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的大学和学人》一书，可作“民国掌故”看，也可当教育史话闲览。书中描述了上个世纪人们熟知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的校长们严复、蔡元培、梅贻琦、罗家伦、蒋梦麟和那个时代有重要代表性的学人如胡适、鲁迅、钱穆等人；正面涉及“旧时学人”近三十位，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曾在大学任教，与“旧时大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书中描述了上个世纪人们熟知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的校长们严复、蔡元培、梅贻琦、罗家伦、蒋梦麟和那个时代有重要代表性的学人如胡适、鲁迅、钱穆等人；但作者并非一味地廉价地颂扬他们的才华与魅力，而是通过校长们周旋于各种势力与局面之间、学者之间的交往中凸现校长和学人们的个性，也没有回避他们的缺点和局限。他们或者意气用事，或为一己之私，或者相互攻击，甚至大骂出口……抛弃了党派视角和校域观念的作者更加注重史实，动态地考察了不同时期学人们的思想和立场。　　政府在大学的建设中无疑具有强大的干预力量，但也并非万能。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其中既有蔡元培先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成功，也有李石曾推行从法国引进的大学区制的失败；既有西南联大的辉煌岁月，也有西北联大的不欢而散。同时，严范孙、张伯苓创办包括中学和大学的没有政府经费支持的私立南开学校的成功更显不易。罗家伦离开清华的身后骂名，并不影响他呕心沥血地建设成绩卓著的中央大学；北大校长蒋梦麟的退守，或许是成就就梅贻琦和西南联大的重要因素。胡适开风气之先，钱穆报传统于后；周氏兄弟傲骨嶙峋，颇具现代意识，林琴南转译西书，仍事清帝；康有为、蔡元培、张元济、王国维、罗振玉虽有相似处，但却个性纷纷。

自序

两代学人的合作——蔡元培与胡适

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蔡元培与李石曾

蔡元培与周作人的交往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

张元济和康有为

林琴南的“遗老癖”

罗振玉寓津杂记

王国维与北京大学

梁启超与梁漱溟

“南开校父”严范孙本事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

外国人评说张伯苓

胡适与周作人

赵元任与胡适

钱穆的“胡适情结”

胡适与苏雪林

周氏兄弟与张竞生

周氏兄弟与丰子恺

周作人在1929年

北大首任生物系主任谭熙鸿逸事

蒋梦麟大学校长生涯的终结

梅贻琦的昆明岁月

罗家伦与清华大学

罗家伦在中央大学

钱穆的生存之道

钱钟书与温源宁

话说陈序经

逝去了的北洋大学

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思潮

后记

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在近代教育史上，一所大学对其校长的信任和依赖程度之深、以至于这个位置竟非他莫属的极端事例，似乎当属1923年初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在他与北大师生之间就去留问题所展开的交涉和“周旋”了。此一过程迁延数年，几乎横贯蔡氏不得不“暂居校长之名”的整个时期，直到1927年夏季奉系势力入主北京“整合”国立各校，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才在事实上不复保留。这一事例本身固然凸显出蔡校长革新最高学府的巨大成功，然而倘若从蔡先生的本意细加考量，辞职不遂可能与“教授治校”体制的脆弱和仅仅流于某种形式有关。再者，蔡元培辞离北大虽被赋予了与军阀政府“不合作主义”的颇高立意，竞致引发南北学界对此的不同评论，可是蔡氏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所秉持的“个体自主”理念却透露出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张扬个性、追求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一面。遗憾的是，迄今所见的相关研究和记述对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有意无意地遮蔽，使得蔡元培身后灵光耀眼的同时却渐失其“本真”。

