁都能抓上一把到沙龙里谈谈，一松手，则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精神总攻，连唐·吉诃德都不如，唐·吉诃德前面还有一架具体的风车；这样的文化批判，清风逐流云，荆轲刺孔子，只能配配中国文人的胃口。

我无意贬低法兰克福学派。我只是忍痛揭示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法兰克福在西方历史长时段演变中的位置；二是中国文人好谈法兰克福的接受心理。西方批判理论发生那样一场长时段的蜕变，受制于精神背后更为复杂也更具悲剧因素的历史背景，需要的是同情，是扼腕，甚至应该跟在他们的后面，指挥一支交响乐队，反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为他们伴奏，为他们送行。然而，白事不是红事，暮云不是朝霞，总不能在人家办丧事的时候去当啦啦队，抢过挽联当旗帜?更不能兴高采烈，争抢人家的丢盔弃甲，捡到篮里就是菜。

中国的“思想短路”从80年代最后一年至今，似乎还没有停歇的迹象。从内部产生的“新儒家”，从外部引进的“新马”，都有文化决定论倾向。两家学说在符号形式上相距甚远，一中一西，但就思维方式而言，它们都能共享黑格尔，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夸大精神观念以致首足倒置的共同语言。除此之外，另有两点也值得同情。一是知识分子．的言说是在一个被限定的范围内伸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能在被限定的范围内讨论有安全系数的问题。那一道樊篱不仅封闭外部更为广阔的真实问题，也影响樊篱内可言说问题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现实处境。二是知识分子的集体性“阿Q精神”，每当在现实世界中遇挫，尤其是重大惨烈之挫，只能退守书房，要不了多久，反而会对这种被限定的处境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深度阐释把自己只能在书桌上处理的符号世界夸大为现实世界的决定性因素，自己不仅不是被限定者，而且还是那个限定者的决定者，是自己的书桌决定着外部世界的走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限制迫使自己退进了书房。这是一个精神病症。如果说现实处境理应同情，那么精神病症则可以批评。我称这种病症为“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被动者颠覆主动者，只需在符号上改变语态，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即成。马克思称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人只敢在书房里进行法国人在政治上的革命，大致也是这一意思。而中国这一代人出现的“文化超越说”、“文化决定说”，就是“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最新出品。一代人文风之晦涩，逻辑之混乱，则是他们作语态转换练习尚不太熟练时留下的生硬痕迹。这场书斋里的廉价革命，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酝酿。有五六年之久老说假问题，久假不归，即可弄假成真，再加传媒工具一起哄，众人真的会相信起只有文化才是最后的问题，只有文化才是根本的问题，只有文化才是决定性的问题这一派神话兼鬼话了。

我不反对文化研究，但是我反对从上述扭曲心态中引伸出来的文化决定论。我曾经将文化决定论比喻为清风逐流云，伸出手抓一把空气，闻一闻空气充溢于宇宙万物，故而什么都能解释，一松手，空气回归万物，什么都不能解释。如果说以前的经济决定论是在铁屑下玩弄磁铁的把戏，使之向那一方向作有序排列，那么文化决定论则是在磁铁搬走后，在铁屑的上方玩弄吹气作图的游戏，将铁屑们吹向另一方向，作更为深刻其实是更为安全的排列。尽管磁铁粗笨，空气轻盈，因而后者更显风雅，但它们都是历史决定论的变种。思想有勇气回避现实，精神却难以面对自由，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再加上一点黑格尔式的深度调料，就导致历史决定论以川剧变脸的速度反复出现。

我相信赫尔岑。我喜欢他的大白话，比如他曾说“历史没有剧本”，“每天每时只是其自身，而不是通向另一天的中介”。我以为，昨日历史和今日现实之间如果出现一些环节，那么值得注意的不是上下环节之间似乎有投影重叠——这些重叠多半来自某些历史学家自上而下的人为投射，即人为阐释出来的历史联系；与其注意环节间的联结，不如注意环节上的缺口，而缺口往往还不止一处，每一个缺口都在指示本来还有一个其它方向；在那么多的指向中，可能只有一个缺口与上面一个环节的光影重合，由此造成环环相扣的假象，形形色色的历史决定论就建立在这一片光影之上；而观察者只要挪动一下脚步，那一片光影重叠，立刻就可能分离，分离为另一幅图画，而环环相扣的历史锁链由此也可能逐节瓦解，呈现出到处都是缺口的开放姿态。有一些学者的终身职责是封闭历史的缺口，把历史说成是向着今天的发展，这才有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历史已经证明不能什么，同时证明只能什么”的奇怪公式。如果有其他学者不信这些鬼话，那么他能做的好事是重新打开那些被封闭的缺口，而不是在封闭缺口的地方换上一幅新式封条，更有深度美感，比如把经济决定论换成文化决定论，把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换成文化发展形态史观……封闭昨天的历史缺口，只能封闭今天的其它选择，除此之外，我实在看不出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再变，还能变出其它什么意义。

