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由当年的亲历者讲述了一段血泪历史。
这套五卷本250余万字的史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的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中国劳工为 对象选录的。在近十年间,编者走访了国内12个省市的46个档案馆文献部门,收集资料1000多万字,实地考察了20多个战俘劳工集中营、万人坑遗址,走访战俘劳工1000多人,整理访谈口述资料400多万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从中选取了600多人的访谈资料,编辑成书。
此书还详细介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种种残酷、卑鄙手段对中国物资和人力的疯狂掠夺。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强掳劳工上千万,驱赶中国民众强制劳动达数千万,先后将4万名中国人强行抓到日本当劳工,并施以非人待遇。这部口述历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
本书为第五卷港湾当牛马。
这套书是以强掳到日本本土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的4万劳工为对象选录的。第一卷《雪没北海道》是掳往北海道煤矿24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二卷《血洒九州岛》是掳往九州岛煤矿1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三卷《矿山血泪史》是掳往日本本州金属矿业28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四卷《冤魂遍东瀛》是掳往日本各地土木建筑36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第五卷《港湾当牛马》是掳往日本各地港湾装卸及造船29个作业场的劳工口述。在每卷前面有个“卷首语”,在每卷后面有反映本卷各作业场劳工数字的附表,对本卷收录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被俘当劳工的经历
——常风齐访谈录
被俘前后
我叫常风齐,原籍山西省榆社县人,现住太原市,参军时叫常献林,小名润伟,现年76岁。
1943年,那年我16岁。被抓以前,我参加游击队,是一般的战士。那时我完小毕业以后到地方参加工作也可以。但是,当时日军实行三光政策。一次扫荡,把我家抢了个精光。我弟弟、妹妹,还有父母五口人只有一床被子,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带着那床被子参了军。1943年3月参的军。我们在游击队时除了打游击,就是挖野菜。上午、下午出去挖野菜,每人每天3钱油,5钱盐。锅里面煮的都是野菜,见不到几根面条。到南山出去挖野菜,在山坡上开荒地,赶到收获季节时,我们已经被抓走了,吃不上了。
那时,榆社的二区改名为榆北办事处。因为二区这个地方与二分区联系比较方便。30团长期在我们那里住,团长是李德生。我们与30团配合作战一回,我们单独行动一回。
有一次,我们在距敌人据点二三里地的河南街村伏击敌人。打得不错,俘虏回来40多个敌人。第二次他们来报复。头一天晚上得到消息,说敌人增加了一个团,还增加了一部分民工要扫荡。究竟上哪儿去扫荡,还不知道。在县城附近,我们还派人打探消息。半夜时,听见手榴弹爆炸。敌人分三股部队向我们进攻。部队被打散了,巩彦伟(二十七八岁)曹盛祥(三十五六岁)和我共三个一起跑到距西压地一二里地的石沟子村。一方面那里是个山沟,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另一方面,那里关押着一些汉奸罪犯。于是我们就躲藏在那里。那年冬天,我们就在那里站岗看管那些汉奸。
1944年2月份,刚过年没几天,原先我们看管的那些犯人都转移走了,我们没地方住了。于是我们三人留在一户人家里休息。我年纪小,也累了,一躺下就睡着了。他俩睡一会儿,天还不太亮,就起来了。我正睡觉的时候,机枪响声把我惊醒了。我心想:敌人来了,怎么办?上山。我从村里出来,往山上爬。刚一上山,敌人便从山上包抄下来。没办法,我赶紧翻身从另一侧滚下去,滚到另一侧的山沟里。大约两层楼那么高。滚下去,下面是种的庄稼。下去以后,我起不来了,因为滚下去的时候,正好压住了胳膊,骨头错位,动不了,只好躺着。后来,山下的敌兵发现了我,把我抓住。出来以后,我才知道他们俩也让抓住了。 P37-38
2002年5月,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何天义研究室签订合作协定,对二战期间被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进行采访、录像、资料整理和光盘制作。2003年4月,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参加合作计划。由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资助经费,何天义研究室组织人力物力继续进行何天义先生所建立的这个项目。这套口述史书就是三方合作的成果。
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是美国华裔人士成立的民间团体,与何天义先生分处太平洋两岸,相隔万里,素不相识,能够这样进行合作的唯一共同基础就是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抗战史的关心和兴趣。何天义先生在他的序言和编辑说明中对实际工作的缘起和经过有详细的说明,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则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参与和支持这一工作的动机和背景。
参加口述史学会和南京会的成员,多半是二战之后到美国求学然后就业、定居的华人,我们的童年或青少年生活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或者做过难民,或者成为流亡学生,或者逃避过日本人的轰炸炮击,或者家庭的房屋财产毁于战火,或者亲戚朋友遭到日本人杀害。年幼时的颠沛流离、挣扎奋斗深深铭刻在记忆之中,难以磨灭。因此,虽然我们多半已经取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国籍,但对所来自的母国或出生地有一份无法割舍的感情,对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更有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注。