有一个细节常常被忽略：蔡元培自1923年1月18日晨离京(前一日提出辞职)，至4月6日晚乘海轮南下上海，其间在天津暂住了两个半月之久。在民国政坛上，津门之于京都，具有可进可退的地利之便，往往是隐忍韬晦以静待变的中间过渡之所。蔡元培逗留津沽七十余日，超过他已往历次辞职居津的时日，这难免令人感觉到：在胡适高扬蔡元培“不合作主义”的表面文章之下，以政治原因辞职的蔡元培显然并不曾立即割舍他在北方的事业——北大的校政及其日渐扩大的知识界“清流”之社会影响力。他愤于教育总长(提名人)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致使与北大关系密切的罗文干再陷囹圄，是引发其辞职的直接的政治原因。知悉此中内情的主要有蒋梦麟、胡适、邵飘萍等人，而为蔡谋划其事且能言听计从的“智囊”则是汤尔和其人，这位蔡元培在北京期间的主要高参此时究竟代为作何“设计”，连自认蔡校长知心人的胡适也是一头雾水(见胡适相关日记)。不过，胡适已经敏锐观察到，曹锟势力在北方政坛的抬头，以及北大“讲义费风潮”发生后，蔡元培业已“萌生去志”。应当说，蔡元培断然辞职离京后，需要观察后续事态的发展，希冀局面有所转圜，必要时返京交接职务以及筹谋未来的行止，这些似是其久留津门的可能原因。而这也就意味着蔡元培具体行事与公开宣言之间尚有一定弹性和回旋空间，并非像外界通常理解的那样“决绝”和剑拔弩张。

蔡元培的辞职，仍旧引来北大师生新一波挽留校长的抗争，学生们罢课请愿，教师们函电交驰，北京教育界“驱彭挽蔡”，一时间颇具声势。大总统黎元洪的态度饶有意味，对蔡、彭二位均予“慰留”，彭允彝进而正式履职。如此局面，使蔡元培返京之路阻绝，至迟到2月底他便下定了远走欧洲的决心，随即向远洋客运公司询问赴欧的船期。此后，蔡元培与李石曾访晤寓居天津英租界小营门的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张弧(岱衫)，几年前为印行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蔡、张之间曾经愉快合作。据蔡元培日记载述：张“知我要赴欧洲，说愿助点旅费，行期定后函告”。这期间天津《益世报》也刊出《蔡孑民将乘桴浮海，津门不愿久留》的消息。3月下旬，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原教务长顾孟余等人来津与蔡元培面谈，显然他们的核心话题应是如何维持校长出走后的学校局面。不久，蔡元培离津赴沪，暂住科举同年好友、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寓所。       P11-12

不知从何时开始，大学这一高等教育机构，居然成为人们热烈议论的焦点。含辛茹苦供子女进入大学学得一技之长或谋取文凭“功名”的父母们，痴狂地关注似乎早产的大学排名，进而计较和追问大学生培养成本，自在情理之中。深居校园跻身所谓“高知”阶层且忙闲自得而近年收入稳中求升的大学教师们，议及自身处境和学府生态，竟也感慨良多，甚至“苦不堪言”，君不见前两年北大推出“癸未变法”引来一片众声喧哗——而这就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了。更有甚者，无论网络还是纸媒的“民间声浪”对当今大学贬多于褒的议论，无情地撕扯下往昔大学神圣华美的衣装，显露出其肉骨凡胎的本真肌体。纵然教育主管机构发布的真确数字显示总体状况呈进展态势，可是仍然难以阻遏大学“失信”的下滑势头。虽然如此，各大学的行政主管们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策励下，尚在马不停蹄地“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俨然一派励精图治气象。21世纪初的这种“大学悖论”景观，实在令人困惑引人深思。