能在毕加索晚舌的某些作品前掉头而去，老实承认看不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黑格尔式的“世界图式”“时代精神”前敢于承认同样没有意义，则更为困难。前者只要放弃一点附庸风雅的虚荣心，而后者则要求人放弃与生俱来的思维惰性；事后人的视角总是容易把展现在他眼下的那一过程看作是向着他的发展，而历史恰好正是这种事后叙说的结果；从人的后视镜里看去，历史确实是像为了能让他看到才娓娓走来；既然纷纭万物能够辐车奏而来，它理该有意义有方向乃至有决定性动力才显得合理，一旦没有这些反而成为不可理解的神秘之阵；由此产生种种历史阐释，乃至一门被称为“历史哲学”的最高等学问，“历史”统摄人类活动的空间，“哲学”则将这一横向活动拉向垂直维度……。“历史哲学”的出现，可能是人这个生物性脑瓜能够想出的最高词汇，然而，这种高纯度的决定论阐释，恰恰是人为了事后能够拿出而在事先就已经植入的东西，出入之间，知识总量未必增加，学术神话却一圈一圈膨胀。纷纭世事，之所以向人而来，人眼和世界历史之所以发生如此深刻的意义联系，说句败兴的话，就和“狗眼看人低”一样，是另一种“狗眼看世高”或称“狗眼看世深”的结果。千百年来，人总瞧不起“狗眼看人低”，却不愿意承认“人眼看世深”是受限于同样的局限。狗眼的局限和人眼的局限，都是生物眼构造的局限——生物性的本类中心论。只不过狗眼的局限直截了当，人眼的局限却经过各种符号的换算，但在错误的等级上，它们应该是平等的。人没有理由对同一种生物局限持双重标准，将它的这一边贬称为“狗眼”，将它的另一边褒奖为“历史哲学”。就此而论，老庄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似乎无情，却比较切合实际。只可惜不够彻底，如果能再接一句，就可以打一个来回，把所有的神话一戳到底：“万物不仁，当视天地为刍狗。”

视天地为刍狗，反过来会逼人绝望。人面临这种绝望，不是求援于宗教的宿命论，就是求援于哲学的决定论。决定论是宗教宿命论的世俗翻版，与其说它们是人类认识上的迷误，不如说是人类的心理需要，而它们在掘进意义的深度方面，确实达到了同样深度。另一个相同的地方是：有多少种决定论，就有多少种历史的漏斗，供人们向下推卸自己在历史活动中的责任，此前各种宿命论就是这样。但在所有漏斗的下面，只有一张极权统治的笑脸，无论它是叫做“教皇”，还是《一九八四》里被叫做“老大哥”，只有它在下面嬉皮笑脸地承接。人们之所以交出在历史中的选择权力，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想交出选择的权力，还想附带交出选择的责任，正是那种时时迫人选择的责任过于沉重，逼得人不得不对自己撒谎，以交出权力的慷慨意气掩盖交出责任时的软弱屈膝。人们之所以发生这种行为，除了软弱，同时也蒙受了虚荣的欺害。极权统治虽然面目狰狞，世界图式却有阐释深度，有时还兼具美感。它使人们在交出选择时，不认为是在接受一种极权统治，而是认为获得了一种深度阐释，或者找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批判对象，比如说“文化”，特别能说服一些从审美要求进入理论活动的文学青年。你只要想一想从法国革命以来的那张长长的名单，从卢梭一直到“新马”、“新左派”，有多少文学青年活跃其间，你就会觉得贡布里希还是宅心仁厚，在那张名单上没有添上他已经看到的更多人物。