不过,由于我们身居海外,比较能够接触到不同观点的信息和报道,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往往希望能够超越党、摆脱政治或民族情绪,采取较为客观理性的立场。不幸的是,二次大战之后,在东西方冷战对立的世界局势下,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的状态。海峡两岸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抗战史的整理、撰写和保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使人们难以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客观、公正和全面的认识。
古人有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不仅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也帮助我们认识现在,并决定未来的走向。多年以来,中日两国关系不时出现纠纷和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近代史的解释和认识有极大的差异。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如日军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以活人做实验、慰安妇、奴役劳工等暴行,以及日本在战后不承认侵略暴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占领钓鱼岛和拒不赔偿等问题,都是最明显的例子。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政治保守势力固然是他们要淡化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罪行的基本原因,但中国方面也应该对抗日战争遗留的许多历史问题提出更为详细充实、令人信服的资料和数据,才能在交涉谈判之中,居于不败之地。
何天义先生和他的同事在调查研究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方面做出了最具体的贡献,我们深感荣幸能够参与推动这项工作。
唐德刚教授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努力开拓口述史的园地,誉满海内外。他在20世纪50年代便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计划,先后访问了李宗仁、顾维钧、胡适等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
唐教授撰写的口述史著,不但文采飞扬,而且勤查史料,甚至置疑口述者的主观说法,力求符合史实。在跟张学良商讨做口述史的时候,张学良说,“我说你写就行”。唐先生说,“那不是口述史”。口述史是历史学者的研究项目,必须对历史和对读者负责,绝不是抄写口述者的自传。
唐教授在80年代邀集好友和学生在纽约组成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事关于抗战时期的口述史工作。以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官兵为访问对象,以求保存那个大时代的普通大众的第一手史料。
被掳去日本奴役的劳工,大多数是华北平民,他们在敌人的枪刺棍棒下,在暗无天日的矿场中泪洒扶桑。这许多惨痛的真实故事,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情控诉,也正是唐教授要记录而保留的抗战血泪史的范畴。因此,我们敬以此书作为他八十五华诞的献礼。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这部《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总算问世了。这部书从1995年重新开始史料征集,走过了10年漫长的艰难历程,也得到社会多方的关注和重视。1996年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998年被列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2002年又作为旅美华侨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和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民间研究网何天义研究室的合作项目。正是这些立项与合作,才促使这一调查不断扩大和深入。
在史料征集和调研中,先后得到了国内各地的党史研究室、政协文史委员会、政府地方志、档案馆、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中国二战劳工网、九一八战争网、中国九一八爱国网都协助进行了史料调查,并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
同时,也得到了(日)中国人强制连行思考会、(日)亚洲太平洋地区殉难者刻骨铭心会、(日)长崎市中国劳工调查会、(日)日本普明会教团、(日)宇都宫市日中友好协会、(日)大阪强掳中国人挖掘会、(日)广岛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交流会、(日)花冈事件记录会、(日)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日)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日)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旅美华人日本侵华研究会、美洲华人对日索赔专刊编委会、世界抗战史实维护会等团体的关心和支持。
在史料抢救策化中,曾得到日本友人老田裕美、高实康稔、平野伸人、倭文唯三郎和旅美华侨孔强生、汪文慧等人的关心和支持;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山东省出版总社的大力支持,张丽生副社长、钟永诚副总编辑和齐鲁书社宫晓卫社长进行了组织协调具体指导,旅美华侨陈宪中、沈炳辉先生及山东人民印刷厂李明春厂长给予了无私援助。
此书在编辑附表时,参考并引用了田中宏教授、陈景彦教授等人的研究成果和具体图表。
对于以上所得到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收录的访谈录,除了我们组织采访的外.有一批稿件是各地劳工联谊会和劳工网站选送推荐的,由于稿件几经转交,有的没有注明采访人,有的没有联系方法。尽管在出版前我们多次进行电话联系,还有一些采访者没有找到,在这里我们深表歉意。有关作者若看到此书,请主动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赠送有关的书卷。联系地址:石家庄市青园小区市委宿舍3号楼4单元103号,范媛媛收。邮编:05002l