或是出于某种现实关怀，或是确有“思古之幽”，近年有关“逝去的大学”、“过去的大学”之类出版物频频面世，学术界对于已成过往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等教育史专题的研讨和著述也日渐增多。人们重温既往学府的馨香，寻访历史上的人文旧景，在想像中体味象牙塔的无限风光。借古人酒杯，浇自家块垒，所要消解的乃是现实存在中的精神饥渴。当然，人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类似“文化快餐”式的作品混杂其间，一些过于主体化的肤泛议论有意无意地替代了对历史本真的求索和认知，以致使得民国年间的大学和学界人物渐渐呈现“镜花水月”般的虚幻影像，似乎远离了人间烟火一般。经验提醒人们，太过“单纯的教化”无助于人类理性的生成，幻景遭遇现实后的破碎，更易于泛生价值虚无。有鉴于此，尝试着重塑历史还原本真，尽可能地接近“现场语境”，感悟旧时大学和学人的曲折与辉煌、治学与议政的交叠轨迹，进而比较真切地感受昔日的“大学群落”，就成为《旧时的大学和学人》一书努力追求的一个意境。

在民国教育史上，隐然存在一个“北大派”。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以及傅斯年等人打通北大和中央研究院，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实力部门，其影响非同寻常。而同样出身北大的罗家伦，尽管颇受蔡元培器重和扶掖，却几乎游离于后人的视野之外，显得孤寂落寞。之所以如此，似与罗氏国民党色彩偏重有关。罗家伦一生，由“五四”学生领袖而得名，先后担任大学校长、大使、国民党党史会主任等职务，可谓“亦学亦政”式人物。而其最为重要的经历，则是先后出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十二年间。罗是清华改制为大学后的首任校长，颇多建树却不被认可；他主政中央大学十年，得到好评如潮的赞誉，最终却黯然离校。此后虽有出仕机会，然黄金期已逝，非复有当年的“霸气”。对于如此人物，有加以厘清之必要，于是撰成《大学史上的罗家伦》一文(本书析为两文)，力求从大学史视角，深切感知其所思所为。应当说，罗家伦堪称有作为的大学校长，但他的办学环境与他的老师蔡元培主持北大时已经有了许多变化，此点值得关切。犹记得罗家伦一文写竣的夜晚，窗外正传来南开百年庆典的热闹声响，晚会的歌舞乐曲在飒飒秋风中忽近忽远，而笔者却为自己此刻竞沉浸在一位“校外人”的故事里而莫名地感到一丝“超然”。

2005年《读书》上刊载一篇题为《世上已无蔡元培》的文章，视蔡先生在北大的变革为“绝响”，感叹当今的大学体制和环境，引来不少共鸣。蔡元培名满天下而谤未随之，赢得一代读书人的真心爱戴，殊为罕见。这其中学理的、人格的诸多因素值得细细梳理和分析。但是，将崇仰的情绪延伸到学术研究中，极有可能阻塞灵性和智能。时下，关于蔡元培在北大如何“励精图治”的说辞可谓漫天飞扬，某些人居然以蔡氏第二相标榜，以硬性贯彻移植性的教改。显然承接“道统”厉行新政，顺理成章也。可是，当年蔡先生主政北大的实际情形却少有深究者。无疑，蔡元培把准了世界高等教育的脉搏，将近代大学理念和基本体制植入北大，辐射全国，影响深远。他的改革成功，思想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蔡先生已经做了什么，而是他试图做什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以“学术至上”为旨归，也取决于民国初期的办学氛围允许蔡先生“我行我素”，特立独行。当时主流知识界对于北大的变革基本上持赞同态度，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一文的撰写，正是为了对应上述问题。其中引述1924年蔡致傅斯年、罗家伦的信，应是蔡本人较早论及他在北大的工作，平心静气，没有任何夸饰。比照十多年后蔡氏的北大回忆，显然更贴近“现场语境”。国人喜造神，知识界有时尤甚之。性情平实而崇尚自由的蔡先生身后却有如此灵光，他老人家倘地下有知，恐怕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吧。