一旦历史没有先验决定，即没有那些事先放进去的深刻符号，人就必须将自己的选择独自承担，他将面临一种因为无处可交而交不出自己的困难。这种困难虽然只发生在人的认识活动里，其困难程度却与在社会生活里拒绝极权统治造成的困难恰好相等。故而要到很晚的时候人才会发现，在历史认识中持开放心态，需要勇气，保持常识要比追求深度更不容易。你从此面对的将不是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或逐级盘上有光明前景，或逐级“异化”始终下坠，而是面对一摊可能看不出方向也看不出意义的散乱铁屑。在这摊铁屑的纸下一旦撤去老黑格尔吸引排列它们的磁铁，所有的铁屑将再也不会向着一个方向安然倾倒。面对这堆铁屑，头角峥嵘，飞速流变，也许会使人目眩心悸。这也是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幽暗起源之一。它的主调灰暗低淡，很少审美价值，可能正因为如此，难以令人接受，尤其难使每一个细胞都沉浸于审美情绪的文学自由派保持长久兴趣。从激动的自由派到韧性的自由主义者，内心能始终直面这样的低调起源，而不是痛哭而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有深度美感的过度阐释，之所以能抓住人心，就在于它抓住了人性中既有过度审美的虚荣，还有逃避自由的软弱。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先验论与极权论孪生，时有阐释学的美感；经验论与自由主义为邻，只有一点平常记忆的平淡；后者卑之无甚高论，只求人保持记忆、常识和逻辑，却比先验论更难说服人；而决定论与极权论只是一纸之隔，却能经常放射出摄人心魄的光焰，将那些迷途的文学青年适时召回彼岸。

想一想利希腾贝格描述的学者的辫子，以及那一个比一个深刻的练习答案，也许不难明白直截了当的常识判断为什么会被经常遮蔽。俗谚说得并不错：“画鬼容易画人难”，而学术界里偏偏是神话、鬼话多于人话。如果说鬼话是对事实的歪曲，那么神话则出于对简明事实的过度阐释，过度阐释的当下后果，与鬼话同样损害人的记忆能力，即所谓“超脱”或“缓解”。它不仅无助于加深认识你已经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反而会模糊你对这些事件的本来记忆。有鉴于此，重读1989年出版的《理想与价值》也许不是多余?原来，历史是有缺口的现实是有选择的，常识是有益处的，不懂德里达不懂利奥塔也是并不丢脸的；只要有三尺童子之心，斜眼能见书斋里那些忙忙碌碌的被动语态，说一声：“皇帝还是没有穿新衣”，即已恢复了记忆一半。

以上文字分别节选自“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和“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及漏斗”两文，充作自序。

朱学勤

1999年10月于上海

这个人毕竟活在自由胜利之前，就算他被要走得太多太多，以至只剩下一条瘸腿，还找不到最后一匹马，那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幸运。

赫尔岑几乎卷入了从十二月党人起义以来，19世纪思想史上发生过的所有重大事件。举凡20世纪人们还略微记得的一些人名，欧文、巴枯宁、马克思、马志尼、普鲁东、普希金、别林斯基，上百个人物都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了互不重复的性格写真。如果不是赫尔岑独特的观察视角，那个世纪一些最富个性的镜头很可能会在正统史家的庸俗史著中被彻底抹去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充满火药味，曾在伦敦被其他国家的流亡者冠以“硫磺帮”这一集体绰号；巴枯宁在返归俄罗斯的路上遭遇一群市民起义却不知如何点燃大炮，于是滚鞍下马，亲点药捻，一炮轰开城门，随即SA&，绝尘而去。赫尔岑留下的性格写生是如此逼肖，以至他的《往事与随想》既可以读为一部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百科全书，也可以作为这些人的特写影集来观赏。老屠格涅夫一言九鼎：“赫尔岑在刻画他所遇到的人物的性格方面，无人望其项背。”

接下来就是列宁说：“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别林斯基说赫尔岑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思想的威力”，高尔基赞扬“他的语言特别优美和光辉”。可惜，他们谁都没有一个农奴说得好，那是赫尔岑父亲庄园里的一个厨子，他说话咬牙切齿，对农奴制满怀仇恨，却喜欢拍着赫尔岑老爷的小肩膀，170年前就喷着劣等烟草味预言：“你是枯树上的一根健康树枝。”

厨师后来不知所终，他留下的预言却说中了赫尔岑的一生。多少年后，赫尔岑满目苍凉，提笔写《往事与随想》，他少年时的伙伴诗人奥加辽夫给他写信说：“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1830年，赫尔岑17岁，奥加辽夫16岁，俩人在莫斯科大学对面的麻雀山上并肩起誓：要把这一生献给推翻专制暴政的斗争!那时，“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他屈膝投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

以后的岁月，就是与上帝“夜战”的记录。30年代两次流亡西伯利亚，40年代终被驱逐出国；在国外目睹全欧洲都在革命，却等不来俄罗斯一丝动静；待50年代恢复平静，流亡者又在各国首都陷入内讧，彼伏此起，亲痛仇快；70年代巴黎公社烽烟再起，俄罗斯-却还是一潭死水。流亡者的酒杯有多少次斟起希望，就有多少次被故土的冷漠浇灭。俄罗斯那株“枯树上的健康树枝”是饱蘸着希望、失望、绝望的苦酒，写下了这部数百万字的《往事与随想》。他不止一次地呼唤着少年时的伙伴。