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真正具有教育学博士头衔的只有蒋梦麟等寥寥数人，而像蒋这样担任北大校长达二十年之久(含代理校政)则更属凤毛麟角，足见他的学养和能力甚为突出。大凡北大最困难时期，几乎总是蒋梦麟在苦撑残局，他笑称自己是“北大的功狗”，实际上辅佐也成全了蔡元培等“北大的功臣”。他写于抗战时期的《西潮》一书，在台湾颇受推崇，至少证明他并非纯然一个行政官员。他具有学者的气质，又具备多方肆应的本领，能够长期主政最高学府，绝非偶然。可是这样一位本领高超的大学校长竞在八年抗战后期黯然离职，表面的原因是他另兼官职与大学组织法不合，而深层缘由则涉及他与主干教授关系不睦、放任校长职责等，而他放任职责又与西南联大的合校体制相关联。此次“易长”风波还暴露出北大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沉寂”和欲求战后振兴的急切企望。

与蒋梦麟的“黯然出局”正好相反，梅贻琦校长在抗战结束后的声望达到了顶巅。《梅贻琦日记》自面世后，似乎未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平凡的文字和过多宴饮的场面令人觉得无甚可取。可是就在这本“流水账”内，笔者发现了价值甚高的史料：西南联大内北大谋求经费独立的诉求，清华方面固守基金又不得不做出某种限度盼妥协，国民政府教育部强力维系西南联大合校体制的行政举措，梅氏本人力主学术研究“可以不合时宜”的见解，他在战后国共对立形势下对如何办教育的忧虑和期盼等等。据此撰就《梅贻琦的昆明岁月》一文。梅贻琦的学科背景符合清华的总体发展，他的坚忍、细致和低调，又与清华的早期校风颇为相契；他任校长不久即增设工科，在当时政府“裁抑文科，扩充实科”的政策环境里，如鱼得水。清华本来就有得天独厚的资金来源，设置工科后规模扩大，学科优势渐渐显现，加之学术训练严格，在西南联大内居于强势也就十分自然了。梅贻琦的成功，固然有其可贵的个人因素，也与清华自身的分量有关系。

说到大学的工科，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最好的工科院校北有北洋大学，南有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在遭遇1929年那场“祝融之灾”以前，其师资和设施在国内应属一流。这所中国最早建立的国立大学，因为实行“教会学校”式的管理和直接由外籍教师授课，起点颇高，在欧美声誉甚佳，其本科毕业生留学欧美可免试直接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该校毕业生大约在40年代初已占据全国工程师总数的很大比重，以致1941年在重庆召开的工程师年会竞成了北洋校友的大聚会。北洋大学的特点是招生宁缺毋滥，注重外语偏重实验，毕业淘汰率高，确保质量。2005年lO月2日是北洋大学成立110周年，笔者撰成《逝去了的北洋大学》一文，旨在纪念这所国人自己建立的最早的学府。

“某某大学之父”之类的说法，近年很是流行，用以凸显在某所大学发展历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教育家。不过，笔者对此一直持一种保留态度。司徒雷登之于燕京大学，称其为“燕京之父”，盖属名副其实；而称蔡元培为“北大之父”，就精神层面而言，虽可理解，但北大作为一所国立大学先后有几十住校长(含管学大臣、总监督)主持校政，其中亦不乏颇有建树者，从整体而论，似很难确定所谓“大学之父”。倒是私立学校用此比喻，更为恰切。虽然如此，有关私立学校的典型——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与几乎是“终身校长”的张伯苓之间的比喻性称谓也曾出现紊乱。随着电视连续剧《张伯苓》的播映，“南开之父张伯苓”一说不胫而走，而严修先生却相对被冷落。其实，早在1929年严修逝世时，张伯苓校长即称誉范孙先生为“南开校父”，可是多年来有关严修的史事和定位存在一些模糊之处，影响后人对他的认知。为此，笔者特撰写《“南开校父”严范孙本事》一文，澄清史实，以不湮没先贤的功德。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论者将私立与私学等同起来，赋予严修开办私立学校之举以“近代新私学”的意义，借以提升南开办学模式的定位。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私立办学在近代社会相当普遍，然而良莠不齐，佼佼者有之，更多的则自生自灭，归于淘汰。私立只是一种相对于公立(国立)的办学类别，主要体现于经费来源和管理序列的差别，与相对于官学的所谓私学不能直接画等号。近代学校基本移植自西方办学模式，其教学内容和知识体系总体上取之于欧美，无论国立清华抑或私立南开其教科书均曾采用西方原版课本，实在无法做官、私之学的区分。即使在“国学”领域，及至晚清已经被梳理得比较完备，私人讲学空间越来越狭小，且与新式学堂不甚相容。至于近代中国是否曾经出现“新私学”，看来还是一个尚待证明的假设。有趣的是，民国年间的大学，差不多是“私而优则公”，即私立办得好便被收归公立(国立)，复旦、厦大如此，南开也不例外。此一现象，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特有情状。

本书正面涉及“旧时学人”近三十位，绝大多数曾在大学任教任职，与“旧时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严复作为民国后首任北京大学校长，及时避免了这所最高学府的关闭，功不可没。他早年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达二十年之久，似乎没有发挥他的真正特长，在与顶头上司李鸿章的相处共事中，处于某种压抑状态。他甚至不得不暂且搁置自己的西学优势，回归到科考文场寻求出路，却屡试屡败。甲午惨败促动了士大夫阶层的价值激变，思想界的风向标迅即转向西学，严复尽展其长，遂成就一世文名。《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一文简要记述了严几道先生命运转折的前前后后。严译天演，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化，既警醒了积贫积弱的国人，也大大灌输了争强斗狠的“丛林原则”。后来《新世纪》诸人宣扬“互助论”，力求加以平衡和矫正，已经无补于事。基于“天演”原理形成的大众思维和高层决策，往往远离中国传统的“和谐”理想，演成诸多剑拔弩张大戏。于今回首，寻根溯源，严氏天演似也难辞其咎。

作为文人，周作人在1929年前后几乎文思枯竭，“全不把笔”。此时北平城中围绕大学区的设置，风潮正劲，扰攘难安。置身其中，这位“五四”新文化的干将却对所谓“五四传统”多有訾议，甚为不平。除却一己利害的考量，对于“南方(国民)党人”的得势不愿认同，又夹杂超前眼光的世态观察，于是选择“闭户读书”，自成一统。《周作人在1929年》一文透过私函窥知其20年代末的独特心态，也为其后续演变略示玄机。

苏雪林的长寿，展示了别样生活取径的可接受性。她是长年在大学供职的女学人，对于其老师一辈的鲁迅和胡适截然两歧的态度，可能令人觉得过分和不解。通过《胡适与苏雪林》一文的载述，当可看到“旧时学人”的一般性情和偏执个性。

《旧时的大学和学人》一书，可作“民国掌故”看，也可当教育史话闲览。此种写作方式，既未达到学院派“严谨规范”的标准，又远逊于趋近“大众化”的喜闻乐见，似乎悬空于上下不及的窘境，笔者也不时感到莫名的愧疚和无奈。有人亦庄亦谐地称之为“第三类写作”，对此，笔者不知该不该表示认同。

《旧时的大学和学人》这本集子的一些文章是近一两年来所撰写，基本以民国年间的大学及其校长为主题，曾经在《读书》《书屋》等刊物上发表。其中，有的篇目如《张伯苓的最后五年》《梅贻琦的昆明岁月》等曾被多家刊物和网站转载。另一些文章则属于旧作，有的曾收入其他的集子，此次作了部分修订，或纠正文中舛误，或补入某些曾被删削的段落，或去除不必要的解说赘句，意在更符合写作时的主旨。本书责任编辑王学良先生从约稿、编校到配图，诚恳而敬业，在此谨致谢忱。

大学及学人，以“旧时”标示，似带有某种怀旧意绪。不过，笔者仍本着治史须讲明故事的“最低要求”，着力将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讲述清晰。纵使有时也不免发点“价值判断”式的议论，相信还不至于影响读者对于基本史事的独自认知。至于在“史学社会科学化”大趋势之下，内心不时泛起的落落寡合感觉，此处还是不谈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