奥加辽夫，我与你正是这样手挽手跨进生活的!我们毫不畏缩地、高傲地前进，慷慨地回答一切召唤，真诚地献身于我们所向往的事业。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未抛弃过它。我们受伤，失败，可是始终站在一切人的前头。现在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是到了下坡路开始的地点，我不桑想寻找你的手，与你一起走完这条路，我要握住它，带着苦笑说：“我们毕竟走完啦!”

这个人动笔时，还不满25岁，写完这段泣血文字，也不到40岁。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是一个悲剧：“我像一个旅客到了最后一个驿站，却找不到马!”从这一最后的驿站，他和奥加辽夫奄奄待毙，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俄罗斯精神世界的初步解放，其问至少有100年的时间，足够历史在这里磨蹭。赫尔岑再伤心，也不会想到他走之后历史居然还要吞噬五代人，才能回头吐出那么一点白骨?有人总是说，历史对我们永远公正，只有鹦鹉学舌者才会如此聒絮。一个大学生是否合格，如果他恰巧念的还是历史，那就看他是否在毕业前就已经抛弃了诸如此类的可怜说法。世问通常只抱怨政治龌龊，却看不到比政治更加害人的还有历史。政治之龌龊最多使人闭起双目，而历史，且不说四处横溢，飘流无度，就算它知道那么一点方向，即以其磨蹭成性，亦足以使人倒吸一口冷气。

与以往的志士回忆录不同，《往事与随想》能忍住心，与读者的阅读期待处处作对。通篇都写失败的记录，不留一个光辉的顶点。读这本书不到一半，你就得和他一起走下坡路，看着“枯树上的健康树枝”一寸一寸地凋谢。这个人的一生确实光芒四射，却像划破夜空的闪电，被两端合围上来的黑暗迅速扑灭。与这样的人共度往事，看不到终点，投身于无边黑暗，只是流星一点，对于20世纪习惯于成功期待的人们，可能是一场令其窒息的心理磨难。不是说生命只有一次?如此淹没于茫茫黑暗，还有什么意义，岂不是甘于异化?呵，何止是异化，简直是一场物化。如此失败当然只能物化为一面镜子，在历史的幽暗深处偶尔一闪。它只是照见同样的人类，曾经有过怎样的残酷环境，同样的铁砧曾经锤打出怎样的精神光辉!

所有还记得十二月党人的本世纪人士，在这面镜子前都会觉得自惭形秽，活得没劲，倘若还有一点血性，自会在20世纪的教授作品前掉头而去。到目前为止，除了公元前5世纪那个以伯里克利命名的100年，再也没有一个世纪像上一世纪那样精彩，也没有一群知识分子像上一世纪那样经历过如此深刻的内部危机与外部事件，他们比谁都活得更为充分，一生能活出两辈子以上的含义。就广义而言，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尽管当初为此争吵得不可开交，以后又分别为此饮恨而终。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繁衍出无数后裔，虽说都能沐浴自由主义的阳光，一个个却像软体动物粘粘糊糊。正在争取中的自由主义与完全体制化的自由主义，它们之间有多少差别，上一世纪的历史与本世纪的历史就有多少差别。尼采说：

事物的价值有时不在于一个人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一个人为它付出了多少代价——它要走了我们多少。没有比自由主义制度更深刻地危害自由了。它们把山丘铲平，把溪谷填平，它们只会产生小鼻子小眼儿的、懦弱的、冬烘的玩意儿——跟着自由主义制度一块儿胜利的是QX(Y5(z畜群)QX)(herdanimal)。自由主义，用简单的话说，就是降低到QX(Y5(Z畜群)QX)——[但是]，只要这些自由主义制度还在被奋斗争取时，这些同样的制度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它们确实是在真正地强力提升自由!

唯一的遗憾，是赫尔岑一生巨眼识慧，却无缘与尼采相会。这是《往事与随想》的缺憾，很可能也是19世纪的缺憾。然而，这并不妨碍尼采深刻估价赫尔岑一生的价值，也不妨碍尼采预言赫尔岑必败，却为赫尔岑庆幸。这个人毕竟活在自由胜利之前，就算他被要走得太多太多，以至只剩下一条瘸腿，还找不到最后一匹马，那也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幸运。

(本文初次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7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